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說道，目前中國的官學商一體化聯盟已基本形成，贏家通吃！其力量已經可以阻礙甚至扭曲改革了，即使一些出台初衷是改善弱勢群體、中低群體利益分配的改革措施也往往變形，使利益流向既得利益群體。
與上述既得利益階層（我指的是整體上的）對應，在改革之初，農民收入增加，城鄉差距縮小，城市居民利益未受損，但隨著改革以城市為中心，農村的資源向城市集中，資金、人力、土地三大最核心的生產要素都是如此，農村必然出問題，三農問題尖銳化了。約2億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也就從農民中分化出了農民工，第二代農民工不會種田，回不去了，實際上是產業工人的主體；但又沒有融入城市，成為市民，風險在醞釀。
其次，工人原意是指國營企業的職工，改革開放前，收入不錯，保障齊全，一個企業一個小社會，雖不富裕但很安逸。有朋友問：以前國有企業什麽都包了，生老病死，子女上學就業等等，鄰裏關係也很密切，為什麽後來都沒了呢？的確這種小社會給很多現在40歲以上的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憶，但問題是，市場經濟後，沒有計劃的保障，企業比的是產品質量、價格，自負盈虧，企業背著這麽大的負擔無法競爭，生存困難，所以才有了一係列的國企改革嚐試，承包製、廠長負責製等等。9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大量破產改製，首先付出代價的是國有銀行，巨大的不良貸款隨之產生後再剝離，如此決策得失在此不論。關鍵是由於當時幾乎沒有任何保障體係，對許多工人來說，隻能是便宜買斷、下崗，特別是中年工人再就業困難、生活艱難，利益損失嚴重。
總之吧，80年代社會活力極大釋放，社會階層變動很大，但階層間的通道開放，主要是普惠大眾的改革，即使某階層有失也必有得，沒有人能夠通吃。但90年代以後的改革，逐漸形成了政治、經濟、文化精英群體的同盟化、一體化，獲取了幾乎所有改革措施的好處，而農民、傳統的工人也就是現在城市的一般市民在很大程度上被邊緣化。
而社會階層是可以繼承的，富人可以製造“富二代”，官員和知識精英本來難度比較大，但隨著教育產業化和高校的瘋狂擴招，以及海外教育的簡便化，他們有能力使後代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走向社會時，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源為子女提供好的工作和發展機會。在中國的曆史上，教育是改變個人出身和所屬階層最好的甚至唯一的機遇，在高校是“天之嬌子”階段，農村孩子隻要能上大學就意味著上升通道被打開，記得我當年上大學時，因為家兄的熏陶，象棋、圍棋、羽毛球在班裏無對手，足球是係隊，籃球是班隊，雖然來自農村，雖然窮點，一塊紅燒肉可以讓我兩眼發綠光，但與乖巧或物質生活相對優越的城裏同學相比卻很有心理優勢，因為，雖然付出的多一些，農村小孩能來到城市站在一個起點上，表明本身比你優秀，而任何城市最優秀的群體都基本上是外地人，典型的年少輕狂和無知，但時代給了我們這一代人很多機遇，可以改正錯誤重新開始。現在很難了，因為大學的擴招，來自農村的孩子相對比例大幅減少，而大學的快速貶值，上學即貧困、畢業即失業使絕大多數農村孩子無法通過教育改變所屬階層。
目前，中國的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寬越來越深，利益受損群體或者說普通百姓家庭的子女想向上走的難度越來越大、機會很少，階層劃分趨於固化，近些年來的大量政策包括農業稅全免、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都無法對社會階層的分化形成衝擊和改善，隻能是讓利益受損的弱勢群體有個扶手不會掉下山崖，而離起點公平、機會公平差之甚遠。
社會不公平的階層分化和固化，必然導致大多數底層群體和上層群體之間的對立情緒，群體性事件必然越來越多，手段也可能越來越暴力；從中長遠看，這種經濟發展、政治基礎的鏈條也很脆弱，不可持續，社會隱患在發笑。那麽這個結果是否可以避免呢？當然可以但為時已晚，現在的關鍵是這個不公平的社會階層分化能否結構優化，特別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官學商聯盟能否被打破！這就涉及到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方向了，也就是說，中國通過市場經濟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驚人的財富，但中國也從一個雖貧窮但相當平均的國家發展成為相當不平等的國家，改革初期的萬眾一心已經被今天的利益嚴重分化、心態對立所取代，不斷激化的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在考驗中國向何處去！
目前主要有兩種思潮，一是簡單認為這一切都是因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惹的禍，應該推倒重來，回到毛時代，回到計劃經濟時代，很多既得利益群體也對此推波助瀾；一種認為中國的問題是由於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製作用不充分，貧富分化不是因為市場經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因為市場化過程中，因為權力之手的介入，讓有些人以犧牲普通大眾為代價暴富，這恰恰是舊體製的弊端造成的，應該進一步深化改革。
中國目前市場經濟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最重要的三大經濟要素：土地、資本、勞動力仍屬國家控製，而在現實中，政府仍然是資源配置的決定者、投資活動的組織者，本來應該由市場配置的資源，很多還是由政府部門事實上相關官員來配置，由此在很多時候資源配置權被異化為官場經濟下的權力尋租。因此，市場主體，無論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或者個人，能夠獲得經濟資源的多少和優劣，很大程度上依賴與與權力的關係遠近和密切程度，最終就形成了以權力為核心的利益分配格局。
市場經濟的完善和成熟，必須建立在法治和民主的基礎上，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產生，力量很強大，他們既害怕民主，因為不願人民來製約其行為、分享其利益；又需要市場的遮羞布來抵禦政府出於社會公平和百姓壓力的幹預，每當政府出台類似政策時，總有代言人站出來為他們定義的“市場”辯護，最後使政策走樣、變異，實在不行，就抬出為了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的帽子壓人。由此，官學商利益聯盟得以形成，越來越難以攻破，前國資委李大員離職時對自己的評價是“忠臣”，並說自己在央企負責時，也是需要送禮的，其意值得玩味乎？
其實，今天中國的問題，不是要市場還是計劃的問題，而是政府權力的合法邊界和義務問題，後者是建立市場經濟的法治環境（不是停留在紙上的法製）和照顧弱勢群體，比如國企改革和拆遷，要補償到位，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包括現在的保障房建設不能市場化，不能推給社會；前者是要從市場領域清除權力之手，政治決策進程對人民開放，使民眾能參與改革，製約權力濫用。顯然這離不開政治體製改革，因為不如此，利益集團打不破，真正的市場經濟無法建立，或者說，如果中國消除不了特權、壟斷以及不勞而獲的根源，讓社會的特權階層可以繼續依靠權力和資源來對內掠奪財富，普通百姓沒有機會在法律的保護下，按照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和獲得財富，中國的前景並不光明，我想這也是溫相一再呼籲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原因吧，無奈乎。至於如何改，不再羅嗦，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我以前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係列文章，關鍵是政治進程要對社會所有階層開放，而不僅僅是既得利益集團和社會精英，弱勢階層無法議政、參政，無法通過法律保護的渠道發出自己的聲音，維護自己的應有利益。
最近，廣東省一把手提出“增憂患意識比歌頌更重要”，佩服這位國家領導人的政治勇氣，包括他應對金融危機的方略所帶來的爭議。有人說：要讓老百姓從心裏喊我黨萬歲。我也佩服其強烈的主人意識，能代表我黨接受人民的膜拜。正如我黨宗旨所言，我堅信我黨是沒有任何私利的執政黨，惟有TG有能力帶領中國走向國強民富，TG的曆史使命是什麽？就是帶領中國人民繼續奮鬥，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與這個使命相比，能否萬歲是次要的，畢竟人類不過幾千年的曆史，從原始社會發展到了地球不堪其負的今天，一萬年的東西還沒有，一萬年以後會怎麽樣？留給曆史吧，我相信我們的黨能做好自己的事，完成自己的曆史使命，當然首先要逐步解決目前中國的突出矛盾，抬頭看天、低頭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