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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陳哈妮 張西工作室 張西對話--海外留學生（31）
他從山裏走出來，為了讀書，他曾欠下一屁股債務；為了對人類崇高的敬意，他不斷探索研究，他花了三個五年做了三次蛻變，而他的每一次付出都是對人類重大的貢獻，他是科學家王建全。
簡曆：王建全，1977年出生於山東省沂蒙山費縣的一個村裏，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從城南頭村，到上冶鎮，再到費縣，然後從費縣到了濟南，王建全一步一步從山村裏走進了大城市，本科和研究生分別就讀於山東大學化學係，2001年以全額獎學金被美國肯塔基大學化學係錄取，就讀博士，期間主要從事阿茲海默綜合症的研究；後轉到耶魯大學師從於國際著名華人幹細胞專家林海帆教授，從事生物幹細胞的研究工作；目前就職於百事可樂公司，作為副主任科學家從事產品的研發工作。他從山裏走出來，為了讀書，他曾欠下一屁股債務；為了對人類崇高的敬意，他不斷探索研究，他花了三個五年做了三次蛻變，而他的每一次付出都是對人類重大的貢獻。
王建全：我是1977年出生的，爸媽就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在山東省費縣的一個村裏麵。我覺得我的整個出國經曆，基本上是代表了當時我們這一個年代大部分留學生的情況，大家都是比較類似的吧。
張西：所以也有代表性。
王建全：像北京、上海這些相對發達的城市，他們對留學的信息也知道得早一點，很多是本科一畢業就立刻申請來美國了，我當時在濟南上的大學，信息相對來講就比較滯後一些。
張西：二線城市。
王建全：對，我是95年上的大學，是在山東大學化學係，99年大學本科畢業。我其實也是畢業那一年開始想要出國的，但是同時我又考了本校的研究生，就在我們山東大學接著上了。因為我當時的目標是想拿到博士學位，期間也從各處了解到出國留學的一些情況，然後就一邊讀研一邊申請美國留學，沒想到2001年我以全額獎學金被美國肯塔基大學錄取了，於是碩士都沒讀完就毅然退學了，然後就來到了美國的肯塔基洲，在那邊讀完了博士，在那期間做的主要研究是阿茲海默綜合症。
張西：就是老年癡呆。
王建全：對，這是一種比較常見的老年癡呆症。我當時主要就是從分析化學的角度來看老年癡呆症的病人，分析他們大腦的變化和正常老年人的變化有什麽區別，當時主要就是做這方麵的研究，也發了幾篇文章，現在引用率也比較高。
張西：那你能不能講講它們之間的區別到底有哪些。
王建全：好的。當時我選擇了肯塔基大學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學校有比較有名的專門做阿茲海默綜合症的老年研究中心，是美國首批三個做老年癡呆症研究的中心之一，我的導師雖然是化學係的，但是他做的研究主要是在醫學院的研究中心做的。老年癡呆症的最終表現就是失去記憶，比較嚴重的情況是連身邊的親人朋友不認識，比較有名的人像裏根總統，他到最後連他的夫人Nancy也都不認識了，現在這個病的得病率在美國還是很高的，達到1%到2%。美國每年不斷的投上億美元來做這個病的研究，具體的成因大家也都根本不知道，但這也已經研究了幾十年了。
現在所能得到的結果就是我們認為導致老年癡呆症的直接原因或最終原因是腦神經細胞的大量死亡。我們還發現了一些表象，關於這個神經細胞為什麽死了，就是因為裏麵一些蛋白質的沉積物導致神經元不工作了。老年癡呆症患者和正常人的區別就是神經細胞少了，剛才我提到了是蛋白質沉積物，但是它到底是導致老年癡呆症的原因還是結果呢？關於這個到現在都還是大家爭論的話題，就好像雞跟雞蛋誰先誰後，這個理論大家到現在也沒有理清楚。
我在這其中做了很小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從患者的DNA來分析，發現病人的DNA堿基氧化概率要比正常老年人氧化的概率高，因為患者的DNA角度看已經發生變化了，所以就產生了一些工作不正常的蛋白質，也可能會引起神經細胞的死亡，這就是我們當時做的推理。但現在這個說法成了大家公認的知識，也就是說DNA變化引起了蛋白質等一係列變化從而導致了腦細胞死亡，但是具體怎麽治，現在還是沒有藥。
張西：還是無解。
王建全：對，基本上美國很多家公司已經做了十幾、二十年這方麵的藥了，但到現在也還是不行。有幾種藥可能會緩解病情，讓病症的發展速度變慢一點，但是徹底治愈的藥現在是沒有的。
張西：那可以預防嗎？
王建全：預防，怎麽說呢，因為目前為止這個病的成因還不是很清楚，它不像一些病是由某些特定病毒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能找到源頭。舉個例子，在美國，80歲以上的老年人中大約有一半以上或輕或重都有這種症狀，但現在它覆蓋的範圍已經非常廣了，從三、四十歲到八、九十歲都有，這個比率一直在升高，這可能與個人的生活習慣有關，也可能是遺傳因素，都有關係。這個病不是今天得了，明天就會發病，它的症狀一開始不是很明顯，而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大家現在提出來最好的預防方法就是多用腦子，多跟人講話，別讓腦子變慢了。
張西：我想問是因為用腦多了神經受損死掉了，還是說用腦少了受損死掉了？
王建全：神經應該是不會用死的，數目也是不變的，也不會產生新的神經，就跟鋤頭放在那裏不用會生鏽一樣，最後大腦就不工作了，所以常用腦，常想、常鍛煉還是有一定的預防作用的；另一個就是自己的生活習慣，比如飲食方麵，因為我們前麵提到了被研究出來的蛋白質或DNA被氧化了，雖然還不知道它是原因還是結果，但是這個確實是我們看到了的，所以平常吃喝注意一些，多吃一些比較健康的蔬菜，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可能會有所幫助。
張西：就像我跟我媽我爸說的，你們經常吵架，吵架就不會得老年癡呆症。
王建全：對，就是要常用腦。
張西：那你做這個研究做了多久？
王建全：我做這個做了5年，整個博士期間就是圍繞著這個方麵做的。我當時的理想是想要在醫學生物方向結合化學方向的交叉領域裏繼續做研究，但是我是在化學係，當時也意識到自己對生物知識的儲備基礎接近於0，於是博士畢業後就決定到耶魯大學這邊醫學院的生物實驗室，就是純粹做細胞生物學的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也待了5年半，做博士後，師從於國際著名華人幹細胞專家林海帆教授。
張西：又是5年，就是做一些基礎性的研究？
王建全：對。林教授是耶魯大學幹細胞中心創始主任，康州政府當時對幹細胞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我記得是10年10個億的資助力度吧，而這個實際上也是從當時林海帆教授和著名的康州大學楊向中教授一起向康州政府發起申請來做幹細胞研究開始的。
張西：那在這個研究過程當中，你有什麽收獲？
王建全：在耶魯我做的所有東西都和我以前做的那些完全是不一樣的，就是完全轉行了，第一年的學習過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從第2年開始，基礎知識也就慢慢紮實一些了，也跟老師同事學了很多。林海帆教授的實驗室最早是他於1997年在杜克大學成立的，他一直在研究某一類蛋白質在幹細胞分化過程中的作用機理，比如由他發現並命名的一個全新的蛋白質，PIWI，這個實驗室20年來一直圍繞這一類蛋白質來做研究，這期間他也發表了很多文章，然後我主要就是跟著他學一些生物化學方麵，以及研究蛋白質在精子形成過程當中的作用。
張西：那你在林教授做整個幹細胞研究當中起到了一個怎樣的補充角色呢？
王建全：比如說蛋白質A，一般都是要以絡合物的形式去實現某個功能的，說通俗點就是說它是需要和別的蛋白質相互作用，才能在細胞內起作用的，那麽當時我通過A找到了BCD，並從分子水平上闡述了它的作用機理。
張西：那還是很有突破的？
王建全：對。在我加入之前，實驗室也做了一些前期工作，我加入了兩年以後用了當時一些新的技術，於是就找到其他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質，所以也算比較幸運吧。
張西：那你這個發現距離找到阿茲海默綜合症的原因還有多遠？
王建全：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體係，阿茲海默症是在肯塔基讀博時對人體大腦做的一項研究工作；到了耶魯讀博士後主要就是做一些生物幹細胞的研究，它們之間沒有什麽本質的關係。
張西：但我想知道，對於老年癡呆症的研究，距離你離開到現在也已經有好幾年了，這麽些年你在這個領域裏有沒有新的突破呢？
王建全：我是2006年離開了博士做研究的那個在肯塔基大學的實驗室，有11年了，這11年我一直在紐黑文這邊待著，當然也一直有在關注原先領域的進展，市麵上多了一兩種藥，但是十幾年的時間，根本性的突破始終還是沒有，也沒有找到根本性來治愈這個病。
但是從其他方麵來看，好比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這一類，因為有了很多的新的技術，而且這些技術發展得很快，所以還是能積累到相當大量的新知識來服務阿茲海默症的研究。
張西：那你是怎麽又想到從幹細胞的研究跳出來的？什麽機緣？
王建全：很多人都會問我這個問題，為什麽在耶魯做了幹細胞生物的研究，然後又跑出來給百事可樂做生物研究，其實這個機會也是非常巧合的。當時是怎麽回事呢？百事可樂在2010年的時候跟耶魯大學有一些合作，他們決定在耶魯大學附近建一個實驗室，但是實驗室本身跟耶魯大學本身是沒有任何從屬關係的，就是完全單獨的一個實驗室。當時建這個實驗室的目的，就是因為靠近耶魯大學，可以借用一些耶魯的資源，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都能方便一點，所以就在老校區附近的科技園租了耶魯的一層樓，在裏麵建了自己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最早的時候是做一些生物研究，就是佳得樂運動飲料，是百事下麵的一個品牌。他們開始想在這方麵做一些深入的研究，但這個生物試驗室同時另一邊也在進行一些化學分析，相當於一半化學一半生物。一個朋友當時告訴了我這個工作機會，我也是很無意的就過去看了一下，因為這個實驗室既做生物也做化學，和我的背景很相近，而且他們又是專門做一些長遠的研究，等於在耶魯建的這個實驗室是他們“長期研究”部門下麵的一個實驗室，我就覺得挺適合的，然後跟負責人聊了一下，他也覺得我挺適合的，就說那趕緊去麵試吧，所以我就2012年4月正式進入了百事公司。
張西：他們給了你什麽職位？
王建全：他們給我的職位是副主任科學家，因為那時候實驗室也剛剛開始，等於他們就是招人建了這個實驗室，所以我就做了這部分工作。到現在為止在這邊又待了5年了。
張西：是每天朝九晚五嗎？
王建全：對。
張西：不是屬於那種商業運作？
王建全：不是商業運作。這個是做產品開發前的研究工作。
張西：你在山東大學讀化學係的時候，有想過你會做研究嗎？
王建全：其實還是想要做研究的，但是我在山東大學的那4年，因為頭3年都是公開課，隻有第4年的時候才可以選一些自己喜歡的專業，所以學的比較淺，畢業之後也沒有去工作，那時候的目標就是想要把博士學位拿到，想法比較簡單。
張西：那你是多大的時候從農村到縣城去的？
王建全：這個聊起來就比較長遠了。首先我是在我們村裏麵念的小學，那個小學的位置是在3個村的中間，那個時候的條件比較差，在農村裏麵基本上都是那樣的。我現在跟我太太講，她還總是不敢相信，她說這根本就不像是這個年齡段應該經曆的事情。
張西：搞不好我還給你們那個小學捐過錢呢，就是費縣，我捐了好多。
王建全：謝謝。
張西：因為那時侯那個地方確實比較窮。
王建全：對。我小學就在那個地方上的，每一個年級就一個班，一個班裏麵大約有20多個學生，有5個年級。我上一二年級的時候我們連桌椅都沒有，每天上學還要自己背著椅子去學校，一直到了我念三年級的時候，學校的校舍才被改造了一下，蓋了一些新的房子，書桌椅子這些東西也都有了，就不用再自己背椅子去上學了。現在想想當時的條件真的是非常差，但是那個時候我周圍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因為從來沒有走出去過，沒有去條件好的地方看過，沒有對比也就沒有那種差的感覺，反正有學上就很好了。每天早上去上學，下午放學就回來，夏天放學早了就下地幫爸媽幹活。然後到了89年上初中，我就到鎮上去了。
張西：升級了。
王建全：對。從村裏到了鎮上，其實當時也算是非常幸運的。我們那個學校叫上冶鎮中心初中，我們是他們招的第一屆初一的學生，那個鎮總共有6萬人口，我們那個小學隻考過去3個人，我是其中之一。我那年12歲，從那時候就開始住校，然後每個周末回家，那時候也沒有什麽好吃的，你知不知道山東的煎餅？
張西：當然知道。
王建全：也沒有小麥，當時就是地瓜。
張西：對，煎餅、地瓜是我們那兒的主食。
王建全：地瓜煎餅，當時就吃這些東西，在上冶鎮中心初中上了3年初中，上完初三又考到了縣裏麵的高中，從92年到95年在費縣實驗中學。
張西：那你爸爸媽媽他們沒讀過書嗎？
王建全：對。
張西：你還有兄弟姐妹嗎？
王建全：我還有兩個姐姐。
張西：那她們也讀書嗎？
王建全：她們沒有讀很多書，她們上到了初中就都不上了，這個也不是說我爸媽不讓她們上了，是她們自己不願意上了。這個現在我們談起來我爸媽還總是說：“讓她們上，她們不願意上，那也沒辦法。”而我一直算學習成績比較好，就一路走過來了。
張西：也就是說她們也輔導不了你？
王建全：對。
張西：那就還是全靠你自己？
王建全：對。那時候沒有聽說過輔導那麽一說。
張西：那個時候自己有沒有什麽夢想？我以後長大了要幹什麽？
王建全：在90年代初，對於農村裏麵出來的學生，跳出農門有兩種方法，要麽去上大學，要麽去當兵，這也是農村娃選的比較多的兩種方式，也是比較可行的兩種方式，所以95年的時候，我是這一屆成績還算比較好的，就考去了山東大學。
張西：那你當時選擇去哪個係的時候，是很明確要去化學係還是？
王建全：說實話當時不懂，我記得我高一那個時候有一次偶然的機會去參加奧林匹克化學競賽培訓，那時候是在臨沂一中舉行的，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見到山東大學化學係的老師，他來給我們講化學課是怎麽回事。記得那是大年初三，我們實驗中學有3個人，騎著自行車從費縣到臨沂，騎了好幾個小時，有40公裏路。
張西：臨沂我也是特別特別熟。
王建全：騎了4、5個小時，到了臨沂去上培訓課，那個時候我們都還是14、15歲的小孩，大家從不同縣裏麵來，都是化學比較好的來做培訓，那會兒的培訓也沒有像現在的小孩這麽從早學到晚的，晚上我們就打撲克、聊天，我還說：“我們要是被臨沂師專錄取了那該多好啊。”
張西：多幸福啊！
王建全：對，當時就是這麽想的。
張西：那是當時眼裏見到的最大的世界了。
王建全：對，那是見到的最大的了，見到的離大學最近的知識層麵，當時就想如果上了臨沂師專，那我們現在就不用學習了，多好。
其實高一的時候對大學的概念還是非常模糊的，周圍也沒有多少人是大學生，初中的老師也沒有大學畢業的，基本上都是師範學校出來的，有些甚至是高中生，當時是叫農辦老師。一直到了高中的時候，才遇到了大學本科學曆的老師，那時候才接觸到大學。然後慢慢的才知道了前麵有師兄師姐考到北大、清華的。那時候唯一的信息就是從老師那裏得來，老師的言傳身教，也讓我們改變了很多。我很幸運，我遇到的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老師，去年我回中國跟老師們聚的時候我還在說當時真的非常感謝他們，在那個年代，那些老師真的非常認真、負責，他們給我們的信息對我們非常重要。
我還記得當時我和我的同桌，我們兩個人一直是班裏第一、第二，要麽他第一，要麽我第一，當然大部分第一都是他的，我大部分時間是第二的，我們就是一起學習，一起立誌要考大學。
張西：女生還是男生？
王建全：男生。最後我的同桌考到上海交大，我就上了山大。我們2個人3年一直是同桌，也是很巧，也都是從上冶鎮中心初中出來的。其實我高二的時候參加過一次高考，當時報的就是上海交大，但沒考上，到了高三就還是老老實實考我們省內山大，就沒敢再報上海交大了。
張西：那你那個同桌現在在哪？
王建全：他從上海交大畢業之後，就到南京的一個電力公司上班，現在在廣州自己開公司。他的情況也是跟我差不多，農村出來的，反正都是一樣窮。
張西：那你上了山大之後，你的學費怎麽辦？
王建全：山大當時的學費還是比較低的，我們剛好也趕上了高校並軌，第一批並軌是94年開始，像北大、清華，當然山大也在第一批並軌的學校裏麵，我是95年上的大學，學費一年就1600塊錢，還包括了住宿費在裏麵，反正就是一共1600元。
張西：這個錢是你爸媽付嗎？
王建全：對，第一年是我爸媽付的。
張西：1600元對你當時的家庭來說應該是筆巨款了。
王建全：對，那個時候算是非常非常多了，我記得第一年我應該是帶了2000塊左右去上的大學，然後交學費和住宿費，手裏也剩不了多少錢。大學那時候每個月有30塊錢補助，也就是每天一塊錢，這一塊錢也隻夠買頓早飯，所以還得各種勤工儉學、做家教，就是為了減輕家裏的負擔；另一個來源是獎學金，還行我學習成績好能拿一點獎學金，但即便是這樣，大學4年下來，家裏人還是為我上學借了很多錢，尤其是我大學畢業之後也沒參加工作，而是繼續上研究生，雖然那時候學費都是免費了，生活費是每個月180，但也還是很艱苦，出國之後欠了一屁股債。
去濟南上山大，那是我第一次出那麽遠的門，第一次去學校報到，我爸陪著我去的。從城南頭村，到上冶鎮，再到費縣，然後從費縣到了濟南，反正就這麽熬過來了。
張西：那你爸媽當時除了種地，靠什麽再去掙點額外的錢補貼你讀書呢？
張西：其實在讀大學之前的花費是很少的，在小學的時候也就是每學期3、5塊錢，到高中才貴一點，那也就是幾十塊錢、一百來塊錢。那時候吃東西大部分還是從家裏帶去的，到高中條件稍微好一點了，就從家裏帶糧食到學校裏麵換飯票。現在想想我爸媽他們那輩人吃了很多的苦頭，相對於我們上學，雖然條件也苦，但和他們吃的苦是不能比的。
我爸媽還算非常勤勞的，改革開放以後他們就做一些小生意了，我爸的頭腦還是非常靈活的。
張西：他做什麽呢？
王建全：改革開放初期就是趕集市，賣鞋子、襪子、帽子，就這些東西。到了後來他就做一些跟現在的家庭作坊一樣，自己做太陽帽這一類的。當時是靠著臨沂批發市場，他們倆就每天做這些太陽帽，或者冬天戴的帽子，還做點衣服，然後批發掉，就賺這些錢。
但是當時由於家裏的一突發變故，生意也就耽誤了，所以其實我從上高中之後的十來年吧，在學費生活費什麽的這方麵，我大姐和二姐也是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反正這一路跌跌撞撞的一家人就這樣扛過來了。
張西：那你出國欠那麽多錢，你什麽時候才把錢還上的？
王建全：我來到美國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辦法把家裏欠的錢給還上了，因為我來的時候是全額獎學金，手裏還剩了一些錢，加上我那時候單身，也沒什麽要花銷的地方......
張西：靠什麽還？從全額獎學金裏摳出來？還是又打工了？
王建全：就是這樣子過來的，然後省吃儉用，不過那時候是沒有打工的。
張西：那像你當時全額獎學金能拿多少？就是去肯塔基那5年。
王建全：全額獎學金那時候是2萬8千美元一年，但是又交上去1萬的學費，實際上到手是大約1萬8千美元。好處就是消費不多，生活水平比較低。
張西：你該不會是把這1萬8裏的1萬都拿回去還債了吧？
王建全：差不多。
張西：自己就花8000一年？
王建全：對啊，是這樣的，當時一年8000美金也夠了。如果跟現在康州的物價和消費水平比，當時在肯塔基算是非常非常低的。我就住在學校裏麵的房子，一個月就三四百塊錢，吃飯一個月二百塊錢就足夠了。
張西：所以一年5000、6000也夠了。
王建全：對，所以最主要還是趕緊先把家裏借的錢還掉。還有當時給我做畢業論文的大學老師，也非常好，他知道我是農村出來的，所以出國的時候，他也借了我一些錢，我也是過來以後很快就把那些錢還回去了。
張西：那你形容一下當時肯塔基在你眼裏是什麽樣？
王建全：我記得我是8月10號晚上從北京飛過來，到了這邊也是8月10號的晚上，肯塔基給我的感覺就是走在路上沒有塵土,到處都是草坪，郊外還有馬場，有一個畫麵我印象非常清晰，就是windows係統有一個桌麵，上麵是藍天下麵是綠草，在肯塔基那裏基本上就是那個樣子，非常美非常幹淨，人也非常友好。
張西：那邊人也是蠻少的？
王建全：對，蠻少的。後來到了耶魯這邊才知道肯塔基在他們眼裏就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地方。
張西：但其實它們的差別不大是吧？
王建全：對。其實差別也不是很大，因為我一直在待在學校裏麵，美國大學城環境都差不多。當然對大多數康州人來說，肯塔基是比較偏僻的鄉下。
張西：你在肯塔基的時候，那裏的中國人多嗎？
王建全：中國人應該也有幾百人。
張西：你們學校裏的中國學生多嗎？
王建全：中國學生有一些，應該有個200、300至少。
張西：那還不少。
王建全：對，因為那個學校比較大。肯塔基在美國算中東部，它也不在東部，也不靠海，它的東麵是西弗吉尼亞，弗吉尼亞和北卡羅萊納。
張西：還是靠東。那你太太是哪裏人？
王建全：我太太是江西人。我們是在肯塔基認識的。
張西：她那時候學什麽專業？
王建全：她是學食品的，現在在耶魯實驗室上班。
張西：那你們在一起，吃能吃到一起去嗎？
王建全：還行，她吃的比較辣一點，不過隻要不是特別辣我都能吃。
張西：你父母現在身體好嗎？
王建全：這個要謝天謝地，父母今年正好70了，身體都非常好。
張西：那你現在對大姐、二姐還是要多關照是吧？
王建全：對。
張西：那你覺得你這一路走來，什麽是好的教育？
王建全：在美國這邊我理解的教育和我當時在中國農村受到的教育相比較，包括我這兩年每次回國待一段時間所了解到的現在中國小孩所接受的教育，我覺得都各有利弊。但如果要拿現在和過去比，我更傾向於我當年受到的教育，我覺得那樣更自由一些。
張西：玩的時間更多一些。
王建全：對，也沒人管。
張西：也沒那麽多人指導我，野生野長的。
王建全：對，就是那樣。
張西：那對於你自己的小孩，你也是這樣的心態嗎？
王建全：差不多吧，我家老大8歲，老二6歲半，現在一個一年級，一個二年級。我太太她的成長環境跟我不太一樣，她從小家庭的條件比較好，也是獨生子女，她受到的教育家長涉足得比較多，我就一直說，我沒有看到那種教育有多少好處。我還是比較傾向於自由一點，讓小孩自己自然的成長，不要給他們太多的幹涉，我覺得對一個小孩自立能力的培養，道德的教育，性格的引導，要比灌輸給他們基本知識更重要，應該要全麵健康的發展。
張西：有道理。
編後語：
關於王建全的成長故事，有他那個年代特殊的痕跡，可是他的經曆比那個年代的人還要再艱苦一些，這使得他的身上與生俱來擁有質樸的品德；
然而知識改變了他的命運；
從化學到生物再到產品研發，對生命與科學的鑽研，他走過了三個五年，每一次蛻變他都為人類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貢獻；
2016年他發表了關於蛋白質與阿茲海默綜合症的研究專著，叫《DNA and Protein Changes in Alzheimer’s Disease 》，這份著作對該領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價值；
他笑談自己從來都是一個平凡的人，但是人們還在等待，等待他有更多的探索與發現，因為我們素手無策的，卻是他向人類致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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