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5）

六 黨權高漲，全盤俄化及毛澤東被冷遇

自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團舉行贛南會議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中央紅軍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黨權大張的時期。在這一時期，黨的領導機關的權威得到完全確立和鞏固，沒有任何軍事閱曆、文職黨幹部出身的博古、張聞天等在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老幹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製了原先由毛澤東領導的軍隊。中央蘇區彌漫著「以俄為師」、全盤俄化的氣氛，而蘇區的創造者、黨與軍隊的元老毛澤東則倍受壓抑和冷落。

在原先由毛澤東一人說了算的江西蘇區，中共中央迅速在組織上建立起黨對毛澤東的優勢。1931年春，繼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之後，大批幹部被陸續派往江西，其中許多人為留蘇返國幹部，計有劉伯承、葉劍英、朱瑞、楊尚昆、凱豐（何克全）、李伯釗、伍修權、肖勁光、劉伯堅等，林伯渠、董必武、聶榮臻、阮嘯仙等一批老幹部也在這一時期被調往江西，他們分別擔任了黨、軍、政、青等機構的領導職務。1933年1月，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抵達瑞金，在此前後，張聞天、劉少奇、陳雲、羅邁（李維漢）、瞿秋白等也先後到達。博古、張聞天等到達後，和以周恩來為首的蘇區中央局會合，於1933年6月，組成了中共中央局，實際上起看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蘇區順利地確立起領導權威，是與周恩來等的配合、協助分不開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來的力量舉足輕重，缺乏蘇區經驗的博古、張聞天等，離開周的支持是很難維持下去的。由於周恩來與留蘇派形成了實際上的聯盟，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局中明顯處於劣勢。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派與國際派的政治結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在中央常委（書記處成員）中，國際派的博古、張聞天與老幹部派的周恩來、項英達成了權力平衡，毛澤東則未能進入這四人權力核心。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還進一步削弱了毛澤東的權力基礎。毛所長期擔任的政府主席一職被分割為中央執委會主席與人民委員主席兩職。由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主席，使得毛的政府主席一職，幾乎成為一個虛職。

毛澤東之成為「毛主席」源自1931年 11月7日，他開始擔任新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中央執委會主席。在以後的幾年中，中央執委會下雖設立了人民委員會，但實際上是兩塊牌子，一套機構，毛基本上以中央執委會主席的名義行事。經中央局同意，毛陸續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鄧子恢、王觀瀾、[ 王觀瀾1931年自蘇聯返國進入中央蘇區，長期在毛澤束的領導下工作，與毛私交其篤，毛稱其為「真正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參見趙來群：〈毛澤東與王觀瀾〉，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高自立以及何叔衡等在政府內擔任人民委員或副人民委員，但是在博古等發動的反「羅明路線」鬥爭中，財政人民委員鄧子恢、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職。毛的老部下張鼎丞被撤去福建省蘇維埃主席，譚震林也被調離福建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的工作崗位，毛成了一位「光杆司令」。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對防範毛澤東在軍隊中的影響，給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蘇區，在未抵達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級軍事幹部了解對朱、毛的看法。龔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雖具領導政治鬥爭的才智和對軍事戰略的卓見，但其領導方式多有獨裁傾向。[ 龔楚：《我與紅軍》（香港：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頁356-57。]博古到了瑞金後，為消除所謂「遊擊主義」對紅軍的影響，指示周恩來等依照蘇聯紅軍的建製，對中央紅軍的作戰訓練、軍事教育開始了有係統的改造。過去，中革軍委主席一職雖長期由朱德擔任，但掌握軍隊實權的則是副主席周恩來。博古抵達瑞金後，周對軍隊的領導權開始受到限製，1933年5月8日，博古、項英參加中革軍委，由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前方軍事行動的決定權，改由後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達後，周的決策影響力進一步縮小，紅軍最高決策權又被轉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軍權，也許與周對毛的溫和態度有關。在周被削軍權的同時，對毛態度冷淡的項英被允許參與軍隊的決策，毛則完全被排斥於軍委之外，甚至連軍委委員也不是。在軍委總參謀部，正副總參謀長也分別由曾留學蘇聯的劉伯承與葉劍英擔任。劉、葉與毛在1931年以前幾乎沒有接觸，而與周恩來卻有較深的曆史淵源。

中共中央還利用自己在幹部上的優勢，在中央蘇區建立起意識形態宣傳教育係統。在1931年以前，蘇區的所有宣傳鼓動工作全部在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麵軍統轄之下，毛享有充分的發言權和解釋權。留蘇幹部進人蘇區後，出現了解釋權轉移的明顯趨勢。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至瑞金後，國際派迅速在自己的強勢領域──宣傳解釋馬列方麵行動起來，建立起一係列機構和學校。張聞天擔任了中共中央局宣傳部長（1934年1月後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中央局黨校校長，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等職。中華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的主編也從王觀瀾改由沙可夫擔任。國際派還創辦了《青年實話》、《蘇區反帝畫報》等一係列報刊。由國際派控製的黨刊，在配合對毛的影射攻擊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鄧、毛、謝、古」的鬥爭中，中央局黨刊《鬥爭》直接批判〈毛澤覃同誌的三國誌熱〉，明顯影射毛澤東。凡此種種，皆是觸發毛在幾年後攻讀馬列、繼而奪回解釋權的動因。

在共產國際的強大影響下，蘇聯之外的另一個蘇式社會在江西蘇區建成並初具規模。中共在中央蘇區建立起一套直接脫胎於蘇俄的政治、經濟、軍事動員及意識形態體製。在中央蘇區內，黨的領導機構──由蘇區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變而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處於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會下，設立了黨的軍事決策指揮機構中革軍委，下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屬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黨務委員會、中央審查委員會，以及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和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編輯部。中共中央還直接指導共青團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設有領導少年兒童的組織──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

政府係統的創設也依照於蘇聯的體製。中央執委會主席與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權限範圍完全類似於蘇聯：中央執委會主席毛澤東的地位，猶如蘇聯名譽元首加裏寧；張聞天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如同莫洛托夫所擔任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在人民委員會之下，也盲目仿效蘇聯，畫床架屋設置了十七個人民委員部及有關委員會。中央蘇區管轄的江西省、湘贛省、福建省和閩粵贛省，也依此例設立了名目繁多，而實際上隻是徒具形式的機構。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中央蘇區彌漫著濃厚的俄化氣氛，許多機構的名稱都有鮮明的俄式色彩。在黨的教育係統，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軍隊內，有少共國際師、工人師和紅軍大學。以後又為了紀念被控參與指揮廣州暴動而遭國民黨殺害的蘇聯駐廣州副領事郝西史，將紅軍大學易名為「工農紅軍郝西史大學」；在肅反保衛係統，有國家政治保衛局；在政府教育係統，有沈澤民蘇維埃大學、高爾基戲劇學校、高級列寧師範學校、初級列寧師範學校，和眾多的列寧小學。在中央蘇區，還有「蘇區反帝總同盟」和號稱擁有六十萬成員的「蘇聯之友會」。每逢列寧誕辰、十月革命紀念日、國際勞動節等眾多的國際共運紀念日，都要舉行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會上，不僅要組成大會主席團，選出國際共運和蘇聯著名人物作「名譽主席」（如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裏寧、合爾曼、片山潛、高爾基等都列為大會的名譽主席），還要發出「致蘇聯工人和集體農莊農民電」。

1934年9月中旬，中央蘇區的形勢已極端危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主席毛澤東已被完全排擠出核心決策層，他「日夜憂思，對時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後，來到南線的於都視察，[ 《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33。]在這裏他會見了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時任贛南軍區參謀長的龔楚。毛澤東對龔楚說：「龔同誌！現在不是我們井岡山老同誌的世界了！我們隻好暫時忍耐吧！」說至此，毛竟淒然淚下！[ 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頁550。]

所有這些表明，力圖在中共黨內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的博古等留蘇派，在政治上已經取得了對毛澤東的完全優勢。然而，博古等的成功僅是一種虛幻的假象，留蘇派最缺乏的是軍事方麵的成功。在國民黨軍隊大舉圍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實質性的軍事勝利，其一切成功都尤如建築在沙灘上的樓閣，一遇風浪，終將被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