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不是數
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
懷念姨爹歐陽予倩先生
Original 張延祺 (發表在 南傑文化， 9/21/2021）
9月21日是歐陽予倩先生逝世59周年，現刊登他的外甥女張延祺女士寫的文章以示懷念。
九月二十一日是我的姨爹歐陽予倩先生逝世周年。幾十年來，似乎他並沒有離開人間，我好像昨天還看見他，今天、明天會再聽到他的聲音。我每天、每夜都在懷念著他。
我三歲失去母親，不久父親也謝世，沒有兄弟姐妹，幼年住在執教湖南大學的舅父劉善澤（字膄深）家，稍大就和姨爹歐陽予倩和姨媽劉問秋生活在一起。雖然沒有改姓更名，但他們給了我親生父母所能給我的一切，我真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孤兒了。
張庚同誌在《歐陽予倩戲劇論文集》的序言中寫道：“歐陽老在我國近代戲劇史上是一位大人物，是我國話劇開天辟地的功臣之一；又是近代京劇的名演員，本世紀初，導過電影，又從事多年的戲劇教育工作，寫過不少論文，還從事中國舞蹈史的研究，寫出《唐代舞蹈》的專著，並帶出一班研究中國舞蹈史的青年……。”就是這樣一位戲劇界的大人物，在家裏卻是位十分慈祥的父親，從沒見他打罵過孩子。記得五十年代初，他和姨媽都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而我們這些孩子卻頑皮地推推搡搡，讓他們站在一起比比個子高低。姨爹身材中等，姨媽在婦女中算高個兒，分開看總覺得姨媽比姨爹高，其實背靠背一比，姨爹比姨媽還高不少呢。
姨爹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向來是非常高大的，正如表姐歐陽敬如寫的：“他一生都是那麽勤奮認真，工作起來不分晝夜。他對待同誌和親友憨厚而耿直。在生活中他總是那麽熱情，樂觀和風趣，他的老戰友田漢伯伯說他是個：‘永遠的少年’。”
姨爹品質高尚，在私生活上也堪稱楷模。姨媽是一位普通的大家閨秀，沒有進過新式學堂，也沒有閉月羞花的容貌。姨爹則從十四歲起就飄洋過海去日本東京讀書，從中學讀到大學。他十八歲那年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姨媽結婚。為了事業和生活，姨爹多年在外直到二十七歲才和姨媽長期生活在一起。他們愛情誠篤，姨媽總是尊敬的稱姨爹“予君”。姨爹則說：我的妻子是很聰明能幹的人，當我娶她的時候，她的詩文繪畫都比我高明，且識大體，而又好學。他們一生相敬如賓，相濡以沫，白頭偕老，共同生活了50多年，從來沒有紅過臉，我自己長大成人結婚以後也努力想學他們的樣子。
▲1961年5月歐陽予倩與夫人劉問秋
姨爹雖然少小離家，但在家人中間還是不改鄉音，他和姨媽在家裏說老家瀏陽話，所以孩子們也都學會了瀏陽話。我特別喜歡聽他對我稱姨媽為：“嗯裏姨娘崽（瀏陽話：你姨媽）”，這時一定是他情緒非常好的時候。在他給我的信中，有時還稱姨媽為“劉問秋先生”呢，多麽親切、詼諧。
姨爹待人非常寬厚。有一次吃飯的時候，做飯的大娘端上一碗菜，十分抱歉的說，這菜做得太鹹了，我多放了一次鹽。姨爹立刻把本已伸向別的菜的筷子轉過來，夾了這個菜吃了一口，連聲說不太鹹，可以的可以的。大娘放心的走了，我也跟著吃了一口，啊呀，真鹹死人了！之後我又吃了一些，因為我明白了不該讓這盤菜原樣端回去。這件不易為人注意的小事，卻使我終身難忘。
如果姨爹叫你去做什麽事，即使你做差了，也不會受到責怪。有一次他叫我給買一個馬紮，說外出看病掛號時可以隨便坐坐。我當時年輕，體會不到老年人腿腳不便，就自作聰明買回兩個袖珍馬紮。他看了之後忍俊不禁說：隻好送給你了。如今我自己也老了，在小凳子上起坐都感到困難，要是我的孩子給買回那樣的小馬紮，不挨數落才怪呢。
姨爹年老體弱，工作又多，但生活上的事總是盡量自己做。比如屋子裏的痰盂，他差不多每天都要自己去刷。有時我看見他的皮鞋髒了，就主動幫他擦擦油，他總要由衷地說聲謝謝，倒使我不好意思起來。
我們的家裏經常洋溢著溫馨和幽默。一個夏天的黃昏，姨爹姨媽和我在屋外走廊上乘涼，姨媽問我手上怎麽沒有手表？我告訴她手表壞了，修也沒修好時；她便將自己手腕上的小坤表摘下來給了我。姨爹見狀就對姨媽說：我床頭櫃抽屜裏還有一塊大表，你去拿吧。又說，“好朋友才借給，不是好朋友還不借呢！”姨媽笑著立即進去拿出來戴在手上。而那塊坤表，我足足用了三十多年，直到它怎麽也不肯再服役了，我才像珍藏這段美好的記憶一樣，將它珍藏在箱子裏。
姨爹曾住在北京原鐵獅子胡同三號中央戲劇學院宿舍。在院子裏，他和姨媽親手栽了楊樹，移植了海棠、棗樹、柿子樹和一大架葡萄，使光禿禿的院子很快生機盎然起來。每年秋天果實累累，他們總是分別送給同院其他住戶供大家品嚐。戲劇學院的人都稱呼姨爹姨媽“老院長、老師母”，品嚐他們親手培育出的水果感到格外香甜。院子裏野生的馬齒莧，也是重點保護對象。二老把它們收摘曬幹後，就饋贈親友，這真是拿錢也買不到的好禮品。
▲1956年“五一勞動節”歐陽予倩和夫人劉問秋在鐵獅子胡同3號（現張自忠路5號）寓所園中
姨爹患關節炎多年，不疼痛的時候，他隻要有空，就常用星期日帶全家到公園裏玩，去得最多的是動物園，北海和頤和園。姨爹說，他很喜歡動物園，因為那裏最富田園風味。每次出去玩，他都是乘坐有軌電車和公共汽車，有一回他衣服上的紐扣都被擠掉了。
姨爹在六十七歲高齡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即使是生活小事也不例外。雖然中央戲劇學院為他安排了專車，但不辦公事，他決不動用。就是家裏有行動不便的病人急需送醫院，他的車又閑著，也還是要家人去叫救護車。
除擔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院長和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外，他是全國人大代表，擔任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和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有一次他的關節炎複發，走路也要拄手杖，我就陪他上醫院。排隊候診時，我看他坐在椅子上很痛苦的樣子，想找大夫說明情況，“特殊”一下，卻被他嚴厲製止了。接著他悠閑的評論著周圍的人來，說：那個小夥子為啥那麽頹廢的樣子？並指給我看；又說：這個護士風度真好，以此來緩解我的尷尬。為了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三年困難”時期，國家規定每月照顧他的一斤食油，一斤也沒有買過。
平時對於孩子進什麽學校，畢業後幹什麽工作，都是通過考試和服從組織分配，想也沒想過要利用他的地位和關係走什麽後門。1952年我在農校住讀時，頸上突然長了一個疙瘩，醫生診斷為瘰鬁（頸淋巴結核）。當時我是石家莊市女子籃球隊隊員。姨爹怕我大意，便給學校領導寫了一封信：“負責同誌，學生張延琪瘓瘰鬁，醫言應忌激烈運動，如各種球類均不宜參加，敬請加以禁止。又此種病症宜特別營養，該生當能自行料理其食品，並祈賜予照顧為荷。”同時附信囑咐我“每天吃兩、三個雞蛋，星期日設法吃點好的。”這就是他唯一一次請有關領導對我加以“照顧”的信。後來學校領導讓我在教師食堂買飯吃。
▲張延褀的母親劉靜貞
姨爹希望孩子們長得健康、活潑，知識麵要盡量寬一些。解放初從南方到北方，我有幾個月沒上學。開始隻呆在家裏看小說，將姨爹的一套《世界文庫》都快翻爛了。他便叫我出去玩，看節目。我擔心晚上回家太遲，他便說：“去吧，我給你等門，小孩子別像個老太婆似的。”後來我住校時，他在信中還問過我：“新年你們怎樣玩法？要會休息、會玩才對。”有一次我跟他去看京戲，台上演《三岔口》時，他問我：“演得好不好？”我脫口說：“好！”沒提防他接著問：“好在哪裏？”可憐我結結巴巴，哪裏答得上來。他便耐心地講給我聽：好在演員配合默契、動作幹淨利索等等。我慚愧自己不求甚解，知識太貧乏了。
姨爹自己好學不倦，知識廣博，又十分謙虛。他給我的信中，有過一段這樣的話：“蘇聯展覽館昨天開幕，我去看了。文化館東西不很多，工業管許多機器我一點也不懂。農業館我也不甚了了，因為太缺乏專門知識，慚愧的很。”
姨爹的家，對孩子們來說，是一個自由王國，決不會隨便“幹涉內政”，學習、工作、生活都由自己選擇，但他也不會任你胡鬧。當你的小船在關鍵時刻拋錨或偏離航道時，他會像一個舵手，輕輕地幫你把船頭撥正。我一生最重要的兩件事，都是在他的影響下辦好的。如果沒有他，今天真不知會是個什麽樣子。
一件是我的婚姻和家庭。我和愛人是中專畢業參加工作自作主張結的婚，當時不足二十二歲。姨爹姨媽覺得太早、太年輕，擔心不成熟，擔心有了孩子影響學習和工作。不出所料，我們果然很快有了兒子，自己還乳臭未幹，怎麽會當人父母？！是姨爹姨媽將我的孩子接回北京，半年後我們得以雙雙考入農業大學。但好景不長，1958年愛人被補劃“右派”。他告訴我自己可能下放當農民，請我考慮我們今後的關係，一切由我決定。我手足無措，隻有給家裏寫信。姨爹很快回了一封長信。他沒有責怪我的婚姻，沒有嫌棄真元（我的愛人），也沒有叫我和她“劃清界限”，一句大道理也沒講。隻說：真元劃為右派，你也有責任，說明你對他了解不夠，幫助不夠。從個人著想，離婚是最簡單的辦法，但這樣會增長他的抵觸情緒。反之，作為妻子卻是最能幫助他改造的。信中還舉了別人如何幫助丈夫的例子。他建議我一切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於是我們這個小家庭保住了。在以後三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中，我們互相扶持，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幸福家庭。
▲歐陽予倩夫婦與張延褀夫婦合影。
右起：歐陽予倩、劉問秋、張延褀、陸真元
另一件是我的工作和專業的選擇。初中畢業後，我幼稚的抱著到群眾中去尋找生活，以便成為一個作家的幻想，不聽姨媽叫我上北京師大附中的勸說，隻身跑到石家莊，考上了石家莊市高級農業學校。1950年的石家莊，又小又土，滿街都是穿黃色土布衣褲的人。誰穿雙皮鞋，都會被人用異樣的眼光盯著。念到二年級時，京、津去的二十多個同學走掉了大半，我也很失望。一個沒有到過農村、五穀不分的人學農業技術實在又困難又無興趣。這樣，暑假時我也卷起鋪蓋回家了。姨媽開始還挺高興，她很想讓我留在她身邊。幾天後一個淩晨的三點鍾，姨媽突然到臥室推醒了我，輕聲說：“快起來，姨爹為你的事一夜沒睡著，他想和你談談。”我睡眼惺忪地坐到姨爹床邊，他靠在床欄上耐心聽我說完種種“理由”之後便開導說：“我以為像我們這樣的人到基層去，就是別的什麽也不學，專門體驗幾年生活也是好事。”又說：“兩點之間，直線最近。你如果今天朝東、明天朝西，將會一事無成”。過了暑假我歡歡喜喜回農校去了。畢業時，我成了少數幾個來自大城市的農科畢業生之一。參加工作後，姨爹又來信叮嚀：“你的工作一定不輕鬆。鄉村的生活比城市苦一些，這對一個年輕人是沒有什麽的，隻要認識到增加農產品是國家工業化的重要環節，你就會勇氣百倍，克服一切困難完成任務。農村工作和技術推廣工作是異常重要的，任務是光榮的。我們從艱苦的鍛煉中才能體會革命樂觀主義的本質。你不以為我是在對你背教條麽？我相信你將來必有成就。”我1956年考大學時，又是一次改行的好機會。雖然我仍然熱愛文藝和文學，雖然我已目睹了農村的落後，嚐遍了農業技術工作的艱苦，但還是沿著一條直線走了下去直到退休，當時我已從事了三十九年農業技術推廣和科研工作，成為一名被人尊重的高級農藝師。
姨爹姨媽雖然工資比較高，但開支也很大。姨爹不吸煙、不喝酒，生活十分簡樸，樂於助人。他們隻有一個親生女兒，卻收養了幾個孩子，還資助培養一些親友的孩子讀書立業，所以我知道他們沒有多少積蓄。1954年當他們用一百五十八萬元（舊幣）買了一輛飛鴿牌自行車寄到石家莊，作為送給我陪嫁的禮物時，使我感到很不安，怕他們要為此節衣縮食了，便寫了一封流露擔心的信回家。姨爹親自回信說：“接信知道車子已收到，這對你的工作會有些幫助，為慰。我在病中睡著不能動（他的關節炎又重了），我念，讓董錫玖（他的秘書）寫，就這樣寫了十萬多字。有的發表了，得了些稿費，就為你買了一輛自行車。你問我哪裏會有錢？你放心吧，我和你姨媽都還沒有為送一件禮物受影響，而且錢不是剝削來的，哈哈！”又寫道：“本來我睡在床上寫文章的時候，人家都來勸阻我，你想我手腳都不能動，腦子也不動豈不悶煞？所以我沒有完全從勸，照例每天總念給錫久寫一點，這樣積起來一些黑道道在紙上，就成了幾篇文章。可見隻要有恒，就可能解決一些問題。我在病中學習並沒有斷，隻是慢一點，趕不上別人罷了。”多麽可敬可愛的老人啊。
姨爹還告誡過我：“生活要量入為出。我和你姨媽就一生沒向別人借過錢。”聽說他們富裕時，在上海有過一座別墅。手頭拮據時，過年連家宴都擺不起，他們伉儷就幸幸福福地去遛公園。即使在隻有鹹菜送飯的日子裏，也安貧若素，怡然自得。
“文章不為哭秋風，恥學楊朱歎路窮，自有一身肝膽在，眼前憂患與人同”。不知道這首詩姨爹是在什麽時候、什麽背景下寫的，隻記得一次他看了我少年時寫的“詩集”（自抄的小本子）後說：“為什麽寫的這麽傷感？”同時告訴我他自己的這首舊作。我十分喜愛它，並牢記在心，幾乎成了我一生對付憂愁困苦的武器。
幾年前回北京時，董錫玖同誌曾問我是否記得姨爹病中寫的詩？我當時也想不起來。不久前見到我愛人爺爺寫的條幅，題為：歐陽予倩先生遺詩《春節前病中偶吟二首》，我想這一定就是錫玖同誌打聽的詩了。摘抄如下：
喜從泛濫見河清，偉績宏猷舉世，老樹新培花更好，不才猶冀學能成，行看暖日春消凍，終掃頹雲黑壓城，六億舜堯齊憤發，微軀枕上豈忘情。
病榻支離似蟄龍，往來日月夏伹冬。久疏硯席歌吟輟，喜見親朋問對慵。靜看平生驚散漫，當留一息誌專紅。聲聲爆竹迎春節，歡躍兒童笑語濃。
1961年12月29日，姨爹在阜外醫院病房上，給我寫了一封極富感情的信：“延褀好孩子，我回家住了十二天，病有小波動，為著療養方便又住了醫院。現在毫無痛苦，這一次打算多在醫院住些時候，十分鞏固了再出院，不再性急了，你可放心。你寄我的核桃肉還有不少，也是我喜歡吃的。冬耕正忙，你身體好嗎？過新年了，洛陽情景如何？望你多保重，祝你身體健康，學習進步。工作愉快，姨爹。”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他給我的最後一封信。每當我重讀它時，忍不住淚如雨下。姨爹是多麽熱愛新中國、熱愛人民、熱愛黨、熱愛生活、熱愛家庭，他是舍不得走的。
▲1961年12月歐陽予倩在醫院病床上寫給張延褀的信
姨爹生前，當我從外地回家度假時，他常常會高興地操著瀏陽話說：“這妹子（閨女）回來了，請你吃什麽呢？！”我總是毫不思索地說：“魚！”因為那時在外麵很少吃到魚。如今大街小巷，擺著許多魚攤，可是，我多想再吃一次姨爹為我買的魚啊！
姨爹沒有給兒女留下萬貫家財，但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高貴品質，他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優秀榜樣。在我心裏，他像雪山一般純淨晶瑩、巍然聳立。我自己一生都在努力學習他的方方麵麵，雖然至今不及其萬一，但隻要一息尚存，此誌不容稍怠。
注：張延祺女士是歐陽予倩先生夫人劉問秋女士五妹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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