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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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生還是不生,這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能力問題,靠個人奮鬥拚出一條血路的“苦一代”,在延續“生命”的抉擇前彷徨,甚至退縮
房奴車奴孩奴“三座大山”
“如果可以重新選擇的話,我寧願不生,因為沒有能力去培養好下一代。”Y的話聽上去十分殘酷,卻道出了許多年輕父母的心聲。
Y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仔,娶的C也是典型“廣女”,兩家勉強算得上老廣中的中等收入家庭。
已經工作了3年多的Y和C在雙方父母合資下,很快就給番禺華南碧桂園一個100多平方米的三房墊付了首期。房貸月供4000多元,對在壟斷國企下屬事業單位做工程師的Y和在某外資藥企做產品分析的C來說,也算不上太大負擔。“想當然唄,初時以為兩個人加起來一個月有1萬多元,即使再添一個孩子也沒有問題。”
C給記者算出每月賬單:給兩家父母各1000元,2歲的孩子每月奶粉2罐合計400元,鈣片、魚油各式營養品200元,本地人住家保姆1800元,家庭日常夥食開支800元,再加上為了孩子而貸款買的車還貸800元,早教班1200元,“滿打滿算每個月都是月光族,有時工資卡內剩下不到100元,稍買點東西就成‘負人’”。
分別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和中山大學的Y和C從來都沒有想過小家庭會這樣“窘迫”。Y拋出連串反問,奶粉是可以不用那麽貴的牌子,但放心吃便宜的嗎?確實可以不上早教,但同學的孩子都能說ABC,甘心自己的卻連顏色都認不全?父母還沒退休,自己又沒有能力養家庭主婦,家裏不請保姆行嗎?有的保姆為了孩子不哭給喂感冒藥,能不請一個好點的嗎?“老婆兩年沒有買過新衫,因為將來讀幼兒園、讀書的錢都在頭痛,有時真的想狠下心在家開私塾算了。”
房奴、車奴,再加一個孩奴,Y覺得曾經幻想的美好生活被“三座大山”壓成了幻滅。“如果可以重新選擇的話,我寧願不生,因為沒有能力去培養好下一代。”Y的話聽上去十分殘酷,卻道出了許多年輕父母的心聲。
事實上,早在2004年底,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徐安琪主持的調研報告就顯示,中國大城市0歲至16歲孩子的撫養總成本將達到25萬元左右,如估算到上學等支出,則高達48萬元。近日有人提出了“窮二代”不願生“窮三代”的命題,並把“窮二代”定義為“父輩是改革開放中沒有致富的產業工人或者農民,如今仍屬於弱勢群體,廣泛地存在於城市和農村之中的人”。
月入3萬卻沒信心生養兒女?
“名牌大學生都拚搏得這樣辛苦,養個孩子成本還不太夠,將來怎樣送孩子去讀好學校?我實在不舍得自己的孩子走我現在的路!”
小兩口月均收入究竟達到多少才敢要孩子?根據今年4月零點研究谘詢集團發布的“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生育意願調查”,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一線城市,受訪者的心理底線是8078元；武漢、哈爾濱、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會城市受訪者的心理底線是5169元；縣城地區則是4454元。
記者的調查卻顯示,在“生不生”的糾結中,家庭月收入超過8000元而不願生育的夫婦大有人在,而且在大城市中占據主流。上周末,記者與10對這樣的夫婦聊天,發現在他們“無奈不生”的內心裏,多數是對未來生活失去信心:工資收入一直也跑不贏飛漲的物價；他們與父母兩代人都被房地產綁架了,不僅要付出全部積蓄,還要背上多年的債務才能有屬於自己的棲身之所；未來並不確定,一旦沒有了目前的工作,連緩衝的積蓄都可能沒有；更關鍵的是,沒有信心依靠個人奮鬥給予下一代良好的生活。
“結婚生子、年老之際含飴弄孫是我小時候的夢想,但現在可以去創造的時候,我卻選擇了放棄。”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L生於1977年,她說,“身邊的人都沒有哪天不需要加班加點,個個都是人前風光,背後心酸。”L感慨,單是苦一點就算了,“問題是像自己這樣名牌大學生都拚搏得這樣辛苦,養個孩子成本還不太夠；將來怎樣送孩子去讀好學校?或者要賺多少錢才夠送孩子出國?我實在不舍得自己的孩子走我現在的路!”
在30年前的“年輕人”眼中,L的這套論調可笑且自私:夫婦倆月薪3萬,卻嫌賺得不夠、嫌辛苦而不生孩子,犧牲天倫之樂?
“那是他們沒有切膚之痛。”在廣州教育係統供職的P給記者逐一羅列:公立幼兒園擠破頭,私立園每月收費數千,而且年年漲價；到了孩子上小學、中學,每年寒暑假補習班消費都是數千至萬元；“靠個人奮鬥而且熬出頭的一代同樣在孩子身上寄予濃重的希望,他們希望下一代起碼能如自己般在社會中站住陣腳,但卻因社會競爭激烈而焦慮萬分,有些更是希望變失望。”
平民階層上升渠道堵塞
有時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種絕望的感覺。
記者發現,除了物質壓力外,70後末80後初的大部分人沒有“富爸爸”而一直奮力在人群中生存,常常眼睜睜看著有“富爸爸”的同齡人搶占資源,自己再努力也是被落人後,這樣的親身經曆讓他們害怕孩子“重蹈覆轍”,繼而不敢生孩子。
“一個良好的社會形態應該是橄欖型的,而並非啞鈴型,一旦中間的渠道被捏窄,造成對立的兩級膨脹,社會矛盾就會變得尖銳。”結婚10年的H並未生育,在她的理解中,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是目前最大的概率事件,但人多資源少的情況下,中國的教育資源分配難以均衡。
H有點心酸地說,“平民的優秀孩子讀不了公辦好學校,有的沒有錢的還讀不了好的民辦初中,結果在小升初就造成整個平民階層上升渠道的堵塞。我不想下一代受苦,寧願老了後到老人院。”
2009年,清華大學著名社會學者孫立平也曾表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聽到類似的說法:有時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種絕望的感覺。”
的確,在理想狀態下,像P、Y、C、L、H這些受過高等教育,進入大城市奮鬥的年輕人本應成為準中產階級人士,構建穩定“橄欖型社會結構”的主力。但現在,這些中等收入者的實際消費能力在下降,生兒育女的期望在下降,“橄欖”逐漸變窄,甚至出現斷層的可能。所以不想孩子成為“苦二代”,就索性“丁克”。
“這其實是審視社會公平的一個絕好切入點。很多‘被丁克’者雖然不貧困,但已經失去了公平競爭的信心。由此,暢通平民階層的上升渠道,是當今社會不得不重視的問題。”中山大學有學者指出,要讓每個階層都相信會有公平的機會來改變命運。
更有專家直言,公平機會首先要由教育去創造。“在西方,學前教育常被視作補救弱勢群體後代的一個重要環節。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國家就通過資金和項目的傾斜,讓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著名幼教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燕表示,在中國,恰好相反。
“從起點就輸,怎麽跑下去?”感覺自己“被丁克”的P對著家婆擠了一句,“我和你兒子的聰明基因保不了你孫子將來跑得過別人。”
找不到工的孩子拖著老母到處乞討,就像周星馳電影裏的落魄武狀元,被惡狗追搶饅頭。吃早餐的時候,P向老公、家婆繪聲繪色地描述昨晚的噩夢,暗暗傳遞不願生小孩的念頭。
“開玩笑!你們倆那麽聰明,生出來的孩子怎會沒本事!”P還沒有說完,就被家婆厲聲打住,邊上的老公噤若寒蟬。
隨著70後末、80後初自立門戶,這樣“生不生”的戰爭在越來越多家庭中爆發。近日,一個關於“窮二代”不願生“窮三代”的命題更是從網絡跳轉到生活中,瞬間點燃了飲食男女的沸點。
記者調查發現,當下的“不願生”既不同於打著浪漫旗號的“丁克一族”,也並非全是缺乏生育養育成本的“窮二代”,更多的是靠個人奮鬥拚出一條血路的“苦一代”。他們不願意生的理由,更主要的是不舍得孩子像自己這樣“苦”,繼而選擇了“被丁克”。 ●南方日報記者謝苗楓
房奴車奴孩奴“三座大山”
“如果可以重新選擇的話,我寧願不生,因為沒有能力去培養好下一代。”Y的話聽上去十分殘酷,卻道出了許多年輕父母的心聲。
Y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仔,娶的C也是典型“廣女”,兩家勉強算得上老廣中的中等收入家庭。
已經工作了3年多的Y和C在雙方父母合資下,很快就給番禺華南碧桂園一個100多平方米的三房墊付了首期。房貸月供4000多元,對在壟斷國企下屬事業單位做工程師的Y和在某外資藥企做產品分析的C來說,也算不上太大負擔。“想當然唄,初時以為兩個人加起來一個月有1萬多元,即使再添一個孩子也沒有問題。”
C給記者算出每月賬單:給兩家父母各1000元,2歲的孩子每月奶粉2罐合計400元,鈣片、魚油各式營養品200元,本地人住家保姆1800元,家庭日常夥食開支800元,再加上為了孩子而貸款買的車還貸800元,早教班1200元,“滿打滿算每個月都是月光族,有時工資卡內剩下不到100元,稍買點東西就成‘負人’”。
分別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和中山大學的Y和C從來都沒有想過小家庭會這樣“窘迫”。Y拋出連串反問,奶粉是可以不用那麽貴的牌子,但放心吃便宜的嗎?確實可以不上早教,但同學的孩子都能說ABC,甘心自己的卻連顏色都認不全?父母還沒退休,自己又沒有能力養家庭主婦,家裏不請保姆行嗎?有的保姆為了孩子不哭給喂感冒藥,能不請一個好點的嗎?“老婆兩年沒有買過新衫,因為將來讀幼兒園、讀書的錢都在頭痛,有時真的想狠下心在家開私塾算了。”
房奴、車奴,再加一個孩奴,Y覺得曾經幻想的美好生活被“三座大山”壓成了幻滅。“如果可以重新選擇的話,我寧願不生,因為沒有能力去培養好下一代。”Y的話聽上去十分殘酷,卻道出了許多年輕父母的心聲。
事實上,早在2004年底,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徐安琪主持的調研報告就顯示,中國大城市0歲至16歲孩子的撫養總成本將達到25萬元左右,如估算到上學等支出,則高達48萬元。近日有人提出了“窮二代”不願生“窮三代”的命題,並把“窮二代”定義為“父輩是改革開放中沒有致富的產業工人或者農民,如今仍屬於弱勢群體,廣泛地存在於城市和農村之中的人”。
月入3萬卻沒信心生養兒女?
“名牌大學生都拚搏得這樣辛苦,養個孩子成本還不太夠,將來怎樣送孩子去讀好學校?我實在不舍得自己的孩子走我現在的路!”
小兩口月均收入究竟達到多少才敢要孩子?根據今年4月零點研究谘詢集團發布的“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生育意願調查”,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一線城市,受訪者的心理底線是8078元；武漢、哈爾濱、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會城市受訪者的心理底線是5169元；縣城地區則是4454元。
記者的調查卻顯示,在“生不生”的糾結中,家庭月收入超過8000元而不願生育的夫婦大有人在,而且在大城市中占據主流。上周末,記者與10對這樣的夫婦聊天,發現在他們“無奈不生”的內心裏,多數是對未來生活失去信心:工資收入一直也跑不贏飛漲的物價；他們與父母兩代人都被房地產綁架了,不僅要付出全部積蓄,還要背上多年的債務才能有屬於自己的棲身之所；未來並不確定,一旦沒有了目前的工作,連緩衝的積蓄都可能沒有；更關鍵的是,沒有信心依靠個人奮鬥給予下一代良好的生活。
“結婚生子、年老之際含飴弄孫是我小時候的夢想,但現在可以去創造的時候,我卻選擇了放棄。”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L生於1977年,她說,“身邊的人都沒有哪天不需要加班加點,個個都是人前風光,背後心酸。”L感慨,單是苦一點就算了,“問題是像自己這樣名牌大學生都拚搏得這樣辛苦,養個孩子成本還不太夠；將來怎樣送孩子去讀好學校?或者要賺多少錢才夠送孩子出國?我實在不舍得自己的孩子走我現在的路!”
在30年前的“年輕人”眼中,L的這套論調可笑且自私:夫婦倆月薪3萬,卻嫌賺得不夠、嫌辛苦而不生孩子,犧牲天倫之樂?
“那是他們沒有切膚之痛。”在廣州教育係統供職的P給記者逐一羅列:公立幼兒園擠破頭,私立園每月收費數千,而且年年漲價；到了孩子上小學、中學,每年寒暑假補習班消費都是數千至萬元；“靠個人奮鬥而且熬出頭的一代同樣在孩子身上寄予濃重的希望,他們希望下一代起碼能如自己般在社會中站住陣腳,但卻因社會競爭激烈而焦慮萬分,有些更是希望變失望。”
平民階層上升渠道堵塞
有時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種絕望的感覺。
記者發現,除了物質壓力外,70後末80後初的大部分人沒有“富爸爸”而一直奮力在人群中生存,常常眼睜睜看著有“富爸爸”的同齡人搶占資源,自己再努力也是被落人後,這樣的親身經曆讓他們害怕孩子“重蹈覆轍”,繼而不敢生孩子。
“一個良好的社會形態應該是橄欖型的,而並非啞鈴型,一旦中間的渠道被捏窄,造成對立的兩級膨脹,社會矛盾就會變得尖銳。”結婚10年的H並未生育,在她的理解中,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是目前最大的概率事件,但人多資源少的情況下,中國的教育資源分配難以均衡。
H有點心酸地說,“平民的優秀孩子讀不了公辦好學校,有的沒有錢的還讀不了好的民辦初中,結果在小升初就造成整個平民階層上升渠道的堵塞。我不想下一代受苦,寧願老了後到老人院。”
2009年,清華大學著名社會學者孫立平也曾表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聽到類似的說法:有時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種絕望的感覺。”
的確,在理想狀態下,像P、Y、C、L、H這些受過高等教育,進入大城市奮鬥的年輕人本應成為準中產階級人士,構建穩定“橄欖型社會結構”的主力。但現在,這些中等收入者的實際消費能力在下降,生兒育女的期望在下降,“橄欖”逐漸變窄,甚至出現斷層的可能。所以不想孩子成為“苦二代”,就索性“丁克”。
“這其實是審視社會公平的一個絕好切入點。很多‘被丁克’者雖然不貧困,但已經失去了公平競爭的信心。由此,暢通平民階層的上升渠道,是當今社會不得不重視的問題。”中山大學有學者指出,要讓每個階層都相信會有公平的機會來改變命運。
更有專家直言,公平機會首先要由教育去創造。“在西方,學前教育常被視作補救弱勢群體後代的一個重要環節。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國家就通過資金和項目的傾斜,讓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著名幼教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燕表示,在中國,恰好相反。
“從起點就輸,怎麽跑下去?”感覺自己“被丁克”的P對著家婆擠了一句,“我和你兒子的聰明基因保不了你孫子將來跑得過別人。”
找不到工的孩子拖著老母到處乞討,就像周星馳電影裏的落魄武狀元,被惡狗追搶饅頭。吃早餐的時候,P向老公、家婆繪聲繪色地描述昨晚的噩夢,暗暗傳遞不願生小孩的念頭。
“開玩笑!你們倆那麽聰明,生出來的孩子怎會沒本事!”P還沒有說完,就被家婆厲聲打住,邊上的老公噤若寒蟬。
隨著70後末、80後初自立門戶,這樣“生不生”的戰爭在越來越多家庭中爆發。近日,一個關於“窮二代”不願生“窮三代”的命題更是從網絡跳轉到生活中,瞬間點燃了飲食男女的沸點。
記者調查發現,當下的“不願生”既不同於打著浪漫旗號的“丁克一族”,也並非全是缺乏生育養育成本的“窮二代”,更多的是靠個人奮鬥拚出一條血路的“苦一代”。他們不願意生的理由,更主要的是不舍得孩子像自己這樣“苦”,繼而選擇了“被丁克”。 ●南方日報記者謝苗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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