塘邊閑語
其實人在大陸，隻是經常被刪帖，所以到此來混混。閑言碎語，打發時光。
前 言
1942年冬春之際，在中共戰時首府延安，隨即在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開始了一幕延續多年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整風運動，由於這場運動是以延安為中心，又以在延安開展的運動最為典型，史稱「延安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曆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全黨範圍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是和毛澤束的名字緊密聯係在一起的，這是一場由毛澤東直接領導，包括諸多方麵內容的黨內整肅和重建的運動，它包含：
黨內上層的鬥爭與黨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改組；
全黨的思想改造；
審查幹部的曆史和「肅反」；
新製度的創設。
在上述幾個方麵中，黨內上層的鬥爭和領導機構的改組始終處於中心地位。
延安整風運動發端於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卻在1942年以前的很長時間就已經開始。它最初表現為1935年遵義會議後至1937年間，毛澤東運用其在中共領導層中所獲得的相對優勢地位對中共政策及領導機構作出的局部調整，這種局部調整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迅速轉變為毛澤東對中共政治路線、組織機構、精神氣質等方麵所進行的一係列重大改變。1938年秋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對於毛澤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次會議，將毛澤東於1935年後在軍權、黨權方麵的權力擴張予以合法化，使毛澤東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得到極大的加強。從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澤東操縱局勢演變、並使其黨內對手日益虛弱的權力再擴張的重要階段。這個過程在 1941年 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達到高潮，以毛澤東當麵向王明發起挑戰，並獲得全勝而告結束。
在多年精心準備的基礎上，延安整風的大幕終於在1942年初拉開。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運用其政治優勢，徹底改組中共上層機構，重建以毛為絕對主宰的上層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同時，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毛澤東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徹底轉換中共的「俄化」氣質，將中共改造成為毛澤東的中共的過程。
毛澤東在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沉重打擊了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對蘇俄盲目崇拜的氣氛，不僅完成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鮮明個人印記的中共新傳統，其一係列概念與範式相沿成習，在1949年後改變了幾億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經過多年的鬥爭，毛澤東改變了他原先在中共領導層內孤立的處境，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治結合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在劉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澤東使中共核心層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張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造成曆史上毛澤東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別於莫斯科正統理論之「異端」想法和他個人的專斷性格，經過實踐證明。毛澤東在軍事戰略方麵的「異端」主張，大大有利於中共實力的擴展，這種結果，迫使中共黨內的親莫斯科派向毛澤東輸誠，同時，也將中共高級軍事將領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圍。毛澤東的專斷性格最早暴露於1930—1931年由他親自參與領導的「肅 AB團」大鎮壓，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紅色根據地的嚴重危機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後，麵對複雜多變的嚴峻形勢，毛澤東暫時收斂了他的專斷個性，但是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控製力的不斷加強。其專斷個性在1941年後又再度複蘇，而此時，中共高層已再無可能對毛澤東的專斷行為予以有效的約束。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有意放縱其專斷的個性，使之有機地配合於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層，毛澤東以我劃線，創造並利用一切機會打擊異己；在延安和各根據地，毛澤東策動整肅全黨幹部的「搶救運動」，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澤東植入中共肌體的極左的審幹、肅反政策，經過整風運動，演化為黨的性格的一部分，對1949年後的中國帶來長期不良的影響。
延安整風為毛澤東顯現其複雜詭奇的政治謀略提供了舞台。毛澤東敢於突破中共曆史上的常規，其手法深沉老辣，對其對手心境之揣摩和製敵謀略的運用，均達到出神入化、爐火純青的地步。毛澤東的謀略既來之於他對中國古代政治術的熟練運用，又源之於他對俄共「格伯烏」手段的深刻體會。在毛澤東的強力驅動下，通過1945年中共七大，毛將中共所有權力都集中於自己手中。毛澤東的公共關係形象在整風前後也得到充分展現，伴隨日益升溫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氣氛，毛澤東有意識地在全黨和國人麵前顯現自己的領袖姿態。在公眾場合和他與各方人士的會晤中，毛澤東常常扮演禮賢下士、虛懷若穀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誠懇、得體，從而贏得中共廣大黨員和國統區社會各界人士對他個人的普遍好感。但在黨內高層，毛澤東放縱其剛愎自負、桀傲不馴的個性，對昔日政敵睚眥必報，對黨內同僚峭刻嘲諷，由於毛澤東隨時調換他的兩副麵孔，致使外界對他長期缺乏深切的了解。
發生在1942─1945年的延安整風運動，雖然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但是在傳統意識形態術語的演繹不，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書的目的，並不在於對主流話語係統中有關整風運動的論斷展開辯駁，而是試圖通過對遠近各種有關延安整風運動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對延安整風運動進行新的研究，拂去曆史的塵埃，將延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在官修的曆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曆史敘述和解釋，斯是吾願，是否達到這個目標。還有待讀者評判吧！
重印自序
拙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連動的來龍去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2000年3月出版後，受到讀者的歡迎。兩年來，我收到了許多讀者的來信，對於他們的鼓勵和支持，我謹致以衷心的感謝。
延安整風運動是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曆史進程的重大事件，但學界的相關研究卻較為薄弱，我在本書中嚐試性對其作出研究和分忻，自是一家之言，歡迎讀者隨時賜正為禱。
此次拙著重印，特別要感謝一些學界前輩的指教。楊振寧、王元化、陳方正、吳敬鏈、韋政通，張灝、林毓生、張玉法、董健、魏良等先生以不同的方式與我探討拙著中涉及的若幹重要問題，並對我的研究給予了寶貴的鼓勵和嘉許。金觀濤、劉青峰、熊景明、呂芳上、陳永發、劉小楓、許紀霖、蕭功秦、朱學勤、何清漣、陳彥、丁學良、徐友漁、黃英哲、唐少傑、錢文忠、錢永祥、梁侃、毛丹、李楊、張文中、錢鋼、吳東峰等先生還就我所從事研究的如何深人發展提出了積極的建議，他們的看法使我受惠甚多。
本書初版時，由於電腦轉換簡繁體字的功能不盡完善，雖然對文稿做了多達七次的校核，仍留下若幹文字的錯誤。此次重印僅限於文字錯訛處的更正。近兩年來，圍繞延安整風運動，又有若幹新的史料問世，日後，當拙著出增訂本時，我將對其內容做全麵的修正和補充。
在這裏，我要對殷毅、馬沛文、尉天縱先生和薛遴教授表示誠摯的謝意。拙著甫出版，殷毅、馬沛文先生就來信、他們不僅就拙著的內容和寫作與我進行了深人的討論，還特別指正了書中的文字錯誤。尉天縱先生也來信指正了書中一誤值的地名的錯謬。薛遴教授是南京大學的語言學專家，她的語言學方麵的知識對本書的修訂有重要的啟發。
本書的修訂，由我的研究生黃駿協助做了電腦文字處理工作，特此致謝。
高華
2002年5月12日於南京龍江寓所
上編：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
第一章 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曆史上分歧的由來
一 「農民黨」、「軍黨」和毛澤東的「書記獨裁」問題
發端於1942年春的延安整風運動，在一定意義上是毛澤東長久以來對原中共中央不滿的一個總爆發。整風運動的起步有一個漫長的曆史演變過程，它的近期的準備和醞釀，雖然可從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出台的一係列措施和部署中尋找到蹤跡，但其根源則可追溯到蘇維埃運動時期。在長達七、八年的時間裏，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最高層之間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雙方既有過合作，但更多的卻是互相猜疑和防範。在毛與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見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由毛的個性和工作作風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據一定的比重。正是基於這些原因，中共中央對於毛澤東，一直是欲用不能、欲棄不舍。
毛澤東之在中國成為遠近聞名的人物，始自於1927年秋率眾上了井岡山，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從此成為中共武裝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在國民黨方麵，毛固然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領；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麵，毛則是創建了可使中共賴以生存的紅色蘇區的頭等功臣。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毛卻因其思想、行為中的「異端」色彩不大見容於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澤東的「異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與表現。1927—1930年，是毛「異端」萌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視著毛澤東在江西的活動，盡管對毛的部分觀點存在疑慮。對江西共產黨區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的說來，對毛澤東的意見和毛在紅軍、根據地內的領導地位是承認和尊重的。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澤東對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貢獻，這就是在1927年國共分裂後最嚴重的形勢下，毛以極大的勇氣和智能開辟了一塊中共領導的根據地，發展了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紅色軍隊，使中共在國民黨統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並實現其政綱的地盤。1928年6月，在毛澤東未出席的情況下，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仍選毛為中央委員。在處理毛澤東與其它重要軍政領導人的關係問題上，中共中央也極為謹慎，一般都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為重。1929年9月，周恩來指導起草的著名的「九月來信」，在毛澤東與朱德間就紅四軍中前委與軍委的權限關係而發生的爭論中，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幫助恢複了毛對紅四軍的領導。[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 169。以下稱《周恩來年譜》。 ]
1927—1930年毛澤東主要以軍事領導人聞名於中共，其活動基本上也是圍繞軍事武裝問題而展開，理論活動隻是其軍事活動的一個側麵。中共中央認為毛的理論觀點仍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路線的框架之內，毛並沒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為中心的總路線。
這一時期，毛澤東在江西蘇維埃區域和紅軍中享有實際的最高權威，中共中央對江西根據地的指示基本是通過毛澤東來貫徹和實行的。對於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據現實和自己的需要加以靈活的解釋，因而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對毛並不構成直接和具體的約東。毛所領導的紅四軍是維係根據地軍隊、黨、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擔任的前委書記一職是紅四軍的最高職務。江西蘇維埃區域各級黨、政機構的多數負責人，和主力紅軍的各級領導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跟隨毛上井岡山，或較早參加井岡山和贛南、閩西鬥爭的老同誌。這些人雖然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充滿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識背景等方麵卻和共產國際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著隔膜，他們對共產國際的尊崇和服從是以尊崇、服從毛澤東來實現的，因此，在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隻有通過毛澤東才能具體影響江西蘇維埃區域，而這種影響大體也處在毛的控製之下。
但是隨著1930年後中共中央對江西蘇維埃區域的日益重視，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漸向江西傾斜，從莫斯科學習歸來的幹部陸續被派往江西以加強根據地的各項工作，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關係漸漸微妙起來。
中共中央原先為了中共的發展和紅軍力量的加強，一度隱忍了對毛澤東某些「異端」觀點和行為的不滿，現在，從江西蘇區不斷傳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對毛逐漸形成了某些消極性看法。
一、「農民黨」的問題
「農民黨」的問題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贛邊界巡視的楊克敏於1929年2月25日在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提出來的。楊克敏就中共在邊界地區的組織狀況寫道：「因為根本是個農民區域，所以農民黨的色彩很濃厚」[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 136。]。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也談到類似的情況：「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份的黨」。[ 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頁82。]「農民黨」問題的嚴重性首先表現為江西共產黨區域的各級基層組織的成員絕大部分都是農民。
其次，參加中共黨組織的農民中還包含許多「幫會」分子。據楊克敏的報告，酃縣中共黨員三、四百人，「且多洪會中人」。[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4。]
第三，地方黨組織的家族化。由於根據地隻能存在於偏僻的鄉村，而湘贛邊界的山地又基本上處於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環境下，家族──宗族組織就成為維係當地百姓社會生活的唯一重要紐帶，中共在鄉村的組織不可避免與這種家族──宗族結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員組成黨支部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
第四，由於黨組織成員幾乎全為農民，文化程度很低，許多人甚至是文盲，「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黨的思想訓練在實施中遇到極大的困難，許多黨員和基層黨組織表現出嚴重的「地方觀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黨的知識也難以接受，對此毛澤東極為感慨：「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 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頁79。]
楊克敏的觀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機器工業是一個什麽樣兒，是一回什麽事，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回什麽事。」[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6。]
盡管毛澤東與楊克敏在對黨的「農民化」問題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兩人在對問題的性質及處理方法的認識上卻存在明顯的差別：
毛澤東隻是提出黨的農民成份居多的事實，而楊克敏則認為邊界的黨組織是「農民黨」。毛認為，可以通過給農民灌輸通俗的革命知識將農民改造成布爾什維克；楊克敏則認為，由於農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識極度缺乏，「實在很難使農民有進步的思想發生」。楊克敏的看法實際上反映的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正統觀點，即認為，隻有通過黨的工人階級化才能克服「農民化」對黨的危害。
毛澤東雖然在1926年9月就曾表述過「農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年，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對毛仍具有相當影響。由此出發，毛一度對黨的「農民化」表現出某種憂慮，但是經過在湘贛邊界一年多的遊擊戰爭和對農村經濟社會狀況了解的加深，毛逐漸消除了他對黨的「農民化」趨向的擔心。毛認為盡管農民知識低下，但政治教育可以發揮作用；至於農民文化知識少，正可避免第二國際錯誤思想的影響。而更現實的問題是，在江西根據地幾乎不存在工人階級，即使勉強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匠和店員列為工人，和農民相比，在人數上也隻占極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變了對邊界黨組織
「農民化」的批評，轉而致力於對農民黨員的思想訓練。
對於毛澤東的這種通過政治訓練改造農民黨員的觀點，中共中央很難提出任何正式批評，一則因為毛澤東並未否認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作用；二則如果按嚴格的蘇共標準衡量，蘇區的中共黨組織將不成其為共產黨；麵對現實的唯一方法隻能是依靠思想灌輸使農民黨員布爾什維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對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解釋方麵的靈活性卻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階級革命作用的同時，愈加突出強調農民對中國革命的意義，在中共中央看來，毛已開始表現出「離經叛道」的趨向。
二、「軍黨」的問題
1927年IO月，毛澤東率秋收暴動隊伍上井岡山以後，軍隊就成了維持蘇區存在的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緊張的戰爭環境下，黨與紅軍已融為一體，軍隊實質上已成為中共黨組織的化身。
在紅軍中建立黨組織是毛澤東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為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而采取的一個重大措施。毛認為中共在1927年的失敗原因之一即是「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隻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1927年IO月，毛在永新縣三灣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製度，10月中旬又在酃縣親自主持了六個士兵黨員的人黨宣誓儀式。從此，在紅軍中大力發展黨員，成為中共一項最基本的製度。
與「支部建在連上」相配套的是繼續采用仿效蘇聯紅軍模式的北伐時代的黨代表製度。自1929年起，紅軍中的黨代表改稱政治委員。連的政治委員從1931年起改稱政治指導員，此稱謂一直沿用至今。
軍隊的重要作用尤其體現在它實際上是地方黨的保姆和守護者。1928年4月之前，中共湘贛邊界的地方黨組織基本處在分散和工作全麵停頓的狀態，5月中旬，毛澤東在寧崗茅坪主持召開了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此次會議正式確定「軍隊幫助地方黨發展」的方針，選舉了以毛為書記的邊界第一屆特委會，毛澤東從此一身兼軍隊和地方的最高領導。然而軍隊主力一旦轉移，地方黨的生存馬上就發生危機。1928年8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紅軍主力進攻湖南，導致「八月失敗」，邊界各縣黨組織和政權大部分解體。而一旦主力紅軍於9月重新占領該地區，所有的中共組織和政權即迅速重建起來。軍隊的作用如此顯著，地方黨組織隸屬軍隊係統的領導也就逐漸被認為是順理成章了。
對於中共軍隊在根據地對黨組織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態度是矛盾和複雜的。一方麵，黨的領導人完全支持在軍隊中建立黨組織，也深知軍隊領導地方黨是艱苦惡劣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另一方麵，又對中共軍隊的農民化、軍隊對地方黨組織支配性的關係深感憂慮。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澤東並前委信》中雖然承認了毛澤東統領湘贛邊界紅軍與地方黨的最高權威,但對湘贛邊界黨和軍隊的工作也提出了一係列批評。中共中央對紅軍中農民成份的急劇增長表示嚴重的憂慮，認為「無論在政權機關或黨的指導機關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意識的影響」，要求毛澤東注意在紅軍「成份上盡可能增加工農和貧農的成份，減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澤東必須「徹底地改造各級黨部及指導機關，多提拔積極的工農分子特別是工人分子參加各級黨部的指導機關」。中共中央還批評湘贛邊界的「蘇維埃政權，多是上層的委派的而無下層選舉的基礎」，責令毛澤東改變方式，「禁止黨部和軍隊委派蘇維埃」，「絕對防止黨命令蘇維埃的毛病」。[ 〈中央致朱德、毛澤東並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8），第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48、253、256、250、252。]
中共中央關於改變紅軍成份，調整黨、軍隊與地方蘇維埃關係的訓令，實際上是一種仿效蘇共經驗的一廂情願的空想。1928年湘贛邊界共產黨的狀況與1917—1918年的俄共與蘇俄紅軍的情形不啻相距萬裏。在湘贛邊界形成的由農民組成的紅軍，和在紅軍指導下建立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共產黨組織以及蘇維埃政權的三位一體，是客觀曆史環境的產物。這個以軍隊為核心的三位一體是作為蘇共模式一個分支的中國共產革命的一個基本形態，隻是當時，它正處在剛剛成長的萌芽狀態，而不被正統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三、毛澤東的「書記獨裁」的問題
毛澤東既是湘贛紅軍的創始人，也是湘贛邊界黨組織的領導者，由於軍隊對邊界共產黨的存在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毛兼軍隊與地方黨負責人於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隨看毛身兼二職，全部權力逐漸集中到毛澤東手中，逐漸出現了對毛大權獨攬的議論。
曾經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的杜修經在給上級的報告中指出：
現在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誌身上，而澤東同誌又負軍黨代表責，個人精力有限，怎理得這多？[ 杜修經：〈向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頁20。]
一度擔任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裹，後來（楊）開明代理書記，特委又是開明一個人的獨腳戲。……黨員崇拜領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認得黨的組織。[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 132、136。]
和杜修經、楊開明議論毛澤東「書記獨裁」相聯係，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澤東並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紅四軍的黨代表製，建立政治部體製，也包含了分散作為紅四軍總黨代表毛澤東權力的意思。1929年紅四軍內部圍繞朱德與毛澤東的權限範圍的問題終於爆發了一場嚴重爭論，雖然毛澤東的一係列重大戰略和戰術方針比較接近實際，但是由於他的專斷作風也十分明顯，紅四軍多數幹部對毛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意見，[ 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頁171、205-207、348、357。]毛澤東曾一度被迫離開紅四軍，前往地方工作。最後，中共中央出於紅四軍統一和發展江西根據地的戰略考慮，決定在朱、毛之間支持毛作為紅四軍最高領導，才解決了這場領導機關內部的危機，但是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不安並沒有真正消除。
杜修經、楊開明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議論不是偶發的，它來源於中共中央，是處於轉折年代中共路線、方針和工作方式急劇變化的產物。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在理念和黨的作風上還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初期黨內民主化思想及其實踐的影響，因此對江西根據地的「書記獨裁」現象頗為不滿，所謂「群眾隻認識個人不認識黨」，顯然是指隻認識毛澤東而不認識黨。對此，中共中央別無他法，隻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領導力量，嚴格防止農民黨的傾向」，「反對個人領導，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一類的意見。
對於有關「書記獨裁」一類的議論和指責，毛澤東很不以為然。1927年「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大改組，瞿秋白曾建議毛去上海黨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不願跟你們去住高褸大廈」，主動前往艱苦的農村，為共產黨開辟一條新路。毛在湘贛邊界也經常向中央匯報工作，反觀上海中央領導人，論資曆不及昔日的陳獨秀，論工作成績也乏善可陳，卻在上海的「洋房」裏指手劃腳，隻能徒增毛澤東對中共中央的反感。
綜上所述，1927—1930年，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線方麵並無大的矛盾，但已隱藏著若幹不協調的因素：「農民黨」的問題，「軍黨」的問題，以及毛澤東「書記獨裁」的問題，上述三個方麵的問題。在日後又發展為其它一係列新問題，導致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關係進一步複雜化。
-----------------------------------------------------------------------------------
轉貼說明：漁夫最近在萬維網上看到關於高華教授的介紹，故特地去網上搜索了這本名著。很幸運，漁夫下載了全文。因為在大陸這本書據說是禁書，（也沒有見到正式的官方文件。）所以就不存在所謂的版權問題了（給自己開脫一下。）漁夫以為，新的一年開始，要有更高的目標和追求，漁夫以往這種不嚴謹的漁民做法也要改進一下，但漁夫自己又不是專業曆史學家，所以借高華教授的名著來背書自己對毛澤東的看法。另外，這也是對高華教授最好的紀念了。我相信高華教授是願意看到他的心血之作被廣為傳播，被大家看到的。如果網友嫌這裏貼的慢，可以直接去網上搜一下。是一個word文檔，大約1.7M。
-----------------------------------------------------------------------------------
轉貼說明：漁夫最近在萬維網上看到關於高華教授的介紹，故特地去網上搜索了這本名著。很幸運，漁夫下載了全文。因為在大陸這本書據說是禁書，（也沒有見到正式的官方文件。）所以就不存在所謂的版權問題了（給自己開脫一下。）漁夫以為，新的一年開始，要有更高的目標和追求，漁夫以往這種不嚴謹的漁民做法也要改進一下，但漁夫自己又不是專業曆史學家，所以借高華教授的名著來背書自己對毛澤東的看法。另外，這也是對高華教授最好的紀念了。我相信高華教授是願意看到他的心血之作被廣為傳播，被大家看到的。如果網友嫌這裏貼的慢，可以直接去網上搜一下。是一個word文檔，大約1.7M。
近30年來，大陸人品低下的所謂磚家叫獸，無不是靠誣蔑造謠出名的。隨便舉個例子，說餓死3千萬的，包括餓死了5億的帖子，保證不會被刪除，那是暢通無阻，反而歌頌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反駁非毛反共的帖子倒是被刪，或者根本就通不過論壇小編的審查。
多謝評論，句句在理。可是這個阿戇估計也看不懂你寫的意思。唉，以後用不著理會這種人了。
我才明白你原來是一個五茅小隊長啊。不過水平可能真的太差，一把年紀還隻能在下麵混。所以看了你的回帖後開始我以為你和一元黨是同齡同事，現在明白你原來還是他的頭啊。不過我想你的年紀未必有我大呢。但是我可以自豪的說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這點是肯定的。估計你拿的的也就是黨校的文憑了，比一元黨和無名男都要差。可憐兩個大學生，尤其是一元黨同學，還要在你這樣的蠢貨（上海話叫戇大）下麵混，真是冤枉啊。
人家高華教授隻是從近代史研究的角度闡釋一下自己的觀點和研究成果，且幾乎事事有根據，引言有出處，不能說嘩眾取寵，不能說不嚴謹，不能說沒學術價值，隻是有些論點和一貫喜歡說謊的中共官方論點不一致罷了，起碼算是一家之言。怎麽人家一講，就好像捅了你的心肝肺似的，毛的孫子都沒你激動。有理不怕辯論嘛，幹嘛選擇掩耳盜鈴呢。你真是多年當慣了奴才，聽著官話，被洗腦洗成了傻瓜，咋一聽到異樣的聲音不適應。難得你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出身，有整人的癖好？你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是北朝鮮嗎？你真是變態！
學術研究是有其自身方法的，它必須能經受的住時間的考驗，搞曆史研究的不隻高華，讀者都不傻，任何成果都必須經得住人民大眾及其他專家的推敲和質疑。然後才能被認可。你不必操心，更不必堵住人家的嘴不讓人家說。你說人家收集的是垃圾，你弄出點讓人信服的不是垃圾的東西。你能嗎？人家高華沒見識，你的見識體現在哪？你好像談不上見識，純一胡攪蠻纏不講理。
我重複：你有收集垃圾的嗜好！在你眼裏，散發著臭味的垃圾是個寶。臭味對於你來講，是一種必不可少的享受。尖酸刻薄，是你心理上的主要盾牌。撿根雞毛，也把它當令箭使，就這形象、就這點出息。上一次的交鋒，你還有點懺悔之意。時過境遷，沒想到成了變本加厲。潑皮的特征，在你身上表露充分。現實中，也會是個喜歡道聽途說，愛聽讒言，熱衷於傳播小道消息，搬弄是非的主。沒什麽出息。臉皮天生厚的駭人，成為一生的資本。現在看來，你已經無藥可醫，朽木不可雕了。可你還年輕啊，不是嗎？
你自認為很有見識，誰也奈何不得你。保持你的嗜好，收藏垃圾，呼吸臭味好了，我絲毫沒有幹涉你的意思。隻是提個醒而已，它對你的身心健康有害。傳播垃圾是要受到譴責的。
小夥子，請好自為之吧。
嗬嗬，徹底露餡了啊。這高華的名著可是史學界公認的經典啊。你不知道嗎？太沒見識了。你不是號稱要追求真理嗎？怎麽現在反而怕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