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周恩來經過再三解釋與爭取，仍未如願，斯大林堅持蘇聯空軍至少還需要兩個至兩個半月才可能準備就緒……這是一個有直接關聯的因果：如果沒有蘇聯空軍的支援，中國誌願軍進入朝鮮無任何勝算的把握。蘇聯空軍既無可能就位，那麽，中國還能出兵朝鮮嗎？
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電報通知北京和平壤，告之他們的決定：準備放棄北朝鮮，讓金日成及其政權和軍隊暫時退到中國的東北地區去……
這是朝鮮戰爭最為傳奇的一刻。在收到電報的第二天，毛澤東即複電表示同意他們的意見。如果說中國放棄出兵，這是最有可能的時刻。但是，第三天，毛澤東做出了決定，在給周恩來的連續三份電報裏，均明確表示：中國出兵！
曆史無可假設，後世讀史者如果失去對曆史現場的深度勘探與認知，無法理解當事人決策的曲折與艱難，當然也無法理解一場戰爭的價值與意義。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最迫切的需要是什麽？
這年底，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在與斯大林首次見麵時，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的問題。中國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時間，以便把經濟恢複到戰前水平和穩定國內局勢。中國這些重要問題能否解決，取決於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保障國際和平？”斯大林的回應直接而肯定，《毛澤東傳(1949～1976)》裏記錄：“斯大林回答說：中國目前並不存在直接的戰爭威脅：日本還沒有站穩腳跟，它對戰爭沒有準備好；美國盡管叫喊戰爭，但它最怕戰爭；歐洲各國被戰爭嚇怕了。實際上誰也不會同中國打仗。和平取決於我們的努力。如果我們齊心協力，不僅能夠保障5年至10年的和平，而且能夠保障20年至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和平。”
和平是否可期，這是一個重大問題。這一年早些時候，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在他與斯大林會談的問題清單裏，排第一位的是：會不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和平是新中國最迫切的需求。
和平可期，並非簡單的樂觀。中國、蘇聯與美國的三國關係框架，是理解國際形勢的方法論。1950年1月5日，毛澤東正在蘇聯訪問，也即在與斯大林討論“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國際和平”之際，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布談話聲明：美國已決定從中國內戰中脫身，停止軍事援蔣，不幹預台灣問題，同時亦將從朝鮮退兵。隨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解釋說：美國在亞洲的環型防禦線從阿留申群島穿過日本和衝繩到菲律賓群島。這意味著，朝鮮和台灣從戰略要害地區排除了出去。
在對未來良性的預期裏，這年5月19日，中國成立由周恩來擔任主任的中央軍隊整編複員委員會，決定在一年內複員120萬人。稍後，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共中央電告華東局：要把“準備占領台灣”作為我們幾個月內四大工作之一。即使朝鮮戰爭打響，當年的6月30日，被稱為“中國革命的一個主要支柱”的土地改革法令頒布——這個時候，和平仍然是中國的期待與預期。
而戰爭改變了這一切。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
這場戰爭，從曆史學家的角度觀察，意義重大。《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論為：“朝鮮戰爭是一場具有國際背景的內戰，是朝鮮人民的悲劇性曆史的現代的體現。一方麵，它加深了這個國家的分裂，另一方麵，它對戰後亞洲的國際局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它可以被視為當代曆史中的一個劃時代的事件。”
觀察這一劃時代事件，重回曆史現場自然重要——閱史者進入“現場”不免稍覺意外。戰爭爆發的第三天，即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在擴大朝鮮戰爭的同時，竟粗暴幹涉中國內政，聲稱：“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部隊的占領福摩薩(台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與必要職務的美國部隊。據此，我還要求第七艦隊阻止對福摩薩的任何攻擊。”6月30日，杜魯門命令美軍參戰。
甚至在命令美國軍隊參戰前，美國方麵即將其矛頭指向中國，這當然令人意外。它的後果，金衝及先生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稱：“深刻地影響了以後20年間的中美關係。”
美國為何如此迅速改變戰略，決定介入戰爭？一般認為：“由於把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視為共產黨國家在全球範圍內展開進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美國政府對此做出了迅速而強烈的反應。”更微觀地看，曆史學家揭示的短期因果：美國放棄朝鮮與台灣，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朝鮮戰爭的爆發；而另一方麵，中國的和平預期下的各項工作的開展，又被視為不會介入的事實部分，並由此形成預判……
更重要的是實力對比，即使中國方麵對此的分析，也是偏重於這一比較。《毛澤東傳(1949～1976)》裏描述說：“1950年，美國鋼產量8772萬噸，工農業總產值2800億美元。而當時中國的鋼產量隻有60萬噸，工農業總產值隻有100億美元。美國還擁有原子彈和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設備，具有最強的軍工生產能力。就連實力遠比中國雄厚的蘇聯，也不願因援助朝鮮而冒同美國直接衝突的危險。”
如此懸殊的差距，美國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所表現的驕橫便容易理解，在其回憶錄裏，麥克阿瑟描述當時他的判斷：“由於我們的基本上無敵的空軍具有隨時可以摧毀鴨綠江南北的進攻基地和補給線的潛在威力，所以我本人軍事上的估計是，沒有任何一個中國軍事指揮官會冒這樣的風險把大量兵力投入已被破壞殆盡的朝鮮半島。”杜魯門的女兒瑪格麗特·杜魯門在為父親撰寫的傳記裏記錄：“‘中國或蘇聯進行幹涉的可能性如何？’父親問。‘可能性很小。’麥克阿瑟將軍說，‘要是他們在頭一兩個月內進行了幹涉，那倒是有可能決定戰局的。’”
獨立與富強
回應杜魯門的宣示，中國政府也迅速而直接。周恩來以外交部長的名義發表聲明：“杜魯門27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記錄：“中國政府在7月間決定將原來廣東、河南的戰略預備隊第38、39、40軍調往東北，和第42軍合組成東北邊防軍，作為‘以防萬一’的準備。”但是，局勢的演變比想象的要迅速而惡劣。
美國軍隊9月15日在朝鮮仁川登陸，迅速北犯……在後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上，周恩來的報告指出這樣的事實：“從8月27日到昨天(10月23日)，美帝國主義的飛機已侵入我國12次，最近不僅在鴨綠江，而且飛到了寬甸來示威、偵察、掃射和轟炸。”在將台灣視為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艦和潛艇補給船”後，美軍開始了直接而赤裸裸地對中國大陸的侵犯。
10月，美軍越過“三八線”，向中國邊境推進。周恩來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鄭重指出：“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此前的國慶講話，周恩來總理已明確宣布：“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實力對比加之進軍順利，麥克阿瑟與杜魯門對此的判斷是：中國人進行幹涉的可能性很小。他們對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的聲明置之不理。
以常理度之，麥克阿瑟與杜魯門的分析，未必失當。
胡喬木後來回憶，出兵朝鮮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難做出的兩個決定之一(另一個是1947年與國民黨決裂、開始解放戰爭)。這個年代的中國，不僅是中美實力對比的巨大落差，中國的困難也超出想象。在《李富春選集》裏，這位中國經濟運作重要的當事人描述當年：“1949年的生產量與曆史上的最高年產量比較，煤減少了一半以上，鐵和鋼減少了80%以上，棉紡織品減少了1/4以上。總的來講，工業生產平均減產近一半。”再看農業，統計表明：全國糧食產量比抗戰前降低21%，棉花產量約相當於抗戰前產量的54.4%，耕畜減少了16%。各地的交通運輸遭到嚴重破壞，城鄉交流近乎隔絕，市場蕭條。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社會委員會”統計，這一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27美元，不及印度一半。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很動感情：“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樣說，心裏也難過。”相對應於情感因素，從理性的角度看，《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記錄當時不同意見主要是：“(1)我們的戰爭創傷還沒有治愈；(2)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3)國內的土匪、特務還沒有徹底肅清；(4)軍隊的裝備和訓練尚不充分；(5)部分軍民存有厭戰情緒等。”這些當然都是實情。
這種種困境之上，已經開戰的戰爭可能形成的格局，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上分析：“朝鮮如果被美帝國主義壓倒，我們東北就無法安定。我國的重工業半數在東北，東北的工業半數在南部，都在敵人轟炸威脅的範圍之內。如果美帝打到鴨綠江，我們怎麽能安定生產？鴨綠江1000多裏的防線，需要多少部隊！而且年複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進來。這樣下去怎麽能安心生產建設？”戰爭按此形勢演變，彭德懷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如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在此推演下，就有了彭德懷極著名的一句判斷：“出兵朝鮮是必要的，打爛了，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
後來，毛澤東跟金日成描述當年的決策：“我們雖然擺了5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麽一翻，那麽一翻，這麽一翻，那麽一翻，嗯！最後還是決定了。”
現實的演進及其考量，當然是形成決策的關鍵。但是，僅以此來觀察毛澤東及他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將遠遠不夠。更早一些時候，在《論聯合政府》裏，毛澤東便有清晰論述：“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獨立與富強的中國，才是毛澤東那一代革命家的理想與使命。無此體察，我們難以擺脫庸常之人現實與實力計算的低級別的窠臼，更無可理解一代偉人選擇之超越性基礎。即使朝鮮戰爭打到極端，周恩來的論述既悲壯，也有一代革命家極其令人景仰的擔當，他說：“我們這一代如果遇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為了我們的子孫，隻好承擔下來，讓子孫永享和平。不過我們絕不挑起世界大戰。我們應力爭前一種前途，力爭和平。但也準備應付後一種可能，應付世界大戰。”
戰爭與勝利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曆時3年的朝鮮戰爭終告結束。
當時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克拉克，後來在回憶錄裏說：“在執行我政府的訓令中，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曆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與李奇微一定具有同感。”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裏論述這場朝鮮戰爭：“鑒於這個新共和國令人尊敬的軍事強國的地位正是由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卓越戰績確立，因而有必要對這一地位的如何取得作一簡單回顧。官修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戰史這樣寫道：雖然中國紅軍隻是一支由農民組成的軍隊，但從它自身具備的戰略戰術水平來看，仍不失為一支第一流的軍隊。不妨說，由於武器裝備的某些不足，它在軍需方麵是貧乏的。然而，它的半遊擊的戰術正是建立在一種沒有重武器和大量運輸負擔的機動性的基礎上。在同一件事上，穿棉製服的中國苦力可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士兵都高出一籌，他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接近任何一個敵方陣地。隻有經過這樣遭遇的美國人才能理解，在半夜，那些精靈一般從地底下鑽出來的進攻者的手榴彈爆炸和衝鋒槍掃射是何等令人膽戰心驚。新聞記者們喜歡說什麽‘亞洲遊牧民族的人海戰術’，這與事實真有天壤之別。實際上，中國人進攻的單位很少大於一個團。甚至這樣的兵力也往往被分散，化為一種似乎是無窮無盡的排規模的穿插運動。中國紅軍之所以可怕，並不是因為人眾，而是因為其騙術和奇襲。”
當然，這場戰爭也讓中國人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此後長達20年時間，中國被聯合國拒之門外；同時，也不得不無限期推遲解放台灣的計劃。這是戰爭改變的曆史走向，但將這場戰爭置於更寬廣的背景裏，它的價值與意義自有另種麵目：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被動而失敗的各種屈辱的戰爭經曆，經此一戰，麵貌大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論及：“這個勝利，是在對方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特別是完全掌握著製空權的條件下取得的，打破了美國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對遠東及世界局勢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即使最克製的曆史觀察與評價，《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也如此論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朝鮮冒險付出的代價確實很高，但安全得到了保障和中國國際威望提高所帶來的益處超過了代價。”
我們從曆史性的觀察與評論回到曆史現場。停戰協定簽訂稍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毛澤東總結說：“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意義的。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由於以上三條，就產生了第四條：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毛澤東傳(1949～1976)》解釋說：“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國的經濟建設獲得了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這對於長期處於戰亂的中國人民來說，是極其寶貴的。”後人讀史，麵對這段曆史不免深覺吊詭，對於新中國最重要的和平時期，卻需要用“以戰止戰”的方式獲得，這斷非普通人能夠想象。
在這個時刻，再來回觀出兵與否的爭議及其最終拍板，即使力挺出兵的彭德懷亦有如此深沉的感歎與重要的評價：“這個決心不容易定下，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對複雜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斷力。曆史進程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
富強中國的條件與路徑
中國所有和平的期待，為的是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那麽，朝鮮戰爭改變了什麽？又為這個新生的國家帶來了什麽呢？
實力對比與國家的戰後困境，自是是否出兵的重要權衡因素，以當時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操盤人——分管財經的中財委主任陳雲的角度，他如何來看待這場戰爭並應對它呢？這其間還稍有曲折。陳雲秘書周太和告訴《陳雲傳》的編寫者：“薄老寫《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時開座談會，我參加了。薄老講：‘陳雲不同意出兵。’我說：‘奇怪了，陳雲同誌回來講，毛主席定了以後，他很支持，沒有說不同意嘛。’1986年，我問過陳雲：‘出兵朝鮮你不同意呀？’他說：‘誰說的呀？’我說：‘一波講的。’他說：‘這有一個過程。’”陳雲為什麽由不同意到同意呢？陳雲問毛主席：“美國飛機會不會越過鴨綠江來轟炸內地，把經濟搞亂？”毛主席非常英明，毛主席說：“不會。”陳雲說：“那我同意出兵。”
人均國民收入不及印度一半，僅有27美元——這就是中國當年的現實，加之戰爭，陳雲將如何掌控並扭轉這般局麵？精彩之處在於，毛澤東所肯定表示的“美國飛機不會轟炸內地”，對“戰時經濟”的製定者陳雲而言，不是一個定量而是一個變量。在中國誌願軍跨過鴨綠江一周後，陳雲、薄一波聯名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書麵報告了對時局的估計與財經問題的對策。對抗美援朝開始後時局的發展，陳、薄提出三種可能：一、鄰境戰爭，國內平安；二、鄰境戰爭，國內被炸；三、鄰境戰爭，敵人在我海口登陸，全國卷入戰爭。這三種可能性究竟以哪種可能性作為對策的準備基點呢？在陳、薄的對策報告裏指出：“我們的對策，暫以第二種局勢為基點。如時局隻變到第一種局勢，則我可應付裕如；如時局變到第三種局勢，則財經對策需另製。但目前先把基點放在第二種上，對將來另製第三種局勢的對策，也不矛盾。”
一個國家戰爭的應對，資源重組，絕非靜態的收支增減。《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裏描述：“抗美援朝戰爭是不是會嚴重影響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這是不少人曾經有過的擔心。事實出乎人們意料之外。在國內掀起的抗美援朝運動的熱潮，大大激發了全國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它不但沒有妨礙而且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的生產建設。”而戰爭進行一年，直到最後戰爭結束，其局勢亦確如毛澤東所判斷，“美國飛機不會轟炸內地”。
結果，有力的運籌與應對，加之全國民眾愛國熱情所促發的國內生產建設——1951年的經濟數據出人意料地大幅增長：財政總收入為133.1億元，財政總支出122.5億元，分別比上一年增長104%和80%，達成收支平衡並略有結餘的局麵。而且應對政策中排第三位的“其他”——經濟建設投資和文化事業經費，也大幅度超過上一年的17.5億元，達到37.6億元。
在戰爭情況下，取得如此成績，實屬不易。但是，這是那一代中國治國者的“終極目標”？當然不是。因有這般良勢，建國初的“三五年恢複”，開始精確化——1951年初，毛澤東提出：“三年恢複，十年計劃經濟建設。”按此目標，1953年將是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那麽，編製五年計劃成為重要任務。更核心的問題在於，五年計劃裏的那些啟動並完成中國工業化的內容，由何而來？
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簽訂的蘇聯向中國貸款協定規定：蘇方向中方提供3億美元貸款，在5年內分期交付，用來償付蘇聯交付給中國的機器設備。貸款年利率很低，定為1%。中國政府用這筆貸款從蘇聯引進大型項目50個。這是新中國嚐試利用國際資源工業化的開始。那麽，五年計劃，重點在那裏？周恩來在《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的報告》裏提出：“五年建設的中心環節是重工業，特別是鋼鐵、煤、電力、石油、機器製造、飛機、坦克、拖拉機、船舶、車輛製造、軍事工業、有色金屬、基本化學工業。”
這顯然是深遠影響後來，直至現在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初始方向選擇。回到曆史現場，建國初期國民經濟恢複階段，輕工業是中國發展的主體方向，而當大規模經濟建設將要全麵展開時，重心轉向了重工業，為什麽？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傳》對此的解釋是：“半殖民地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工業結構是畸形的：輕工業所占比重極大(當時因為原料和市場等條件的限製，已有設備的利用率還很低)，而重工業的基礎卻異常薄弱。鋼在解放前最高的年產量隻有92.3萬噸，在1949年隻有15.8萬噸，而且缺少軋鋼設備，以致有限的鋼產量產品也不能全部得到利用。煤礦大多是臨時性的小斜井，壽命很短。機器工業的生產能力也小得可憐，而且設備落後。至於精密工業、國際尖端和工業技術的水平，更無法同發達國家相比擬。如果這種狀況不改變，就根本沒有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可言，沒有鞏固的國防可言，更沒有現代化可言。”最後，通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輕重工業的投資比重分別為11%與89%。
重工業的方向既定，沒有蘇聯的支持，完成它，甚至僅僅是完成計劃編製都沒有可能。那麽，在已經在1950年初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兩國關係框架裏，蘇聯的支持沒有疑問？曆史哪有如此輕易之事。當時中蘇兩國麵臨的甚至是“信任”問題，按毛澤東的形象說法，“蘇聯人從什麽時候開始相信中國人的呢？從打朝鮮戰爭開始的”。
朝鮮戰爭，中國出兵作為決定性因素，解決了中蘇雙方的信任問題，並促使蘇聯對中國經濟建設的直接支持。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揚分別代表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根據協定，1953至1959年，蘇聯將援助中國建設與改建91個工業項目，加上1950年簽約的50個項目，共141個項目。中國的工業化，富強國家，由此發端。
中國最初工業化的啟動時期——“一五”計劃，“相當成功”，《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如此評價。這由一係列重要增長數據構成：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8.9%(按不變價格計算)，農業產出和工業產出每年分別以3.8%和18.7%的速度遞增。由於人口年增長率為2.4%，而人均產出增長率為6.5%，這意味著每隔11年國民收入就要翻一番。與20世紀前半葉中國經濟的增長格局比較——當時產出增長速度僅和人口增長速度相當(1%)——第一個五年計劃具有決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上世紀50年代大多數新獨立的、人均年增長率為2.5%左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經驗也是成功的。這本通史解釋說：“蘇聯提供的技術幫助和資本物資，其重要性不論怎樣估計也不會過高。”
一場戰爭，從領袖的角度看，它解決了中蘇的“信任”問題；而從國家的發展戰略角度觀察，它構成了中國工業化的條件，並因此形成基本路徑。如果我們隻將視角局限於戰爭本身，我們將很可能對此視而不見。但是，戰爭的價值與意義，又怎能忽視這樣的結果呢？
中國立場
像朝鮮戰爭這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戰爭，受限於利益、知識格局以及資料來源種種，多數分析的局限性當然可以被理解。但超越這種種之上，這場戰爭的獨特性尤其是傳統的思維邏輯，卻需要被重新認識。傳統的朝鮮戰爭分析框架，其主流係中蘇聯盟對抗美國集團，亦即社會主義集團對抗資本主義集團——在冷戰框架之內。這當然是一種有價值的方法論，但是中國人民的“獨立與富強”期待，以及由此而做出的種種選擇，在此種框架之內，卻是傳之不遠，易被遮蔽。因此也形成論者歧義多重之局麵。
討論朝鮮戰爭的中國價值，確定中國本位與立場，才是關鍵。自此出發，這場戰爭的中蘇/美國的“冷戰”結構，或者改由中國/蘇聯，中國/美國以及蘇聯/美國三角框架的方法論，才是破解之道。幸運之處在於，隨著蘇聯檔案材料的解密，我們已有機會重建中國立場。
那個細節，價值重大。當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向中朝雙方發出電報：放棄北朝鮮……這時候，曾經的討論相對都集中於如果中國不出兵，在中國/美國結構裏，將會麵臨什麽樣的後果？很自然，不出兵，其危險一如彭德懷所言：“如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而且，中國城市已遭美國軍隊轟炸。
那麽，在中國/蘇聯的結構裏，中國會麵臨什麽格局？
蘇聯空軍支援中國誌願軍，是斯大林的一個承諾。在朝鮮戰爭爆發的初期，斯大林希望中國軍隊能夠介入，已解密的材料表明，他在通過蘇聯大使羅申轉給周恩來或毛澤東的電報中稱：“我們不清楚，您是否已決定部署9個中國師在朝鮮邊境。如果您已做出決定，我們準備給您派出一個噴氣式殲擊師——124架飛機，用於掩護這些部隊。”楊奎鬆在其所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裏還綜合解密材料：斯大林甚至慷慨表示，一旦中國的飛行人員掌握了這些飛機，這個飛行師以及已經在上海擔任防空任務的另外一個飛行師的所有裝備，都可以移交給中國方麵。這是斯大林請求中國出兵提供的前提條件。
中國出兵與否的軍事討論部分，有無空軍的支援甚為關鍵。中美雙方在此項對比上，最為懸殊——正如麥克阿瑟所言：“我們的基本上無敵的空軍具有隨時可以摧毀鴨綠江南北的進攻基地和補給線的潛在威力。”如果沒有空軍支援，中國進兵，甚或國內亦將難保。
對蘇聯解密材料占有最多的研究者沈誌華教授分析：“中國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鮮的問題，是中蘇結成同盟以後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發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對中蘇同盟的第一次重大考驗。”這個考驗最後戲劇性集中於蘇聯是否提供空軍支援。那一時刻，周恩來與林彪趕赴蘇聯，與斯大林在黑海別墅會談，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希望斯大林能夠實現諾言，提供空軍支援。其結果，研究者李海文和張希描述：會談結束後，斯大林與周恩來於當晚(1950年10月11日19時)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通報了會談結果，因蘇聯空軍目前尚未準備好，暫時無法出動，故決定中蘇均暫不出兵。其主要根據是：蘇聯空軍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才可出動支援誌願軍在朝鮮作戰。
這個結果當然令人震驚。要理解其間曲折，則須回到中蘇關係的曆史邏輯結構之中。
“二戰”後蘇聯在亞洲利益的保障是《雅爾塔協定》，因此利益所係，沈誌華在其《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裏描述當年的關係結構：“斯大林對華政策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政府，重點在於保護和實現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而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革命則是蘇聯外交鬥爭中的借用力量。”問題是，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最後取得了中國解放戰爭的勝利，並建立了新中國。這時候，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利益——長春鐵路和旅順口、大連保證的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麵臨調整。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在長達兩個月艱苦的談判後，終於將其權益歸還中國。《毛澤東傳(1949～1976)》甚至評論兩國為此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意味著：“它同一百多年來舊中國在屈辱的條件下與帝國主義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
那麽，在失去了中國利益後，斯大林如何考慮蘇聯在亞洲的利益呢？沈誌華分析：“斯大林改變了以往在亞洲保持沉默和守勢的立場，決定在遠離歐洲這一‘冷戰’中心的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完成朝鮮統一，從而擴大蘇聯在這一地區的勢力和影響。同時，這個決定也是為了迎合金日成統一朝鮮民族的革命要求。”由此，作為內戰的朝鮮戰爭爆發無可避免。但是，美國政府迅速介入戰爭，使之擴大……而這並不在斯大林的預判裏麵。
這時候，中國是否出兵至為關鍵；而這個關鍵問題的解決，最後又集中到了蘇聯是否出動空軍支援。斯大林決定放棄。這是一個單純甚至是無可奈何的退讓？並非如此。
在中國/蘇聯關係結構觀察，沈誌華推演這個時刻可能的演變：“中國出兵朝鮮雖然不是為了滿足斯大林要求，但毛澤東不可能不考慮到蘇聯因素……斯大林通知中共中央，要金日成到中國東北組織流亡政府。這樣，一旦戰爭擴大，中國東北就會成為中美之戰的戰場。毛澤東當然會考慮到，如果美國跨入中國境內，斯大林便極有可能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派幾十萬蘇聯遠東軍進入中國東北援助中國作戰。毛澤東不會忘記，1945年斯大林就是對日作戰出兵中國東北，從而迫使蔣介石簽訂了損害中國主權的城下之盟。毛澤東也不會忘記，新中國領導人在東北問題上與蘇聯進行了艱苦談判，中蘇新條約規定蘇聯歸還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是‘虎口奪食’逼出來的。因此，一旦讓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而蘇聯再次出兵東北，那麽，這一地區不是被美國占領就是被蘇聯控製。就是說，無論戰爭勝敗如何，中國都無法保證對東北的主權不受損害。”
毛澤東如何破局？這當然需要站在中華民族利益的高度來思考與決策。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中國/蘇聯關係結構，中國的國家利益都已到最為緊要時刻。
在接到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電報後，毛澤東致電高崗、彭德懷來京討論，結論是維持出兵不變；這一決定傳至蘇聯後，斯大林再次表示：蘇聯將隻派空軍到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也不準備進入朝鮮境內作戰。這時，毛澤東再次電告彭德懷與高崗，要求他們回到北京再次討論，結果仍是：出兵！
所有困局，因此破解。之後，戰爭結束，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及工業化之道路，由此確立。
破局的勇氣當然會帶來事先並未估計的結果，在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並打響第一戰役後，蘇聯空軍不僅立即投入了朝鮮的空戰，而且不久又把作戰半徑從鴨綠江上空推進到清川和大同江一線……曆史的趣味在於，斯大林所顧慮的是蘇聯空軍參戰暴露後會激化美蘇矛盾，而反過來看，華盛頓也有同樣的顧慮。沈誌華描述美國空軍知曉其對手是蘇聯空軍後，“美國決策機構認為必須保持沉默並封鎖消息，以免刺激輿論迫使政府采取報複行動，從而導致戰爭升級。正是華盛頓與莫斯科的這種默契，使蘇聯空軍參加朝鮮戰爭的曆史沉寂了40年”。
曆史，一個永無停歇的演進過程。昨天果，今日因；今日果，又為明日因……
1958年，中蘇關係交惡；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
中國與蘇聯、美國的關係，至此完成了新一輪的演進與轉換。那麽，曾經劃時代事件的朝鮮戰爭，還有可能麵目清晰嗎？後世閱史，當然是智力挑戰。隻是，關鍵在於，我們認真回到曆史現場之際，有無基本的價值歸依，即：中國立場。非此，何以立論？
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電報通知北京和平壤，告之他們的決定：準備放棄北朝鮮，讓金日成及其政權和軍隊暫時退到中國的東北地區去……
這是朝鮮戰爭最為傳奇的一刻。在收到電報的第二天，毛澤東即複電表示同意他們的意見。如果說中國放棄出兵，這是最有可能的時刻。但是，第三天，毛澤東做出了決定，在給周恩來的連續三份電報裏，均明確表示：中國出兵！
曆史無可假設，後世讀史者如果失去對曆史現場的深度勘探與認知，無法理解當事人決策的曲折與艱難，當然也無法理解一場戰爭的價值與意義。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最迫切的需要是什麽？
這年底，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在與斯大林首次見麵時，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的問題。中國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時間，以便把經濟恢複到戰前水平和穩定國內局勢。中國這些重要問題能否解決，取決於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保障國際和平？”斯大林的回應直接而肯定，《毛澤東傳(1949～1976)》裏記錄：“斯大林回答說：中國目前並不存在直接的戰爭威脅：日本還沒有站穩腳跟，它對戰爭沒有準備好；美國盡管叫喊戰爭，但它最怕戰爭；歐洲各國被戰爭嚇怕了。實際上誰也不會同中國打仗。和平取決於我們的努力。如果我們齊心協力，不僅能夠保障5年至10年的和平，而且能夠保障20年至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和平。”
和平是否可期，這是一個重大問題。這一年早些時候，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在他與斯大林會談的問題清單裏，排第一位的是：會不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和平是新中國最迫切的需求。
和平可期，並非簡單的樂觀。中國、蘇聯與美國的三國關係框架，是理解國際形勢的方法論。1950年1月5日，毛澤東正在蘇聯訪問，也即在與斯大林討論“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國際和平”之際，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布談話聲明：美國已決定從中國內戰中脫身，停止軍事援蔣，不幹預台灣問題，同時亦將從朝鮮退兵。隨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解釋說：美國在亞洲的環型防禦線從阿留申群島穿過日本和衝繩到菲律賓群島。這意味著，朝鮮和台灣從戰略要害地區排除了出去。
在對未來良性的預期裏，這年5月19日，中國成立由周恩來擔任主任的中央軍隊整編複員委員會，決定在一年內複員120萬人。稍後，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共中央電告華東局：要把“準備占領台灣”作為我們幾個月內四大工作之一。即使朝鮮戰爭打響，當年的6月30日，被稱為“中國革命的一個主要支柱”的土地改革法令頒布——這個時候，和平仍然是中國的期待與預期。
而戰爭改變了這一切。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
這場戰爭，從曆史學家的角度觀察，意義重大。《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論為：“朝鮮戰爭是一場具有國際背景的內戰，是朝鮮人民的悲劇性曆史的現代的體現。一方麵，它加深了這個國家的分裂，另一方麵，它對戰後亞洲的國際局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它可以被視為當代曆史中的一個劃時代的事件。”
觀察這一劃時代事件，重回曆史現場自然重要——閱史者進入“現場”不免稍覺意外。戰爭爆發的第三天，即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在擴大朝鮮戰爭的同時，竟粗暴幹涉中國內政，聲稱：“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部隊的占領福摩薩(台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與必要職務的美國部隊。據此，我還要求第七艦隊阻止對福摩薩的任何攻擊。”6月30日，杜魯門命令美軍參戰。
甚至在命令美國軍隊參戰前，美國方麵即將其矛頭指向中國，這當然令人意外。它的後果，金衝及先生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稱：“深刻地影響了以後20年間的中美關係。”
美國為何如此迅速改變戰略，決定介入戰爭？一般認為：“由於把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視為共產黨國家在全球範圍內展開進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美國政府對此做出了迅速而強烈的反應。”更微觀地看，曆史學家揭示的短期因果：美國放棄朝鮮與台灣，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朝鮮戰爭的爆發；而另一方麵，中國的和平預期下的各項工作的開展，又被視為不會介入的事實部分，並由此形成預判……
更重要的是實力對比，即使中國方麵對此的分析，也是偏重於這一比較。《毛澤東傳(1949～1976)》裏描述說：“1950年，美國鋼產量8772萬噸，工農業總產值2800億美元。而當時中國的鋼產量隻有60萬噸，工農業總產值隻有100億美元。美國還擁有原子彈和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設備，具有最強的軍工生產能力。就連實力遠比中國雄厚的蘇聯，也不願因援助朝鮮而冒同美國直接衝突的危險。”
如此懸殊的差距，美國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所表現的驕橫便容易理解，在其回憶錄裏，麥克阿瑟描述當時他的判斷：“由於我們的基本上無敵的空軍具有隨時可以摧毀鴨綠江南北的進攻基地和補給線的潛在威力，所以我本人軍事上的估計是，沒有任何一個中國軍事指揮官會冒這樣的風險把大量兵力投入已被破壞殆盡的朝鮮半島。”杜魯門的女兒瑪格麗特·杜魯門在為父親撰寫的傳記裏記錄：“‘中國或蘇聯進行幹涉的可能性如何？’父親問。‘可能性很小。’麥克阿瑟將軍說，‘要是他們在頭一兩個月內進行了幹涉，那倒是有可能決定戰局的。’”
獨立與富強
回應杜魯門的宣示，中國政府也迅速而直接。周恩來以外交部長的名義發表聲明：“杜魯門27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記錄：“中國政府在7月間決定將原來廣東、河南的戰略預備隊第38、39、40軍調往東北，和第42軍合組成東北邊防軍，作為‘以防萬一’的準備。”但是，局勢的演變比想象的要迅速而惡劣。
美國軍隊9月15日在朝鮮仁川登陸，迅速北犯……在後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上，周恩來的報告指出這樣的事實：“從8月27日到昨天(10月23日)，美帝國主義的飛機已侵入我國12次，最近不僅在鴨綠江，而且飛到了寬甸來示威、偵察、掃射和轟炸。”在將台灣視為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艦和潛艇補給船”後，美軍開始了直接而赤裸裸地對中國大陸的侵犯。
10月，美軍越過“三八線”，向中國邊境推進。周恩來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鄭重指出：“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此前的國慶講話，周恩來總理已明確宣布：“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實力對比加之進軍順利，麥克阿瑟與杜魯門對此的判斷是：中國人進行幹涉的可能性很小。他們對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的聲明置之不理。
以常理度之，麥克阿瑟與杜魯門的分析，未必失當。
胡喬木後來回憶，出兵朝鮮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難做出的兩個決定之一(另一個是1947年與國民黨決裂、開始解放戰爭)。這個年代的中國，不僅是中美實力對比的巨大落差，中國的困難也超出想象。在《李富春選集》裏，這位中國經濟運作重要的當事人描述當年：“1949年的生產量與曆史上的最高年產量比較，煤減少了一半以上，鐵和鋼減少了80%以上，棉紡織品減少了1/4以上。總的來講，工業生產平均減產近一半。”再看農業，統計表明：全國糧食產量比抗戰前降低21%，棉花產量約相當於抗戰前產量的54.4%，耕畜減少了16%。各地的交通運輸遭到嚴重破壞，城鄉交流近乎隔絕，市場蕭條。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社會委員會”統計，這一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27美元，不及印度一半。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很動感情：“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樣說，心裏也難過。”相對應於情感因素，從理性的角度看，《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記錄當時不同意見主要是：“(1)我們的戰爭創傷還沒有治愈；(2)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3)國內的土匪、特務還沒有徹底肅清；(4)軍隊的裝備和訓練尚不充分；(5)部分軍民存有厭戰情緒等。”這些當然都是實情。
這種種困境之上，已經開戰的戰爭可能形成的格局，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上分析：“朝鮮如果被美帝國主義壓倒，我們東北就無法安定。我國的重工業半數在東北，東北的工業半數在南部，都在敵人轟炸威脅的範圍之內。如果美帝打到鴨綠江，我們怎麽能安定生產？鴨綠江1000多裏的防線，需要多少部隊！而且年複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進來。這樣下去怎麽能安心生產建設？”戰爭按此形勢演變，彭德懷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如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在此推演下，就有了彭德懷極著名的一句判斷：“出兵朝鮮是必要的，打爛了，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
後來，毛澤東跟金日成描述當年的決策：“我們雖然擺了5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麽一翻，那麽一翻，這麽一翻，那麽一翻，嗯！最後還是決定了。”
現實的演進及其考量，當然是形成決策的關鍵。但是，僅以此來觀察毛澤東及他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將遠遠不夠。更早一些時候，在《論聯合政府》裏，毛澤東便有清晰論述：“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獨立與富強的中國，才是毛澤東那一代革命家的理想與使命。無此體察，我們難以擺脫庸常之人現實與實力計算的低級別的窠臼，更無可理解一代偉人選擇之超越性基礎。即使朝鮮戰爭打到極端，周恩來的論述既悲壯，也有一代革命家極其令人景仰的擔當，他說：“我們這一代如果遇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為了我們的子孫，隻好承擔下來，讓子孫永享和平。不過我們絕不挑起世界大戰。我們應力爭前一種前途，力爭和平。但也準備應付後一種可能，應付世界大戰。”
戰爭與勝利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曆時3年的朝鮮戰爭終告結束。
當時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克拉克，後來在回憶錄裏說：“在執行我政府的訓令中，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曆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與李奇微一定具有同感。”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裏論述這場朝鮮戰爭：“鑒於這個新共和國令人尊敬的軍事強國的地位正是由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卓越戰績確立，因而有必要對這一地位的如何取得作一簡單回顧。官修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戰史這樣寫道：雖然中國紅軍隻是一支由農民組成的軍隊，但從它自身具備的戰略戰術水平來看，仍不失為一支第一流的軍隊。不妨說，由於武器裝備的某些不足，它在軍需方麵是貧乏的。然而，它的半遊擊的戰術正是建立在一種沒有重武器和大量運輸負擔的機動性的基礎上。在同一件事上，穿棉製服的中國苦力可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士兵都高出一籌，他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接近任何一個敵方陣地。隻有經過這樣遭遇的美國人才能理解，在半夜，那些精靈一般從地底下鑽出來的進攻者的手榴彈爆炸和衝鋒槍掃射是何等令人膽戰心驚。新聞記者們喜歡說什麽‘亞洲遊牧民族的人海戰術’，這與事實真有天壤之別。實際上，中國人進攻的單位很少大於一個團。甚至這樣的兵力也往往被分散，化為一種似乎是無窮無盡的排規模的穿插運動。中國紅軍之所以可怕，並不是因為人眾，而是因為其騙術和奇襲。”
當然，這場戰爭也讓中國人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此後長達20年時間，中國被聯合國拒之門外；同時，也不得不無限期推遲解放台灣的計劃。這是戰爭改變的曆史走向，但將這場戰爭置於更寬廣的背景裏，它的價值與意義自有另種麵目：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被動而失敗的各種屈辱的戰爭經曆，經此一戰，麵貌大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論及：“這個勝利，是在對方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特別是完全掌握著製空權的條件下取得的，打破了美國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對遠東及世界局勢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即使最克製的曆史觀察與評價，《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也如此論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朝鮮冒險付出的代價確實很高，但安全得到了保障和中國國際威望提高所帶來的益處超過了代價。”
我們從曆史性的觀察與評論回到曆史現場。停戰協定簽訂稍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毛澤東總結說：“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意義的。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由於以上三條，就產生了第四條：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毛澤東傳(1949～1976)》解釋說：“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國的經濟建設獲得了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這對於長期處於戰亂的中國人民來說，是極其寶貴的。”後人讀史，麵對這段曆史不免深覺吊詭，對於新中國最重要的和平時期，卻需要用“以戰止戰”的方式獲得，這斷非普通人能夠想象。
在這個時刻，再來回觀出兵與否的爭議及其最終拍板，即使力挺出兵的彭德懷亦有如此深沉的感歎與重要的評價：“這個決心不容易定下，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對複雜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斷力。曆史進程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
富強中國的條件與路徑
中國所有和平的期待，為的是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那麽，朝鮮戰爭改變了什麽？又為這個新生的國家帶來了什麽呢？
實力對比與國家的戰後困境，自是是否出兵的重要權衡因素，以當時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操盤人——分管財經的中財委主任陳雲的角度，他如何來看待這場戰爭並應對它呢？這其間還稍有曲折。陳雲秘書周太和告訴《陳雲傳》的編寫者：“薄老寫《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時開座談會，我參加了。薄老講：‘陳雲不同意出兵。’我說：‘奇怪了，陳雲同誌回來講，毛主席定了以後，他很支持，沒有說不同意嘛。’1986年，我問過陳雲：‘出兵朝鮮你不同意呀？’他說：‘誰說的呀？’我說：‘一波講的。’他說：‘這有一個過程。’”陳雲為什麽由不同意到同意呢？陳雲問毛主席：“美國飛機會不會越過鴨綠江來轟炸內地，把經濟搞亂？”毛主席非常英明，毛主席說：“不會。”陳雲說：“那我同意出兵。”
人均國民收入不及印度一半，僅有27美元——這就是中國當年的現實，加之戰爭，陳雲將如何掌控並扭轉這般局麵？精彩之處在於，毛澤東所肯定表示的“美國飛機不會轟炸內地”，對“戰時經濟”的製定者陳雲而言，不是一個定量而是一個變量。在中國誌願軍跨過鴨綠江一周後，陳雲、薄一波聯名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書麵報告了對時局的估計與財經問題的對策。對抗美援朝開始後時局的發展，陳、薄提出三種可能：一、鄰境戰爭，國內平安；二、鄰境戰爭，國內被炸；三、鄰境戰爭，敵人在我海口登陸，全國卷入戰爭。這三種可能性究竟以哪種可能性作為對策的準備基點呢？在陳、薄的對策報告裏指出：“我們的對策，暫以第二種局勢為基點。如時局隻變到第一種局勢，則我可應付裕如；如時局變到第三種局勢，則財經對策需另製。但目前先把基點放在第二種上，對將來另製第三種局勢的對策，也不矛盾。”
一個國家戰爭的應對，資源重組，絕非靜態的收支增減。《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裏描述：“抗美援朝戰爭是不是會嚴重影響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這是不少人曾經有過的擔心。事實出乎人們意料之外。在國內掀起的抗美援朝運動的熱潮，大大激發了全國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它不但沒有妨礙而且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的生產建設。”而戰爭進行一年，直到最後戰爭結束，其局勢亦確如毛澤東所判斷，“美國飛機不會轟炸內地”。
結果，有力的運籌與應對，加之全國民眾愛國熱情所促發的國內生產建設——1951年的經濟數據出人意料地大幅增長：財政總收入為133.1億元，財政總支出122.5億元，分別比上一年增長104%和80%，達成收支平衡並略有結餘的局麵。而且應對政策中排第三位的“其他”——經濟建設投資和文化事業經費，也大幅度超過上一年的17.5億元，達到37.6億元。
在戰爭情況下，取得如此成績，實屬不易。但是，這是那一代中國治國者的“終極目標”？當然不是。因有這般良勢，建國初的“三五年恢複”，開始精確化——1951年初，毛澤東提出：“三年恢複，十年計劃經濟建設。”按此目標，1953年將是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那麽，編製五年計劃成為重要任務。更核心的問題在於，五年計劃裏的那些啟動並完成中國工業化的內容，由何而來？
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簽訂的蘇聯向中國貸款協定規定：蘇方向中方提供3億美元貸款，在5年內分期交付，用來償付蘇聯交付給中國的機器設備。貸款年利率很低，定為1%。中國政府用這筆貸款從蘇聯引進大型項目50個。這是新中國嚐試利用國際資源工業化的開始。那麽，五年計劃，重點在那裏？周恩來在《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的報告》裏提出：“五年建設的中心環節是重工業，特別是鋼鐵、煤、電力、石油、機器製造、飛機、坦克、拖拉機、船舶、車輛製造、軍事工業、有色金屬、基本化學工業。”
這顯然是深遠影響後來，直至現在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初始方向選擇。回到曆史現場，建國初期國民經濟恢複階段，輕工業是中國發展的主體方向，而當大規模經濟建設將要全麵展開時，重心轉向了重工業，為什麽？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傳》對此的解釋是：“半殖民地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工業結構是畸形的：輕工業所占比重極大(當時因為原料和市場等條件的限製，已有設備的利用率還很低)，而重工業的基礎卻異常薄弱。鋼在解放前最高的年產量隻有92.3萬噸，在1949年隻有15.8萬噸，而且缺少軋鋼設備，以致有限的鋼產量產品也不能全部得到利用。煤礦大多是臨時性的小斜井，壽命很短。機器工業的生產能力也小得可憐，而且設備落後。至於精密工業、國際尖端和工業技術的水平，更無法同發達國家相比擬。如果這種狀況不改變，就根本沒有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可言，沒有鞏固的國防可言，更沒有現代化可言。”最後，通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輕重工業的投資比重分別為11%與89%。
重工業的方向既定，沒有蘇聯的支持，完成它，甚至僅僅是完成計劃編製都沒有可能。那麽，在已經在1950年初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兩國關係框架裏，蘇聯的支持沒有疑問？曆史哪有如此輕易之事。當時中蘇兩國麵臨的甚至是“信任”問題，按毛澤東的形象說法，“蘇聯人從什麽時候開始相信中國人的呢？從打朝鮮戰爭開始的”。
朝鮮戰爭，中國出兵作為決定性因素，解決了中蘇雙方的信任問題，並促使蘇聯對中國經濟建設的直接支持。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揚分別代表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根據協定，1953至1959年，蘇聯將援助中國建設與改建91個工業項目，加上1950年簽約的50個項目，共141個項目。中國的工業化，富強國家，由此發端。
中國最初工業化的啟動時期——“一五”計劃，“相當成功”，《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如此評價。這由一係列重要增長數據構成：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8.9%(按不變價格計算)，農業產出和工業產出每年分別以3.8%和18.7%的速度遞增。由於人口年增長率為2.4%，而人均產出增長率為6.5%，這意味著每隔11年國民收入就要翻一番。與20世紀前半葉中國經濟的增長格局比較——當時產出增長速度僅和人口增長速度相當(1%)——第一個五年計劃具有決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上世紀50年代大多數新獨立的、人均年增長率為2.5%左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經驗也是成功的。這本通史解釋說：“蘇聯提供的技術幫助和資本物資，其重要性不論怎樣估計也不會過高。”
一場戰爭，從領袖的角度看，它解決了中蘇的“信任”問題；而從國家的發展戰略角度觀察，它構成了中國工業化的條件，並因此形成基本路徑。如果我們隻將視角局限於戰爭本身，我們將很可能對此視而不見。但是，戰爭的價值與意義，又怎能忽視這樣的結果呢？
中國立場
像朝鮮戰爭這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戰爭，受限於利益、知識格局以及資料來源種種，多數分析的局限性當然可以被理解。但超越這種種之上，這場戰爭的獨特性尤其是傳統的思維邏輯，卻需要被重新認識。傳統的朝鮮戰爭分析框架，其主流係中蘇聯盟對抗美國集團，亦即社會主義集團對抗資本主義集團——在冷戰框架之內。這當然是一種有價值的方法論，但是中國人民的“獨立與富強”期待，以及由此而做出的種種選擇，在此種框架之內，卻是傳之不遠，易被遮蔽。因此也形成論者歧義多重之局麵。
討論朝鮮戰爭的中國價值，確定中國本位與立場，才是關鍵。自此出發，這場戰爭的中蘇/美國的“冷戰”結構，或者改由中國/蘇聯，中國/美國以及蘇聯/美國三角框架的方法論，才是破解之道。幸運之處在於，隨著蘇聯檔案材料的解密，我們已有機會重建中國立場。
那個細節，價值重大。當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向中朝雙方發出電報：放棄北朝鮮……這時候，曾經的討論相對都集中於如果中國不出兵，在中國/美國結構裏，將會麵臨什麽樣的後果？很自然，不出兵，其危險一如彭德懷所言：“如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而且，中國城市已遭美國軍隊轟炸。
那麽，在中國/蘇聯的結構裏，中國會麵臨什麽格局？
蘇聯空軍支援中國誌願軍，是斯大林的一個承諾。在朝鮮戰爭爆發的初期，斯大林希望中國軍隊能夠介入，已解密的材料表明，他在通過蘇聯大使羅申轉給周恩來或毛澤東的電報中稱：“我們不清楚，您是否已決定部署9個中國師在朝鮮邊境。如果您已做出決定，我們準備給您派出一個噴氣式殲擊師——124架飛機，用於掩護這些部隊。”楊奎鬆在其所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裏還綜合解密材料：斯大林甚至慷慨表示，一旦中國的飛行人員掌握了這些飛機，這個飛行師以及已經在上海擔任防空任務的另外一個飛行師的所有裝備，都可以移交給中國方麵。這是斯大林請求中國出兵提供的前提條件。
中國出兵與否的軍事討論部分，有無空軍的支援甚為關鍵。中美雙方在此項對比上，最為懸殊——正如麥克阿瑟所言：“我們的基本上無敵的空軍具有隨時可以摧毀鴨綠江南北的進攻基地和補給線的潛在威力。”如果沒有空軍支援，中國進兵，甚或國內亦將難保。
對蘇聯解密材料占有最多的研究者沈誌華教授分析：“中國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鮮的問題，是中蘇結成同盟以後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發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對中蘇同盟的第一次重大考驗。”這個考驗最後戲劇性集中於蘇聯是否提供空軍支援。那一時刻，周恩來與林彪趕赴蘇聯，與斯大林在黑海別墅會談，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希望斯大林能夠實現諾言，提供空軍支援。其結果，研究者李海文和張希描述：會談結束後，斯大林與周恩來於當晚(1950年10月11日19時)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通報了會談結果，因蘇聯空軍目前尚未準備好，暫時無法出動，故決定中蘇均暫不出兵。其主要根據是：蘇聯空軍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才可出動支援誌願軍在朝鮮作戰。
這個結果當然令人震驚。要理解其間曲折，則須回到中蘇關係的曆史邏輯結構之中。
“二戰”後蘇聯在亞洲利益的保障是《雅爾塔協定》，因此利益所係，沈誌華在其《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裏描述當年的關係結構：“斯大林對華政策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政府，重點在於保護和實現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而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革命則是蘇聯外交鬥爭中的借用力量。”問題是，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最後取得了中國解放戰爭的勝利，並建立了新中國。這時候，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利益——長春鐵路和旅順口、大連保證的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麵臨調整。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在長達兩個月艱苦的談判後，終於將其權益歸還中國。《毛澤東傳(1949～1976)》甚至評論兩國為此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意味著：“它同一百多年來舊中國在屈辱的條件下與帝國主義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
那麽，在失去了中國利益後，斯大林如何考慮蘇聯在亞洲的利益呢？沈誌華分析：“斯大林改變了以往在亞洲保持沉默和守勢的立場，決定在遠離歐洲這一‘冷戰’中心的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完成朝鮮統一，從而擴大蘇聯在這一地區的勢力和影響。同時，這個決定也是為了迎合金日成統一朝鮮民族的革命要求。”由此，作為內戰的朝鮮戰爭爆發無可避免。但是，美國政府迅速介入戰爭，使之擴大……而這並不在斯大林的預判裏麵。
這時候，中國是否出兵至為關鍵；而這個關鍵問題的解決，最後又集中到了蘇聯是否出動空軍支援。斯大林決定放棄。這是一個單純甚至是無可奈何的退讓？並非如此。
在中國/蘇聯關係結構觀察，沈誌華推演這個時刻可能的演變：“中國出兵朝鮮雖然不是為了滿足斯大林要求，但毛澤東不可能不考慮到蘇聯因素……斯大林通知中共中央，要金日成到中國東北組織流亡政府。這樣，一旦戰爭擴大，中國東北就會成為中美之戰的戰場。毛澤東當然會考慮到，如果美國跨入中國境內，斯大林便極有可能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派幾十萬蘇聯遠東軍進入中國東北援助中國作戰。毛澤東不會忘記，1945年斯大林就是對日作戰出兵中國東北，從而迫使蔣介石簽訂了損害中國主權的城下之盟。毛澤東也不會忘記，新中國領導人在東北問題上與蘇聯進行了艱苦談判，中蘇新條約規定蘇聯歸還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是‘虎口奪食’逼出來的。因此，一旦讓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而蘇聯再次出兵東北，那麽，這一地區不是被美國占領就是被蘇聯控製。就是說，無論戰爭勝敗如何，中國都無法保證對東北的主權不受損害。”
毛澤東如何破局？這當然需要站在中華民族利益的高度來思考與決策。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中國/蘇聯關係結構，中國的國家利益都已到最為緊要時刻。
在接到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電報後，毛澤東致電高崗、彭德懷來京討論，結論是維持出兵不變；這一決定傳至蘇聯後，斯大林再次表示：蘇聯將隻派空軍到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也不準備進入朝鮮境內作戰。這時，毛澤東再次電告彭德懷與高崗，要求他們回到北京再次討論，結果仍是：出兵！
所有困局，因此破解。之後，戰爭結束，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及工業化之道路，由此確立。
破局的勇氣當然會帶來事先並未估計的結果，在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並打響第一戰役後，蘇聯空軍不僅立即投入了朝鮮的空戰，而且不久又把作戰半徑從鴨綠江上空推進到清川和大同江一線……曆史的趣味在於，斯大林所顧慮的是蘇聯空軍參戰暴露後會激化美蘇矛盾，而反過來看，華盛頓也有同樣的顧慮。沈誌華描述美國空軍知曉其對手是蘇聯空軍後，“美國決策機構認為必須保持沉默並封鎖消息，以免刺激輿論迫使政府采取報複行動，從而導致戰爭升級。正是華盛頓與莫斯科的這種默契，使蘇聯空軍參加朝鮮戰爭的曆史沉寂了40年”。
曆史，一個永無停歇的演進過程。昨天果，今日因；今日果，又為明日因……
1958年，中蘇關係交惡；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
中國與蘇聯、美國的關係，至此完成了新一輪的演進與轉換。那麽，曾經劃時代事件的朝鮮戰爭，還有可能麵目清晰嗎？後世閱史，當然是智力挑戰。隻是，關鍵在於，我們認真回到曆史現場之際，有無基本的價值歸依，即：中國立場。非此，何以立論？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