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氏孤兒》折射思想變遷：選擇道義還是人性？(周南焱)

陳凱歌導演的新作《趙氏孤兒》正在熱映，也引起改編經典名著的爭議。《趙氏孤兒》有許多版本，也一直被看作堪比《哈姆雷特》的東方悲劇。 　　“趙氏孤兒”的故事，體現的是中國人殺身成仁的道德境界。但曆史上的“趙氏孤兒”與後來的藝術形象完全不同。千百年來的不同版本，也反映了人們不同時期的思想變遷。 　　“趙氏孤兒”的故事，主要來源於司馬遷的《史記·趙世家》。但司馬遷寫這個故事時，帶有強烈的小說色彩。曆代早有史學家認為，《史記》中記載的，趙氏被滅族與趙武複仇的故事，全采自民間傳說，不能稱為信史。 　　在司馬遷的記載中，晉國奸臣屠岸賈誣陷名門忠烈趙盾、趙朔父子並將其滿門抄斬，而趙朔之子趙武卻因故脫逃。為趕盡殺絕，屠岸賈下令將全城嬰兒殺光。趙家家臣公孫杵臼和程嬰上演掉包計和苦肉計，由公孫杵臼假裝帶著嬰兒逃跑，再由程嬰向屠岸賈告發。背負“出賣朋友，陷害忠良之後”的罵名，程嬰帶著趙武躲進深山15年，將其養大成人，最終報滅門深仇。其實這是司馬遷搜集整理的先秦民間故事改編而成。 　　那麽，趙氏滅族、趙武複仇到底是怎麽回事？據《左傳》、《國語》記載，趙盾為晉國相國，趙盾的兒子趙朔娶了晉公之女莊姬，生下兒子趙武。趙朔死後莊姬和堂叔趙嬰齊通奸，同族趙同、趙括得知後放逐並殺死了嬰齊。莊姬為了複仇誣告趙同、趙括謀反。適時晉景公正準備清算趙盾時代殺害晉靈公的事件，於是攻殺了趙同、趙括家族。但趙武跟隨莊姬住在宮中毫發無傷。約兩年後，趙武繼承了趙氏在三軍六卿中的位置。 　　所謂屠岸賈、程嬰、公孫杵臼，壓根兒就沒有這些人，也不存在趙武複仇的故事。然而，影響後世的不是信史，而是充滿道德情感寄托的《趙氏孤兒》。 　　元代紀君祥以《史記》為藍本，創作雜劇《冤報冤趙氏孤兒》，又名《趙氏孤兒大報仇》。元雜劇的改寫使這個故事更富戲劇性，其中兩個細節是以往所沒有的，一個是將《史記》中的“他人嬰兒”改寫為程嬰的親生兒子，再一個是寫屠岸賈命程嬰拷打公孫杵臼，它所得到的效果，就是突出了公孫杵臼在肉體上受到的摧殘，以及程嬰在精神上受到的煎熬，從而更加強烈地表現出程嬰的高貴品質，以及公孫杵臼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此外，元雜劇還增加了程嬰帶趙武投奔屠岸賈門下、讓趙武認屠岸賈為幹爹等更加戲劇性的情節。在元雜劇中，“搜孤”、“救孤”情節為重中之重，原因就在於，這部分不僅戲劇衝突激烈，人物也更有崇高感。王國維在《宋元戲劇考》中稱：“（《趙氏孤兒》）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為什麽《史記》關於“趙氏孤兒”的記載，獨獨到了宋元間，匯成悲劇的洪流？原因是宋朝漢人在軍事上極度弱勢，一直被北方遊牧民族欺壓，直致淪陷亡國。國恨家仇，漢人又處於被壓迫的位置，憤怨之氣聚集，報仇複國的血誓，借民間戲文的樣式存身。“趙氏孤兒”這個故事恰好成為漢人民族情緒的絕好載體。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為實現正義或慷慨赴死或忍辱負重，呈現酣暢淋漓的民族血性。 　　元雜劇《趙氏孤兒》具有世界聲譽，起始於1755年，法國文豪伏爾泰將其改編成《中國孤兒》，在巴黎法蘭西劇院公演，演出多達190多場，盛況空前。隨後，英國諧劇作家默非又根據伏爾泰及馬約瑟的本子，重新改編《中國孤兒》，在倫敦演出，引起極大震動。《趙氏孤兒》也是傳入歐洲的第一部中國 　　伏爾泰並不懂中文，其改編劇本依賴的是法國傳教士馬約瑟的法文譯本。馬約瑟於1731年在廣州把《趙氏孤兒》譯成法文，取名為《中國悲劇趙氏孤兒》，1734年巴黎《法蘭西時報》刊發，在歐洲引起巨大反響。故事深深打動了伏爾泰。 　　《中國孤兒》全劇五幕，角色全部更換，故事發生的背景也從春秋時代，改成了宋元之際。宋臣張惕為保住宋朝王室後裔，把自己的兒子當作王子，交給蒙古人，同時請他的朋友將王子帶到高麗去。其妻葉端美指責張惕有違父道，並向成吉思汗說明他所抓的是她的孩子而不是王子。 　　成吉思汗愛慕葉端美並向其求婚，張惕也因王子逃亡失敗而勸告妻子犧牲個人節操，以拯救王子。葉端美拒絕了成吉思汗，獨自搭救王子不成，選擇與丈夫、孩子同死。她要求臨刑前再見丈夫一麵，並讓丈夫先將她殺死。成吉思汗暗中聽到了他們的對話，深為感動，不但放過所有的人，還拜張惕為官，請他用漢文化教化蒙古人。伏爾泰放棄了《趙氏孤兒》的複仇主題，轉換成《中國孤兒》中宋朝遺民代表的儒家文化與元朝統治者代表的野蠻文化之間的衝突，正符合他一貫的啟蒙思想。 　　進入21世紀後，人們對這出經典劇目的改編與解讀，則更多地從“忠義”與“人性”的衝突出發。2003年曾有兩個版本的《趙氏孤兒》同時在北京的話劇舞台上演，一個出自大導演林兆華，另一個則出自先鋒戲劇人田沁鑫。 　　林兆華的“趙孤”最後放棄了複仇。林導認為讓下一代背負上一代的血債，這不公平，也違背人性。田沁鑫則讓“趙孤”在結尾哭喊道：“今天以前我有兩個父親，今天以後我是孤兒。”同樣詮釋了複仇沒有讓“趙孤”得到解脫，反而增加了他的悲劇的思想。陳凱歌版中，也通過屠岸賈之口質問程嬰：“你有什麽權利決定你兒子的生死，又有什麽權利讓這個孩子替你複仇？” 　　千百年來，《趙氏孤兒》因劇中人在人性與道義的糾結中，最終選擇後者，從而感動了無數觀眾。而在當今更注重個體生命和人性的思潮中，導演們顯然更傾向於前者。是殺身成仁，還是化解仇恨、尊重生命？看來在今後若幹年，這還將是一個難以說清的命題，繼續困擾不同年代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