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6）

第二章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權力擴張和來自莫斯科的政策幹預

一 毛澤東逐步掌控軍權、黨權

毛澤東自詡為「以其道易天下者」， [ 參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我的努力與反省》（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年），頁319。]「道」者，個人對改造中國社會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負也。那麽，三十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實現的「道」，其具體內涵又特指哪些方麵呢？作為一個已接受共產主義基本概念的中共領導人，致力於結束國家分裂混亂局麵，創建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價值符號的公平、正義的社會，這或許距毛當時所要實現的「道」不至相差太遠。然而，此「道」與被時一般共產黨人之「道」並無多少差別。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時的毛已開始萌發若幹有別於莫斯科「正統」理論之片斷想法。毛基於多年在鄉村領導農民革命之體驗，已具體感受到在共產國際指揮下之中共中央諸多政策和實踐與中國社會環境之間存在嚴重衝突，而由此衝突顯示出的中國社會環境對莫斯科理論之拒斥，將嚴重阻礙中共在中國社會紮根、斷送中共取國民黨天下而代之的大業宏圖。
 
對於胸懷濟世之誌，如毛澤東這樣的聰秀之人，「道」之產生並非太難，其乃源於對現實的直接感悟，隻要將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於心。困難者，實現其「道」必先有其憑籍，即所謂有道無恃，道乃虛空，有恃無道；其恃也忽。隻有融「道」（思想、理念）、術（策略、方法）、勢（地位、權力）於一體，方可出現運動中的良性循環，並漸次向理想境界邁進。

如果說，1927年以前的毛澤東對上述三者之有機關係尚無直接感觸，那麽到了1935年，在曆經開創紅色根據地的萬般辛苦和多年黨內鬥爭的沉浮後，毛對其間關係之體認就深鏤於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澤東這個「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裏去，「搞得很臭」的「菩薩」，在遵義又開始「香起來」，[ 《毛澤東接見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等日本社會黨人士的談話》（1964年7月10日，載《毛澤東論黨的曆史》（南京：南京大學印行，無出版日期），頁4。]並被大家撿了起來，原就素有「救小人」之誌的毛，果然義不容辭，在遵義會議後立即就行動了起來。

極具現實感的毛澤東深知，在1935年，他實現其道的唯一憑藉就是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然而，遵義會議及以後陸續發生的中共核心層人事變動，隻是使毛在中共最高決策和指揮係統第一次獲得了發言權和決定權，離執掌黨和軍隊「最後決定權」的距離尚遠，這種狀況雖非令毛滿意，但在當時，也隻能如此。在中共麵臨危急存亡的緊急關頭，毛選擇了「見好就收」的方針，主動放下黨內分歧，將全副精力用於對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勢使之然。

1935—1936年，麵對國民黨的軍事追擊，維持中共及其軍隊的生存，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但是對毛而言，事實上卻存在著並行的兩條戰線。

第一條戰線是對付國民黨的外部戰線。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縛國民黨之「蒼龍」。在中共未奪取政權之前，威脅中共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力量隻能是蔣介石政權。因此，如何回擊並打敗國民黨，不僅是毛須臾不能忘懷的首要問題，也是毛用以凝聚、駕馭和統一全黨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驅動力量。
 
與第一條戰線相比，第二條戰線雖不那麽凸顯，卻同樣重要──這即是黨內鬥爭的戰線。顯而易見，欲易蔣介石政權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軍隊，則一切免談。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中共軍隊的主要創造者之一，但是，毛對江西中央紅軍的實際控製力在1932年後的中共上層鬥爭中逐漸被削弱，以至最終喪失。軍隊高級領導人受到黨的影響，對毛澤東漸趨疏遠，直至遵義會議召開前，毛澤東對軍隊的影響力仍是晦暗不明。將毛與軍隊領導人聯係在一起的唯一共同點，就是雙方對1934年後中共軍事指揮的不滿。因此，毛澤東在遵義會議獲勝後的首要任務就是將其分散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重新聚合起來，將他在遵義會議上所獲得的政治優勢迅速落實到對軍隊的掌握與控製上。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號稱十萬，實則八萬，自江西突圍，行至遵義時，因戰鬥傷亡、脫隊，人數已減至三萬多人。領導這支軍隊的紅軍將領，分別是紅一軍團總指揮林彪和紅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而由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領導的紅四方麵軍和由賀龍、任弼時、蕭克領導的紅二方麵軍，分別處於單獨作戰狀態，林、彭所率軍隊實際上是此時中共中央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彭也是毛澤東急欲駕馭的軍方兩個最重要的將領。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期改組中央機構階段，進入了中央常委會，但是紅軍的指揮權仍歸周恩來。毛澤東開始利用戰爭的緊急環境，有步驟地擴張自己在軍事指揮方麵的影響力。1935年3月4日，在張聞天的提議下，中革軍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的名義簽發命令，決定成立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誌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誌為前敵政治委員」，[ 《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50。]這個建製與任命，雖然沒有改變周恩來的最後決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澤東事實上已開始以政治委員的身分，擔負前敵總指揮的職責。

毛澤東就任前敵總指揮一職，是邁向掌握軍權的關鍵一步，但是幾天以後，圍繞是否攻打打鼓場，毛澤東的意見與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及一軍團的林彪、聶榮臻等發生了分歧。在3月10日由張聞天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剛擔任沒有幾天的前敵總指揮被撤消，由彭德懷暫代。 [ 張聞天：〈我的思想檢討〉（1969年6月28日、〈關於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點材料〉（1972年3月28日，轉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8。]

在這決定毛澤東前途的關鍵時刻，毛毫不退縮，他於當晚找周恩來詳談，使周恩來接受了他不進攻打鼓場的主張。 [ 《周恩來年譜》，頁277。]緊接著，毛澤東以日常軍事指揮需要完全集權的理由，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並得到了張聞天的讚成。[ 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9。 ]  1935年3月12日，張聞天在苟壩附近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將成立「三人團」的提議提交會議討論。會議批準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至此，毛澤東才正式進入軍委最高領導機構。

毛澤東在短短的一、兩天時間內，以堅強的意誌力，挽回頹勢，更進一步擴大戰果，當仁不讓，毛遂自薦，提議組成有自己參加的新「三人團」，並通過黨的會議的形式，正式予以合法化，使自己名正言順地成為當時最重要的軍事領導決策者之一。

毛澤東進人新「三人團」後，迅速使自己處於核心決策的重要位置。在3月至5月的兩個月時間裏，毛澤東以大踏步回旋轉移的指揮戰略，集中中央紅軍在黔、滇、川之間穿插運動，其間，既有勝利，也有戰鬥失利。頻繁的戰鬥和就地打圈的戰略，使部隊疲憊不堪，更遭致紅軍高級將領的埋怨和不滿。到了1935年5月上旬，由毛澤東部署的攻打會理城的戰鬥，屢攻不下，這時紅軍領導層對毛的不滿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林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給周、毛、王「三人團」寫了一封信，提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麵軍會合。 [ 《彭德懷自述》，頁198。]

林彪的這封信是在中共及中央紅軍處於緊急狀態下寫出的，並無與毛澤東有意作對的念頭。在以往的曆史上，林彪與毛從無個人過節，林彪的這封信純係出自他對紅軍前途的考慮，表達的是當時紅軍中普遍存在的情緒。

無獨有偶，類似林彪信中所反映的對毛澤東指揮才能的懷疑、不滿情緒在其它中共領導人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1935年4月中旬，劉少奇到紅三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很快就感覺到部隊中彌漫著對「隻走路不打仗」的強烈埋怨的情緒。他將了解到的軍中情緒，結合自己的意見，給中央軍委發了一個電報，劉少奇拿著電報要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和三軍團政委楊尚昆簽字，彭德懷認為電報所述內容與他的看法不同，拒絕簽字，楊尚昆則在電報上簽了字。[ 《彭德懷自述》，頁198。]

在新「三人團」中，王稼祥與毛澤東關係較為密切，但是他對毛的指揮方法也存有疑竇。還在新「三人團」成立之前，王稼祥就常因作戰指揮問題，與毛發生爭論。王稼祥還經常要求中央開會，討論軍事行動。[ 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8。]新「三人團」成立後，王稼祥對毛指揮部隊大幅度運動不以為然，他向張聞天表示，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 [ 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21。]

林彪的信和劉少奇的電報，對毛澤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所麵臨的最嚴重的挑戰。這個事件性質之嚴重，不僅在於它顯示了對毛澤東的不滿已蔓延至當時中共中央所賴以依靠的唯一軍事力量──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而且這種不滿正向中央核心層蔓延，如不立即予以消除，毛剛剛獲得的軍權極有可能被再度削奪。

毛澤東迅速采取行動，正麵反擊這股由林彪領頭的反毛風潮，他既不采取與林彪等私下溝通的方式，也不逐個向中央核心層成員解釋、征詢意見，而是將問題直接挑明。毛向張聞天建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得到了張聞天的同意。毛的目的非常清楚，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方式，以黨的名義將對自己的不利輿論打壓下去。

1935年5月12日，旨在批評林彪等人「右傾」、「動搖」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理郊外召開。與會者僅有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及一、三軍團司令員和政委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這次會議名義上的主角是張聞天，他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的報告大綱，嚴厲指責林彪等人對毛軍事指揮的懷疑是右傾。在這個時刻。毛頗需要張聞天所擅長的理論語匯，隻要將這股對自己不滿的風潮壓下去，扣什麽「帽子」都無所謂。

也許考慮到張聞天僅是一介書生，還不足以震懾林彪等武將，毛澤東全然不顧自己是當事人的身分，親自出馬。嚴厲指責林彪、劉少奇，稱彼等信和電報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的反映。 [ 《彭德懷自述》，頁199；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55。]毛並認定林彪是「娃娃」，不明事由，而將事先毫不知內情的彭德懷看成是幕後挑唆者。[ 《彭德懷自述》，頁199。]毛在利用了張聞天作為反林彪、劉少奇的主攻手以後，迅速再將矛頭轉向張聞天。毛不能容忍張聞天扮演黨內最高仲裁者的角色，決意利用這個機會打擊一下張聞天的威信。毛在講話中暗指張聞天去三軍團，與彭德懷勾結反毛。[ 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32。]這次會議以肯定毛的軍事指揮、毛大獲全勝而結束。麵對毛澤東的無端攻擊，彭德懷、張聞天抱看「事久自然明」的態度，一切以大敵當前，內部宜安定為考慮，在會上和會後都未予以說明和解釋。[ 《彭德懷自述》，頁199；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23。]

會理會議對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地位的確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說遵義會議意味著毛澤東獲得了政治上的勝利，使毛進人了中共最高核心層，那麽會理會議則標誌著毛已將他在政治上的勝利具體落實到對軍權的控製之上，從此，毛成為事實上的軍隊最高領導人。毛用其堅強的意誌力，將紅軍最重要的將領林彪與彭德懷牢牢掌握在手中，並使自己在核心層中處於不可批評的地位。毛澤東在會理會議前夕及會議上的行動，將剛剛獲得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置放於一個尷尬的境地，使代表黨的張聞天成為某種點綴和不具實際權威的象征人物。毛實際上用合法手段使自已成為中共第一號人物，而這一切都是在周恩來對毛的妥協、退讓下實現的。

會理會義也給日後中共核心層的內部關係造成複雜影響，埋下了毛澤東對彭德懷、張聞天懷疑、猜忌的種子。毛與彭德懷共事很久，兩人個性殊異，雙方雖在1931年後關係疏遠，但是並無明顯矛盾和衝突。但是林彪信一事，使毛認定彭德懷城府很深，從此對彭深藏防忌之心。會理會議後，毛將曾參與劉少奇電報一事的楊尚昆調出三軍團，而改派自己的老故舊李富春任彭德懷的政委，實負監軍之責。毛對張聞天素無好感，僅是為了推翻博古，才使毛、張暫時聯合。毛對張的固有成見，使他在指責過劉少奇以後，將劉輕輕放過，並聽信了劉少奇對張聞天參與和彭勾結的猜測和判斷。劉與軍隊素無淵源，在軍中不具資望，毛並不認為劉少奇有在軍中掀風作浪的能力。劉少奇為脫身，迅速將責任推到張聞天身上，使剛剛開始的毛與張的政治結合蒙上了陰影，[ 毛澤東固執己見，認定張聞天在會理會議前夕唆使彭德懷、林彪反對自己，1941年後多次在核心層會議上就此事指責張。被毛無端指責的張聞天一直忍辱負重，不予辯白，直到1943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毛再次提及此事時，張才在呈毛閱讀的《整風筆記》中作了自我辯解。張寫道，「現在大致可以判明，說我曾經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的話，是XXX同誌的造謠！（林、彭二同誌關於此事有正式聲明）」。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33。張在此處提到的XXX同誌極大可能是指劉少奇。從三十年代初開始，劉少奇就與張聞天長期處於對立狀態，有許多資料證明，劉少奇利用一切機會散布對張的不滿。1966年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胡喬木揭發劉少奇在延安時曾在私下談話中影射攻擊毛澤東，劉少奇當即加以澄清，說自己當時隻是針對張聞天，而非毛澤東。]也使毛對劉與張的對立關係有了新的認識。但是劉少奇電報一事，還是使毛多存一分心計，為避免劉少奇在軍中培植影響，會理會議以後，劉少奇也被調出三軍團。

1935—1936年，毛澤東將其側重點主要放在對付國民黨的第一條戰線，在毛的努力下，紅軍阻遏了國民黨對陝北的軍事進攻，使中共的生存環境獲得了明顯改善。毛在軍事上的成功，對其政治生涯有極重要的意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毛隻是以擅長指揮軍事而著稱於中共黨內，人們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諳中國傳統兵法並將其靈活運用於開創中共根據地和發展中共武裝。毛在遵義會議上之所以複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軍事行動屢屢受挫，軍事指揮已捉襟見肘，黨和軍隊的前途萬分危殆，中央政治局一班人迫於無奈，請毛出山，試看毛能否使中共脫離險境。而在當時，黨的上層，從來也未將黨領袖之名義與毛的名字聯係起來，更遑論想象毛登上軍事指揮崗位即不再下來，並將其在軍事指揮上的影響力迅速向政治和黨務領域延伸。

從主要擔負軍事領導責任到一身兼負黨和軍隊的決策以及指揮責任，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發揮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領導體製在戰時環境下變化的產物，又與毛所占據的特殊地位、他所擁有的獨特的政治資源有關。同時，這也是毛頑強努力的結果。

中共領導體製在戰時狀態下發生的變化，對毛澤東順利地將其在軍事指揮領域的權力延伸至黨的領域有看直接的影響。中共在江西瑞金時期，曾模仿蘇聯體製，建立起以黨為核心的黨、軍隊、政府三套相對獨立的係統，在這三個係統中，黨機關的權力至高無上。博古雖是一介書生，對軍事指揮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卻完全將軍事係統置於自己的領導之下。擔任軍事領導的周恩來、朱德、項英等嚴格遵循共產黨紀律，在作出任何重大軍事部署前，均請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發揮的作用雖然極大，但他並不參與政治決策，其對紅軍的軍事指揮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報，並知會周恩來後，再發出作戰命令，盡管他的個人意見一般均是最後意見。長征前夕，戰況瞬息萬變，形勢極端危急，為了適應戰略大轉移的戰時需要，黨和政府係統全部並入軍隊，全部權力完全集中於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的「三人團」。遵義會議雖取消了「三人團」，佂在1975幰3朌（又栽捪毟皀揔議，釉新由周恭條、毟澤丘、玏稼祥組成「新三人團」。然而，「新三人團」的體製卻不同於「老三人團」，代表黨的張聞天並不在「新三人團」之列。遵義會議原來決定，周恩來是代表黨在軍事上下最後決心者，毛澤東輔助周工作，[ 參見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2。]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來與毛澤東調換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輔助者！本來，王稼祥因傷重，很少參與決策，這樣毛就成了事實上的中共最高軍事指揮者。在緊張的戰時狀態下，軍隊與黨已溶為一體，當毛置身於領導軍隊的關鍵地位時，實際上他已處於隨時可以領導黨的有利位置。

毛澤東作為中共軍隊的主要締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塊根據地──中央蘇區的開辟者，在中央紅軍中擁有廣泛的幹部基礎。毛所擁有的與軍隊的這種特殊關係能夠確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時，也可以對軍隊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與絕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不同，毛還是參與建黨的元老，他是碩果僅存的幾個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黨內曆史之長，在軍中基礎之深厚，除張國燾之外，1935—1936年中共領導層中的任何人都無法與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黨內的資曆和地位，就黨的全局性的方針政策和其它非軍事性的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而不致遭到越權的指控。

正是基於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澤東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領導層中越來越處於最有實力、最具影響力的地位。

在大敵當前，全力指揮軍事的同時，毛澤東對黨的大政方針保持著高度的關心。一方麵，毛不敢冒任何風險，謹慎地在莫斯科劃定的禁區前穿插迂回，努力維持著中央領導層的穩定；另一方麵，毛又不失時機，利用戰時狀態提供的機會，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和特殊地位，有條不紊、小心翼翼地對黨的重要機構進行局部調整。

一、在中央核心層，毛繼續保持同「教條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變（在正常情況下，大規模調整政治局需事先報經共產國際的批準）。但是，從莫斯科返國幹部的具體工作，大多隻限於黨的宣傳係統、技術性的黨務工作係統和地方工作係統。「教條宗派集團」基本失去了對軍隊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個別軍隊領導被吸收參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軍事幹部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則逐漸成了慣例。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擴張黨權的第一個大動作出台，由毛而非張聞天。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傳達瓦窯堡會議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見美國記者斯諾。

二、毛將與周恩來等關係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較深情感聯係的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調作其它次要工作，[ 1935年9月下旬，鄧發改任由原中央機關和紅軍總政治部機關組成的陝甘支隊第三縱隊政委，11月，紅一方麵軍番號恢複後，鄧發主要負責紅軍的籌糧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派往蘇聯。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93、306。]將原由政治局直接領導、因長征而不複存在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易名為方麵軍政治保衛局，並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時的秘書王首道擔任該局領導，將這個關鍵機構予以恢複，並劃歸於自己管轄之下。[ 長征開始，國家政治保衛局除少數負責人隨首腦機關行動外，其它工作人員均被並入各軍團，國家政治保衛局隻留下名義，工作權限已大大縮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為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原執行部長李克農被調作聯絡西北軍和東北軍的統戰工作。該年年底，國家政治保衛局建製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麵軍政治保衛局接替。 ]

三、毛任命王首道取代鄧穎超負責剛剛恢複建製的中共中央秘書處，並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原國家政治保衛局機要係統，將原由鄧穎超負責的黨、軍隊、秘密工作等全部機要通訊係統置於自己的統一管理和嚴密監督之下。[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前夕，中共中央秘書處，軍委秘書處均被裁撤，其遺留工作由中央軍委機要科承擔。1935年中共中央遷到陝北瓦案堡後，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書機構漸次恢複，原來僅有的機要機構——中央軍委機要科一分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和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其實當時尚無中央社會部這個機構，此處所講的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實際上就是原國家政治保衛局管理的機要係統——筆者注），上述三個單位統歸王首道領導。參見費雲東、餘貴華：《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一1949）》（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86－87、204；另參見《王首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197。]

四、毛深知掌握與莫斯科來往秘密電訊對其政治生涯的極端重要性，從1935年末開始，毛就直接控製與莫斯科的電訊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領導人插手，[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45；另參見師哲：《在曆史巨人身邊一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203。 ]從而確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獲得任何人無法得到的優勢與便捷。毛澤東對軍權與黨權的蠶食，是在張聞天的配合及利用了張聞天的黨的領袖地位，以公開的形式進行的，遵義會議後產生的毛澤東與張聞天的政治結合，為毛澤東擴張自己的權力提供了合法的掩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