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點長，但我覺得這是我最近讀過最有參考價值，最理性，最有建設型的美中關係對話。話題涉及曆史，台灣，朝鮮，氣候變化，流行病，經濟危機，反恐等。討論非常精彩，開誠布公，崔大使非常坦誠明確表達中國的立場和深邃的思想，讓人佩服！哈佛大學阿利森教授也一針見血指出中美關係的痛點。核戰爭沒有贏家，所以永遠不能打。目前的挑戰是，如何能夠同時進行合作和競爭。不管怎樣，讀過這個對話，感覺美中關係不容樂觀！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zxxx/t1838060.htm
轉載：
12月3日，崔天凱大使應邀出席中美研究中心2020年年會，就未來中美關係與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進行視頻對話。對話由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史蒂夫·歐倫斯主持，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為年會致開幕詞。對話全文如下：
歐倫斯：感謝崔天凱大使和阿利森教授。在這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兩位老朋友參加這個非常重要的會議，真是太好了。我要祝賀吳士存先生召集了美國和中國的頂尖學者共同探討美中關係。崔大使擔任中國駐美大使的時間最長，已超過7年。阿利森教授是研究美國與世界關係的著名學者之一，著有《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 我向兩位提出的問題是，美中兩國是否已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是，我們該怎麽辦？怎麽做才能避免這種情況？首先請崔大使回答，然後請阿利森博士回答。
崔大使: 非常感謝吳士存院長、歐倫斯會長和阿利森教授。我也祝願大家平安健康。
2020年即將過去。這是極不尋常的一年，可能成為一個曆史轉折點。戰勝新冠肺炎疫情、恢複全球經濟增長、保護人民生計，是當務之急。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疫情正在強化和加速世界上早已出現的一些基本趨勢。疫情也使一些重大挑戰更顯突出，我們唯有團結一致、共同應對，才能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人們已經在討論“後疫情世界”將是什麽樣，以及我們為此需要什麽樣的全球治理。顯然，沒有健康穩定的中美關係，“後疫情世界”不會穩定，全球治理也不會有效。因此，現在是認真思考這一至關重要的雙邊關係的時候了。但這不是因為所謂過去的失敗。自基辛格博士首次訪華近50年來，中美關係的發展給兩國和世界帶來了巨大利益。我們需要思考，是因為世界在發生急劇而複雜的變化，這些變化既帶來巨大機遇，也帶來巨大風險。我們必須對未來形成共同願景、作出正確選擇，確保中美關係沿著建設性軌道、朝著共同確定的目標發展。這是我們對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責任。
對中國來說，選擇是明確的。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是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習近平主席在給美國當選總統約瑟夫·拜登的賀電中表示，中方願與美方一道，“秉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同各國和國際社會攜手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
我們即將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開展雙邊和全球合作的需求前所未有，包括在加強公共衛生安全、應對氣候變化、推進更包容和公平的全球化進程、促進科技進步以改善更多地區更多人們的生活等方麵。為回應所有這些挑戰，我們需要擴大國際合作，特別是中美應攜手合作，而不是相互“脫鉤”。
中美兩國之間一向存在差異，其中許多是世界多樣性的一部分。但任何差異都不是對抗和戰爭的理由，不管冷戰還是熱戰。隻要相互尊重和理解，我們就可以管控好分歧，使中美關係保持在一個正確的軌道上。
幾年前，格雷厄姆·阿利森教授就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了及時的警告。他還曾引用莎士比亞的名言，“掌握我們命運的不是星座,而是我們自己。”的確，“沒有什麽是命中注定的”，一切都取決於我們作出的選擇。零和遊戲已經過時。企圖煽動不同國家和文明之間的疑慮甚至仇恨是極不負責任的。那些沉迷於大國對立的人已經把腳伸進了陷阱。我們應該清醒認識當今世界的新現實，攜手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要站到曆史正確的一邊，第一步就是要摒棄過時的思維。要避免掉入陷阱，最好的辦法是開辟一條新路。這是我們今天必須擁有的視野和完成的曆史使命。我們準備好了嗎?
史蒂夫，為回答你的問題，我提出了另一個問題。非常感謝。
歐倫斯：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場講話。現在請格雷厄姆講話。
阿利森：非常感謝。我要感謝年會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很高興與史蒂夫、尤其是崔大使對話。
史蒂夫的問題直指核心。崔大使說的我非常讚同。答案是肯定的。美國和中國已陷入經典的修昔底德式對立中。假設修昔底德正在觀察並評論美中關係，他會說這些看起來幾乎像是新興大國威脅取代守成大國的經典版本，而且這一雙邊關係似乎正在沿著通向有史以來最嚴重衝突的路徑加速前進。
同時，我也非常同意，盡管現實如此，但形勢如何發展取決於當事國自己。“掌握我們命運的不是星座”，沒有命中注定的曆史鐵律，一切取決於當事方作出的明智或愚蠢的選擇。
是的，我們處於修昔底德式的局麵之中。在我訪問北京時，有人告訴我，“你知道為什麽習近平主席倡議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嗎？因為他深知傳統的大國關係模式會帶來什麽。如果任憑曆史重演，對中美兩國都將是極其糟糕的結果。”但我看不到有什麽是不可避免的。這對我們學者、政策顧問或決策者來說極其複雜，尤其是政府。正如斯科特·菲茨傑拉德（Scott Fitzgerald，美國作家）所說，他們必須通過一流智力的考驗，即腦子必須能同時容納兩個相互矛盾的思想並且仍然保持運作的能力。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和中國將成為修昔底德式的強大競爭對手。很明顯，如果中國實現自己的“中國夢”，北京將取代美國。而在“美國世紀”之下，美國對自己的領導地位已經習以為常。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各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以及世界工廠。今年底，中國將是唯一經濟正增長的大型經濟體，其他國家都是負增長。這種形勢下，除非能夠說服中國約束自己、保持克製，否則美中最終將成為敵人。同時，除非美國能夠明智地與崛起的中國和平共處，否則最終結果也會是個悲劇。
因此，挑戰在於，兩國的決策者同時懷有彼此矛盾的想法。美中將成為激烈的對手，我認為這不可避免。我是非常傳統的老派美國人，覺得美國應該在所有領域都領先世界，雖然我知道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衡量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且是多數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人工智能、太空等領域的強勁對手。這些正在成為現實，雖然難以接受，但這就是生活。除非美中兩國能通過構建某種新型大國關係進行合作，否則台灣或朝鮮等第三方事件可能會像1914年暗殺奧匈帝國大公事件將歐洲大國拖入悲慘的戰爭一樣，將我們拖入災難性戰爭。
好消息是，拜登政府即將就職。美中在核領域確保相互摧毀，如果爆發戰爭，可能同歸於盡。此外，兩國還在氣候領域確保相互摧毀，如果這兩個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沒有找到合作的方式，我們的生物圈可能將無法居住。 那麽，我們可以找到一種同時合作和競爭的方式嗎？我認為找到答案並不容易，也可能難以接受，但這是我們必須麵對的挑戰。
歐倫斯：當選總統拜登談到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在你們的概念裏，美中之間的價值觀衝突扮演什麽角色？
阿利森：崔大使和我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說得很對。美國希望中國複製美國的基因，這樣他們就可以跟我們一樣，從而克服價值觀衝突。我們進入20世紀時認為那會是美國的世紀。看看美國當時對英國的做法。我們威脅對英國、德國發動戰爭，還從英國的殖民地加拿大手中偷走阿拉斯加。因此，價值觀隻是兩國關係的因素之一。在過去500年中，既有因價值觀不同而發生衝突的案例，也有雖然價值觀相近但發生衝突的案例。即便在冷戰時期，我們仍與蘇聯建立了某種關係，這裏的“戰”實際上是一個隱喻。我認為這是成功的案例，因為我們兩個大國最終沒有相互摧毀。
崔大使：我們注意到媒體有關拜登團隊言論的報道。雙方應在適當時候舉行適當級別的溝通和政策協調，但在1月20日之前，中方仍然準備與現政府合作。雙方還有一點兒時間。正如毛主席在詞中所寫的那樣，我們應該隻爭朝夕。我一直相信，做正確的事永遠不會太晚。
回到“價值觀”問題。“價值”這個詞在英語中是一個非常有趣甚至令人困惑的詞。它既有抽象概念的意義，又可能意味著非常具體、真實、物質的東西。 有時候，一些人會以其抽象涵義為名行事，實際卻是在力求實現其物質利益。我不知道我對這個詞的理解是否正確。人們經常談論所謂的普世價值，但坦白地說，如果這些價值隻是來自於某種特定的文明，而不考慮其他文明的價值，它們就不是或不能被稱為普世價值。
即便如此，在今天這個相互聯係的全球化世界裏，仍然存在全世界人民認同的共同價值觀。大家可以看看習主席今年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他主張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指引，比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和自由。這些都是很好的理念，可以稱為普世價值，已被莊嚴載入《聯合國憲章》。如果有人願意把外交政策建立在這些價值基礎上，我們不會有問題，願意與他們合作。
歐倫斯：美國國會、民眾和精英對中國的看法非常負麵。民調顯示，70－80%的美國人不認同中國的行為。崔大使說，要隻爭朝夕。那中國是否準備重新開放美國駐成都總領館，邀請被驅逐的美國記者返華，並且在國內解禁《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網站？這些都有助於改善中國在美國的形象，如同基辛格博士推動的“乒乓外交”一樣，有利於在美國形成積極的對華民意基礎，然後推動美國政府對華采取更具建設性的行動。中國是否願意在1月20日前采取什麽行動？
崔大使：史蒂夫，我不得不說，並非中方首先關閉美駐華總領館，也不是中方首先驅離美國在華記者。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回應美方的行為。因此，如果美國政府願意逆轉這一進程，我們願意考慮。為使兩國關係重回正軌，實現真正改善，雙方都必須表現出善意和誠意。我不認為中國應該做一些事情來取悅任何人。我們始終主張與美國保持健康良好的關係，從來不主動采取挑釁行動，但必須捍衛自己的利益，必須做出回應。以善意對善意，以誠意對誠意。
歐倫斯：格雷厄姆，你曾經寫道，拜登對華政策不是奧巴馬的第三任期。你認為拜登總統1月20日就任後應該麵向中國民眾講話嗎？
阿利森：這是個大問題，我不知道。我認為，拜登總統宣誓就職後，將繼承美國很長時間來從未有過的一係列最複雜挑戰，正如他非常明確指出的那樣，其中大部分在國內。所以他的工作議程會非常龐大。
在中國問題上，我想很重要的一點是，拜登不是一個從未麵對這個問題的新手，而是經驗豐富、風格務實，多年來已形成了自己的觀點。我認為他會花些時間找好方位，努力形成崔大使所說的一些可為對華關係提供戰略理性的理念。這些理念可能有很強的競爭性，但同時也會承認雙方開展合作的內在必要性。對此進行清晰的闡述將是一個巨大挑戰。
在此背景下，如果拜登在某個時點試圖不僅麵向中國民眾，也麵向世界講話，我不會感到意外。因為拜登知道這些挑戰是國際性的，並非美獨家麵對，也並非要美國優先。所以，我想崔大使和他的同事們的工作將會比特朗普時期更具挑戰。沒有人在破壞美國同其盟友關係方麵做的比特朗普總統更多。我在北京同一個中國學者交流時，對方說，“我們在判斷哪位候選人對中國更好的問題上感到困惑。在破壞亞洲盟國對美國的信任方麵，我們永遠也不會做得比特朗普更成功。如果他繼續這樣做，是很好的事。但另一方麵，特朗普特殊、善變的性格會把我們逼瘋，因為我們希望保持秩序和常規”。我認為，拜登對這些有很好的理解。正如他明確指出的，重建美同地區關鍵盟友的關係將是他執政的重要部分。在他的工作計劃裏，應該包括麵向中國等各國民眾闡述他所期待的美中關係。
歐倫斯：崔大使，關於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麵，你認為美國民眾對中國最大的誤解是什麽？習近平主席是否應該向美國民眾闡述對美中關係的考慮，並介紹中國政府的目標？
崔大使：中美之間的確缺乏相互理解，但更重要的是缺乏實現相互理解的真正意願。坦率講，我的一些美國同事仍然沒有意願真正恪守相互尊重的原則。沒有相互尊重，就永遠不會有良好的相互理解。
中國的意圖和戰略目標都是公開的。如果你看了最近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有關決定，以及習近平主席近幾個月在國內和國際場合的一係列重要講話，就會發現中國未來5年和15年的目標很清楚。隻要懷有真誠願望，作出真正努力，就肯定能夠實現相互理解。
歐倫斯：中國國家主席應該麵向美國人民發表講話嗎？
崔大使：近幾個月來，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場合麵向國內和國際社會發表講話，國際社會當然包括美國人民，習主席致當選總統拜登的賀電裏關鍵信息十分明確。
歐倫斯：您擔任中國駐美大使已有7年。您認為這7年中您最大的成功是什麽？什麽讓您最高興？
崔大使：準確地講，是7年8個月。經過7年多的時間，我更好地理解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發展潛力。我仍相信，隻要中美真正攜起手來，真正願意相互尊重、尋求理解，我們就能做成很多事情，能讓兩國都再次偉大。
歐倫斯：阿利森教授，您最擔心的是什麽？什麽讓您夜不能寐？您認為哪些領域有潛力，用華爾街用語就是，會出現 “驚喜”？我總是想到疫情，事實簡直是雪上加霜。我一直認為，氣候變化、流行病、經濟危機和恐怖主義是能把美中團結到一起的領域。然而，這場疫情讓我們更加疏遠。我希望人們能夠從中吸取教訓，認識到我們需要合作。
阿利森：台灣是我的主要擔心之一，它就像定時炸彈，可能導致悲劇性的衝突。1914年的故事絕對令人難以置信，怎麽研究都不為過。當時，德國和英國這兩個大國的統治者實際上是表親，經常一起出遊，雙方經濟關係緊密。1914年之前十年的歐洲頭號暢銷書稱，因為經濟關係的製約，戰爭已經過時，且不會產生預期效果。但在當時的背景下，恐怖分子刺殺一個大公這種原本不是個太重要的事件，卻成為最終觸發災難的火花。
過去50年，美中在某種模糊概念下共同成功處理了台灣問題，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從未經曆如此長時期的繁榮與和平。當然，也發生過很多不快、一些危機與困難。但這種模式是否可能出差錯呢？當然可能。我可以列舉5種產生差錯的場景。
我們近期沒有聽到朝鮮有什麽動靜，但請大家持續關注。如果朝鮮再搞洲際彈道導彈試驗，將可獲得打擊美國本土的可靠能力，可以想象即使是拜登政府也可能對朝鮮進行打擊。之後我們會走向何處？我們應記得朝鮮戰爭，當時美國人與中國人彼此作戰。
在積極方麵，拜登及其團隊比大多數戰略界人士更清楚，氣候遭到破壞、溫室氣體不經過濾地排放，將導致嚴重危險。拜登很嚴肅地發起了宏大的氣候倡議。對中方來講，所涉及的利益更大，因為從短期看，氣候變化對中國的影響比對美國來得更早。習近平主席早些時候就已對此給予重視。
美中雙方必須攜手尋求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開展本難開展的合作，並領導世界采取類似行動，否則我們將生活在無法生存的環境中。因此，我們必須在當前即采取行動、付出必要代價，以阻止災難的爆發。這場災難也許不會發生在明天，但會在未來10年或50年內發生。在政治方麵，應對這樣的問題相當困難，尤其在美國。這是拜登的關注點，他任命克裏領導氣變倡議表明，這是他的優先事項。而對特朗普來說，這不是個問題。
歐倫斯：崔大使，您認為“驚喜”會是什麽？
崔大使：我當然同意你講的中美可以在一些重要領域開展密切合作的觀點。你提到了非常好的合作領域，包括疫情應對、氣候變化、全球經濟和反恐。我也同意阿利森教授的看法，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本身可以阻止任何衝突或對抗。在特定情況下，密切的經濟聯係或許會增加衝突的可能性。
因此，我們必須全麵地看問題，要清晰地認識到中美關係的複雜性。有一點很明確，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這是我們必須作出的基本選擇。
歐倫斯：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首次會晤是什麽時候？假設疫情得到控製，習主席和當選總統拜登的第一次會晤會在什麽時候？
阿利森：我隻聽說，G20尚未決定是否提前舉行峰會，以討論在疫苗問世的情況下如何應對疫情。當前盡管大家在G20層麵和國際上就幫助世界其他國家說的很好，但實際上各國都在開發自己的疫苗。隨著美中明年1月開始疫苗大規模接種，在G20框架內可能盡早舉行會晤。但我懷疑，距離舉行麵對麵會晤還需一段時間。
歐倫斯：崔大使，您怎麽看待盡早會晤的價值？當選總統拜登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談到，將恢複同盟秩序。阿利森教授談到重建美盟友關係，以便就對華政策達成統一看法，而不是奉行單邊主義、美國優先或“美國單幹”的政策。所以，我預計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當選總統單獨會晤尚需相當一段時間。美國曆史上沒有任何一位總統像拜登那樣，曾與習主席共同度過28小時。
崔大使：現在談論領導人明年的日程為時尚早。我們要看疫情何時以及如何結束、領導人能否在G20峰會等國際場合進行麵對麵會晤。
我記得習主席和奧巴馬總統的首次會晤是在安納伯格莊園，那是在習主席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後3個月之內，安排得很早。習主席和特朗普總統首次會晤是在海湖莊園，也是在特朗普總統就任後不久。
這種高層溝通和工作關係至關重要，有利於引領雙邊關係向前發展。我也看到過媒體報道稱，拜登先生可能會首先會晤美國的一些盟友或召開相關會議。當然，這是他自己的決定。真正重要的並不是執行單邊主義政策還是多邊主義政策，並不是美國獨自執行對華政策還是與盟友協調對華政策。真正重要的是政策的本質,是采取什麽樣的政策。如果是遏製政策，或建立所謂反華統一戰線，那麽無論單邊還是多邊政策，唯一的差別就是自挖陷阱還是與朋友共挖陷阱。這沒有實質性區別。
阿利森：在這一點上我們可能想法一致，也可能存在分歧。我認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美中之間將存在激烈競爭。這是因為，“中國夢”預示著中國將成為其周邊地區的主導力量。現在許多美國人仍然認為，美國應是該地區的仲裁者，這是美國自二戰結束70多年來一直享有的地位。這提供了一個所有國家都可以發展的穩定環境，所以是美國議程的一部分，並將成為拜登議程的一部分。同時，我們頭腦裏還存在著矛盾的想法。如果競爭是我們唯一要做的事情，那麽迎來災難性前景的可能性就會非常大。
我們注定要共存，因為另一個選擇就是相互毀滅。這意味著應找到能夠深入合作的特定領域，如台灣、朝鮮、氣候變化、反恐等。我們這些“冷戰鬥士”長期以來都認同一個看法，裏根將其表達得最好，即：核戰爭沒有贏家，所以永遠不能打。目前的挑戰是，如何能夠同時進行合作和競爭。
歐倫斯：我認為崔大使說得對，政策是什麽很重要。從美國的角度看，單邊政策是無效的。如果我們需要同中國解決問題，應該在多邊基礎上進行。 這就是當選總統拜登要做的事情，他將聯合北約、日本、韓國等盟友協調對華政策。中國將需要進行調整，麵對更加一致的政策。從美方看，這是一個有效的政策。從中國的角度看，主要是政策的內容問題。我希望政策的重點內容是氣候變化、經濟增長、疫情應對和預防以及反恐。但雙邊關係中仍有相互矛盾的方麵。崔大使，您想最後發表評論嗎？
崔大使：我盡量簡短。首先，我們必須在不同層麵上看待問題。在一個層麵上，世界上存在一些基本趨勢，如經濟增長、科技進步以及包括供應鏈調整在內的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等。這些客觀趨勢始終在那裏，大體上不以任何一國意誌為轉移。任何順應曆史潮流的政策都將獲得成功，任何違背曆史潮流的政策都將走向失敗。另一個層麵是我們設定的國家政策目標。必須把這兩個不同層麵區分開來。
對於中國而言，我們的目標和戰略非常明確。即使將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我們也不會謀求支配全球。正如習主席所說，我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許有一天，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因為我們的人口數量是美國的4倍，同時，按照人均水平，我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趕上美國。但這並不意味著對抗不可避免。
剛才格雷厄姆提到的幾個問題具有不同性質。台灣是我們的核心利益，攸關中國的主權和統一。朝鮮半島問題則是國際衝突，我們一直在共同努力尋找解決方案。但我們可以在這兩個問題上找到一些共同點。 例如，台海和平與穩定符合所有人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人民的利益。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也符合中美兩國和其他夥伴國的利益。
最後，史蒂夫，我有一個問題：如果是錯誤的政策，那麽讓該政策更有效的意義何在？
歐倫斯：顯然，政策可能是錯誤的，但是如果我們和盟友達成一致，這個政策就是正確的。我們需要讓盟友參與政策製定，為政策增加約束。過去4年中，美國的一些政策很難說服歐盟、日本、韓國和其他國家接受。實際上，美國的對華政策將走向正常化。這不是一件壞事，而是有積極意義。
崔大使：史蒂夫，恐怕你高估了一些事情。人們說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我認為在其他許多事情上也是如此，其中也包括美國與一些盟友的關係。不過，這是你們自己的事。
歐倫斯：當選總統拜登正在組建一個一流團隊，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其中。他們是真正了解世界、外交事務和同盟關係的人，不會再有“推特外交”了。
崔大使：我對他們的建議是，希望他們深入了解今天的中國。
歐倫斯：無論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每個人都在呼籲美國行政部門對中國有更多了解。我們需要培訓更多中國問題專家，讓更多在中國生活過的人加入美國政府。這在美國已成為共識，我們確實需要這樣做。
崔大使：當選總統拜登擔任副總統時，參與了很多中美關係事務。我不止一次聽他說過，有時不經意的後果可能比有意為之的後果更糟糕。我認為這是一條非常明智的建議。
阿利森：拜登曾親眼目睹沒有以災難性戰爭結束的競爭關係。一個崛起大國的正常趨勢可以通過其行為、態度和理解觀察清楚。所以，習近平主席正在表明，他是一個英明的領袖。他呼籲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獲得了一麵很好的旗幟。我表示樂觀。
歐倫斯：今天的討論非常精彩，開誠布公，具有建設性，也非常有用。崔大使能夠通過建設性的方式明確表達中國的立場和深邃的思想，讓人驚歎。我期待能有一位美國駐華大使參加用中文進行的類似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