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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願軍戰俘願意回大陸者不足三分之一

在得到原屬四野的三個成建製的朝鮮族師共計4.5萬人，並得到大批蘇聯裝備後，躊躕滿誌的金日成不跟中方打招呼就於1950年6月25日悍然發動了朝鮮戰爭。三天後，朝軍就占領了漢城，7月底基本上占領了整個朝鮮半島。然而，當美軍於9月17日在仁川登陸後，一切全改變了。9月25日，人民軍全線崩潰，十萬大軍有幸退回三八線者不足三萬。一開始，金日成是向蘇聯老大哥求援，但斯大林卻不願出兵。最終，是二哥主動提出願意出兵。

就在聯合國軍攻占平壤的10月19日，誌願軍跨過了鴨綠江。在之後的近三年時間內，中國將主力部隊70個軍中的 40個軍（約130萬）投入了朝鮮戰場；而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則有44萬人參戰。

雖然朝鮮戰爭已於1952年7月27日結束，但參戰各方的損失情況，至今各方仍爭論不休。比如，美方聲稱其自身陣亡5.4萬人，加受傷、被俘、失蹤等合計損失17.3萬人；令誌願軍陣亡40萬人，受傷 48.6萬。但中國官/方公布的卻是：殲滅美軍39萬；自身陣亡11.6萬，因傷、病而亡2.5萬，受傷22萬。正如眾多朝鮮人認定是“舉世無雙的統帥率我們獨自打敗美帝及其走狗”，根本就不知道中國曾派誌願軍入朝參戰一樣，如今我們也不知道究竟該相信誰的數據。

然而，唯獨在誌願軍被俘數量上，中美雙方所公布的數據竟然驚人地相似，都是2.1萬。

遙想1949年10月的金門血戰，解放軍九千餘人全軍覆沒，大陸方麵很長時間內一直聲稱“登陸部隊官兵大多壯烈犧牲，少量被俘”；但台方卻聲稱“俘虜7364人”，並公布了參戰各師所俘獲的人數，此外國民黨《中/央日報》曾報道：由啟興、海黔、海津三艘輪船和“中字108號”登陸艦運到台灣的俘虜共4889人。有人據此認為：加上在金門就地補入國民黨軍隊和在運往台灣途中跳海自盡者，台方所稱的“俘虜7364人”似乎更接近實際情況。
這一次，難道是太陽從西方出來了嗎？
其實原因很簡單！金門之戰畢竟屬於內戰，朝鮮戰爭就不一樣了，雙方遣返戰俘時，有許多國家的記者（包括許多中立國的記者）都進行了見證，所以一切都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想瞞是瞞不了的。然而，即使這樣，在八十年代以前，普通的中/國民眾仍以為誌願軍均是誓死不當俘虜者，不相信也可能知道曾經有2.1萬人被俘。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後，普通民眾也能有幸接觸到外麵的信息了，有關明白紙畢竟是包不不住火的，於是方才有了上麵所說的雙方所公布的數據竟然驚人地相似。

誌願軍大量被俘，主要發生於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的第五次戰役，2.1萬名被俘者中有1.7萬多人產生於此次戰役，其中第60軍180師就有五千多人被俘。
1953 年4月，雙方進行了第一次戰俘交換，共有1020名誌願軍的傷病戰俘被遣返。1952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雙方所約定的戰俘交換時間是60 天。然而，截止時期來到來時，僅有不到六千名誌願軍戰俘被遣返。之後，板門店附近的軍事分界線南北兩邊都設立了“不直接遣返”戰俘營，“北營”尚有359 名聯合國軍戰俘；“南營”則有22604名中朝軍隊戰俘，其中中國戰俘14704人。按聯合國軍公布的數字，中國戰俘隻有14235人，之所以多出400 人來，按中/共方麵的說法是因為其中混入了由台灣國/防部政/治部派去“爭奪反/共義士”的專職特務，他們千方百計在被俘誌願軍中做策動工作。
中美最後就這些戰俘去向問題達成了協議，即采取自願原則。戰俘們可以自由選擇回大陸或去台灣，中/共代表和美國代表都有九十天的時間對誌願軍戰俘進行調查和說服的“解釋”工作。這項工作由中立國印度主持（“中立國遣返委員”尚有波蘭、捷克、瑞士、瑞典四國代表組成），以確保任何一方不得采取脅迫手段，所有戰俘的選擇確實是出於自願的。
誌願軍的“解釋代表”全部是由營以上政工幹/部組成，包括63軍政/委李呈瑞、139師政/委賀明等，直接歸屬周恩來、李克農指揮。
當時，在中立區成立了幾十個“解釋帳篷”。每個帳篷裏有印度、波蘭、捷克、瑞士、瑞典五國代表。他們組成“中立國遣返委員”（以下稱“中遣會”）主持“解釋”。對每名誌願軍戰俘的“解釋”，均由聯合國軍方派一名觀察員和誌願軍方麵所派的三至六名“解釋代表”來進行。
誌願軍的“解釋代表”全部是由營以上政工幹/部組成，包括63軍政/委李呈瑞、139師政/委賀明等，直接歸屬周恩/來、李克/農指揮。曾參與該項工作的賀明將軍，於1990年出版了《忠誠—誌願軍戰俘歸來人員的坎坷經曆》。獨狼的下一篇博文，很可能就是摘錄該文中的部份內容，專們講述那些久經考驗的政工幹部們是如何進行“解釋”工作的。


三個月後，“解釋”工作宣告終結。14704名中國戰俘隻有不到六百人願意返回大陸，其餘的都去了台灣。而且，據說這不到六百名人中，僅有不到一百人是“解釋”工作的成果；其餘四百四十多人，其實跟台灣方麵派來的人一樣都是“臥底”。加上前期被遣返人員，誌願軍戰俘共有6673人（另一說法是6064人）返回大陸，不足總人數的1/3。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有人說：從解放軍成員的結構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國共內戰三年中，雙方軍隊幾乎是以每年七十萬至一百萬的兵員呈現互為消長之勢，解放軍兵員的增加有相當一部分就是來自國民黨的戰俘和投誠者——朝鮮戰場上出戰俘最多的第180師，其所屬的第60軍不就是遼沈戰役中的起義部隊嗎？在解放軍軍威如日中天而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優劣之勢極為分明時，國民黨投誠士兵被無可置疑的生存選擇淹沒；不過在意外的狀況下，他們成為美軍的戰俘，而國民黨在台灣似又出現新的生機時，這種心理的複雜性便瞬間浮現了，加上國民黨人員直接麵對麵地煽風點火，新的偏向就產生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選擇去台灣的誌願軍戰俘雖然以原國民黨官兵居多，但也有不少是資曆較深、久經考驗的中共幹部。或許，正因為他們累積了長年的政治經驗而變得極端世故，他們知明白返回大陸將受到什麽的對待，因此覺得還不如前往台灣——憑著這一點被利用的價值，雖談不上榮華富貴，但估計相對地安全。
應該說，他們是有前車之鑒的——1949年10月的金門血戰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金門之戰後，除了部分原國民黨兵被就近補入金門駐軍外，大部分解放軍戰俘被送還台灣。這期間，許多戰俘進行了頑強的鬥爭，投海自盡、絕食自盡、被槍斃者不少。1950年7月起，台灣方麵將戰俘中年齡較大、受過傷的黨/員幹/部和一些堅決要求返回大陸的戰士分批遣返，先後於7月、10月和11月遣返三批，約600人。
這些人遣返回大陸後，戰士立即複員，連以上幹/部集中在南京、杭州和福州由南京軍區組織學習審查，先是形勢教育、氣節教育，再是自我交代被俘前後的表現，自我批判，然後是相互幫助，也就是相互揭發批判，最後由領/導作結論，南京軍區軍法處根據個人情況進行處罰，幾乎全被開除黨/籍、軍/籍，其中大部分人被判處2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這其中還有插曲，244團政/治部主/任孫樹亮利用學習隊副隊長的身份，通過誣陷他人來洗脫自己，結果很多歸來人員都被判處徒刑，連被國民黨稱為“最頑固分子”的251團副團長馬紹堂也被判處5年徒刑，而孫樹亮卻沒有受到任何懲處，這激起了歸來人員的公憤，紛紛檢舉孫樹亮的行為，結果孫樹亮也被判處5年徒刑。
在服刑期滿後，他們全部被送回原籍務農——多為山東、蘇北等貧困的革命老區。有的人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病餓而死，有的在“文革”中被當作“叛徒”揪鬥而死。
直至1983年9月15日，中/央方下發文件對金門被俘歸來人員進行複查處理，但此時不少歸來人員已在飽經磨難後去世，而幸存者中的許多人直到90年代方得以複查處理。
而更令人難以相信的是，留在台灣的戰俘卻全部被列為烈士，家屬背了數十年烈屬的光彩。等到兩岸開放探親以後，一些“烈士”又從台灣返鄉，成了穿金戴銀的台商，受到地方統戰部門的熱烈歡迎。這與堅決要求返回大陸的歸來人員的淒慘遭遇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再把話題轉為誌願軍戰俘。
對於願意赴台的那1.4萬名戰俘，台灣方麵高度重視，派國防部二廳廳長賴名湯負責接收行動。
1954年1月23日，1.4萬人全部換上國民黨軍裝，於淩晨3時許分乘225輛美軍大卡車，離開中立區印度村。上午8時起，由韓國仁川港搭上16艘美國軍艦，浩浩蕩蕩地駛向基隆。台灣方麵，則動用了5艘中字號登陸艦。
為了迎接這一刻，國民黨動員了許多歡迎群眾，將赴台灣的誌願軍戰俘稱為“反/共義士”，並將1月23日這天定為“自由日”。
當然了，這1.4萬人也要被逐個審查，而且審查工作由蔣經國所領導的一個輔導組織負責。審查結束後，他們大多被補入軍隊基層監視使用，能出人頭地者應該沒有幾位。
四十年後，兩岸局勢又換了人間，國民黨老兵開始返回大陸探親，大陸政/府明令地方單位盛情招待。去台的那1.4萬多誌願軍戰俘，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從國民黨軍中退伍。文化層次較低者終生清苦，以勞力糊口；文化層次較高、較有本事者，則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成了公司的老板。一些前誌願軍戰俘如今以台商的身份，西裝革履地回到大陸本鄉，受到地方統戰部門的接待，跟前麵所講的某些留台的金門戰俘所享受的待遇一模一樣。


而選擇返回大陸的那六千餘人呢？
《金日成彭德懷告被俘人員書》、《人民軍誌願軍聯合聲明》等公開文件所載的“一律不咎既往”等承諾，他們已從高音喇叭中或“解釋代表”口中聽到過無數次了。當他們歸心似箭地於1953年下半年陸續返回國後“祖國母親懷抱”後，被集中到遼寧省昌圖縣，剛開始的三個月的確體驗過重回“祖國母親懷抱”的溫曖感覺。原五四○團文化教員趙國璽，記述有歸管處人員所傳達講解的毛/主/席20字方針（“親情關懷、耐心教育、弄清問題、慎重處理、妥善安置”）及詳細解釋的筆記本，他一直視若珍寶地保存著。
可是，幾乎在一夜之間，一切全改變了！據說，“上麵”有了新的“指示”，說歸管處報上去的對他們處理的“樣板”材料挨批了，說歸管處“右傾”……於是，歸管處的大門關上了。他們開始學習。學習共/產黨/員和革/命軍人的標準，學習劉胡蘭、趙一曼……學習革/命軍人的氣節……然後開始“控訴交待”。歸管處的同誌講了幾句使他們莫名其妙的話：“你們的功勞祖國人民早就知道了，現在是你們向祖國人民講清問題的時候。”於是，當年在集/中/營中帶頭英勇鬥爭的共/產/黨/員帶頭交待，他們和那些死去的英雄們比，和共/產/黨/員的標準比，嚴格檢查自己，從被俘時為什麽沒有“以死盡忠”、講到“抽了敵人的煙，就是向敵人投降”。……
　　他們講得痛哭流涕、聲淚俱下，“交待”一次，又“交待”一次，“自我上綱”越來越高，甚至使用了“假設”--“假如，再關上我10年，也可能……”他們虔誠地塗抹著自己越來越黑的形象，直到最後，連自己都為自己 “塑造”的形象嚇呆了。這不是叛徒嗎？這不是叛國投敵嗎？
　　接下來是“互相幫助”。在別人的“啟發誘導”下，所有當過“俘虜兵”的不分情由，一律成了“為敵服務”；暴露自己姓名、部隊番號的一律成了“泄露軍事秘密”。集中營內的英勇鬥爭，似乎並不存在，幾乎所有的人都有“叛變性行為”……
　　而這些就成了定罪的依據。六千餘人中，有七百餘人被開除了軍籍，另有四千六百餘人隻承認被俘前的軍籍；這六千人中共有二千九百餘名黨/員，91.8％被開除黨/籍，餘下的120餘人也分別受到警告或留/黨察看處分有的被開除了黨/籍；屬於團員者，也大多被開除了團籍……
就連當初在戰俘營內領導鬥爭的“共/產主/義團結會”的20名委員，未受處分者也僅有1人，其餘19人均受到處理，有15人被開除黨/籍。
1954年5月，對連以下人員的審查結定正式公布，而營以上人員則直到9月份方得知結果。最終，被打散後在敵後堅持14個月的遊擊戰爭後成方稱為誌願軍被俘人員中職務最高者的第60軍 180師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吳成德，以“叛黨”、“叛國”的罪名被開除黨/籍和軍籍，被安排去了有“南大荒”之稱的遼寧盤錦的大窪農場。30餘名營團幹/部和少數因傷殘留院一並轉業外，400餘名連排幹/部和全部戰士一律複員回家。
　　盡管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對待，這些歸俘中的大多數人還是相當愉快地離開了歸管處，踏上了返鄉的道路。應該說，走出歸管處的大門時，他們的想法是天真的，純潔的……
然而，這僅僅是苦難的開始！他們在當時根本不知道，他們每個人的檔案袋中已經裝上了“特嫌”、“特殊黨員”、“係終生控製使用對象”等等材料。頂著這些帽子，在之後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他們中有多少人得以幸免呢？家門難入、學校難進、就業難尋、婚姻難成、逃荒要飯、家破人亡......這，就是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後來的真實境遇。
無情的曆史鏡頭
　　先看看誌願軍某團副參謀長魏林從“歸管處”出來後的命運吧。應該說，在六千多名歸國戰俘中，他的命運算是最好的了。
　　魏林出生於延安附近，父親是赤衛隊長和農會主席。魏林11歲就當上了兒童團長，1935年8月參加了紅軍，從此跟著部隊南征北戰。在朝鮮戰場上，他英勇殺敵；在戰俘營裏，他領導戰俘堅決與敵人鬥爭……遣返回國後，他被“開除黨/藉”，於1954年轉業到本溪礦務局任副科長。
　　剛到礦務局的那些日子裏，魏林苦悶極了。他很少說話。他住在辦公室裏，節假日常常提著礦燈，下到礦井裏去幹活，空閑下來，他就坐下來……常常一個人在流淚。
　　這個曾經有過十幾年黨齡的老黨/員，一次接一次地向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黨/支/部書/記對他：“你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們正和上級聯係。”魏林一聲不吭，又提著礦燈下井，又照樣一封封地寫匯報和申請……黨/員們被感動了，他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叛徒”。黨/組/織兩次決定吸收他“重新入/黨”，上級黨/委卻兩次否定了基層黨/支/部通過的魏林重新入黨的決定，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直到1980年，魏林才被恢複了黨/籍。
在山西省新絳縣的鄉間小路上，走著集中營中“共/產主/義團結會”常/委馬興旺，他滿身塵土，一臉愁雲。他的身後跟著衰弱已極的妻子和哭天號地的兩個幼小的孩子。馬興旺轉業後，努力工作，曾被提升為石油部某研究所機修廠廠長。1958年，他因為“曆史問題”被打成“右/派”，全家被遣返回山西老家……
　　在北京密雲水庫的工地上，押來一隊勞改犯人，中間走著集中營的對敵總翻譯張澤石，他因為在1959年和當年的戰友薑瑞溥等人一起上書，為六千餘名戰俘的遭遇鳴不平，從而被打成“右/派集團”，關進了鐵牢，真誠相戀的女友也被迫離開……
　　這是一頁我們誰也無法回避的曆史。在那個功與過、是與非顛倒的年代裏，人們看到的是一架傾斜的曆史天平。
　　他在希望的春天裏死去　
　　1982年遲到的春天。在四川省某縣城住著一位飽經歲月風雨折磨的當年中國人民誌願軍戰俘李正文。一天下午，兩位穿軍裝的青年幹/部走進了這間落滿灰塵的小屋。他倆是縣武裝部的同誌，是為落實中/央關於為誌願軍被俘歸來人員複查的文件精神，專程為李正文落實政/策而來。趕巧，李正文不在家，年輕的軍官請李正文鄰居轉告李正文：請他回來時立即寫份自傳，盡快到武裝部來談一談。
　　晚上，在某川劇團拉胡琴的李正文回到了家。這個當年英姿颯爽的誌願軍某部文工團員，已經衰老得不像樣子，白發，皺紋……一切表現人類生理上行將“期滿” 的征兆在他臉上都能看到，而他隻是剛剛度過50歲的生日。
　　30年前，他作為一個“歸俘”踏上了他在集中營裏準備為之流盡鮮血的故鄉的土地。迎接他的，沒有鮮花，沒有歡樂。作為一個俘虜，他從未奢望過這些，他隻是想作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為這塊土地奮鬥過的公民，把自己問心無愧的汗水灑在故鄉的土地上。可是，他的這種最起碼的權利也被剝奪了。一切都因為他是“戰俘”。他的檔案被存放在公/安/局“內部控製”，曆次政/治運/動的陣陣旋風，把他卷起來、拋下去。“叛國投敵分子”、“裏通外國分子”、“叛徒”、“特務”……這些帽子他都戴過。
　　這天晚上，他聽到鄰居轉告的兩位軍人的話，他噤若寒蟬：怎麽，又要折騰他的戰俘問題了？他一夜沒睡，輾轉反側思前想後，往日的苦難像惡魔一樣又呈現在眼前……往日不堪回首哪！現在，他們又來了……能有什麽好事！而自己已風燭殘年，能有幾年活頭？難道再被他們揪出來示眾侮辱嗎？……終於他下定了死的決心，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50歲的生命！告別了他在集中營裏日思夜想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