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麻煩在後頭
——金融危機兩周年回眸與前瞻（之二）
趙偉（浙江大學）
2.1 金融危機之於世界經濟：改變了什麽？
此次金融危機最大的衝擊，是“後冷戰”期形成的全球金融體製和“多極化”的世界經濟格局。早先我曾說過，可以把“後冷戰”至此次危機發生之間的全球金融體製視為一種美國“獨裁體製”，華爾街與“聯儲”一唱一和製訂全球金融規則，推動金融創新浪潮。“後危機”以來的發展表明，此種體製正在瓦解，代之而起的將是一種“君主立憲”式的體製。美國在全球金融體係中的引領作用短期內難以取代，但這種引領將受製於一種明確的規則或曰“金融憲章”。製訂這個“金融憲章”的機製，監管這個憲章實施的機構，將非G20莫屬！
與全球金融體製上述變化一致的，是世界經濟的多極化體係。“後冷戰”到此次危機前的世界經濟，由“三大”加“多新”主宰。三大即美、歐、日三個最大的工業化經濟實體，“多新”即多個新興市場經濟體。“後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格局的發展，雖然難以改變多極化大勢，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多級化正超著分層的多極集團化演進。早先我曾將其稱為“分層的3G格局”。其中第一個層次的G即“G20”。它由全球最大的19個國家加上一個一體化的“殼”——歐盟組成。粗略地算一下，目前G20占了全球產出的90%以上，貿易的80%以上，人口的2/3以上。這個集團的協調一致，就代表了全球的協調一致。此次危機發生以來的G20頻頻峰會，表明G20 確有協調全球政策的號召力！第二個層次的“G”由世界“萬億美元俱樂部”的11個國家組成。這十一個國家可分為兩個“組塊”：一塊是G7，即7個最大的發達國家構成的協調組織；另一塊是“G4”或“金磚四國”，由四個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構成的團塊。其中G7在後冷戰前期就很活躍，近年拉上俄羅斯“客串”，號稱“G8”。但俄羅斯的真正可發揮作用的組團是“金磚四國”。後者原本是個虛擬團塊，但後危機以來日益顯現出與G7相匹敵的趨向。每次G20峰會前，都要搞個領導人會談。第三個層次是“G2”，即中國和美國。這雖然有媒體調侃引出，但近期越來越具有“對話機製”的特征。兩國不僅分屬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最大經濟體，且在經濟上的彼此依賴越來越強。美國是全球創新能力最大的國家，握有全球一大半高層次的知識產權，挾世界最重要儲備貨幣美元而自重，加上其金融業在全球的“領頭羊”地位，其影響力依然居於全球首位。中國的經濟實力雖然不可與美國同日而語，然而作為全球增長潛力最大的國家，握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最為重要。在美國負債累累的狀態下，中國握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實際上起著巨大的穩定作用。由此將兩大國綁在了一起：中美兩國合則不僅兩利，且可望將世界經濟引出險境。反之，如若兩國“較真”乃至“交惡”，不僅兩敗俱傷損害自身利益，而且將會把世界經濟推入風險之中。
2.2 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帶來什麽？
金融危機與世界經濟衰退，帶給中國的既有機會，也有麻煩。
機會是外生的，也是即時的。早先我曾說過，此次金融危機帶個中國經濟的機會，可從三個視野來看：第一個是“和平崛起”視野。所謂和平崛起，就是說不通過與原有主宰世界經濟的大經濟體的對抗乃至戰爭獲得一個經濟大國在全球經濟與政治事務中應有的地位。金融危機的確給帶給中國經濟這樣的機會。隨著金融危機的發生，G20取代G7成了全球最有影響力經濟協調機製，在這個機製下，尤其是在前述分層的G3框架下，中國無容置疑地站在了世界經濟與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這是此前幾代人所可望而不可及的！第二個是產業轉型視野。產業轉型升級是下一步中國經濟發展必須跨越的一步。轉型升級需要物質基礎，最關鍵的物質基礎有二，分別為企業研發能力和創新型人才與人力資本。金融危機導致了發達國家研發資源的大量閑置，高端人才與人力資本供大於求，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創造了機會。第三個是要素需求視野。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衰退，逆轉了國際市場戰略性資源尤其是能源、礦產等資源價格的飛漲，促成了價格的回歸，這為中國經濟發展尤其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所引出的巨大要素需求，創造了難得的一次機會。金融危機之前數年，全球經濟的同步增長曾經導致石油、礦產等戰略性資源價格的飛漲，大大增加了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而危機發生以來的供求態勢變化與價格回歸，無疑有利於抑製基礎設施建設成本。
當然與如何事物利弊相生相依一樣，此次危機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麻煩。麻煩既有外生的，也有內生的，無論內生還是外生，都屬於滯後，將在未來數年發揮負麵影響。
所有麻煩中最大的是，危機迫使政府宏觀政策逆轉，延宕了中國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時日。客觀地來看，此次金融危機之前的中國經濟與產業，粗放式擴展已經走到了盡頭，亟需轉型升級。此前的緊縮型宏觀調控政策，正是適應了這一約束。緊縮型宏觀調控本已強化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沿海產業轉型升級的約束條件，最突出的標誌是飛漲的房價得以遏製，如若持續下去無疑將促成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化轉型。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顛覆了此前的緊縮型宏觀政策，促成了宏觀調控政策基調的180度大轉折。為應對危機而被迫推出的“保增長”、“保就業”的宏觀政策，雖然保住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對世界經濟短期內反彈起到了穩定作用，但無疑導致了粗放式擴張的回潮，致此前宏觀調控促成的轉型升級約束功虧一簣。這方麵最典型的標誌，也要屬房地產價格的“報複性”反彈了。客觀地來看，中國經濟因金融危機而引致的轉型升級推後，埋下了下一步經濟調整的難題！
2.3 金融危機效應：麻煩在後頭
總體來看，金融危機帶來了世界經濟變化的無常，促成了多級化世界經濟格局的“變異”，給中國帶來了難得的機會，但也引出的新的麻煩，這種麻煩集中體現在增種方式轉型的滯後！
在金融危機兩周年之際，似可大膽預測：工業化大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未來的跌宕起伏變化仍將是“超預期”的，但中國經濟的變化則多半是可預期的。“分層3G”新格局下的“G2”亦即中美兩大經濟體，麻煩多半在後頭，其中美國經濟最大的麻煩在於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中國經濟最大的麻煩與居高不下的樓市密不可分。同樣可以預料的是，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將以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立場的變化為轉移，而政府政策立場的變化，則多半以內外經濟環境形成的硬約束為因由！
（本文部分內容載《浙江日報》2010-9-14第13版，標題《曾記否，到中流擊水》
http://zjdaily.zjol.com.cn/html/2010-09/14/node_6.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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