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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2 夏嫿 張西工作室 張西對話--海外留學生（18）
簡介：1993出生，福建廈門長大，2012年高中畢業赴美，在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攻讀經濟學和心理學。大一取得EMT(緊急醫療救護員)執照，曾在四川秀山夏令營支教，當了三年誌願者；大三在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做交換生。期間做過市場、谘詢和金融實習，也和教授研究過兒童心理發展，起電機和哥德爾不完備定律。2016年畢業後在波士頓一家資產管理公司工作，負責協助公司並購和發展。同年加入Redefine(注重中國女性發展的組織)會議策劃組，負責設計有關探索自我類型的研討會。
女校，不言而喻地帶著它獨特的色彩，從日常的穿衣打扮，到感情世界的留白，再到學習就業，似乎有很多的謎在等待挖掘，黃心怡的所思所想所經曆一一為我們揭開神秘的麵紗。——編者語
黃心怡：我從初中到高中都是在廈門外國語學校，有英文外教。我想把自己的理科基礎打得更紮實點。高考班過得辛苦，但挺充實。白天上課，晚上熄燈後去刷題。申請季掏心掏肺思索人生，我最後在錄取當中選擇了史密斯學院，我們所有人對它的印象是，第一夫人、第一女兒什麽的。
張西：對，各種女政治家的搖籃。
黃心怡：這所女校當時在我父母心目中形象很好。現在中國人也慢慢地意識到，美國的女校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大家穿得花枝招展，天天跟男校聯誼，更多的是培養婦女權益意識，培養社會責任，培養開放、平等的意識，更容易理解一些因為不同的成長環境和文化環境下帶來的差別。我就這樣很平靜地度過了兩年，大三時，想多感受下美國大學的“精英”學校的教育，就申請了美國藤校達特茅斯作交換生。
張西：到男女混校的感覺如何？
黃心怡：交換了一年。感覺對人生影響和改變非常大。這個學校跟其他學校不太一樣，那邊有很多國家公園，也有河流，所有人對野外運動很熱衷。這邊的人比史密斯多兩倍，但是達特茅斯人都有自己氣質，我認識到更多更優秀有趣的新夥伴。我並沒有像很多同學一樣，大三這一年選擇去歐洲交換，然後環遊歐洲。雖然有遺憾過，但這一年學到並見識了很多，也算是有舍有得。
張西：在女校的環境裏，會不會覺得少了點什麽？
黃心怡：這個問題非常好。一般大家的疑問也在這兒。一開始會有感覺，畢竟有一個轉型期，但是習慣的過程比我想象的快很多。至少大一、大二的時候我覺得沒有很多幹擾，我是很容易受到幹擾的人。在混校交換的時候我發現，男同學在課堂上有一種隨意發言的權利，就算男女人數差不多的一個課堂，男生習慣了想到什麽就舉手說什麽，而女生想到什麽，還是會猶豫一下，我發現美國人也這樣，當然這隻是我個人的觀察。在史密斯女子學校，我沒有受到這種幹擾。而且，女校旁邊有五校聯盟，周末我都可以去玩。當然很多人受不了女校的安靜而轉學。
張西：她們希望更加多元化？
黃心怡：對。或更大的一個平台。可能很多人並不適合在一個小鎮過女校單調的日子。我剛到女校時，說話會帶有主觀印象，比如有時我會說男生怎樣怎樣，性別如何如何。有人在課堂上糾正我，要把性別當作一個流動的來看，可以偏男偏女，可以在中間那個地方，要等別人自己去定，實在不行就把他們統稱為“他們”這個稱呼，不能稱呼為“他”或者“她”，這個對我影響很大。要注意怎麽說話，很多時候很多東西挺敏感，畢竟有一個規範，包括種族之間的這種。
張西：這讓我想到玻璃心。
黃心怡：後來我發現，在合適的框架裏，大家還是可以坐下來很平常地討論。我的專業是經濟學和心理學，心理學課堂對我觸動很大，尤其有關政治的心理學。我們研究為什麽會有人成為狂熱的領導追隨者，為什麽會有人加入這種類型的運動，很多美國人自己經驗很豐富，給我提供很多建議，因為課堂小，每個人都可以貢獻許多故事。
張西：你們沿襲的是小課堂？
黃心怡：通常5-20個人之內的課堂。有時有長桌，有時麵對麵。
張西：平時穿校服上課嗎？
黃心怡：不需要。沒有穿衣的要求。穿睡衣都可以，想怎麽打扮就怎麽打扮，有人非常精心打扮，有人非常嬉皮。
張西：女校對你來說，是打開了一扇窗戶，還是有了另一個視角？
黃心怡：它導致我的價值觀慢慢地改變。以前我會因為一些價值觀不認同，比如有人說了很帶歧視性的言論，會去糾正他們，會跟朋友探討，現在我的眼界變得更開闊了，其實很多人是因為看得不夠多，他們才會先下結論，給大家貼標簽。我很多時候根本無從跟別人爭辯。
每個社會都有一定的人有偏見或者傾向，這樣也更加突顯女校或者文理學院學生是世外桃源。對我來說，從女校走出來有更多的自信心，很多時候會選擇相信自己，覺得應該用對的方式去看待別人，或者先去聆聽、去理解別人再去下定論。但也有另外一種情況，大家出來後帶有新的極端的偏見，因為在一個自我選擇的環境下呆久了，隻跟某一類型或者某一政治訴求的人頻繁打交道，出來之後就很容易有攻擊型人格。我覺得不管美國教育有多麽個人化或者更加先進，還是缺了一塊心靈的輔導。我身邊有不少因學術壓力而抑鬱的同學。人少其實更容易產生學術壓力。因為人就這麽多，大家都在好好學不能落後。我發現很多人都在通過藥物治療或者心理谘詢解決問題。原來以為這隻是女校的問題，等我到混校後，發現這類人還是很多的。白天看起來光鮮亮麗，夜裏躲在角落裏給自己療傷，這是我很震驚的一件事。我相信國內的學生應該也有。
張西：有心理衝突的留學生其實很多。
黃心怡：但中美兩邊的教育都沒有有效排解它的機製。有人背負了家長的不少期望，以為到了美國就可以活出任何自己，選擇權都在手上，一切都由自己決定。但我們在國內的背景就不同，並不是在同一起跑線上的，有時候就會造成心理上的衝突。
張西：你如何幫助抑鬱症的人？
黃心怡：很多抑鬱證患者，自己休學一個學期，去旅遊一下，或者工作一段時間，就自己治愈了，這可能隻是短期的壓力導致。有些時候我看到有人出現抑鬱苗頭，我會建議對方跟教授或者輔導員去談。這邊的輔導員跟國內那種不太一樣，更偏醫學上的那種，心理谘詢師，是要收費的。但前幾次免費。其實我並不認可這種模式。學術上的這種輔導是免費的，為什麽其他的配套設施，比如心理谘詢要收費？這是我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張西：你有過學術壓力嗎？
黃心怡：當我覺得自己壓力大，或難以開解時，我就聽音樂或者跳舞。我之前看的哈佛的幸福課學習了很多積極應對和排解的技巧和心境。這個網課叫積極心理學，也是心理學當中一支，說如何往更好的一麵看。我是通過網易公開課看的，有翻譯好帶字幕的。來美國之前，我很大一部分準備，就是看耶魯哲學課、哈佛幸福課、曆史課之類的，這樣好適應我自己全英文的環境。因為我高中時學理科，但我對人文的東西很向往。到美國是一個實現的途徑，因為沒有任何選課的限製。
張西：現在和高中時代有什麽不同？
黃心怡：整個階段已經不同。每一天我都感覺不一樣。是價值觀的改變，什麽事情都會先放手來幹。因為是文理學院推崇廣涉獵的博雅教育，東西都不會鑽得太深。到了工作上給個話題，自己就可以開始進行研究，不怕沒有任何背景，反正就是相信就去做。另外對人對社會的包容程度加大，很多事情去辯證地看。我做不夠是在社會活動方麵，能想到但做不到，想幫助更多的人，達到更多的社會影響力，光做誌願者是不夠的。誌願者隻能幫到少數人，沒法解決更高層麵上的問題。
張西：你是有使命感的人。
黃心怡：我想要做更有影響力的事情，當作家，做非政府組織，從政都是可以實施自己的影響，讓更多人聽到你的聲音的方式。這樣號召別人加入你，就可以像滾雪球一樣，但又覺得現在資曆不夠。
張西：你才23歲，太有可能了。目前從事什麽職業？
黃心怡：我在一家資產管理公司做企業的戰略和發展部門。其實就是兩塊任務：一是對各種收購、盡職調查做文案；另一個就是對內的戰略執行。因為我們是跟高層緊密合作，高層有很多遠景或目標想要實現，我們要想如何來把它執行。很多時都是些很煩瑣的，作為第一年最底層的分析師，就是扛起這些雜活。不隻我們公司，其他公司都一樣，頭兩年做的都是沒有什麽技術含量，要花很多時間做一些無意義，但又必須有人去做的工作，它完全是低於你的智商和能力，必須去做，還得保證把它做好。
張西：第二年會有改變嗎？
黃心怡：並不確定，因為我剛加入這個組，整個公司在進行大轉型，我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戰略發展部門。市場每天都在變，每個時代也都有不同的問題和困難和挑戰，所以我沒法去借鑒曆史，這也是為什麽我喜歡這份工作喜歡這個組的原因。
張西：它是創新的。
黃心怡：對。隻能向前看，沒法兒向後看。這個跟確定的職位安排和上升通道的一些行業不太一樣。好處是我不過多地去想，就把自己該做的做好。在這樣一個大的社會曆史背景下，我也不確定能不能留在美國，計劃太長遠沒有太大意義。因為說不準哪天大的環境就變了，我就被重新洗牌。現在對我來說是蠻激動的時代，因為什麽東西都在變。我讀的幾門心理和哲學的課都是和人工智能相關的，受益非常多，我覺得有生之年會麵臨巨大的洗牌機會，也不知道現在幹的再過一兩年還有沒有用，或者說會不會被取代，但是這個時代比我爸媽的要精彩。每一年都有很多讓我開眼界的新發明、新理念出現。
張西：你有從政潛質！
黃心怡：其實從政也有不同的方式，我還沒考慮好。很多時候我很幸運，機會不小心碰到我時，我就把它抓住。比方說去達特茅斯學院交換，原則上這個機會隻給美國本地人。我就想，為什麽美國以外的人就不可以？然後我就找學校，才知道是財務上的原因，學校給財政補助，沒法兒轉到另外一所學校。於是我說，那我不要補助了。
張西：機會爭取到了。
黃心怡：隻是多問了一句，就多了一個機會。包括我到這個公司實習也是。麵試時，我有很多問題沒答上來，有點沮喪。在回學校的大巴上，我覺得必須挽留一下這個機會，於是我寫了一封很長的郵件給麵試官，告訴他，當時我沒答上來的問題，現在想好了，而且還有我個人的許多想法。然後，我就拿到了實習，然後有了現在這個全職工作。
張西：思考加行動力。
黃心怡：我不知道這叫做走捷徑還是意外得到，我好像沒有花太多的努力，隻是找對了方向爭取而已。就是覺得自己很幸運。有些事我沒有想太多就去做，這種時候我最讓自己自豪。很多時候想太多反而導致後麵沒有精力去做了，因為工作實在占時間太多。
張西：你每周工作多少小時？
黃心怡：一周70個小時吧。周末節假日也要去。沒法兒對自己時間達到完全地掌控，任何時候他們一個電話或者一個短信都需要回去工作。因為公司給加班費。但其實這種按時間的薪酬製度會讓我更多去追求速度，導致有些時候會出錯。所以我希望換到另外一種激勵製度下，其實不需要給我很大的獎金，我隻需要更多的理解和讓我作出成果的機會。比如說有一次小長假，跟朋友爬山，我們開車都到國家公園了，公司一個電話，讓我回去幫做一個文案，我隻好開車幾個小時回公司，而且因為遲到又被罵了。那時，我更需要的是一些自由呼吸的空間。
張西：一周工作40個小時算正常，你超負荷了。
黃心怡：我知道。我發現身邊能夠堅持下來的人，都覺得這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的必經之路。但是我很容易過一段就改變自己的目標，因為我興趣愛好太多。我不會像我同事一樣，一直到死都要在金融這個行業做下去。但開始工作後，接觸到非常有趣的公司，有趣的人，這個我特別享受，我可以選擇這些前輩作為自己的標杆，給我之後的路一些參考。
張西：有遇到讓你心動的人嗎？
黃心怡：現在的男朋友跟我的生活狀態是最接近的，他比我大一歲，也在一個谘詢公司做底層，我們有時會一起加班，出去買個盒飯回各自的辦公室再接著打拚，感覺是一起打拚提攜、相互鼓勵的夥伴關係，這種狀態我最喜歡。在女校的時候，我對某些關係的理解有理想主義色彩，學校的女權文化影響也太多。但現在到了一個比較自由、靠自己的環境下，覺得還是需要一個跟我階段一致的人，都處於探索期，可以一起做事情，不僅是夥伴，也可以有精神共鳴。之前也碰到過年長幾歲很有社會經驗的人，跟他交流互動當中我可以學到很多，激勵我一直向上，成為配得上或者達到同等精神高度的人。但另一方麵我會有心理落差。在這兩個角度上都體驗過後，才覺得現在的狀態是最好的，不用擔憂太多。雖然我現在的男友是美國人但是和人種相比，價值觀相近最重要。
張西：這點很重要噢。
黃心怡：我很幸運，爸媽都是足夠開明的人。爸爸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但他抓住了改革開放的紅利，做對了生意，才會有這個資本讓我得以出國。我媽是很優秀的大學生，有自己驕傲的資本。她相信，給我營造一個好的教育很重要。她很欣賞女校裏那些前總統夫人之類的名媛或者有影響力的女子，所以，我申請女校受了她的影響，她一直想去這樣的女校深造，但到我身上才實現這個夢想。
張西：背負媽媽的夢想，有壓力嗎？
黃心怡：開始我覺得這是包袱。為什麽我當初要選擇來這裏，是因為家裏的緣故嗎？但後麵一想，可以把它變成自己的。一開始在學校自我介紹時，都要說為什麽來女校？我都會說，起點是因為家庭背景，但進來後發現，這個平台幫我開啟了一個非常好的大門，遠比當時我媽設想的，給我帶來的更多。父母給了我最重要的兩筆財富：一是讓我可以沒有債務的，真正達達財務自由；二是給我早期的啟發。高中時，我媽就說服我出國，她認為本科畢業再出去就晚了。而我爸對於投資的一些想法，現在還根植在我心裏。我一旦有閑錢就拿來投資，父母身上的優點，我都想辦法盡量吸收，不好的就摒棄掉。
我非常感謝父母，雖然我是獨生子女，但他們沒有把我拽得那麽緊。媽媽總跟我說，她希望我快樂，不管我現在做什麽，跟什麽樣的人交往，有什麽疑惑，她都會支持。家裏其他親戚有偏見的時候，但她會壓下來告訴我：“你不要聽他們說，我相信你做的是對的。”這點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張西：很大的心理和精神安慰。
黃心怡：對，因為有一個堅實的後盾，我知道我的根在哪兒。
我外公外婆是大學教授，爺爺也教書，他們喜歡給我講各種科學的故事，想要培養我。但是我現在做的讓我有時覺得浪費了他們對我的培養。在女校所有人同一個聲音，就是追隨你的內心，但很多時候內心需要有人來疏導一下。不管我讀多少心理學的書，這隻是一個手冊，一個指引，到最後是我自己來決定到底哪一個價值更重要。無論局勢怎麽變這個根還是會埋在心裏的。我現在靠自身努力先積累資本，等到我能隨意換領域時，再做改變。比如去從政，做一些更有影響力的工作。
同樣是留學，黃心怡的軌道和其他留學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又有點與眾不同。就如她的家庭環境，大體的相近之外也有絲絲迥異的地方，而她本人，更是把事在人為、積極進取二詞詮釋得很好！——編者語
編輯：夏嫿 責編：李明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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