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口學家忽悠不了曆史
易富賢
【觀察編按】 今年是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全麵實施30周年，這個決策中匆忙、專斷、缺乏科學論證，執行中野蠻、殘暴、造成了廣泛的人權侵害的“國策”，長期以來受到了國際人權人權團體和人口研究者的批評。近年來，民間研究者對這一政策的批評聲浪也日益洶湧澎湃。旅居美國的科學家易富賢（網名水寒、中山水寒）就是最有影響力的批評者之一。他的論著《大國空巢》 ，全麵係統反思了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在海內外引起了廣泛討論。中國信息中心和勞改基金會長期關注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在這一政策實施30周年之際，我們願意為海內外研究者提供園地，以期對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1980年公開信明確說獨生子女政策隻能實行三十年，現在麵臨三種選擇：
1、繼續獨生子女政策不動搖。我想沒有哪個政治家承擔得起這一曆史責任的。這一選項可能性為零。
2、各種二胎方案平穩過渡。
3、停止計劃生育。
站在現在的角度看，二胎過渡似乎比較可行，既有利於政策連續性，又滿足目前掌握發言權的城市居民生二胎的願望（他們很少有生育二胎以上的意願；而農村人口又不掌握發言權，不過曆史會幫弱勢人群發言的），更能消除一些人口學家的“停止計劃生育後會出現出生堆積高峰”的擔憂。但從曆史角度看卻是後患無窮。
本來一胎化就已經是錯誤的，1980年也隻說隻能實行30年。 30年之後停止計劃生育會出現三千多萬的出生堆積高峰，對民族持續發展是極為有利的，也算是部分挽回30年一胎化的損失。但是如果用二胎過渡方案，將這個堆積高峰“過渡”掉了，這就與1980年的決策者和學者無關了。誰能承擔得起損失的三千多萬人口的責任來？這次是單一年齡結構的三千多萬（全部是孩子），從社會持續發展角度看，損失的三千多萬孩子，相對於戰爭年代或者天災年代損失上億人口！
其實本屆政府在計劃生育上完全可以站的很超然。因為他們與當初啟動計劃生育無關，也與2001年製定計劃生育法無關。相反，於2003年逐漸放開了人口政策討論。並於2004年啟動國家人口戰略研究（本意是不錯的，可惜被戰略組領導忽悠了）。如果十一五停止計劃生育，對於本屆政府來說是大功，可惜這個政治大禮包被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給撕得粉碎。十二五規劃如果停止計劃生育，曆史還有一個比較好的評價，並且可以一舉扭轉過去幾年的被動局麵；中國早已錯過了用“二胎方案”過渡的時機了（如果十五規劃、甚至十一五規劃，還可以用二胎過渡），但現在已經晚了，人口政策已經陷入了被動局麵，如果用二胎過渡，今後就更加被動，並將永遠被動，那麽今後的評價將非常難看（甚至比對當初啟動一胎化還難看）。人口“過渡”掉了，政績也自然“過渡”掉了，曆史的惡評卻“過渡”來了。
計劃生育所造成的人口危機即將全麵爆發。今後對計劃生育政策將是惡評如潮。停止計劃生育是大勢所趨，開弓沒有回頭箭了，殘酷的現實迫使今後的領導人必須開辟人口政策新局麵。人口政策與經濟政策不一樣，具有高度時限性，如果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將贏得寶貴的時間，今後的領導人將能夠專注於鼓勵生育，是雙贏。如果將停止計劃生育任務留給今後的領導人，從停止計劃生育到鼓勵生育，又得經曆幾年時間，並且坐失良機，生育率很難提升了，是雙輸。
美聯社援引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人類學教授格林哈爾夫的話說，中國政府將避免一胎化政策的戲劇性改變，否則會勾起人們痛苦的回憶。她說，中國政府將一步步地讓這個政策歸於解體，直到有朝一日人們醒來，突然發現一胎化政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一胎化了。
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是典型的鴕鳥心態。人的壽命有幾十年，過去的痛苦能夠這麽輕易忘記了？人命關天的事情幾百年（數代人）都難以忘記。並且遲遲不停止計劃生育，既錯過時機，又會增加新仇（比如廣西博白事件，廣東等地近年係列惡性事件）。中央不明確喊停，地方政府有社會撫養費的利益驅動，隻會更加積極抓計劃生育（比如廣東電白縣2009年1-4月征收了80萬社會撫養費，但2010 年同期卻征收社會撫養費高達430多萬元），會自動停嗎？現在停止計劃生育的阻力在於麵子問題；但是今後連裏子都沒有了，麵子還有什麽意義？
決策要超越民意，引導民意，而不能總是被民意推著走。1980年實行一胎化的時候，也得到了知識精英一麵倒的支持，但是曆史證明是錯誤的；現在放開二胎也會得到很多知識精英的支持，但曆史也會證明是錯誤的。民意是動態的，不是靜止的。當初支持一胎化的知識精英們，現在也認為當初是錯誤的了。幾年前網絡民意一麵倒反對我們，現在是一麵倒支持我們了。
現在人口學家們的二胎過渡方案看起來讓決策層容易接受，但其實從長遠看是政治陷害國家領導。他們其實已經陷害了上一屆領導了。1980年代的領導人對計劃生育是有保留意見的，堅決反對製定計劃生育法，並且在全國兩百多個地方試點二胎。但是1990年之後，胡鞍鋼等人口學家非常活躍，在他們的遊說下，最高層非常重視計劃生育，取消了大多數二胎試點；並且又采納胡鞍鋼的分稅製改革（領導人親口承認胡鞍鋼是其智囊），使得民生壓力加大，老百姓根本養不起孩子了。這兩重原因再加上經濟發展本身降低生育意願，使得中國生育率從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 年的1.2，是中國數千年來第一次出現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奠定了人口全麵崩潰和經濟衰退的基礎，今後數千年的曆史學家都將重點研究這一段曆史。在人口學家們的忽悠下（胡鞍鋼在2000年還反對調整人口政策），決策層對人口危機毫無知覺，反而並且又在2001年製定了計劃生育法，2002年開始，中國計劃生育才真正“合法”。
應該說，胡鞍鋼等主流人口學家對於中國生育率的快速下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最近胡鞍鋼在《南方周末》的文章中（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03/18/content_10228835.htm）卻將責任往江澤民身上推。胡鞍鋼：“自1991年江澤民將計劃生育作為第一位的問題後，我國人口出生率很快就下降了，從80年代婦女總和生育率2.7—2.8降到 2000年的1.7—1.8，中國就已經成為一個人口低增長的國家，突然進入到“少子化階段”。我定義的少子化階段即生育率在1.8以下，如果現在城市不到1.3，那麽就是過度少子化了。因此中國不光是老化問題，少子化問題也出現了。”
從曆史角度看，生育率下降的首要責任當然應該由決策層承擔，但這話不能由胡鞍鋼說出來。因為就是胡鞍鋼等人的忽悠，江澤民才“將計劃生育作為第一位的問題”的。現在問題出來了，胡鞍鋼卻反咬一口，將責任往領導身上推，將自己的責任推的一幹二淨。
胡鞍鋼講話的另一層含義，1980年代生育率還有2.7-2.8，計劃生育有必要，直到2000 年生育率還有1.7-1.8。他當初的建議並不很錯。但胡鞍鋼憑什麽資料說1980年代生育率還有2.7-2.8（兩次人口普查資料都認為生育率隻有 2.4左右，這也是人口學家所公認的）？2000年人口普查明明顯示生育率隻有1.22，胡鞍鋼憑什麽說2000年生育率還有1.7-1.8？
1990年代的決策智囊胡鞍鋼將責任往當時的領導人身上推，那麽現在的決策智囊今後又會將責任往誰的身上推？他們今後會說：“責任不在我們呀，當時的領導人非常重視計劃生育，非常重視人口分子分母，提出‘多麽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會變得很大；多麽大的經濟總量，除以13億，都會變得很小。’2000年人口普查已經顯示生育率隻有1.22，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也證實生育率隻有1.3，這都是公開的數據，但領導人就是不相信這些客觀數據，那我們隻好給他們瞎編個1.8的生育率來讓他們高興高興，我們也要謀生呀。我們是為人口政策轉變做出貢獻的，我們多次上書提出二胎過渡方案，但領導人就是不采納。領導人連二胎方案都不采納，哪會停止計劃生育呀？民工荒出現好幾年了，領導人還不停止計劃生育。這不，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再次證實了超低生育率，但領導人仍然不停止計劃生育，而隻采納二胎過渡方案。兩次人口普查都不足以讓領導人下決心停止計劃生育，那我們又有什麽辦法呀？”
人口學家們已經用獨生子女政策讓兩代領導人背下曆史惡名。難道現在的領導人還會鑽進他們的“二胎過渡”的圈套？
政治人物更應該在乎曆史的評價，而不是政治連續性。公元前前607年，趙盾族弟趙穿攻殺晉靈公於桃園，董狐認為趙盾身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誅國亂”，罪責難逃，乃直書“趙盾弑其君”，以正視聽。孔子以其“書法不隱”，讚為“古之良史”。
春秋時期齊國權臣崔抒殺死了荒淫無道的齊莊公，似乎有為民除害。要史官太史伯寫成：齊莊公是害病死的。不料齊史官太史伯在竹簡上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將太史伯殺掉。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三弟太史叔也不屈不撓，照錄“崔杼弑其君”，也被殺。崔抒對太史伯的四弟太史季說：你三個哥哥都死了，如果你能夠更改的話，可以放你一條生路。太史季說：“史官的責任是根據曆史事實，失職而生，不如死。就是我不寫，天下人也會寫。你可以殺太史，但卻改不了事實。”說完，伸長脖子等死。崔杼無可奈何，隻得作罷，放太史季回去。路上碰見齊國的另一史官南史氏抱著竹簡迎上來。南史氏說：“我以為你也會被殺掉，所以接替你來了。”太史季把寫好的竹簡給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
南北朝時東魏權臣高歡和史官魏收聯手偽造曆史，為篡權尋找合法依據。結果《魏書》一問世，輿論大嘩，被稱為“穢史”。魏收死後墳墓被所掘，屍骨露於荒野。
趙盾、崔杼、高歡這樣的政治強人“硬改曆史”都失敗了，現在是網絡時代，曆史就更加難以被改寫了（人口普查中任何數據舞弊的現象都會被陸續公開的；並且即便最近一兩次人口普查繼續被“修正”，但今後的人口普查仍然會還原曆史人口）。1.8的生育率能夠忽悠領導人，難道能夠忽悠曆史？曆史將采納冰冷的客觀數據（比如1.2的生育率），而不會采納被篡改的1.8的生育率。今後書寫曆史的將主要是現在反對計劃生育的販夫走卒超生的後代，而不是現在支持計劃生育的知識精英的後代（他們的後代將很少，很多人將絕後）。
停止計劃生育雖然不符合政策連續性，但符合曆史的連續性。曆史總是從新的角度給予政治家們以不同的評價，關鍵是要看領導人是用在過去的眼光與錯誤政策保持連續（不可避免地要連帶承受曆史的指責），還是用未來的眼光開辟新的人口局麵（享受曆史的掌聲）。人口政策是不進則退，沒有中間選擇。
2000年人口普查已經查明生育率隻有1.2，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再次證實生育率隻有1.3，2010年的人口普查隻要證實生育率低於1.8就完全應該停止計劃生育。如果2010年的普查顯示生育率在1.5以下(甚至低於1.2)，而又出台一個二胎過渡方案，那麽今後會如何評價這項決策？會如何評價這段曆史？
易富賢
【觀察編按】 今年是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全麵實施30周年，這個決策中匆忙、專斷、缺乏科學論證，執行中野蠻、殘暴、造成了廣泛的人權侵害的“國策”，長期以來受到了國際人權人權團體和人口研究者的批評。近年來，民間研究者對這一政策的批評聲浪也日益洶湧澎湃。旅居美國的科學家易富賢（網名水寒、中山水寒）就是最有影響力的批評者之一。他的論著《大國空巢》 ，全麵係統反思了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在海內外引起了廣泛討論。中國信息中心和勞改基金會長期關注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在這一政策實施30周年之際，我們願意為海內外研究者提供園地，以期對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1980年公開信明確說獨生子女政策隻能實行三十年，現在麵臨三種選擇：
1、繼續獨生子女政策不動搖。我想沒有哪個政治家承擔得起這一曆史責任的。這一選項可能性為零。
2、各種二胎方案平穩過渡。
3、停止計劃生育。
站在現在的角度看，二胎過渡似乎比較可行，既有利於政策連續性，又滿足目前掌握發言權的城市居民生二胎的願望（他們很少有生育二胎以上的意願；而農村人口又不掌握發言權，不過曆史會幫弱勢人群發言的），更能消除一些人口學家的“停止計劃生育後會出現出生堆積高峰”的擔憂。但從曆史角度看卻是後患無窮。
本來一胎化就已經是錯誤的，1980年也隻說隻能實行30年。 30年之後停止計劃生育會出現三千多萬的出生堆積高峰，對民族持續發展是極為有利的，也算是部分挽回30年一胎化的損失。但是如果用二胎過渡方案，將這個堆積高峰“過渡”掉了，這就與1980年的決策者和學者無關了。誰能承擔得起損失的三千多萬人口的責任來？這次是單一年齡結構的三千多萬（全部是孩子），從社會持續發展角度看，損失的三千多萬孩子，相對於戰爭年代或者天災年代損失上億人口！
其實本屆政府在計劃生育上完全可以站的很超然。因為他們與當初啟動計劃生育無關，也與2001年製定計劃生育法無關。相反，於2003年逐漸放開了人口政策討論。並於2004年啟動國家人口戰略研究（本意是不錯的，可惜被戰略組領導忽悠了）。如果十一五停止計劃生育，對於本屆政府來說是大功，可惜這個政治大禮包被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給撕得粉碎。十二五規劃如果停止計劃生育，曆史還有一個比較好的評價，並且可以一舉扭轉過去幾年的被動局麵；中國早已錯過了用“二胎方案”過渡的時機了（如果十五規劃、甚至十一五規劃，還可以用二胎過渡），但現在已經晚了，人口政策已經陷入了被動局麵，如果用二胎過渡，今後就更加被動，並將永遠被動，那麽今後的評價將非常難看（甚至比對當初啟動一胎化還難看）。人口“過渡”掉了，政績也自然“過渡”掉了，曆史的惡評卻“過渡”來了。
計劃生育所造成的人口危機即將全麵爆發。今後對計劃生育政策將是惡評如潮。停止計劃生育是大勢所趨，開弓沒有回頭箭了，殘酷的現實迫使今後的領導人必須開辟人口政策新局麵。人口政策與經濟政策不一樣，具有高度時限性，如果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將贏得寶貴的時間，今後的領導人將能夠專注於鼓勵生育，是雙贏。如果將停止計劃生育任務留給今後的領導人，從停止計劃生育到鼓勵生育，又得經曆幾年時間，並且坐失良機，生育率很難提升了，是雙輸。
美聯社援引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人類學教授格林哈爾夫的話說，中國政府將避免一胎化政策的戲劇性改變，否則會勾起人們痛苦的回憶。她說，中國政府將一步步地讓這個政策歸於解體，直到有朝一日人們醒來，突然發現一胎化政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一胎化了。
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是典型的鴕鳥心態。人的壽命有幾十年，過去的痛苦能夠這麽輕易忘記了？人命關天的事情幾百年（數代人）都難以忘記。並且遲遲不停止計劃生育，既錯過時機，又會增加新仇（比如廣西博白事件，廣東等地近年係列惡性事件）。中央不明確喊停，地方政府有社會撫養費的利益驅動，隻會更加積極抓計劃生育（比如廣東電白縣2009年1-4月征收了80萬社會撫養費，但2010 年同期卻征收社會撫養費高達430多萬元），會自動停嗎？現在停止計劃生育的阻力在於麵子問題；但是今後連裏子都沒有了，麵子還有什麽意義？
決策要超越民意，引導民意，而不能總是被民意推著走。1980年實行一胎化的時候，也得到了知識精英一麵倒的支持，但是曆史證明是錯誤的；現在放開二胎也會得到很多知識精英的支持，但曆史也會證明是錯誤的。民意是動態的，不是靜止的。當初支持一胎化的知識精英們，現在也認為當初是錯誤的了。幾年前網絡民意一麵倒反對我們，現在是一麵倒支持我們了。
現在人口學家們的二胎過渡方案看起來讓決策層容易接受，但其實從長遠看是政治陷害國家領導。他們其實已經陷害了上一屆領導了。1980年代的領導人對計劃生育是有保留意見的，堅決反對製定計劃生育法，並且在全國兩百多個地方試點二胎。但是1990年之後，胡鞍鋼等人口學家非常活躍，在他們的遊說下，最高層非常重視計劃生育，取消了大多數二胎試點；並且又采納胡鞍鋼的分稅製改革（領導人親口承認胡鞍鋼是其智囊），使得民生壓力加大，老百姓根本養不起孩子了。這兩重原因再加上經濟發展本身降低生育意願，使得中國生育率從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 年的1.2，是中國數千年來第一次出現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奠定了人口全麵崩潰和經濟衰退的基礎，今後數千年的曆史學家都將重點研究這一段曆史。在人口學家們的忽悠下（胡鞍鋼在2000年還反對調整人口政策），決策層對人口危機毫無知覺，反而並且又在2001年製定了計劃生育法，2002年開始，中國計劃生育才真正“合法”。
應該說，胡鞍鋼等主流人口學家對於中國生育率的快速下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最近胡鞍鋼在《南方周末》的文章中（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03/18/content_10228835.htm）卻將責任往江澤民身上推。胡鞍鋼：“自1991年江澤民將計劃生育作為第一位的問題後，我國人口出生率很快就下降了，從80年代婦女總和生育率2.7—2.8降到 2000年的1.7—1.8，中國就已經成為一個人口低增長的國家，突然進入到“少子化階段”。我定義的少子化階段即生育率在1.8以下，如果現在城市不到1.3，那麽就是過度少子化了。因此中國不光是老化問題，少子化問題也出現了。”
從曆史角度看，生育率下降的首要責任當然應該由決策層承擔，但這話不能由胡鞍鋼說出來。因為就是胡鞍鋼等人的忽悠，江澤民才“將計劃生育作為第一位的問題”的。現在問題出來了，胡鞍鋼卻反咬一口，將責任往領導身上推，將自己的責任推的一幹二淨。
胡鞍鋼講話的另一層含義，1980年代生育率還有2.7-2.8，計劃生育有必要，直到2000 年生育率還有1.7-1.8。他當初的建議並不很錯。但胡鞍鋼憑什麽資料說1980年代生育率還有2.7-2.8（兩次人口普查資料都認為生育率隻有 2.4左右，這也是人口學家所公認的）？2000年人口普查明明顯示生育率隻有1.22，胡鞍鋼憑什麽說2000年生育率還有1.7-1.8？
1990年代的決策智囊胡鞍鋼將責任往當時的領導人身上推，那麽現在的決策智囊今後又會將責任往誰的身上推？他們今後會說：“責任不在我們呀，當時的領導人非常重視計劃生育，非常重視人口分子分母，提出‘多麽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會變得很大；多麽大的經濟總量，除以13億，都會變得很小。’2000年人口普查已經顯示生育率隻有1.22，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也證實生育率隻有1.3，這都是公開的數據，但領導人就是不相信這些客觀數據，那我們隻好給他們瞎編個1.8的生育率來讓他們高興高興，我們也要謀生呀。我們是為人口政策轉變做出貢獻的，我們多次上書提出二胎過渡方案，但領導人就是不采納。領導人連二胎方案都不采納，哪會停止計劃生育呀？民工荒出現好幾年了，領導人還不停止計劃生育。這不，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再次證實了超低生育率，但領導人仍然不停止計劃生育，而隻采納二胎過渡方案。兩次人口普查都不足以讓領導人下決心停止計劃生育，那我們又有什麽辦法呀？”
人口學家們已經用獨生子女政策讓兩代領導人背下曆史惡名。難道現在的領導人還會鑽進他們的“二胎過渡”的圈套？
政治人物更應該在乎曆史的評價，而不是政治連續性。公元前前607年，趙盾族弟趙穿攻殺晉靈公於桃園，董狐認為趙盾身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誅國亂”，罪責難逃，乃直書“趙盾弑其君”，以正視聽。孔子以其“書法不隱”，讚為“古之良史”。
春秋時期齊國權臣崔抒殺死了荒淫無道的齊莊公，似乎有為民除害。要史官太史伯寫成：齊莊公是害病死的。不料齊史官太史伯在竹簡上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將太史伯殺掉。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三弟太史叔也不屈不撓，照錄“崔杼弑其君”，也被殺。崔抒對太史伯的四弟太史季說：你三個哥哥都死了，如果你能夠更改的話，可以放你一條生路。太史季說：“史官的責任是根據曆史事實，失職而生，不如死。就是我不寫，天下人也會寫。你可以殺太史，但卻改不了事實。”說完，伸長脖子等死。崔杼無可奈何，隻得作罷，放太史季回去。路上碰見齊國的另一史官南史氏抱著竹簡迎上來。南史氏說：“我以為你也會被殺掉，所以接替你來了。”太史季把寫好的竹簡給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
南北朝時東魏權臣高歡和史官魏收聯手偽造曆史，為篡權尋找合法依據。結果《魏書》一問世，輿論大嘩，被稱為“穢史”。魏收死後墳墓被所掘，屍骨露於荒野。
趙盾、崔杼、高歡這樣的政治強人“硬改曆史”都失敗了，現在是網絡時代，曆史就更加難以被改寫了（人口普查中任何數據舞弊的現象都會被陸續公開的；並且即便最近一兩次人口普查繼續被“修正”，但今後的人口普查仍然會還原曆史人口）。1.8的生育率能夠忽悠領導人，難道能夠忽悠曆史？曆史將采納冰冷的客觀數據（比如1.2的生育率），而不會采納被篡改的1.8的生育率。今後書寫曆史的將主要是現在反對計劃生育的販夫走卒超生的後代，而不是現在支持計劃生育的知識精英的後代（他們的後代將很少，很多人將絕後）。
停止計劃生育雖然不符合政策連續性，但符合曆史的連續性。曆史總是從新的角度給予政治家們以不同的評價，關鍵是要看領導人是用在過去的眼光與錯誤政策保持連續（不可避免地要連帶承受曆史的指責），還是用未來的眼光開辟新的人口局麵（享受曆史的掌聲）。人口政策是不進則退，沒有中間選擇。
2000年人口普查已經查明生育率隻有1.2，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再次證實生育率隻有1.3，2010年的人口普查隻要證實生育率低於1.8就完全應該停止計劃生育。如果2010年的普查顯示生育率在1.5以下(甚至低於1.2)，而又出台一個二胎過渡方案，那麽今後會如何評價這項決策？會如何評價這段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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