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為限
部分轉載 部分自撰
在這個轉型期裏，各種因素層層疊加，給不同的人們帶來各自的挑戰。對於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剛剛進入晚年的這一代父母來講，已經沒有過去那樣多的家庭成員為他們提供贍養支持。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專家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社會養老至少在短期內無法解決中國的養老問題。
在現階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續的家庭仍是大多數中國老人晚年的歸宿。從這個層麵來說，讓中國人更富裕，幾乎是解決目前養老問題的唯一途徑。
要把爸媽接到北京嗎
“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進水裏，你救誰？”
《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徐妍 | 北京報道
接還是不接，這是一個問題。
自從春節後送走母親，林曉虹一直在盤算這件事情。今年母親正好60歲，白內障越來越嚴重。她記得那天母親蹣跚地走進火車車廂門，抬起頭左右看了片刻，才發現自己車廂的方向。
前幾年父親突然去世後，母親曾安慰說，他走得早不給林曉虹夫妻增加負擔。可是眼前，母親自己又該何去何從？
家庭年收入16萬元的林曉虹夫婦有車有房。剛剛習慣有孩子的生活，她突然發現自己開始為贍養老人發愁：首先就是把父母們接到北京後住在哪裏？他們家80多平方米的住宅無法容納兩家3位老人。
類似的煩惱不隻困擾著33歲的林曉虹，還包括她已經年過40的上司以及80後的下屬們。
一般認為，45至60歲為老年前期或初老期，60歲起將進入老年期。根據《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09年，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6714億，占總人口的12.5%。其中，8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899萬。
在高企的房價和不斷拉大的支出—收入差距下，贍養老人會不會壓垮中國中產階級、準中產階級？
養老前傳
林曉虹出生於東北一個典型的工業城市齊齊哈爾。2001年在省城的一所地方大學畢業後，男朋友家裏為他在北京的事業單位找了一個有戶口的工作。在這個可能令兩人分手的當口，愛情顯示了力量，兩個年輕人決定一起闖蕩。
2004年初，兩人結婚了。張家其實沒有什麽特殊背景，安排張斌的工作隻是有個偶然的關係，而且花了將近10萬元“關係費”。買房時，為了兩家各自唯一的孩子，兩家各拿了10萬元。但張家外借了4萬，林家外借了2萬。
在2004年的齊齊哈爾，2萬元差不多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兩年的收入。那時，振興東北剛剛在這個滿是風沙的城市產生效果。夏夜裏，馬路兩邊仍是擺攤的下崗職工。林家就有一個下崗工人：她母親用2萬元“買斷工齡”。父親的工廠常年不開工，但是靠20多年的車工經驗，他在一家私營廠裏找到了月薪1000多元的工作。
張家爸爸也是工人，不過企業效益不錯，一個月裏裏外外可以拿到1600元。張家媽媽在一個大國企的子弟學校當教師，有1000多元收入。
張家和林家的借款都還了一年多。結婚時，當科員的張斌月薪剛剛超過2000元，在一家國企子公司上班的林曉虹3000元出頭，每個月要還掉1000多元的房貸。
其實買這處在南三環的房子時，小兩口都有些猶豫。那是一個叫草橋的地方，雖然現在已經車水馬龍，但6年前算是三環沿線偏僻的地方之一了。張斌的父親第一次知道孩子們買房子的地方後，在地圖上找了許久：從故宮一路向南，出了老城、再出三環，找到後第一句話就是，這不是出城了嗎？
每平方米4500元的塔樓，80多平方米接近40萬元。在貸款時，小兩口和張家父母還有些爭論：老人們覺得20年貸款比10年要多幾萬元利息，他們有些不能接受，“他們說，你們倆小小年紀一個月就掙5000多，稍微省點就行了。”林曉虹說，於是他們按10年貸款，一個月要還1500元。
後來6年裏兩人的“奮鬥史”無需多言。林曉虹現在一家外資背景的公司做行政主管，一個月稅後收入7000元上下。雖然中間有過跳槽的機會，但兩口子商量後，張斌還是留在那個“超級穩定”的單位，月收入不到6000元。
6年裏，林曉虹的父親因為腦溢血去世了。利好消息是張家媽媽的學校“歸社會”，脫離了那家瀕臨破產的國企，收入上升到2000多元。張家爸爸的收入也達到每月1800元。
在林曉虹29歲的時候，她生了個男孩。那時張斌剛剛提薪，他們的收入偶然可以超過萬元，這才下了決心要孩子。張斌單位有個“關係幼兒園”，一個月孩子開銷1000多元。
2008年，小兩口買了一輛豐田花冠，全部辦妥花了15萬多元。如今家裏也就十萬多點存款，加上父母手上不多的存款，一共不到15萬元。這就是他們開始考慮贍養父母時，三個家庭的情況。
去郊區
林曉虹的母親是2008年初發現白內障的。手術後半年多開始複發。打算再做手術時，老太太說，不再折騰了。
今年林曉虹夫婦把她接到北京過年，兩個人都發現她做家務已經有些困難：刷完碗後，碗底還有些食物殘留。那天從火車站回來，林曉虹到後半夜才睡著：自己過去離父母遠，其實變相得以逃避贍養義務。
現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似乎還不是難事。她可以和孩子住在一個房間。不過等孩子過兩年上小學時，這麽安排就有些困難了。由自己的母親，她想到了張斌的父母。張家爸爸血壓不好，張家媽媽有肩周炎等職業病。他們早晚也要來北京吧？
春天的時候，林曉虹和張斌討論了幾次這個問題。他們決定先在北京找找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開始就沒打算住城裏。”張斌說。
2007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北京市首屆民政與民生論壇上曾表示，今後數十年，北京養老產業的布局將逐步調整到主城區以外，采用政策引導、財政補貼、養老小區建設等措施，鼓勵和引導城區老齡人口到空氣清新、生活安靜的郊區農村養老。
不過，這個“郊區”到底有多遠呢？
位於北京東北方向的燕郊是北京低價房的選擇之一。經過張斌“實測”，在工作日從這裏至少要1個半小時才能到北京東部城區。雖然，開發商一再宣傳燕郊和北京的關係，但在北京生活的人都知道，那裏其實就是河北。
在位於六環外的燕郊，房價春天時每平方米就已超過了萬元。兩三年的次新房視麵積不同，在7000到8000元之間。這樣，適合兩口人居住的建築麵積60平方米的房子要40萬到50萬元之間，“不能再小了，不然周末帶著孩子去，都沒地方呆。”林曉虹說。
燕郊往西是集中體現北京高房價的北部地區：五環外有的地方也超過2.5萬元。“在縣城裏的房子，密雲至少8000，平穀8000到1萬，房山超過1萬、門頭溝超過1萬、懷柔超過1萬，大興、通州就更不要說了。”張斌對於自己的調查結果相當失望。
9月，北京秋季房展又將開幕。一項調查說，參展的三環內新盤均價在3萬左右，郊區樓盤基本在1.5萬左右。雖然比春季展會中郊區項目2萬以上的均價來說下降不少，但對林曉虹一家來說仍是個“比較天文的數字”。
在她看來，適合父母居住的隻有“遠郊”。在房山區接近河北的周口店、琉璃河、韓村河等地方，張斌找到了幾個價格在3000至5000元的“養老樓盤”。“廣告就是老年社區。”他說，從那裏每次回京時，都要經過高速公路上的進京檢查關卡。
“單位組織郊遊去野三坡，就是那附近。”林曉虹想了想，笑了說，“環境確實好，回去看一次父母就當郊遊了。”
不過他們沒有把看房結果告訴父母們。“不忍心。”張斌說，樓盤附近都是大片荒地、樹林，往往開車十幾分鍾才有比較像樣的小型超市。至於醫院等設施，“就別提了。”
老人，還是孩子？
另一種方法是換房。林曉虹家的房子現在可以賣2萬元/平米以上。這樣換成120多平方米的大三居需要多貸款80萬元左右。“20年還清，一個月還5000上下。”她想想說，這樣可以解決一家老人的問題。
有時候，老人們會說，把他們的房子賣掉到北京來養老。他們兩家情況差不多：房改時用不到1萬元買下了現在70平方米上下的房子。在齊齊哈爾，這些老房子很少能賣到2000元以上。這個價格被張斌形容說，“到北京就沒影了。”
兩家老人賣房的30萬元，加之他們的15萬元存款，月5000元左右的還貸能力，其實對於這對夫婦，不是買不起單價8000元上下的房子。最大的問題是，他們不僅需要負擔父母，還有孩子。“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進水裏，你救誰？”張斌說，此外兩家老人總不能住在一起。
與他們夫婦相比，林曉虹的上司王大國的贍養需求更為急迫些。今年42歲的王大國夫婦月收入有2萬元上下，兩家父母都年逾70，生活自理能力明顯下降，“做飯都做不動了。”
去年，他嶽母生了一場大病，從河南接到北京做了一個心髒手術。今年春天，老太太又臥床兩個多月。由於妻子是獨生女，嶽父身體也不好，他們夫婦大約每半個月就回去看一次。妻子前後兩次請假半個多月回去照看老人。
林曉虹也有類似的經曆。母親白內障手術時，她請假10天回齊齊哈爾。後來都是老家的表妹幫忙照顧。
“經過這個事情，我們覺得，需要離他們近一點兒了。”王大國說，他家有兄弟兩個，但弟弟也在南方工作。父母在吉林農村，和在河南小鄉鎮生活的嶽父、嶽母一樣幾乎都沒有什麽存款和社保。“嶽父那邊好點，一個月有2000塊集體分成和社保。但做一次手術就3萬多，每月吃藥就把錢都花得差不多了。”
其實根據《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目前全國月人均養老金為1200元，涉及4700餘萬人，約為當年全部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
張斌父母情況最好。60歲退休後，父親每月有1700多元退休金，有職稱的母親有3000多元。如果他們在70歲前不出現大病，每月把母親的養老金都存起來到70歲會有差不多30萬元存款。“他們算是把我們都安排好了，開始為自己攢錢了。”
王家的情況是，2007年在東四環買了一處150多平方米的房子，原來那個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可以收3000元左右的租金。“我們手裏大約有20萬存款，租金基本還月供，孩子現在上初中，因為我們都沒北京戶口，這塊開支很大，學費、讚助費等生活費用平均一個月要5000上下。”在公司做副總的王大國覺得，自己短期內在收入上已經很難有提高，“父母養老、孩子上大學乃至以後結婚，每筆至少要二三十萬。”
與張斌擁有穩定的養老保障不同，他們夫婦現在就需要給自己攢養老錢，“多少錢才夠，我們也不知道。但現在的情況是，一要保孩子，二是保老人，然後看自己還剩多少錢。”
根據《北京市200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齡事業發展狀況報告》，2008年底，按15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撫養60歲及以上人口計算，北京市老年撫養係數為24.3，少兒撫養係數為12.4，總撫養係數為36.7。這意味著，每100個勞動力需要贍養36.7名老人和孩子。而在上海，僅老年撫養係數就達到32.6。
長大的煩惱
不過王大國也表示，恐怕北京的大多數中年人都沒有他收入高，“如果一個家庭月收入在1.5萬元以下，即使負擔一個不太高的房貸和一個不太花錢的孩子，存款也是很艱難了。”
如果把兩家父母都接到北京，一家和他們住一起，一家住70多平方米的那處房子，“這樣就相當於每個月收入減少3000多。而且孩子現在14歲，10年後就要考慮她結婚的問題，也得準備一處房子。我想那時還是要負擔老人的。所以這處房子空不出來。”
至於那些在這個城市裏還沒有一點兒資產的80後，無法想象負擔老人的問題。“我們公司剛結婚的80後，家庭月收入七八千。兩家湊50萬左右，在北京也買不起房。”林曉虹說，即使70年代後期出生的人，如果沒有及時買房，贍養父母也會麵臨大問題，“2008年夏天是一個坎，如果那以後才買房子，一般就會耗盡兩家老人的積蓄，再讓子女的家庭每個月背一個五六千的房貸。”
在中國的二三線城市，除住房外，一般家庭經曆過孩子上大學、結婚等耗費後，已經很難有20萬元積蓄。而在北京4環均價2萬元的情況下，80平方米首付40萬元仍要貸款100萬元以上，30年月還貸超過6000元。
“第二套房子首付還要高。”王大國說，雖然全國很少有北京同量級的大城市，但是二三線城市工資和房價的比例與大城市不會有太大區別，都麵臨類似問題。
其實對於林曉虹來講，生活已經不太輕鬆。“現在不少東西都漲價。”她最近意見比較大的是北京停車位的問題，“原來2元一小時的地方，最高漲到8元，一般是5元，1.5倍。”
雖然政府希望通過調整車位收費來調控北京交通擁堵問題，但她認為這仍是變相增加有車者的負擔，“我為什麽買車呢？因為我買車的時候，北京城裏隻有兩條地鐵。現在如果父母到北京住在6環。我還是要用車，因為交通不到那裏。”
其實以他們的收入已很難察覺到蔬菜、糧食價格的上漲，但林曉虹仍然覺得必須支出項目在最近幾年增長了至少三到四成，“我現在很怕孩子長大，上學要更多的錢，買衣服要更多的錢，他的生活用品也需要更多的錢。”她估計，孩子每長大5歲，年支出就要增加50%以上，“如果把父母都接到北京，生活就達到天花板了。一旦出現風吹草動，比如短暫失業，一家老小六七口人就全完蛋了。”
不過，在幾個人看來，把父母留在老家仍讓人擔心。張斌說起，他爺爺在生命的最後10年裏出現腦萎縮，“吃飯前說的事情，飯後就忘。我父母兄弟姐妹5個人商量後，二姑放棄工作照顧他，其他四家每家每月給她300塊錢生活費，可大姑兩口子都下崗了。這還不算老人生活費和看病錢。如果我父母出現類似問題，我們倆誰能辭職？隻有花錢嘛！”
對於幾個人來說，目前最好的選擇就是將老家的房子出賣或出租，把老人安置在北京的養老院。這和所謂的“以房養老”十分相似：關鍵都要“有房”，而且有足以支持養老的房子。
目前北京稍微正規點的養老院每月也要2200元以上。“房子賣15萬，或者每月1000塊租出去。”這樣，賣房的錢可以支撐5年，或者每月補貼1000多元，占他們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按照北京市製定的養老規劃設想，到2020年，90%的老人應該能夠在社會化服務協助下通過家庭照顧養老，6%的老年人可通過政府購買社區照顧服務養老，其餘4%的老年人則入住養老服務機構集中養老。
家庭仍是贍養老年人的主體。
林曉虹現在還不敢想兩家父母來北京後的醫療和其他生活開支問題，“當然，把北京的房子賣了，然後拿著錢回老家，什麽都能解決。可是，誰能那麽輕易地離開呢？”她說。
誰來頂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
“隨著社會的發展，父母對養老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有自己的養老需求。同時，家裏子女數量卻在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家庭養老質量弱化，提高社會養老水平，成了一個基本潮流。”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米艾尼、特約撰稿張靜 | 北京報道
“我發現，現在老年人和中年人中有一種恐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孫義群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這種恐慌是因為看到一種倫理道德的弱化。同時，兩個人要養四個乃至更多的老人，人們沒有看到一種安全的社會養老模式的建立。”他說，缺乏安全感是整個社會對養老問題的普遍感覺。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煩惱和幸福。但對於中國人來講，老齡化時代的到來使養老問題成為大多數國民都需要麵對的問題：或者為父母、或者為自己。
在這個轉型期裏，各種因素層層疊加，給不同的人們帶來各自的挑戰。對於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剛剛進入晚年的這一代父母來講，已經沒有過去那樣多的家庭成員為他們提供贍養支持。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和人保部的專家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社會養老至少在短期內無法解決中國的養老問題。
在現階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續的家庭仍是大多數中國老人晚年的歸宿。從這個層麵來說，讓中國人更富裕，幾乎是解決目前養老問題的唯一途徑。
消失的叔叔和舅舅
對於這一代子女本身，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葉廷芳一直有話說：獨生子女因為沒有兄弟姐妹，所以導致下一代沒有“叔叔嬸嬸、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而在傳統中國家庭倫理中，所有下一代男性家庭成員都必須承擔贍養父母的義務。
他對本刊記者說：“這是人倫的缺陷，必然導致人性的變異，它所造成的人文生態破壞， 直接關係到家庭養老體製的崩潰。”此外，葉廷芳認為，獨生子女一代精神人格的普遍下滑也是目前家庭倫理需要麵對的挑戰之一。
“我去年在參加全國婦聯和計生委研究機構共同主辦的會議上看到一份文件，上麵有一個觀點，現在的青年人集體意識淡薄、自我意識很強、自私、冷漠、沒有感恩的意識。”他說，“雖然不全部是家庭方麵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方麵。沒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容易自私和孤僻。”
不過，家庭成員減少對於父母的最直接影響是：在他們的晚年無法得到那麽多支持和支撐。一旦唯一的兒女“不孝”，他們的晚年就會麵臨巨大的贍養風險。其實，“421”結構的家庭模式中，在贍養父母的問題上，對子女提出了更高的經濟要求和道德要求。
孫義群則認為，造成目前養老困境的不僅是獨生子女問題，事實上這一危機在中國於改革開放後就已經開始顯現：是工業化大潮動搖了“養兒防老”的觀念基礎。
工業社會的生產特點對老年人的地位造成了一定意義上的衝擊。中國傳統社會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家庭或者說家族是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老年人從年輕時開始積累的農業生產技能，會不斷傳給下一輩。作為一家之長的老年人往往也是家庭經濟生活的組織者和管理者，擁有很高的權威地位。
在工業社會，老人的優勢似乎不存在了。在廣大農村，孩子們到大城市打工，老人們留守在家裏，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態。
即使對於那些和父母身處同一城市的子女來講，如何照看家長的生活也是一個問題。這也往往需要錢來解決。
無論如何，讓老人們快樂生活、體麵離世，對誰來說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中國原來一直是家庭養老。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父母對養老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他們有自己的養老需求。同時，家裏子女數量卻在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家庭養老弱化，提高社會養老水平成了一個基本潮流。”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姚遠對本刊記者說，中國的社會化養老自1949年就開始了，並不是一個新鮮詞。
“五保戶、榮譽軍人、特別貧困的殘障人等特殊人群都是由國家承擔贍養責任的。隻不過原來局限於特定的老年群體，現在的社會化養老是要麵對全社會的老年人。”姚遠說，在過去的社會養老中，既包括經濟保障，又包括生活服務，“現在的政策把這兩部分分開了，經濟保障叫養老保障，社會服務叫養老服務。”
總體來說，自1949年以來，社會養老在製度建設上不斷完善並向係統化發展。改革開放是一個分水嶺。
改革開放以前，經濟保障水平比較低，國家將建立養老退休金製度作為社會養老的基本目標。80年代以來，隨著養老保險製度的逐步建立，過去現收現付的製度開始轉變為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
“現收現付製度是現在的年輕人來贍養老年人。但是改革所實行的基金積累製，是一個人從工作開始自己積累，到老了返還養老金供他養活自己，這種改革能大大減少政府的負擔。” 他分析說。
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正是過渡期的典型：他們在工作時處於老的製度下，沒有為自己進行積累；進入晚年後，又無法享受原有製度的保障。這一人群的範圍，至少還涉及上下10年內的父母們。
不過孫義群認為，擁有超過2億老人的中國，恐怕無法完全轉變為社會養老，“未來老人數量會更大，光靠社會養老是根本不行的。尤其是在我們國家的社會承受能力和經濟實力還沒有達到那麽高水平的時候。”
姚遠也認為，在養老問題上，中國不適合照搬西方的社會養老模式。
“中國有家庭養老的傳統，有些國家沒有這個傳統。從家庭養老過渡到社會養老不隻是時間問題，還需要一定的條件：第一是老年人的養老觀念；第二是老年人養老的經濟水平；第三是社會所能提供的養老環境。”他說，“從現在看，我們的社會養老中還存在很多問題，所以還是應該基本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化養老製度還在建設和完善中，這需要一個過程。”
孫義群認為，現在中國的養老模式中最大的兩個問題，一是養老費用的問題，第二是撫養人的問題。“現在對養老金需求這麽高，但是錢不夠，很多地方麵臨社保基金支付危機。現在社會養老待遇在不斷提高，而資金入口相對固定。曾有人大代表呼籲國有企業來定向補充社保基金的不足，我覺得是個好辦法。”他說。
其實在西方國家，社會養老賬戶也在出現虧損。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2009年的報告顯示，發達國家已經出現養老金短缺困難。這幾乎是社會養老不可避免的問題。
姚遠強調，社會養老的中西部差距也不可忽視。據他了解，在西部的鐵路分局裏，一個局長每月退休金才1000多元，不到北京同職位幹部的五分之一。“從全國來講，還是要通過製度和政策進行適當平衡。”
姚遠告訴本刊記者，國家計生部門曾經提出，建立以家庭養老為基礎、以社區服務為支撐、以機構養老為補充的養老模式，但是三者的具體內容和比例並沒有進行細化。
無論如何調整比例，家庭養老的基礎不可動搖，“這是非常明確的。在中國，把養老完全推給社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強調說。
從這一角度講，短期內還沒有人能頂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們。隻有子女自己，承擔起全部贍養義務。
如何借鑒國外經驗
其實，孫義群對國外的養老模式感受非常深刻。他曾經專門訪問過美國的各級養老機構。
“分成很多層次：有社區養老院、私人開的高級養老院，還有服務於貧困人群的養老院等等。各種人群都能得到照顧。另外，幾乎每個社區都有一些針對老年人的服務設施，比如社區食堂。”孫義群說，在美國普通的社區食堂，老年人每天中午吃飯隻需要交1元錢，飯後還可以帶走一個麵包當晚餐。這些食堂大部分是當地慈善機構和非政府組織讚助的。他認為，這些辦法可以在中國逐步普及。
姚遠對國外養老製度的先進經驗歸納說：“一些國家實行了比較完善的養老保險和製度政策，他們既有全麵的法規政策，同時還有一些針對老年人的專項法規。比如，有關養老的經濟法規、有關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法規，英國還有一個法規鼓勵老年人走出家門去工作，政府給獎金。”他認為，相關法規建設是值得中國學習的。
“另外，一些國家的社會養老模式是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甚至可以說是以社會參與為主要力量。”姚遠舉例說，中國養老機構以公辦為主，國外以民辦為主，由政府批準和統一監管。
姚遠認為，隨著生於建國之後的新中國人一代一代地步入老年，他們的資曆、閱曆和期望與過去的老年人會有很大差別，“精神需要應該會比過去的老人更多”。
“在傳統家庭倫理模式已經發生斷層的今天，解決養老問題不光是錢的問題，體製、觀念等等都要綜合考慮。”他說。
這一代父母的昨天
其實在采訪中，幾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輩子，也不知道年輕時都幹什麽了，不僅沒留下像樣的財產，以後恐怕還要成為孩子們的負擔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張欣 | 北京報道
說起這大半輩子，高中文化的張彥華突然拽起了文：“是孔夫子說的吧，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輕微鼻音下的山東口音溜冒了出來，好像48歲的他自己也有點不適應文縐縐的感慨。
然後，他像流水賬一般說起自己的經曆：15歲讀高中卻整天在農場裏種地瓜、割秧子；30歲時企業人浮於事，衰相顯露；40歲時企業破產，被推向社會。現在50歲了，還在打零工。
“退休養老？等等吧，”他知道在女兒工作的北京，“一平米房子比我當年買一套96平米的單位福利房還高。”
隨著獨生子女一代走向社會，這一代父母開始步入晚年。與自己多兒多女的父母不同，唯一的子女將承擔他們的贍養重任。
張彥華心裏像明鏡一樣：因為很多原因，孩子還養不起父母。他能做的，就是趁還有力氣給自己多掙點養老錢，彌補自己一直虧空的“養老賬戶”。
6萬元的晚年
張彥華有時會突然產生“要是早生幾年就好了”的想法。因為1977年恢複高考前，憑著手上的繭子就有可能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可當他1979年從高中畢業時，已沒有了“推薦”一說。他複習了半年最後還是放棄，因為底子實在太薄：大把青春都已經揮灑在農場裏。後來，張彥華去了鄰村的磷肥廠當操作工，一個月30元，“領了工資全交給父母，其中18塊錢要交給生產隊算工分。”
1986年這個位於山東省泰安市的普通鄉鎮企業升格為市屬企業，張彥華也被提升為車間主任。他的工資漲到每月62.1元。
此時張彥華和大哥已經分家，三個姐姐也已出嫁。5個人共同贍養父母，同時撫養先天殘疾的弟弟和還在讀書的小妹。
那時，他每月的工資要分成3份：20元養老人，30元供弟妹，剩下才是生活費，“每頓飯和同學合打一份菜。一毛錢，對半分，再來兩個饅頭，1毛錢也就夠了。”
1989年，作為“對企業做過重大貢獻的骨幹力量”，他拿到了“農轉非”指標。這意味著他每月可以領到27斤細糧和3斤粗糧。
張彥華事業的頂峰出現在1999年：他當了廠長，每月400塊工資。“但企業已經救不回來了，要賬的人‘轟轟的’，還威脅要去我女兒讀書的學校門口堵。”
這樣，在他最為年富力強的時候，隻幹了不到一年廠長就選擇了辭職。如今他想起來還有些“不平”：歲數大點的趕上計劃經濟，不用擔心企業效益，還可以多生孩子。
第二年，單位蓋福利房，個人交2萬元。一直等著單位分房的張彥華“沒錢買，領導給做工作，我還有抵觸情緒”。現在回想起來，當初險些釀成大錯：要不是跟小姨子借錢，今天連個住的房子都沒有。
2004年10月，企業終於破產了。他一次性拿到拖欠工資、集資款、失業金、保險6萬元。這時女兒正讀大學2年級，家裏幾乎沒有別的積蓄。
不惑之年他開始出去“打零工”，6年裏輾轉了四五家企業。2005年，他開始自己繳納養老保險。最初是每年1500餘元，到現在已經漲到2600多元，距離國家法定的60歲退休年齡還差12年。
今年7月，他的獨女研究生畢業開始在北京工作。他笑稱，“掙錢”仍是自己未來“十年規劃”的主要目標。他和大哥還商量，讓年逾80的老父母搬上樓房，兩家均攤2.5萬元。
而處於市區黃金地段的房子要用來抵押或轉手，為女兒在北京買房“讚助”部分首付款。
張彥華的故事不僅代表1962年，“向上10年，向下10年，在廠子裏幹過的人，一般的恐怕都是這個樣子。”
60歲開始為自己掙錢
李大鵬比張彥華大13歲。他是“老三屆”，下鄉回到哈爾濱到一家工廠的子弟校上班。1978年，李大鵬結婚。第二年他有了一個兒子。那是當地實行計劃生育的第一年，很多家裏抓緊要了第二個孩子。李大鵬並不遺憾：生活本來就有點艱難，多要孩子生活更苦了。
那會兒，他和妻子一個月拿不到40元。一直到80年代末，他們家才從平房搬到廠裏新蓋的小區。7層樓房沒電梯，他們家住6樓。他嶽父第一次去新房，爬了好一會兒。
夫妻兩家各有4個兄弟姐妹，雖然都沒有發大財的，但一直到90年代末也沒有誰下崗，“我媽家那邊鄰居說起來，都說我們家命好。”
不過兩家的老太太都是家庭婦女，老爺子在90年代後期先後過世，“生活費都是兄弟姐妹幾個平攤，最早是一家100塊，現在是250塊。我們家負擔兩邊就是每月200塊，後來500塊。有病再平攤。”
2006年、2007年，兩家老太太也去世了。他算了算，前後為兩家老人攤了不到4萬元醫藥費。不過，幾場大病幾乎花光了老人們的積蓄，“那會兒工廠還給去世職工家屬報銷一些，看病也沒現在這麽貴。”
後來，兩家的小兒子和小姑娘繼承了各自家老人的房產，拿出錢分給其他兄弟姐妹。李大鵬從兩邊各拿了2萬多元，“老人也都是公產房，分的時候不好按商品房作價。算起來，就是老人沒給我們拖累。”
90年代末期，李大鵬家遇上了最嚴重的挑戰：工廠效益不好，他和當工人的妻子一度每月各自隻拿200元生活費。好在學校每月有一兩百元補課費。“孩子就在廠裏子弟校上學，除書本費全免。”
就是在這緊張的時候，工廠房改。他說，現在想起來就是廠裏需要現金周轉，但是職工家裏也都很困難。最後，他們家拿出了幾乎全部積蓄，還從父母那裏借了一些：一共不到2萬元。這個60多平方米的房子就成了他們家最為主要的財產。2001年，他接了一個補課的活兒，一個月就掙了2000多元，才給妻子買了第一件首飾：一枚金戒指。
好在後來工廠終於挺了過來。這意味著他們夫妻在退休後可以得到一份雖然不多、但非常珍貴的養老金，“我老婆大概有1500多吧。”
兒子第一年高考成績不理想，沒想到第二年就趕上“教育產業改革”，上學的費用翻番：前一年兒子的專業還是每年1400元學費，這一年就是3000元了。他在本地上4年大學花了至少有五六萬塊，家裏幾乎就沒有積蓄了。李大鵬特別受不了的是，兒子三年級時學校蓋了新宿舍，“一學期多兩三百，必須搬過去。”
2002年兒子大學畢業後，李大鵬就頻繁出現在各種補習班。哈爾濱的房價一點點在漲，兒子在一個準事業單位，每個月一直隻拿1000多塊。
又過了3年，兒子結婚了。兩家各拿了10萬元給孩子們買房子。李大鵬在借了2萬房錢後，又豪氣地借了2萬給他辦婚禮。原因是，那一年他所在的學校從企業劃歸到政府辦學體係，享受政府辦學一樣的待遇，“我高級職稱，退休後一個月三四千總是有的。”
這樣，在李大鵬即將退休時，他終於開始為自己的養老進行儲蓄，“沒病沒災，我再上9年‘小班’，手裏至少能有十幾萬，除了自己養老，還能給孫子點。”
貸款養老
雖然有兩個兒子，但濟南平陰縣人田仲良對於誰給他養老心中也沒有譜。
三兩散酒下肚，脖子根以上的皮膚開始泛紅，田仲良經常跟兒子們講“那過去的故事”。他的語速通常很慢，“那個時候??”“那個時候”指的是他當兵16年間。確切地說，是他1979年入伍後在河北做基建工程兵、月工資8元開始。
1986年，月工資漲到36元，田仲良的二兒子也出生了。雖然國家有政策，但想到“養兒防老”，他決定冒險：“兩個孩子可以彼此依靠。”
即使在計劃生育政策最為嚴格的歲月裏，農村較城市還是有所不同：城市居民生活在不同的工廠裏，一旦懷孕幾乎無法隱瞞。
鎮計生辦也寫過“舉報信”到部隊，但被田仲良從傳達室截了下來。二兒子最終被罰款600元。
“當時我開車技術好，出差機會多，手裏的活錢兒多。”1988年轉為“誌願兵”後，他的月收入達到140元。在田仲良和妻子的記憶裏，那時的日子“挺好過”。妻子在家帶著兩個兒子種6畝地，收獲後給父母150斤“養老糧”。如果父母生病或遇有其他重大花銷，他們兄弟4人平攤花費。
情況到1993年起了變化，他轉業分配到縣出租客運公司。而且單位很快改製，所有的資產都出賣了。但那時事業單位不允許下崗。所以現在田仲良的檔案還放在客運公司的上級主管部門---縣建委。
1996年起，田仲良就開始找建委要“說法”。10年後，2006年縣裏終於給他辦了個低保：一個月150元，但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當時28年工齡的田仲良從銀行貸了1.7萬元補齊了10年間的養老保險“欠賬”，現在還有1萬元貸款沒有償清。
田仲良聽說連續工齡滿30年的，養老保險計發比例可以按本人標準工資85%計算。這樣還屬於“事業編”的他有望每月拿到近3000元退休金，“再加上幾畝地，我和老伴的晚年也有保障了”，但2006年後，田仲良已無力繼續繳納養老保險了。
“兒子成家後，基本幫不上忙。現在就琢磨先把欠銀行的錢還上。”他說，兩個兒子都去城市工作，自顧不暇。他自己攢錢的方法就是從早7點到晚6點到山上種樹，雖然天天都很疲勞，而且沒有年輕人種得多，“但每天能種40多棵，發40塊錢。”
其實在采訪中，幾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輩子，也不知道年輕時都幹什麽了，不僅沒留下像樣的財產，以後恐怕還要成為孩子們的負擔。■
(應采訪對象要求，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養老院裏的黃昏
把老人送到老家的養老院寄養，自己在另外一個城市工作，並非很好的選擇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葛江濤 | 北京報道
“有幾個老太太有點糊塗，得讓著她們，她們才能贏幾把！” 80歲的張穩坐在屋頭的陰涼地裏，就著一張小桌子與三位老人一起打“跑得快”。
他是北京朝陽區嘉德老年公寓的一位普通老人，每天6點左右起床，然後逗逗小狗，再去菜地裏數數自己種的白菜，早飯後或者午飯後跟一幫“誌同道合”的老人們玩牌。
不過，老爺子念念不忘當初和兒子打的那場拆遷款官司。“人年紀越大，心就越小。等變老了，脾氣性格都跟小孩子一樣，得好好哄著。” 嘉德老年公寓法人王岩在經營了5年養老院後，覺得開養老院跟幼兒園沒什麽兩樣。
隨著子女外出工作成為常態，以及住房等生活負擔的增加、“421”家庭的增多，將老人送到養老院已經成為一些家庭的選擇。
在目前情況下，人們為老人挑選養老院的因素包括：可以為老人提供良好的住宿、飲食條件，有經過培訓的專業陪護、服務人員，足夠的醫療支持等等。
然而，贍養並不僅包括良好的硬件條件。對於這些步入人生最後階段的老人來講，他們的黃昏更為特殊和敏感。
“周五病”
“哎呦，疼啊！我這渾身都疼，腰疼、背疼、大腿也疼，我得上醫院！”護工將韓淑琴一推進養老院的辦公室，她就開始大聲喊疼。
輪椅上的韓淑琴今年70多歲，腦血栓後遺症讓她再也無法下地。雖然嘴裏大聲喊著疼，但老人厚厚的老花鏡片下，不停轉動的眼睛裏不時還會透出一絲“狡黠”。
韓淑琴家裏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兒子都是司機，女兒做護士，有兩個孫子還在讀書。因為子女們無暇照顧老人，將她送到了嘉德老年公寓。
“到周五了，是該疼了，一見到兒子就好了！”坐在辦公室裏的郭俊笑著悄悄對本刊記者說。其實，老人平時身體還不錯，但每到周五這天，她就害怕子女們因為各種原因不來看她。所以，她總是以身上疼為理由讓孩子們帶她去醫院檢查。這樣，她就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
“人老了心也越來越小，逐漸回歸到跟孩子一樣。如果想要孩子們陪著了，他們就會耍一點點小聰明。”郭俊是嘉德老年公寓的專職大夫，今年已經58歲，退休前曾在雲南一家醫院擔任心外科副主任醫師。作為嘉德老年公寓的專職醫師，他的日常工作不僅包括老人們身體診療，還要對老人進行心理幫助和護理。
郭俊舉例說，老人隻是牙周炎出點血，快到周末時也會打電話跟孩子講吐血了，“孩子聽見後，立馬趕來探望。”
“有時候，都住在養老院的老兩口之間也會製造一些小摩擦，希望引起子女們的注意，”北京協和醫院心理醫學科副主任醫師洪霞說，這種情況在心理學上稱為軀體化症狀：就是像小孩子一樣，老人也會通過身體的方式表達自己想要的內容，以引起周圍人的注意。
如果平時和家人一起居住，老人們也會有類似情況。但養老院的生活使他們表現得更為明顯。
它反映了一個突出問題：老人們即使接受養老院的生活，仍不會把這裏當做自己的家，他們還是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所以，把老人送到老家的養老院寄養，自己在另外一個城市工作，並非很好的選擇。
一直以來，在可以得到更好的看護以外，人們都認為老人們在養老院可以和很多同齡人在一起，不會太寂寞。但養老院的陪護人員仍然要麵對老人們新的心理問題。
退休後遺症
下午3點多，77歲的王淑興沒有和其他老人一起玩牌或者喂狗，而是一個人徑直走到老年公寓大門前，雙手緊緊攀住門鎖，嘴裏念叨著“下班了，下班了”。她要打開門出去找老伴、找孫子。
“她已經糊塗了，經常念叨上下班的事情。”王岩說，王淑興患有老年癡呆，老伴過世後一個人住進養老院。她每天除了念叨著要下班，就念叨當年上班時的事情。
“其實退休對人的影響特別大。之前在位時權勢在身，退休後突然安靜下來，很多人很長時間都無法適應過來，”郭俊說，養老院裏有個老人退休前是通州一家中學的校長，同樣患有老年癡呆症，見麵一開口就說開會。如果不答應，老人就會鬧脾氣。
為了滿足老人的願望，王岩還經常向他“匯報”養老院發展的事情，“老人就特別高興，每次都會很認真地聽，聽完後總是說：這個問題我要考慮考慮。”
其實對於普通人來講，個人生活能力、工作能力的下降也會導致明顯的失落感。特別在進入養老院初期，很多人都會覺得到這裏就是對社會沒有作用了。
遇到周末，許多子女到養老院探望老人或者將老人接回家時，子女沒有出現的老人就會非常失落。王岩說，這時養老院往往安排聚餐或者組織文藝活動，轉移他們的注意力。
老人們一般都很敏感。王岩舉例說，比如有的老人睡覺時打呼嚕，即使很輕，同屋老人第二天肯定鬧脾氣。再比如，聽見有人咳嗽，有些老人就懷疑會不會有傳染病，“我們還得給他們解釋這是什麽類型的咳嗽，講咳嗽的醫學常識，告訴他們普通支氣管炎比較容易治療，也不會傳染。”
還有位老人得知孫子要出國後非常不開心，甚至拒絕跟周圍的人講話。王岩安排老人通過視頻聊天跟孫子說話，老人的情緒才逐漸穩定下來。“現在他們家有哪些人、做什麽工作、發生過什麽事情，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我永遠都不能原諒他”
其實無論如何，老人們都無法脫離與家庭的關係，甚至體現在他們對子女的怨恨上。
8月14號是張穩80歲生日。身高有一米八的老爺子雖然年已八旬，但看起來非常健壯。他已經習慣在夏天裏光著膀子，肩膀頭搭著一條毛巾，說會兒話就抓起毛巾擦擦臉上的汗水。
張穩在嘉德老年公寓已經度過了4年時光。他16歲就當了八路軍。解放後從部隊轉業學習修車，1990年以44年工齡從北京建工集團退休。
老人有過兩次婚姻。第一次離婚後，由他撫養兒子，再婚後又生了個女兒。他在朝陽區有兩處平房，後來拆遷時有108萬元補償。本來他準備將這些錢平分給兒子和女兒，沒想到兒子將他訴至法院，獨自獲得這筆補償款。
“我永遠都不能原諒他！”一提這件事，老人就滿臉憤怒，拐棍連續戳地，白色的胡須和眉毛隨著呼吸不停地翕動。
張穩說，現在他隻有女兒一個親人了，女兒、女婿時常帶著5歲的外孫女來看他，這些都讓他覺得幸福。沒事打打撲克，帶領大夥高聲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隻要不想起兒子”，這些有規律的作息和生活都讓他覺得十分開心。
“中國人並不喜歡恨這個感受。”洪霞說，老年人對子女仍然有無法釋懷的恨意並不多見，“人老了以後更多地願意為兒女犧牲。但老人的心理需求最基本的就是親情等等。如果這些最基本的都得不到滿足的時候，讓他們原諒什麽事情就特別困難。”
所以，在養老院為老人提供了很好的物質條件以外，心理贍養仍然是子女們無法避免的問題。
越來越貴的養老院
本刊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北京養老院中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老年人來自外地，而且趨勢是外地老人越來越多。
根據北京市老齡委預測，2010年北京老年人口將達到250萬人，占總人口的15.2%。而2009年的一組統計數據顯示，北京共有各種類型養老院339家、4萬餘張床位。
目前在北京，從每月1000多元到近萬元的養老院都可以找到。“但是高端、高質量代表著高價格。”嘉德老年公寓一位老人的家屬說，他去看過6000多元的養老院，住宿標準相當於4星級酒店，可以自訂菜單、經常泡溫泉、到郊區旅遊。“一般老百姓誰能承受得起呢？所以我覺得，總說養老院向精品發展不對，前提是提高我們的收入或者老人的養老金。”
今年8月，北京最大的四季青養老院上調了價格：原來月360元的夥食費漲到500元、1200元的床位費漲到1500元。住在這裏的老人每月至少要2000元。
2005年，王岩夫妻投資創辦了嘉德老年公寓，現在已擁有220個床位。目前這裏有170多位常住老人，平均年齡超過80歲。除了衣食起居等區域外，養老院有菜地、養豬圈、養羊圈等田園生活環境。
在經營這個老年公寓之前，王岩同丈夫在高碑店經營一家二層酒樓，還打理著兩三家服裝店。一次偶然機會：王岩陪孩子去醫院做心室手術時，她發現很多老年人都特別需要照顧，“正好高碑店附近有片空地，鄉裏也支持我們投資開發使用。”
王岩說，投資最初計劃300萬，後來追加到了800萬。他們不僅將飯店、服裝店全部轉手，還將木樨地的一套3居室賣掉。
養老院一間房屋一般有兩個床位，每個床位每月1600元。還有單人房，月租金2300元左右。
王岩說，2005年他們與嘉德老年公寓所在的高碑店鄉半壁店村簽訂租地合同時，每畝租金3萬，而附近經過商業改造的土地租金已經達到每畝15萬左右。如果按照這個地價，養老院的費用還要上漲很多。
前幾年，村裏希望他們騰退土地，後來在養老院往東約300米外的地方重新選址。因為新養老院硬件設施更好，搬遷後費用也有所提高：單人間2550元，雙人間每個床位1850元左右。事實上，由於最近幾年勞動力價格上漲，護工等人工費用也在大大增加。各種因素作用之下，未來幾年養老院費用提高已成必然。
無論是否重視父母們的心理問題，這筆費用都擺在子女們的麵前。■
(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