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誰的“九一八”？

誰的“九一八”？

劉國斌

今天是九月十八日，七十九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進攻中國東北軍，拉開了亞洲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毫不出人意料地，在日本的駐華使領館門前，又有愛國憤青們奉旨愛國來了；

也毫不出人意料地，在全國各地，拉響了紀念“九一八”的防空警報；

更毫不出人意料地，在全國各地，組織了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勿忘國恥”的愛國主義活動。

這已經並不新鮮了，每當共產黨麵臨困境的時候，就會加大力度煸動民族主義情緒，轉移內部矛盾的焦點。

不過，有一個很嚴重但是又被人忽略了的問題是，共產黨有資格這樣做嗎？

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本人不得不於第二天離開江西前線，國民黨乃不得不停止圍剿，並撤離剿匪前線。值此國難當頭之際，共產黨非但沒說半個字要團結抗日，反而沿路截殺準備北上防禦的國軍部隊。然後宣稱自己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而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在為紀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發出的呼籲書中曾稱：“侵占滿州 —— 這不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戰爭，這是對中國勞苦群眾、對中國革命的戰爭，這也是對我們的戰爭。”從而進一步號召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為了響應共產國際的號召，共產黨臨時中央九月二十日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稱“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繼中東路事件（珍寶島）之後再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同時斷定 “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劃。

此時此刻，共產黨隻字未提“北上抗日”。相反地，為了貫徹上麵那個“緊急任務案”，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蘇俄的國慶日，這個距離“九一八”國恥日不足兩個月的日子，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不僅製造了兩個中國客觀事實，而且再一次公開宣稱“武裝保衛蘇聯”更趁中央無暇分兵之際，極力擴張其勢力範圍。據共產黨的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麵積約四萬平方公裏，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餘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1]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共產黨仍一如既往地半字不提東進“抗日”共赴國難。時任共產黨領袖的王明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說到此時中國“所麵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在抗日的十九路軍中發展組織“兵士委員會”，號召士兵“罷訓罷操罷崗”並監視甚至是逮捕自己的長官，破壞十九路軍的上下團結。饒是如此，在今天共產黨的洗腦教材中仍如是說“‘一二八’之後，正當我國軍民在淞滬抗戰前線用血肉捍衛自己的祖國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對十九路軍抗戰采取了錯誤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層統一戰線’”。[2]

到了一九三三年，眼看第四次圍剿勝利在望，日軍又在長城諸口發動進攻，國軍乃不得不抽兵北上。共產黨依舊是隻字不提北上“抗日”，除了沿路截殺北上抗日的國軍隊伍以彰其“赫赫”武功之外，更將勢力發展到“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麵軍指揮。紅一方麵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麵軍進入川陝邊界，開辟了川陝蘇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陝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陝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餘裏，南北四百餘裏，總麵積四萬二千平方公裏，人口五百餘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麵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餘人……這是川陝蘇區的極盛時期。”“在陝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陝，與謝、劉（謝子長、劉誌丹）的遊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3]

一九三三年底到一九三四年，在沒有外界幹擾的情況下，共產黨再也沒有演繹出自己的“輝煌”。最終倉惶逃出江西。但在共產黨的教科書裏卻將其稱之為“北上抗日”。首先，在邏輯上分晰這是不可能，因為如果他們真是“北上抗日”的話，蔣介石大可放他去打，在外交上也沒有困難，因為日本人知道國共不和。讓日共漁蚌相爭，豈不快哉。蔣介石應該不至於會笨到連借刀殺人都不會吧。

從曆史事實看就更不是“北上抗日”了。共產黨現代史教科書承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二、六軍團在川湘黔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策應中央紅軍”。04因為川湘黔邊境“地處邊陲均距四省省會千裏之外。反革命軍事力量薄弱……它重巒疊嶂，江河縱橫，進可以截斷長江交通，退可以憑借高山峻嶺，是土家、苗、白、漢等族雜居的地方……地方軍閥派係林立，極不統一，有利於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利於根據地主力回旋……有利於我軍在敵人矛盾交錯中生存發展，有利於開辟根據地”。[4]共產黨的目的不在於“北上抗日”而是要到大西南開辟“革命”根據地。而所謂的“長征”“北上抗日”則是後來應政治需要編寫的諾言而已。

當他們發現這一目的無法達到時，乃不得不再次突圍，在碰了幾次釘子後（即所謂的“四渡赤水”）最終選擇“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於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從鄂豫皖西逃至此處的張國燾會合。後來在川湘黔邊的紅二、六軍團，亦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圍和逃亡，在懋功和甘孜的與前二者先後會合。三大紅軍主力殘部從自己的根據地逃至川北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係，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

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隻有這樣做”。 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裏還記述說：“毛澤東談笑風生地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隻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裏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麵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5] 　張國燾說：“毛澤東這篇富於風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講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子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遊擊隊等，均毫無所知。”[6]說張是共產黨叛徒，其言不足信的話，共產黨黨史專家亦說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創造川陝甘根據地，並未提出去陝北。”[7]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兩個方麵軍在懋功會合後，雙方既未提出北上陝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澤東提出的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計劃，是為了打通北逃蘇聯的道路，而不是抗日。到了一九三五年十月間，從蘇聯得知消息陝北有一支紅軍，於是決定落腳陝北。

二

由於東西方法西斯的興起，給地跨歐亞兩洲的蘇聯帶來了濃重的戰爭陰影。蘇俄，終於意識到必須改變其對外戰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於是，蘇俄乃假手共產國際，改變它一貫命令和要求各國共產黨在本國進行造反革命即顛覆的戰略，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

為配合共產國際的政策，參加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王明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一方麵宣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隻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隻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另一方麵又“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要指出的是，即便是這個言不由衷的“抗日”宣言，也已經是其逃亡十個月之久。

對於結成抗日統一戰線的問題，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陝北同誌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對象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隨著這一事實而有所變化。”[8]

這也成為了“西安事變”的誘因，並打算借張學良的手殺掉蔣介石，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發，毛澤東立即說：“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麵，讓張學良去打頭陣。” [9][“西安的電報雪片般飛來，多數是報告拘留蔣氏的經過，以及南京方麵的反應……張學良的來電對如何處理蔣的問題，頗表躊躇；對南京的軍事壓力，也頗有顧慮。毛澤東聚精會神地在那裏草擬電報，不是獨尊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便是讚揚他‘一舉手便扭轉乾坤’。他的電文在說到嚴密看守蔣時有這麽一段： ‘我公顧慮周詳，梟雄自難漏網；但誠恐有萬一之失……誠如來電所雲，蔣某確係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讚成由人民公審……’”。“毛說他所草擬的電報，處處給張學良暗示，要他堅決對付蔣，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說出來，否則將來要留下痕跡的……”。毛“微笑著安慰朱德說，我和你的意見並無不同之處，不同的隻是方法；我已著力暗示張學良應該如何做，但這‘殺’字不好由我們口裏說出來”。[10]

但事與願違的是蘇聯對此的反應是 “日本陰謀所製造”並且說“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我們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絕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現已明白表示反對態度。”[11]

共產黨“聯張反蔣”策略的成功，雖然一手策動了罔顧民族危亡的陰謀西安事變，但全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國人民的憤怒指斥，全世界輿論的共同反對，主要是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的需要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他們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不得不將自己打扮成西安事變的調停者。

由始至終，他們從來都沒有真正地為國家民族考慮過，他們也從來沒有真正地去從“抗日”角度去麵對所有問題。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中日總共二十二次大會戰，共產黨無一與戰；一一一七次戰役，共產黨打了兩次，其規模至今還頗有爭議；至於戰鬥，號稱在敵後打遊擊戰的專家的共產黨居然隻打了兩百多次。而對抗日的國軍，則極盡打擊騷擾之能事，單是一九四○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一年十月,有案可稽的即達三百九十五次。

而事實上，共產黨的所作所為，既有曆史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因素。早在沙皇俄國時期，俄羅斯就有一個同化中國人的黃俄羅斯計劃；現實的因素則是前一個因素的沿續，十月革命以後，第三國際則在列寧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將世界共產革命變成了既要忠於蘇俄又要保衛蘇俄的，沒有祖國和不要祖國的革命。而中國則是他們“東方路線”的對象。

是故，

“九一八”是屬於中國人民的，

恥辱也是屬於中國人民的，

血淚和苦難還是屬於中國人民的，

勝利的榮譽當然更是屬於偉大的中國人民的；

共產黨，你，不要紀念“九一八”，

共產黨，你，沒有資格紀念“九一八”！！！

[1]《中國現代史》北京師範大學編
[2]《中國現代史》北京師範大學編
[3]《中國現代史》北京師範大學編
[4]《中國革命史薈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5]《張國燾回憶錄》
[6]《張國燾回憶錄》
[7] 《中國革命史薈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8]《張國燾回憶錄》
[9]《張國燾回憶錄》
[10]《張國燾回憶錄》
[11]《張國燾回憶錄》


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