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王成”原型之一的蔣慶泉

“王成”原型之一的蔣慶泉歸國後被指叛徒

瞭望東方周刊
“向我開炮”的原型——蔣慶泉

電影《英雄兒女》中說，“在中國人民誌願軍裏有千千萬萬個王成。”但是，在那場艱苦的戰爭中，隻有一名戰士，他的事跡直接激發人們創作了“向我開炮”的經典情節。

1953年4月，陸軍23軍67師201團步行機員蔣慶泉及戰友，在朝鮮石峴洞北山遭到強敵圍攻。絕境中，他向步話機高喊“向我的碉堡頂開炮！”

蔣慶泉的故事被23軍《戰地報》記者洪爐了解後，寫成了通訊《頑強的聲音》。同年7月，23軍73師217團的步行機員於樹昌也在戰鬥中呼喚炮火，與敵同歸於盡。

洪爐根據未能發表的《頑強的聲音》，以於樹昌為主角另寫了一篇《向我開炮》。

與洪爐相熟的總政文化部編劇毛烽，在創作電影《英雄兒女》時用“向我開炮”的情節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並根據另一位烈士楊根思的事跡設計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撲向敵人的壯烈結局。

於樹昌與楊根思確已犧牲。但是蔣慶泉，這個最初促動洪爐寫下“向我開炮”的人，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默默生活在遼西平原的鄉村裏。


向我的碉堡頂開炮


“向我開炮”的故事發生時，朝鮮戰爭已進入尾聲，雙方在“三八”線附近進行拉鋸戰。時任67師201團副團長的黃浩後來回憶說，經過前兩次戰鬥他們總結可以在占領陣地後留少數部隊扼守，然後組織火力配合，“借此大量殺傷反擊之敵，並與敵人反複爭守。”

這一戰術，力求以最小代價最大程度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是誌願軍普遍使用的對敵策略。在第三次攻打石峴洞北山的計劃中，由201團5連和團警衛連一個排攻占北山，然後指引炮兵打擊敵反擊部隊。在戰前，炮兵還將敵人的運動通道及各類目標都進行了標記，火炮也做了測距和試射，“以求準確打擊反擊之敵。以4、6、1連依次擔任輪番守備。”

我們大概是晚上8 點進攻，5連打頭陣，然後 4連接應，再後邊是6連。5連是加強連，一百五六十人，營長帶隊。我們衝上去就剩十幾個人，連長、排長都犧牲了。我本來是要跟營長下去的，但是後來上來的 4連的步行機員也都犧牲了。我就留下來。4連也沒上來幾個人，打到第二天天黑時，又剩十幾個人了。

6連沒上來啊！我們晚上先打退了兩次進攻。敵人叫紅煙炮，就是先打一發，落地冒紅煙，然後根據這個煙再打。晚上亮得跟白天一樣，滿天都是“天燈”，就是照明彈。敵人的炮打得像下雨，我們後來槍都不能用了。為什麽？地上的土被炸起來，嗆的。用布包著槍都不行，就扔手榴彈。

我們最後退到碉堡裏。除了傷員，就幾個人能打槍。我沒怎麽受傷，因為他們攔著我，讓我呼叫炮火。

我說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彈就打在我們附近，敵人不能過來。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見咱們的炮了呀！敵人就在我們碉堡外邊10米的地方，圍著我們打，用機槍封鎖我們的射擊口。

我就向步話機喊，向我的碉堡頂開炮！我們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戰死在這吧。那時候沒想別的，就是讓炮彈向我們開炮，把敵人也炸死。

但是，我還是沒看到炮彈。敵人第四次進攻時，堵著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們。那時候耳朵都震聾了，就見火箭彈打進來一閃光，一下就把我打暈了。不知道過了多久我醒過來，血從頭頂流下來把眼皮都粘住了，還有腿、後背都受了傷。

那個攔著我不讓我出碉堡的戰士，頭被打碎了，胸口也噴血。我使勁起來，敵人又扔了一個毒氣彈，好像是藍光、灰煙。我們被嗆得不行了，在碉堡裏還呆了有20多分鍾，就想往外衝，大概是剛出來，就什麽都不知道了。

雖然後來一直沒有發現蔣慶泉的遺體，但是他呼叫炮火與敵同歸於盡的事跡卻在步行機員中廣為傳播。洪爐根據對陸洪坤和另一位步行機員穀德泰的采訪，寫出了《頑強的聲音——記步行機員蔣慶泉》，政工機關也準備為他報功，並向軍內外宣傳他的英雄壯舉。

然而，就在5月，政治部傳來消息：在聯合國軍交換的戰俘人員名單中，有蔣慶泉的名字。


從戰俘營回家

我突然感到頭和身上都很痛，特別是後腦勺蹭著痛，昏昏沉沉地感覺有人倒拖著我的腿。我哼了一聲，不拖了。迷迷糊糊聽見有人說話，還笑，但是聽不明白說什麽。我眼皮都腫了，睜開一條縫，腦子嗡的一下：哎呀，我沒死，還活著，被抓了俘虜！我心裏難受啊，眼淚就流下來了，身上卻沒勁動。

4個敵人把我從山上架下來，我看到還有碉堡裏一起戰鬥的人也被俘了。敵人用卡車把我拉走。我躺在車廂裏，上邊架的就是美國人的屍體，血滴在我下巴上、脖子上，都凝成血塊了，我也沒勁抹一下。

那天晚上敵人第一次審問我，問我去哪？我說我要回家！

我先被拉到漢城的醫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後來轉到釜山戰俘營。剛到戰俘營時，戰友們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了檢查。結果看見我有倆肚臍——另一個是刺刀紮的。後來又轉移到濟州第八戰俘營，我所屬的那個隊都是要回大陸的，曾經在戰俘營裏升五星紅旗。為了升旗，犧牲了很多同誌。這都是我去了以後知道的。

我們還偷偷組織學習。我寫字好，發給我一根鉛筆，是戰友們用藥品和敵人私下換的。敵人來搜查我就把鉛筆藏到肛門裏。咱們在戰俘營有組織，領導我們和敵人鬥爭，我都是參加過的。

送我們回來那天，板門店搭了一個很大的門。我把戰俘上衣脫了，使勁扔在地上。褲子沒敢脫，因為敵人不給發內衣。我就這樣光著膀子走過去了。

走過去，就抱著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180師那個團參謀長是先回來的，他給我們講話，說祖國歡迎你們回來！我記得特別清：給我們發慰問品，有一盒“大中華”，抽到這個煙，我們就是回家了。


被俘的陰影籠罩一生

按照當時的規定，被俘人員不得進行宣傳。洪爐寫好的通訊也沒能發表。後來擔任23軍軍長的黃浩在回憶石峴洞北山戰鬥時特別提到，雖然於樹昌“與蔣慶泉事跡相同，被宣揚出去，而最早被發現的英雄蔣慶泉，卻被埋沒了，連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為此深深感到遺憾。當年的戰鬥中，有多少這樣的無名英雄”。

洪爐和戰友後來以於樹昌為主人公寫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頑強的聲音》。這篇文章由《誌願軍一日》主編劉亮、申述將標題改成《向我開炮！》

《向我開炮！》被《人民日報》、《人民文學》、《中國青年報》等報刊發表，還被編入語文課本。幾年後，總政文化部編劇毛烽在改編巴金小說《團圓》時遇到一個問題：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團圓的故事為主，哥哥王成是個過場人物，隻有幾行文字，並沒寫他犧牲的事跡。

毛烽和導演武兆堤商量後，用“向我開炮”和楊根思的情節重新塑造了一個王成，從而突出“英雄兒女”的主題。

蔣慶泉並不知道這些。6000多名誌願軍歸國戰俘回到國內後就被送到遼寧昌圖的歸來人員管理處。

在錦州市鬆山新區民政局，本刊記者意外地查詢到了保存完好的蔣慶泉的檔案。厚厚的被俘登記材料占據了蔣慶泉檔案的主體，而那段被俘經曆的陰影籠罩了他的一生。

想見見當年紮我一刀那個美國兵

大約在60年代的一個夏日傍晚，蔣慶泉和老伴去公社看電影《英雄兒女》。回來的路上，蔣慶泉哭了。他想起那個亮如白晝的夜晚、那部被打壞的步話機，想起那個噴灑鮮血的陣地。回到家，他在被窩裏又哭了。

2004年前後，崔永元的《電影傳奇》請了洪爐等老同誌去講《英雄兒女》的幕後故事。洪爐談到了這位他從未見過麵、已下落不明的英雄。看過電視，蔣慶泉的妻兄和同村一個農民找到他，問他是不是就是這個蔣慶泉。蔣慶泉說，沒這事。

心有不甘的妻兄又找到蔣慶泉的兒子蔣立詢問，他卻從來沒聽父親講過抗美援朝的經曆。蔣立又去問蔣慶泉，他沉默許久後說，“沒有開炮那不是我的原因。”

蔣慶泉不讓兒子把這件事情說出去。但2009年他還是讓兒子帶自己去了一趟丹東。在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的石峴洞北山戰鬥展台，蔣慶泉看到隻有一幅炮兵陣地的照片，這個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氣，一定要把照片撕下來。蔣立費了很大力氣才將他架了出去。

雖然抗美援朝戰爭已經結束50多年，可蔣慶泉內心的那場戰爭似乎從未停止。

開始都以為我死了，家裏還掛了烈屬的牌子。我回去，補助烈屬的小米先沒有了。剛回去那幾年還是挺難，因為地都不會種了。我們村有當兵的會講在前線的事兒，我就聽著，不說話。我們村沒幾個人知道我怎麽回事。

運動的時候要鬥爭我，說我是叛徒。公社屋裏都是我的大字報，牆上也是，繩子上掛著也是。結果沒幾天林彪就摔死了，沒鬥爭起來。我算是躲過一劫。我們這一片兒有兩個被俘回來的，一個在山海關車站那邊，被關起來了；還有一個，大糞都歸他挑。

早些年，蔣慶雲從台灣回來。我們倆就說當初是怎麽回事，他是怎麽去台灣的，我是怎麽投解放軍的。我回來就是農民了，但我不後悔！

八幾年，有一天突然市裏民政局和組織部來了兩個同誌，在大隊部公開宣布，取消對我的黨內處分。我在石峴洞北山那麽苦都沒哭，這次哭了。30多年了，我委屈啊！

後來每個月給我發錢，從4塊、6塊，現在一個月是七八百塊。政府對我好。前幾年右眼突然不行了，走路走到路邊的溝裏，醫院說是白內障。我兒子找到民政，民政給我寫了個條子，拿著去醫院看病不花錢。可是大夫說我眼睛裏有東西，一做手術就影響另一個眼睛。他知道我以前打過仗，說可能是打仗時留在眼睛裏的。其實好幾十年了，天天頭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難受。姑娘結婚時，我自己跑外邊溜達去了。兒子說是什麽神經官能症。

去年我兒子領我去丹東，紀念館裏那個石峴洞北山的地方隻有炮兵的照片，我為啥要撕它？我後來看不見他們了呀---他們我就死了，就不會被俘了。

不管怎麽著，這麽多年過去了。我就想，要是能找著當年紮我一刀那個美國兵就好了，我們見見麵，現在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