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思想者到陰謀家——太平天國運動中洪秀全的演變
劉剛 冬君
1、源於古史的天王宗教體驗
天象示警，廣東發生了看似不相幹的兩件事：
洪秀全在廣州應試，第四次落第，回花縣老家，撤去塾中孔子像，改信上帝；兩廣總督祁某奏請開製器通算一科，被禮部議駁，以老病乞休。
這兩件事都與科舉製有關，微妙的國運，係於科舉一線。
洪秀全是被科舉製淘汰下來的小角色，可他振臂一呼，卻成了掀天揭地的大人物。一個四次落第的秀才，在絕望中，認定上帝能拯救他，那種如釋重負的快感，決非柳暗花明所能形容，而是一種真正的絕處逢生的感覺。
曆史上，我們看慣了英雄末路的沮喪，聽夠了懷才不遇的喟歎，我們已經習慣於欣賞這種苦澀的美感，這種美感早已構成我們曆史觀的一部分。
太平天國運動的靈感來源於基督教，而其信念卻根植於中國古史，洪秀全以一個嶄新的詮釋將二者溝通，賦予了運動靈魂。他在《原道覺世訓》裏說：
中國上古時，君民一體，都拜上帝，自秦皇迷於神仙，狂悖而死，曆朝效尤，至宋徽宗，改皇上帝尊號，至今已曆六七百年，天下人已惘然不識皇上帝。
他認為，文明初期，東西方文化同根共源，皆尊上帝。西方文化將上帝之路進行到底，而中國文化則歧路亡羊，一不留神，便遁入了鬼路。
如果我們將拜上帝的文化稱之為“神化”，將崇拜聖人的文化稱之為“聖化”，那麽遁入鬼路的文化就一定是“聖化”了。他在《天條書》裏說道：
當初中國、番國，都是走拜皇上帝這條大路，但是，西洋各番國行這條大路到底，中國行這條大路，近一二千年則差入鬼路，致被閻羅妖所捉。
而標榜“聖人”的孔子，竟然僭越上帝，當然要被上帝嚴厲斥責。
他在《太平天日》裏，將妖魔作怪，歸咎於孔丘教人之書多錯。連耶穌都被孔子教壞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對耶穌說：這是孔丘留下來的書，就是你在凡間所讀的書，這書全錯了，連你讀了，都被這樣的書教壞了。並指責孔丘，說：你為什麽要教人這樣糊塗了事，讓凡人都不知道我，你要讓你的名聲比我還大嗎？
孔子之後，聖人取代上帝成為文化的主宰者。通觀25史，我們發現，其中涉及到上帝的條目為1247條，卷數為398卷；而涉及到孔子的條目為2805條，卷數為880卷。孔子的內容是上帝的兩倍多，怪不得洪秀全借上帝之口說：“爾（孔子）聲名反大過於朕乎？”洪秀全能發現這一點，也算個天才了。
太平天國設添刪書衙，刪改四書五經，稱孔子為“孔某”，在“上帝”二字之前率加“皇”字。耶穌的原則是“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政教分離，各司其職，洪秀全加一“皇”字，將基督精神納入王權主義，使政教合一。
對於這場中國化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基督教運動，唯物主義的曆史學家們，從曆史動力的角度，作了很高的評價，可真正的基督徒的評價卻截然相反。
英國傳教士艾約瑟（1823— 1905）在訪問天京之後，發現洪秀全瘋了，因為洪硬逼著傳教士承認太平王朝是天國，南京是基督教和世界帝國的中心，……而他和他的兒子，是上帝和基督在地上的人人可以見到的代表。富禮賜在《天京遊記》中，以一種輕蔑的口吻寫道：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麽東西，天王是一個最為頑固的、不能匡正的異端之徒，天主教教皇如有權治他，早就把他燒死了。
然而，這個異端是從中國古史裏跑出來的，他的來路不一樣。
2、天王權力的合法性來源
據說，金田起義時，洪秀全沒有露麵。
那時，他“避吉”在鄉下胡以晃的家裏。
曆史事實的小蟲子，往往蛀穿邏輯，一個細節改變了定式。
通常我們都認為，在曆史的緊要關頭，革命領袖都是登高一呼，叱吒風雲，我們的曆史教科書，就將這樣的曆史圖式，烙在我們的記憶裏。
以至於，不惜用這樣的圖像記憶，誘導曆史事實。
事實是，金田起義，洪秀全不在現場，是楊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義，粹然發動之。有關這方麵的研究，可見薑濤論文《金田起義再辨析》。
至於天王東鄉登基，就更是政治幌子，其實，他在平山就已登基。
這位天王，嗜王如狂，自天啟之後，即改名“秀全”，“秀全”者，二字拆開——“禾乃人王”，借“禾”為“我”，意即“我乃人王”。
其王權合法性來源，當然來自天父、天兄，天父是最高主宰者，而天兄則是救世主，因此，天王救世，要直接對天兄負責，而最高指示來自天父。
這樣就為天王的權力合法性來源，提供了一個宗教的依據。
馮雲山缺乏這方麵的宗教靈感，從根本上來說，他還是個儒生，在骨子裏，仍然受著儒教理性的約束，雖為運動巨擘，但其神化作用卻有限。
前麵我們提到，洪秀全的上帝觀念，其靈感源於古史，而天父天兄附體儀式，則來自廣西民間“降僮”，乃史官文化加上巫覡文化並西化的產物。
“降僮”，是指神靈附於人體上而為靈媒——僮子。
神靈附體時，僮子一改常態，全身顫動，或閉眼，口流白沫，代神言語，而為神諭；或以刀劍砍身，針錐穿舌，而不流血，以顯神功。
此類巫術，在我國，滿蒙謂之“薩滿”，嶺南稱為“僮子”。
上帝會素以雲山為謀主，而奉秀全為尊，迨雲山係獄，秀全他往，眾心惶惑，莫知所為。於是降僮多出，皆托為神言，諸說紛紜，會眾莫辨。
楊秀清初未入雲山法眼，然其心甚大，目此種種，皆怪力亂神，缺乏宗教的根底，而欲以天父靈媒統一之，撥亂反正，使之歸於上帝會宗旨。
當其托天父降體時，出言肅穆，舉人陰私，無不畢中，複勸人為善，信仰上帝，眾人既驚且懼。他的好友蕭朝貴嚐為僮師，信從者多，助之。
雲山倡上帝會於紫荊山時，“朝貴初未之與。”
秀全救雲山未果，自粵東反，寓蕭朝貴家中，對於楊、蕭所為，心照不宣，於是，朝貴複托天兄下凡，與秀全對話，號稱《天兄聖旨》。
戊申年（1848）十月二十四日天兄第二次下凡。洪秀全問：天兄，我們天父身穿黑龍袍，小弟還記得也。但天父頭上所戴，小弟卻不記得矣。
天兄答曰：爾升高天，見過天父多少，爾就忘記乎？天父金須拖在腹，頭戴高邊帽，身穿黑龍袍，其坐裝兩手覆在膝。
洪問：天兄，小弟在獅旺遇難時，見無數天使來救小弟。
天兄答：那時不是差兵將救爾，恐爾難矣。
洪又問：有數婦人焉，是誰乎？
答曰：其中有一是高天爾妻子也。
是年冬，天兄又下凡，洪問：小弟當時升高天，天父及天兄送小弟下凡時，門首有紙票用銀硃筆寫雲：“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其來曆如何乎？
天兄答：爾就忘記乎？此七字是高天寫來，那時天父同朕差兵權送此七字在爾門首，畀爾作憑據。爾當時升高天戰勝妖後，天父封爾為天王大道君王全。今高天爾有殿在東廓，爾就忘記麽？
洪答曰：天兄題起頭，小弟卻知尾矣。
天兄又告誡道：但爾稱王，不得稱帝，天父才是帝也。
洪答曰：遵天兄命。
同年十二月初七日，蕭托天兄下凡時，曾暗示洪懇求天父，準其“早正大位”，卻沒有得到天父——楊秀清首肯。
楊、蕭既得誌，頗以神化秀全為己任。
庚戌年（1850年）二月二十三日，天兄“勞心下凡，時在平山”。
天兄問道：秀全，爾穿起黃袍麽？洪對曰：然也。
天兄道：要避吉，不可命外小見，根基不可被人識透也。
洪對曰：遵天兄命。
用“降僮”術，解決了天王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問題。
3、天王新思維及其合作者
耐人尋味的是洪秀全。
他在“降僮”事件中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
薑濤認為，沒有他全力支持，楊、蕭二人難成氣候。
可按照瑞典牧師韓山文著《太平天國起義記》的說法，楊、蕭先後下凡時，洪秀全不在紫荊山，後來，他同馮雲山一起回廣西，認可了他們。
韓山文的說法，得自洪仁??歡?舛衛?泛槿詩並未親曆，他也是後來聽說的，可能主要還是聽洪秀全說的，那時洪、楊已經內訌，洪言不足信。
據《天兄聖旨》來看，卻不是那麽回事，至少從戊申年（1848）十月到己酉年正月，洪秀全在紫荊山，並與天兄——蕭朝貴，有過多次對話。
這些對話表明，所謂天父、天兄降凡活動，洪秀全是參與了的。
然而，楊、蕭頗務威權，汲汲乎位望，起初，還以雲山首唱拜上帝會，不敢居其上，便借了天兄降凡，以天兄之口問洪秀全：朝貴如何？
秀全乃曰：天下萬國都靠秀清、朝貴二人。這邊幫手不是十分幫手，秀清、朝貴乃真十分幫手。他人是學成、煉成，秀清、朝貴是天生自然也。
這次降凡活動，秀全的表態，並非消極的天言難逆，而是徹底授權。
他的授權，不是被逼無奈，而是他必須在此時，給楊、蕭二人作個交待，為他的新思維，在人事上做個新的安排，雲山出獄後，他必須這樣表態。
他是運動的思想者，而馮是運動的組織者，起初，他倆思想一致。
以基督教的上帝為前提，反對一切偶像崇拜，反對所有怪力亂神。可隨著運動的深入，他發現外來的上帝，在發動民眾方麵，作用很有限。
尤其是在賦予他天王權力合法性方麵，從基督教裏麵很難產生靈感，馮雲山在紫荊山經營多年沒有進展，致使運動蟄伏於民間，未能形成爆發的局麵。
運動要有新進展，首先就要解決他的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問題，使他作為真命天子登基，這時，他的目光便從基督教的上帝轉向中國古史裏的上帝。
他本來反對巫術，這時卻要用巫術來確認自己，以基督教的上帝為皈依，這是無法理解的。可是，一旦回到我國古史的背景裏，便覺此為必然。
何以這樣說呢？因為，我國古史裏的上帝，就是通過巫覡與人溝通的。究天人之際的，先是巫，然後才是史，巫拜上帝，而史尊孔子，他取巫而棄史。
所以，他的上帝並非一味的基督教式的，而是中體西用的。他以基督教的上帝為引子，進入古史中的上帝，穿透曆代王朝史，回到王朝之前的古史。
他的思想有了這樣的飛躍，作為讀書人出身的馮雲山反而難以理解，再依靠馮雲山，運動很難有新進展，而不識字的楊秀清、蕭朝貴，卻舉一反三。
事實也證明，他的新思維的確推動了運動的進展，而楊、蕭二人則成了他的新思維的合作者。在他的新思維裏，上帝不再是“神道設教”的工具，而是最高目的和絕對意誌，所謂天命和天道都出於上帝，而曆史要以神道為歸依。
天父天兄下凡，較之“篝火狐鳴”之類，已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說“篝火狐鳴”隻是鬼道中的鬼把戲，那麽神道之曆史則從天父天兄下凡開始。
楊、蕭二人，成了他開創新曆史的合作者，楊、蕭神靈附體，借用了天父天兄名義，為他的權力合法性奠基，而其他“降僮”則為怪力亂神一類。
待馮雲山出獄時，他們三人已經用新思維做了一個新局。
他用楊、蕭二人，確立了權力合法性，實現了平山登基。
天王出世，克服了信仰危機，他以天王名義，發動起義。
4、洪、楊、蕭“三權分立”
天王用新思維，為起義做了思想和輿論的準備。
登極前後，遠近各處上帝會首領，先後來到平山，朝覲天王，聆聽天父、天兄聖旨。天王為什麽要在平山登基？因為平山是楊秀清的根據地。
據載，楊秀清遷居廣西桂平紫荊山內平在山新村，已曆數代。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廣西二·潯州府·桂平縣”雲：
“紫荊山，府北五十裏。自山而北，岩壑深廣，山為傜、僮門戶。”平山即平在山，也稱平隘山，就在這裏。往北約百餘裏，“皆叛傜出沒處也”。
府西北五十裏有弩灘，“當大藤峽口，水湧而迅，勢如發弩，因名。”嘉靖五年，傜酋據弩灘為亂，朝廷發兵，誘殺傜酋，討平其弟，大費周折。
往西北再行約百裏，“大山夾江，自象州武宣縣而南，綿亙數百裏，山勢險峻，叛傜出沒於此。”峽口有大藤，如橋梁，叛傜作亂，斷其藤。
山是自由的屏障，山中之民多自由精神，易受巫蠱，宜以神諭。
秀清，五歲失怙，九歲失恃，其叔憐而撫之，長成山中之民。
及長，燒炭為業，家貧，而廬中常請客，以賣炭錢負竹筒入市沽酒，歸而饗客，浩歌道上，掉臂天門，乃龔定庵 “有大音聲起”之詩讖者也。
自由之人，倘佯於叛逆的山水之間，真可謂得大自在。
馮雲山至桂平，深入紫荊山中，他與蕭朝貴率炭徒從之。
然雲山士子，其所倚重者讀書人而已，故其能識石達開，卻不識楊秀清也。陶短房《天國誌·東王世家》雲：“秀清、朝貴等雖勤勉，初未之奇也。”
“乃至雲山等為生員王作新扭去，會眾執械奪回，秀清皆未與焉。”
其時，洪秀全自粵東至，於此叛傜之地，謀立國之舉。
有女子楊雲嬌，自言其夢遇天父，諭天使東來，當從之。
未幾，秀清叔楊慶修卒，秀清命童子詐以慶修附體，曰：
“三七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爾民極。”
秀全竊喜，“禾乃”，“秀”也，“人坐一土”，“全”也，蓋以天命歸矣。故楊、蕭二人，雖不為雲山所識，卻為秀全所倚——神化矣！
雲山能為天國建製，卻不會神化秀全，故漸受排擠。
以天父、天兄、天王名義，洪、楊、蕭形成三位一體，並以巫化的宗教儀式虛構了三權分立，楊代表天父，蕭代表天兄，他是人間天子。
這三個代表來到人間，他起誓：稱王不稱帝。不稱帝，意味著三權分立，以皇上帝為最高主宰，三人有分歧，皇上帝仲裁之，而秀清代帝立言。
這意味著，最後決定權，落到楊秀清的手裏，按理，秀清不應任實事，要少發言，因為救世乃天兄耶穌之職，天兄歸天，則以天弟繼之。
故金田起義前，天兄頻頻下凡，我們所見的材料，多是《天兄聖旨》。
秀全登極，躊躇滿誌，有時情不自禁將龍袍穿起來，酷斃！
又多蓄姬妾，房事無度，眾女銜冤，乃至於咬牙切齒。於是，天兄不厭其煩，屢屢下凡，脅眾女以白刃，令一從秀全之欲，由是而有輕秀全之心。
《天國誌·西王世家》雲：“然朝貴頗嫉讀書人，每以反語嘲洪、馮等，逼其自認無用。”而秀清雖不識字，卻喜與讀書人語，漸與洪親密。
朝貴“樹威權，無所不用其極”，還以天兄下凡的名義泄其私憤。
“有陳庚者，值天兄下凡，應對太速，竟受杖五十。”
“複與養父親子蕭朝隆不合，乃假天之手，必杖責而後已。”
故天兄形象漸失，蜚語漸起，不得已，秀全求諸《天父聖旨》。
金田起義時，先是洪、馮二人往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避吉”。繼之，秀清亦忽病，故由朝貴主起義事，“嚐一月下凡達十餘次”。
天兄下凡，要奔波於金田與平南之間，可見秀全仍有決策權。
清軍屯於思旺，胡以晃飛書求援於金田，洪“避吉”於胡家，胡飛書求援，乃洪的旨意自不待言，一接到洪的指示，秀清便霍然而愈了。
他以天父聖旨，一改朝貴各路人馬“團圓”部署，如迅雷發動。
當時的情形是，天王在平南秘藏，而清軍屯於思旺，離平南更近。
一有動靜，金田義軍救援都來不及，故需先發製人，一舉擊破思旺之清軍，關鍵時刻，秀全緊急啟用楊秀清，按原計劃起義，發動迎主之戰。
或曰，秀清之病也，詐也，詐誰乎？從此天兄下凡漸少矣。
5、天王從思想者變成了陰謀家
洪秀全在天京逝世。大勢已去，不死何為？
不久，清軍攻克天京，太平天國失敗。曆史學家們認為，革命的失敗，是由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局限性”三個字，將曆史的本質掩蓋著。
在改朝換代的鬥爭中，農民階級從來就不是弱者，他們經常是贏家。民本主義的存在，便是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是“天聽之民”，“載舟覆舟”之民。
曾國藩就來自這樣的民。這樣的民，不僅“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且還能做帝王。這不，左宗棠就派專人將一副對聯送胡林翼轉曾國藩。
這對聯是題神鼎山的，上聯是：“神所憑依，將在德矣；”下聯是：“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投石問路，他在問胡、曾二人，學了帝王學，想成帝王業？
胡不動聲色，將此聯轉曾國藩，曾立馬將“似”字改成“未”字，然後退給了胡林翼，胡閱後，在箋尾處加了兩句：“一似一未，我何詞費？”
鼎為國之神器，問鼎就是問王權，左氏果有此一問？可能多半還是據說。
洪秀全也是“田舍郎”，兩個“田舍郎”，一個登了天子堂，一個進了禮拜堂，禮拜堂和天子堂，並非勢不兩立，問題是進了禮拜堂的人還想當天子。
連基督教都變成了王權主義，在拜上帝會裏，上帝變成了“皇上帝”，而他作為上帝之子，就該來人間做皇帝。田舍郎想當皇上，這很正常。
有人問章太炎：聽說康有為想做皇帝，是真的嗎？
章答道：我隻聽說他想當教主，沒聽說他想做皇帝。想做皇帝嘛，還算人之常情，想做教主嘛，卻未免狂妄。那人聽了，張口結舌，失語了。
戊戌變法時，就有人攻擊康有為，說他的名字有問題。名“有為”，乃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的意思；字“長素”，是高於“素王”的意思。
在章太炎看來，名“有為”還可以，字“長素”就不行了，不能想當皇帝還想當教主。皇帝嘛，有德者居之，想想還可以，至於教主，“天不變道也不變”，那就不能想入非非了。康有為是否真的這樣想過，我們不得而知，可他的老鄉和前輩洪秀全，是確確實實這樣想了，還的的確確這樣做了，結果失敗了。
革命的失敗，不在於農民是運動的主體，而在於整個運動的資源枯竭。
事實上，鎮壓這場革命運動的，也還是農民。洪秀全並沒有充分發動農民，而隻是利用“土、客”矛盾，發動了客家農民。
針對拜上帝會的田畝主張，曾國藩一針見血，指出：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僅此一點，就不能得到自耕農的支持，反而與之為敵。
太平天國運動，其實是自耕農（土）和流民（客）之爭的集中化和擴大化，倒是曾國藩將自耕農都發動起來了，士人領山農乃湘軍取勝的根本。也就是說，洪秀全的失敗，不是由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而恰恰是因為他脫離了農民。
曾國藩的勝利，首先要歸功於他建立了廣泛的統一戰線，他不僅建立了士農聯盟，還開展中外合作的洋務運動，甚至雇用洋人，組織洋槍隊直接參戰。
而拜上帝會，不僅打倒了孔孟之道，還打倒了幾乎所有的偶像，連西方的基督教也不放在眼裏了，而他所依靠的客家人，則從嶺南到江南遞減。
當洪秀全從曆史的深處發現上帝，並以上帝的名義創造曆史，用思想的三板三板斧，劈出天國的半壁江山時，真可謂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然而當他放下板斧，開始用王權的刀子雕刻曆史和人性時，他留下的卻是千瘡百孔的敗筆。
我們可以說他個人江郎才盡，但整個運動的思想資源貧乏，卻不能歸咎於他個人，而是運動所依據的思想基礎的薄弱。洪、楊內訌，不能完全歸結為權力之爭，思想資源的短缺，也會造成嚴重分歧，隻好玩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戲。
運動需要思想，需要生生不息的思想。洪將思想的吊桶，深入到三代的古井裏，汲取“神化”之源泉，而源泉漸已枯竭，他對於運動提不出新的綱領。
於是，思想背景比他簡單的多的楊秀清，以民間司空見慣的方式，從天父那兒汲取靈感，以天父下凡的名義指導運動，運動也就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
喪失了思想的運動，隻能依靠陰謀。洪秀全從思想者變成陰謀家，他借了另一個陰謀家的手殺死楊秀清。從此，運動不再有思想，卻不斷繁殖著陰謀。
洪秀全，終於從思想者，墮落為陰謀家，而以加速度自取滅亡。
6、天王陰謀“三步曲”
洪秀全的算計，早在金田起義之前就已開始。
那時，洪本來是去投靠馮雲山，可他卻利用馮雲山入獄，起用了蕭朝貴和楊秀清，用巫術將馮排擠。馮是君子，被人算計而不知。
蕭最早看透了洪，難免惡言惡語，金田起義時，洪又與楊秀清合作，將蕭朝貴排擠，所以永安建製時，原來五王共和，改為皆受東王節製。
馮、蕭二王，力戰而死，看似偶然，實亦欲以死明誌。
洪、楊合作，從表麵上看，楊飛揚跋扈，占盡上風，實則洪已陰結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握有絕對優勢，卻以忍辱蠱惑楊的野心，並煽動韋、石二人。
韋與楊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殺手，洪佯裝不知，待韋殺夠了人，就以石氏來號召，再將韋殺掉，看似平民憤，其實是殺人滅口。
一個文不得、武不得的家夥，竟然一步步走向專製。
第一步，依靠楊、蕭二人，不惜以巫術確認其教權的合法性。
天國初期，教權由天父、天兄、天王三權分立，而以天王代理；政權乃五王共和，馮、楊、蕭、韋、石都有自己一份實力，而洪沒有，故政教分離。
因此，洪地位雖高，而實力卻有限，沒有實力，哪來實權？
第二步，洪欲從教權進入政權，便拉攏楊秀清，實施政教合一，先從教權內排除蕭朝貴，使教權從三權分立，政權從五王共和，同歸於二王分治。
在二王分治的格局裏，洪成了宗教領袖和國家元首，取得了名義上的最高領導權，而楊在教權上保留了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在政權上節製諸王。
這就是為什麽太平天國政權自有平山登基之後，還要有永安建製。平山登基，確立了三權分立和五王共和，而永安建製則以二王分治打破了這格局。
平山登基以三權分立排擠了馮雲山，永安建製以二王分治排擠了蕭朝貴，此二人者，一為洪秀全老友，一為楊秀清老友，洪楊合謀排擠了老朋友。
本來，二王分治，一掌教，一執政，也能共和。可政教合一後，權力交叉。洪執掌教權，楊卻能代天父立言；楊執掌政權，卻須奉洪為天王。
兩人分庭抗禮，而天王示弱，東王用強。東王不僅在政權上將天王掛起來，在教權上，還常以天父下凡占據上風，甚至以天父名義棍責天王。
誰要天王當年接受了天父下凡所賦予他的權力合法性？有一利，就有一弊，偷吃了一回天父的禁果，從此就要忍受天父的折磨，他好難過，卻忍著。
而動不動就拿天父來演戲的東王，其本來麵目日漸暴露，此術久用必敗，何況用來作惡！天王用弱，獲得普遍同情；東王用強，日久失人心。
翼王東征，安定了東南半壁，東王伸手來要最高權力——逼天王封他萬歲，連名義都要拿走，二王分治已經走到了盡頭，該出手時就出手！
東王一味用強，卻不知天王早已安排妥當。東王自以為握有軍政大權，可西征以後，兵權都歸了翼王，有了翼王聲援，誰敢向天王下手？
石達開與馮雲山相知，當年，他率領自家宗族起義，立馬投奔馮去，他有實力，且多智，少年英雄，風雲際會，給太平天國運動帶來青春氣息。
他一味打仗，不問政治，對天父下凡之類的鬼把戲，從來就不感興趣，卻認定馮、洪一體，馮不在了，就跟洪走，天京事變，他也有預謀。
可天王知道，讓他去誅殺東王，他肯定下不了手，他講義氣，是性情中人，不喜歡這樣的陰謀。可天王有了保護者還不夠，他還需要殺手。
於是，天王跟北王結成盟友，虧了天王有眼力，一眼就能看透。同在東王屋簷下，一起低過頭，陰謀，眼神就能交流，隻要握一握手。
韋昌輝動手了！原以為，殺個把人是小手術，沒想到是惡性腫瘤，一刀下去，癌細胞就擴散了。跟著，一刀接一刀，越殺越收不住了。
洪與韋、石單線聯係，他既沒有製止韋的殺戮，也沒有通知韋，要讓石回來安定大局，他這樣安排，使韋、石相疑，殺戮蔓延石的家室。
於是，天國將士無不以為韋氏罪大惡極，人人皆欲殺之。
翼王舉兵，而天王誅之，韋氏死不瞑目矣。天王躲在深宮裏，可憐似漢獻帝，韋氏替他開了劫，他以數萬天國將士做劫材，以打劫自娛。此劫無他，不過想做王而已。他一開劫，就找到了做王的感覺，因此，他要把打劫進行到底，打出一個真“秀全”——“禾乃人王”――我才是真命天子來。
他以韋殺楊，以石誅韋，三下五除二，原來五個王，如今隻剩下翼王了，是與翼王分治，還是由他專製？當然要專製，翼王成了絆腳石。
不專製，做王還有什麽意思？赤手空拳，熬了這麽多年，終於熬到了這一天，他要揚眉吐氣做真王了，可偏偏還留著翼王這麽根刺。
他決定，不管這根刺有多粗，有多硬，他都要拔掉。
石達開當然也明白自己的處境，與洪合作，要麽等死，要麽取而代之。他既不想等死，也不想取而代之，怎麽辦？唯一的辦法——走！
就這樣，洪秀全才真正成了“秀全”——我乃人王！
7、傳教士羅孝全的逃離和控訴
1850 年，英國人在上海創辦《華北捷報》。
該報，又名《華北先驅報》，或《先鋒報》，是一份供外國僑民閱覽的英文周刊，一直關注太平天國運動，曾多次報道翼王石達開的消息。
稱讚石達開的安慶改製，使人們在新統治下，各務本業。
讚他對所統屬的人民盡情撫慰，同時深得部下兵將的愛戴。
還報道了傳教士去謁見忠王李秀成的經過和觀感，在與李秀成的交談中，他們提起曾在上海和香港兩地，保護過幹王洪仁軒，還特意提到了天王的老朋友羅孝全，告訴李秀成羅孝全還在華南，然後請求與天國政權開展貿易。
後來，羅孝全來天京拜謁他當年的弟子洪秀全，留在天京了一段時間，不久就逃走了。逃出來以後，還是在這張報紙上，椎心泣血控訴天王。
曾國藩從衡陽出師時，發布《討粵匪檄》。斥粵匪無廟不焚，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掃地蕩盡，乃名教之奇變，為鬼神所共憤。
他一語破的，點到了洪秀全的政治死穴，高舉起名教旗幟。
他以“名教”二字，動員士林；以“鬼神”二字，發動百姓。而洪秀全既要衝破“名教”，又要打倒“鬼神”，可想而知，他怎能繼續政治動員？
他還有一塊“上帝”的牌子，那是他的政治資本，可傳教士偏偏揭穿了這個冒牌的“上帝”。而否定他最堅決的，又偏偏是他當年的宗教導師。
羅孝全驚魂未定，就在這張報紙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說：
我自1847年成了洪秀全的宗教導師，就盼他南麵稱王，能為中國造福。
從那時起，我就是他所領導的這場革命運動的朋友，在並未有損於作為救世主使者的高貴身分的情況下，我始終如一地用言行來支持這場革命。但是，和他們相處了十五個月，並且仔細觀察了他們在政治、商業以及宗教上的許多做法之後，我幡然悔悟，現在，我要全力反對他們，就像當初支持他們那樣。
我認為，我這樣做是有充足的理由的。這絕不是我和洪秀全之間有什麽個人恩怨，他一向對我優禮有加。隻不過是，我覺得他是個瘋子，又缺乏一個起碼的像個樣子的政府，根本就無法治理國家，他和他那些苦力出身的頭領們，甚至也無力去組織一個對老百姓來說，哪怕是堪與舊王朝匹敵的政府。
他性格暴戾，對下屬動輒大發雷霆，一個人，不論男的女的，隻因“一句話說錯”，便不經審判，而立即慘遭殺害。他反對做生意，我在那裏時，他的下屬就有十二、三個人，隻因在城裏經商而被他殺害，他對外國人想來這裏，不論在城裏城外，進行一點合法貿易的每一個要求，都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
他所標榜的宗教信仰，以及設立的形形色色的禮拜堂，結果成了一出鬧劇，不但無助於基督教的傳播－—反而有害，其作用，隻不過是為了傳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而設計的一台機器而已，借此把他自己與耶穌等同起來。
他把耶穌基督、天父、他自己以及他的兒子，組成為一個淩駕於一切的上帝。任何一個傳教土，若是不相信他那神聖的職位有如此崇高，因而不照此宣傳他的政治宗教，就無法在這群造反者中間平安度日，保住他的性命和財產。
我來到之後不久，他曾對我說過：如果我不信仰他，我就要毀滅，就如同猶太人不信仰救世主得到的下場那樣。當時我絲毫不曾料到，有朝一日，我竟然在他的京城受到他手下的一個惡棍欺壓，用刀劍幾乎把我逼到這種地步。
苦力出身的幹王，一個道道地地的香港苦力，受魔鬼的慫恿，毫不畏懼眼前的上帝，本月十三日星期一這天，帶著滿臉殺氣，肆無忌憚地闖進了我的寓所，未加任何警告，毫無來由地當著我的麵，親手揮動長劍殺死了我的一名仆役。
他殺死這個無依無靠無辜的孩子後，惡魔似的向他的頭顱猛撲過去，用腳狠狠地踩，全然不顧我在他開始行凶時，就向他苦苦哀求饒恕這孩子一條命。
不僅如此，他還對我本人竭盡淩辱之能事，企圖以此來激怒我，授他以口實，以便象殺害我愛之如子的那個可愛的孩子那樣，把我也殺掉，我當時是這樣想的，現在也還這樣認為。他向我破口大罵，使出瘋子般的蠻勁奪過我坐的那條板凳，把一杯殘茶潑到我臉上，接著又抓住我狠命地搖晃；一個巴掌打在我右頰上。
這時，作為我主的使者，我遵照耶穌的教導，把臉頰側轉過去，他遂即用右手在我的左頰上打了一記更響亮的耳光，我的耳朵頓時轟鳴起來。
此時，他察覺到，他已無法激怒我用言語或行動去觸犯他，似乎變得更加蠻橫了，像一條狗似的向我狂吠起來，想把我趕出屋去。對我這個天王所寵信的人尚且如此，又有哪一個傳教土或商人能對這夥人放心呢？於是，我對這裏的傳教事業感到絕望了，對這場運動會有什麽成就也已感到絕望，就離開了他們。
這樣的控訴極為有力，可他還憤憤難平，又補寫了一個追記：
幹王不僅像個殺人犯，而且是個強盜，他不肯把我的衣物、書籍、雜誌送還給我。盡管我等了整整十天，他和其他人也一致同意還給我，但他仍然扣住這些東西不放，送來的衣物少得可憐，致使我在這冷風刺骨的嚴冬沒有足夠的衣服禦寒：更可惡的是，他不準我的兩名仆役和助理牧師離城和我一同返回家園。
他和城裏的一些人還在施展各種手段想把我弄回城裏。十分可能，他們想把我下獄或處死 ——雖然給我扣不上什麽罪名，對我的助手和仆役也扣不上任何罪名。就連喝醉了酒的食人生蕃，也幹不出比這更殘忍、更卑劣的事來。
曾氏《討粵匪檄》一出，士林便捐銀助餉，風起雲湧，跟他去衛道。
羅孝全的公開信一出，更是釜底抽薪，連上帝這把火也要熄滅了。對羅而言，真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連羅也鬧翻了，洪破罐子破摔，摔出王權主義！
劉剛 冬君
1、源於古史的天王宗教體驗
天象示警，廣東發生了看似不相幹的兩件事：
洪秀全在廣州應試，第四次落第，回花縣老家，撤去塾中孔子像，改信上帝；兩廣總督祁某奏請開製器通算一科，被禮部議駁，以老病乞休。
這兩件事都與科舉製有關，微妙的國運，係於科舉一線。
洪秀全是被科舉製淘汰下來的小角色，可他振臂一呼，卻成了掀天揭地的大人物。一個四次落第的秀才，在絕望中，認定上帝能拯救他，那種如釋重負的快感，決非柳暗花明所能形容，而是一種真正的絕處逢生的感覺。
曆史上，我們看慣了英雄末路的沮喪，聽夠了懷才不遇的喟歎，我們已經習慣於欣賞這種苦澀的美感，這種美感早已構成我們曆史觀的一部分。
太平天國運動的靈感來源於基督教，而其信念卻根植於中國古史，洪秀全以一個嶄新的詮釋將二者溝通，賦予了運動靈魂。他在《原道覺世訓》裏說：
中國上古時，君民一體，都拜上帝，自秦皇迷於神仙，狂悖而死，曆朝效尤，至宋徽宗，改皇上帝尊號，至今已曆六七百年，天下人已惘然不識皇上帝。
他認為，文明初期，東西方文化同根共源，皆尊上帝。西方文化將上帝之路進行到底，而中國文化則歧路亡羊，一不留神，便遁入了鬼路。
如果我們將拜上帝的文化稱之為“神化”，將崇拜聖人的文化稱之為“聖化”，那麽遁入鬼路的文化就一定是“聖化”了。他在《天條書》裏說道：
當初中國、番國，都是走拜皇上帝這條大路，但是，西洋各番國行這條大路到底，中國行這條大路，近一二千年則差入鬼路，致被閻羅妖所捉。
而標榜“聖人”的孔子，竟然僭越上帝，當然要被上帝嚴厲斥責。
他在《太平天日》裏，將妖魔作怪，歸咎於孔丘教人之書多錯。連耶穌都被孔子教壞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對耶穌說：這是孔丘留下來的書，就是你在凡間所讀的書，這書全錯了，連你讀了，都被這樣的書教壞了。並指責孔丘，說：你為什麽要教人這樣糊塗了事，讓凡人都不知道我，你要讓你的名聲比我還大嗎？
孔子之後，聖人取代上帝成為文化的主宰者。通觀25史，我們發現，其中涉及到上帝的條目為1247條，卷數為398卷；而涉及到孔子的條目為2805條，卷數為880卷。孔子的內容是上帝的兩倍多，怪不得洪秀全借上帝之口說：“爾（孔子）聲名反大過於朕乎？”洪秀全能發現這一點，也算個天才了。
太平天國設添刪書衙，刪改四書五經，稱孔子為“孔某”，在“上帝”二字之前率加“皇”字。耶穌的原則是“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政教分離，各司其職，洪秀全加一“皇”字，將基督精神納入王權主義，使政教合一。
對於這場中國化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基督教運動，唯物主義的曆史學家們，從曆史動力的角度，作了很高的評價，可真正的基督徒的評價卻截然相反。
英國傳教士艾約瑟（1823— 1905）在訪問天京之後，發現洪秀全瘋了，因為洪硬逼著傳教士承認太平王朝是天國，南京是基督教和世界帝國的中心，……而他和他的兒子，是上帝和基督在地上的人人可以見到的代表。富禮賜在《天京遊記》中，以一種輕蔑的口吻寫道：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麽東西，天王是一個最為頑固的、不能匡正的異端之徒，天主教教皇如有權治他，早就把他燒死了。
然而，這個異端是從中國古史裏跑出來的，他的來路不一樣。
2、天王權力的合法性來源
據說，金田起義時，洪秀全沒有露麵。
那時，他“避吉”在鄉下胡以晃的家裏。
曆史事實的小蟲子，往往蛀穿邏輯，一個細節改變了定式。
通常我們都認為，在曆史的緊要關頭，革命領袖都是登高一呼，叱吒風雲，我們的曆史教科書，就將這樣的曆史圖式，烙在我們的記憶裏。
以至於，不惜用這樣的圖像記憶，誘導曆史事實。
事實是，金田起義，洪秀全不在現場，是楊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義，粹然發動之。有關這方麵的研究，可見薑濤論文《金田起義再辨析》。
至於天王東鄉登基，就更是政治幌子，其實，他在平山就已登基。
這位天王，嗜王如狂，自天啟之後，即改名“秀全”，“秀全”者，二字拆開——“禾乃人王”，借“禾”為“我”，意即“我乃人王”。
其王權合法性來源，當然來自天父、天兄，天父是最高主宰者，而天兄則是救世主，因此，天王救世，要直接對天兄負責，而最高指示來自天父。
這樣就為天王的權力合法性來源，提供了一個宗教的依據。
馮雲山缺乏這方麵的宗教靈感，從根本上來說，他還是個儒生，在骨子裏，仍然受著儒教理性的約束，雖為運動巨擘，但其神化作用卻有限。
前麵我們提到，洪秀全的上帝觀念，其靈感源於古史，而天父天兄附體儀式，則來自廣西民間“降僮”，乃史官文化加上巫覡文化並西化的產物。
“降僮”，是指神靈附於人體上而為靈媒——僮子。
神靈附體時，僮子一改常態，全身顫動，或閉眼，口流白沫，代神言語，而為神諭；或以刀劍砍身，針錐穿舌，而不流血，以顯神功。
此類巫術，在我國，滿蒙謂之“薩滿”，嶺南稱為“僮子”。
上帝會素以雲山為謀主，而奉秀全為尊，迨雲山係獄，秀全他往，眾心惶惑，莫知所為。於是降僮多出，皆托為神言，諸說紛紜，會眾莫辨。
楊秀清初未入雲山法眼，然其心甚大，目此種種，皆怪力亂神，缺乏宗教的根底，而欲以天父靈媒統一之，撥亂反正，使之歸於上帝會宗旨。
當其托天父降體時，出言肅穆，舉人陰私，無不畢中，複勸人為善，信仰上帝，眾人既驚且懼。他的好友蕭朝貴嚐為僮師，信從者多，助之。
雲山倡上帝會於紫荊山時，“朝貴初未之與。”
秀全救雲山未果，自粵東反，寓蕭朝貴家中，對於楊、蕭所為，心照不宣，於是，朝貴複托天兄下凡，與秀全對話，號稱《天兄聖旨》。
戊申年（1848）十月二十四日天兄第二次下凡。洪秀全問：天兄，我們天父身穿黑龍袍，小弟還記得也。但天父頭上所戴，小弟卻不記得矣。
天兄答曰：爾升高天，見過天父多少，爾就忘記乎？天父金須拖在腹，頭戴高邊帽，身穿黑龍袍，其坐裝兩手覆在膝。
洪問：天兄，小弟在獅旺遇難時，見無數天使來救小弟。
天兄答：那時不是差兵將救爾，恐爾難矣。
洪又問：有數婦人焉，是誰乎？
答曰：其中有一是高天爾妻子也。
是年冬，天兄又下凡，洪問：小弟當時升高天，天父及天兄送小弟下凡時，門首有紙票用銀硃筆寫雲：“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其來曆如何乎？
天兄答：爾就忘記乎？此七字是高天寫來，那時天父同朕差兵權送此七字在爾門首，畀爾作憑據。爾當時升高天戰勝妖後，天父封爾為天王大道君王全。今高天爾有殿在東廓，爾就忘記麽？
洪答曰：天兄題起頭，小弟卻知尾矣。
天兄又告誡道：但爾稱王，不得稱帝，天父才是帝也。
洪答曰：遵天兄命。
同年十二月初七日，蕭托天兄下凡時，曾暗示洪懇求天父，準其“早正大位”，卻沒有得到天父——楊秀清首肯。
楊、蕭既得誌，頗以神化秀全為己任。
庚戌年（1850年）二月二十三日，天兄“勞心下凡，時在平山”。
天兄問道：秀全，爾穿起黃袍麽？洪對曰：然也。
天兄道：要避吉，不可命外小見，根基不可被人識透也。
洪對曰：遵天兄命。
用“降僮”術，解決了天王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問題。
3、天王新思維及其合作者
耐人尋味的是洪秀全。
他在“降僮”事件中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
薑濤認為，沒有他全力支持，楊、蕭二人難成氣候。
可按照瑞典牧師韓山文著《太平天國起義記》的說法，楊、蕭先後下凡時，洪秀全不在紫荊山，後來，他同馮雲山一起回廣西，認可了他們。
韓山文的說法，得自洪仁??歡?舛衛?泛槿詩並未親曆，他也是後來聽說的，可能主要還是聽洪秀全說的，那時洪、楊已經內訌，洪言不足信。
據《天兄聖旨》來看，卻不是那麽回事，至少從戊申年（1848）十月到己酉年正月，洪秀全在紫荊山，並與天兄——蕭朝貴，有過多次對話。
這些對話表明，所謂天父、天兄降凡活動，洪秀全是參與了的。
然而，楊、蕭頗務威權，汲汲乎位望，起初，還以雲山首唱拜上帝會，不敢居其上，便借了天兄降凡，以天兄之口問洪秀全：朝貴如何？
秀全乃曰：天下萬國都靠秀清、朝貴二人。這邊幫手不是十分幫手，秀清、朝貴乃真十分幫手。他人是學成、煉成，秀清、朝貴是天生自然也。
這次降凡活動，秀全的表態，並非消極的天言難逆，而是徹底授權。
他的授權，不是被逼無奈，而是他必須在此時，給楊、蕭二人作個交待，為他的新思維，在人事上做個新的安排，雲山出獄後，他必須這樣表態。
他是運動的思想者，而馮是運動的組織者，起初，他倆思想一致。
以基督教的上帝為前提，反對一切偶像崇拜，反對所有怪力亂神。可隨著運動的深入，他發現外來的上帝，在發動民眾方麵，作用很有限。
尤其是在賦予他天王權力合法性方麵，從基督教裏麵很難產生靈感，馮雲山在紫荊山經營多年沒有進展，致使運動蟄伏於民間，未能形成爆發的局麵。
運動要有新進展，首先就要解決他的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問題，使他作為真命天子登基，這時，他的目光便從基督教的上帝轉向中國古史裏的上帝。
他本來反對巫術，這時卻要用巫術來確認自己，以基督教的上帝為皈依，這是無法理解的。可是，一旦回到我國古史的背景裏，便覺此為必然。
何以這樣說呢？因為，我國古史裏的上帝，就是通過巫覡與人溝通的。究天人之際的，先是巫，然後才是史，巫拜上帝，而史尊孔子，他取巫而棄史。
所以，他的上帝並非一味的基督教式的，而是中體西用的。他以基督教的上帝為引子，進入古史中的上帝，穿透曆代王朝史，回到王朝之前的古史。
他的思想有了這樣的飛躍，作為讀書人出身的馮雲山反而難以理解，再依靠馮雲山，運動很難有新進展，而不識字的楊秀清、蕭朝貴，卻舉一反三。
事實也證明，他的新思維的確推動了運動的進展，而楊、蕭二人則成了他的新思維的合作者。在他的新思維裏，上帝不再是“神道設教”的工具，而是最高目的和絕對意誌，所謂天命和天道都出於上帝，而曆史要以神道為歸依。
天父天兄下凡，較之“篝火狐鳴”之類，已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說“篝火狐鳴”隻是鬼道中的鬼把戲，那麽神道之曆史則從天父天兄下凡開始。
楊、蕭二人，成了他開創新曆史的合作者，楊、蕭神靈附體，借用了天父天兄名義，為他的權力合法性奠基，而其他“降僮”則為怪力亂神一類。
待馮雲山出獄時，他們三人已經用新思維做了一個新局。
他用楊、蕭二人，確立了權力合法性，實現了平山登基。
天王出世，克服了信仰危機，他以天王名義，發動起義。
4、洪、楊、蕭“三權分立”
天王用新思維，為起義做了思想和輿論的準備。
登極前後，遠近各處上帝會首領，先後來到平山，朝覲天王，聆聽天父、天兄聖旨。天王為什麽要在平山登基？因為平山是楊秀清的根據地。
據載，楊秀清遷居廣西桂平紫荊山內平在山新村，已曆數代。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廣西二·潯州府·桂平縣”雲：
“紫荊山，府北五十裏。自山而北，岩壑深廣，山為傜、僮門戶。”平山即平在山，也稱平隘山，就在這裏。往北約百餘裏，“皆叛傜出沒處也”。
府西北五十裏有弩灘，“當大藤峽口，水湧而迅，勢如發弩，因名。”嘉靖五年，傜酋據弩灘為亂，朝廷發兵，誘殺傜酋，討平其弟，大費周折。
往西北再行約百裏，“大山夾江，自象州武宣縣而南，綿亙數百裏，山勢險峻，叛傜出沒於此。”峽口有大藤，如橋梁，叛傜作亂，斷其藤。
山是自由的屏障，山中之民多自由精神，易受巫蠱，宜以神諭。
秀清，五歲失怙，九歲失恃，其叔憐而撫之，長成山中之民。
及長，燒炭為業，家貧，而廬中常請客，以賣炭錢負竹筒入市沽酒，歸而饗客，浩歌道上，掉臂天門，乃龔定庵 “有大音聲起”之詩讖者也。
自由之人，倘佯於叛逆的山水之間，真可謂得大自在。
馮雲山至桂平，深入紫荊山中，他與蕭朝貴率炭徒從之。
然雲山士子，其所倚重者讀書人而已，故其能識石達開，卻不識楊秀清也。陶短房《天國誌·東王世家》雲：“秀清、朝貴等雖勤勉，初未之奇也。”
“乃至雲山等為生員王作新扭去，會眾執械奪回，秀清皆未與焉。”
其時，洪秀全自粵東至，於此叛傜之地，謀立國之舉。
有女子楊雲嬌，自言其夢遇天父，諭天使東來，當從之。
未幾，秀清叔楊慶修卒，秀清命童子詐以慶修附體，曰：
“三七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爾民極。”
秀全竊喜，“禾乃”，“秀”也，“人坐一土”，“全”也，蓋以天命歸矣。故楊、蕭二人，雖不為雲山所識，卻為秀全所倚——神化矣！
雲山能為天國建製，卻不會神化秀全，故漸受排擠。
以天父、天兄、天王名義，洪、楊、蕭形成三位一體，並以巫化的宗教儀式虛構了三權分立，楊代表天父，蕭代表天兄，他是人間天子。
這三個代表來到人間，他起誓：稱王不稱帝。不稱帝，意味著三權分立，以皇上帝為最高主宰，三人有分歧，皇上帝仲裁之，而秀清代帝立言。
這意味著，最後決定權，落到楊秀清的手裏，按理，秀清不應任實事，要少發言，因為救世乃天兄耶穌之職，天兄歸天，則以天弟繼之。
故金田起義前，天兄頻頻下凡，我們所見的材料，多是《天兄聖旨》。
秀全登極，躊躇滿誌，有時情不自禁將龍袍穿起來，酷斃！
又多蓄姬妾，房事無度，眾女銜冤，乃至於咬牙切齒。於是，天兄不厭其煩，屢屢下凡，脅眾女以白刃，令一從秀全之欲，由是而有輕秀全之心。
《天國誌·西王世家》雲：“然朝貴頗嫉讀書人，每以反語嘲洪、馮等，逼其自認無用。”而秀清雖不識字，卻喜與讀書人語，漸與洪親密。
朝貴“樹威權，無所不用其極”，還以天兄下凡的名義泄其私憤。
“有陳庚者，值天兄下凡，應對太速，竟受杖五十。”
“複與養父親子蕭朝隆不合，乃假天之手，必杖責而後已。”
故天兄形象漸失，蜚語漸起，不得已，秀全求諸《天父聖旨》。
金田起義時，先是洪、馮二人往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避吉”。繼之，秀清亦忽病，故由朝貴主起義事，“嚐一月下凡達十餘次”。
天兄下凡，要奔波於金田與平南之間，可見秀全仍有決策權。
清軍屯於思旺，胡以晃飛書求援於金田，洪“避吉”於胡家，胡飛書求援，乃洪的旨意自不待言，一接到洪的指示，秀清便霍然而愈了。
他以天父聖旨，一改朝貴各路人馬“團圓”部署，如迅雷發動。
當時的情形是，天王在平南秘藏，而清軍屯於思旺，離平南更近。
一有動靜，金田義軍救援都來不及，故需先發製人，一舉擊破思旺之清軍，關鍵時刻，秀全緊急啟用楊秀清，按原計劃起義，發動迎主之戰。
或曰，秀清之病也，詐也，詐誰乎？從此天兄下凡漸少矣。
5、天王從思想者變成了陰謀家
洪秀全在天京逝世。大勢已去，不死何為？
不久，清軍攻克天京，太平天國失敗。曆史學家們認為，革命的失敗，是由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局限性”三個字，將曆史的本質掩蓋著。
在改朝換代的鬥爭中，農民階級從來就不是弱者，他們經常是贏家。民本主義的存在，便是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是“天聽之民”，“載舟覆舟”之民。
曾國藩就來自這樣的民。這樣的民，不僅“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且還能做帝王。這不，左宗棠就派專人將一副對聯送胡林翼轉曾國藩。
這對聯是題神鼎山的，上聯是：“神所憑依，將在德矣；”下聯是：“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投石問路，他在問胡、曾二人，學了帝王學，想成帝王業？
胡不動聲色，將此聯轉曾國藩，曾立馬將“似”字改成“未”字，然後退給了胡林翼，胡閱後，在箋尾處加了兩句：“一似一未，我何詞費？”
鼎為國之神器，問鼎就是問王權，左氏果有此一問？可能多半還是據說。
洪秀全也是“田舍郎”，兩個“田舍郎”，一個登了天子堂，一個進了禮拜堂，禮拜堂和天子堂，並非勢不兩立，問題是進了禮拜堂的人還想當天子。
連基督教都變成了王權主義，在拜上帝會裏，上帝變成了“皇上帝”，而他作為上帝之子，就該來人間做皇帝。田舍郎想當皇上，這很正常。
有人問章太炎：聽說康有為想做皇帝，是真的嗎？
章答道：我隻聽說他想當教主，沒聽說他想做皇帝。想做皇帝嘛，還算人之常情，想做教主嘛，卻未免狂妄。那人聽了，張口結舌，失語了。
戊戌變法時，就有人攻擊康有為，說他的名字有問題。名“有為”，乃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的意思；字“長素”，是高於“素王”的意思。
在章太炎看來，名“有為”還可以，字“長素”就不行了，不能想當皇帝還想當教主。皇帝嘛，有德者居之，想想還可以，至於教主，“天不變道也不變”，那就不能想入非非了。康有為是否真的這樣想過，我們不得而知，可他的老鄉和前輩洪秀全，是確確實實這樣想了，還的的確確這樣做了，結果失敗了。
革命的失敗，不在於農民是運動的主體，而在於整個運動的資源枯竭。
事實上，鎮壓這場革命運動的，也還是農民。洪秀全並沒有充分發動農民，而隻是利用“土、客”矛盾，發動了客家農民。
針對拜上帝會的田畝主張，曾國藩一針見血，指出：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僅此一點，就不能得到自耕農的支持，反而與之為敵。
太平天國運動，其實是自耕農（土）和流民（客）之爭的集中化和擴大化，倒是曾國藩將自耕農都發動起來了，士人領山農乃湘軍取勝的根本。也就是說，洪秀全的失敗，不是由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而恰恰是因為他脫離了農民。
曾國藩的勝利，首先要歸功於他建立了廣泛的統一戰線，他不僅建立了士農聯盟，還開展中外合作的洋務運動，甚至雇用洋人，組織洋槍隊直接參戰。
而拜上帝會，不僅打倒了孔孟之道，還打倒了幾乎所有的偶像，連西方的基督教也不放在眼裏了，而他所依靠的客家人，則從嶺南到江南遞減。
當洪秀全從曆史的深處發現上帝，並以上帝的名義創造曆史，用思想的三板三板斧，劈出天國的半壁江山時，真可謂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然而當他放下板斧，開始用王權的刀子雕刻曆史和人性時，他留下的卻是千瘡百孔的敗筆。
我們可以說他個人江郎才盡，但整個運動的思想資源貧乏，卻不能歸咎於他個人，而是運動所依據的思想基礎的薄弱。洪、楊內訌，不能完全歸結為權力之爭，思想資源的短缺，也會造成嚴重分歧，隻好玩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戲。
運動需要思想，需要生生不息的思想。洪將思想的吊桶，深入到三代的古井裏，汲取“神化”之源泉，而源泉漸已枯竭，他對於運動提不出新的綱領。
於是，思想背景比他簡單的多的楊秀清，以民間司空見慣的方式，從天父那兒汲取靈感，以天父下凡的名義指導運動，運動也就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
喪失了思想的運動，隻能依靠陰謀。洪秀全從思想者變成陰謀家，他借了另一個陰謀家的手殺死楊秀清。從此，運動不再有思想，卻不斷繁殖著陰謀。
洪秀全，終於從思想者，墮落為陰謀家，而以加速度自取滅亡。
6、天王陰謀“三步曲”
洪秀全的算計，早在金田起義之前就已開始。
那時，洪本來是去投靠馮雲山，可他卻利用馮雲山入獄，起用了蕭朝貴和楊秀清，用巫術將馮排擠。馮是君子，被人算計而不知。
蕭最早看透了洪，難免惡言惡語，金田起義時，洪又與楊秀清合作，將蕭朝貴排擠，所以永安建製時，原來五王共和，改為皆受東王節製。
馮、蕭二王，力戰而死，看似偶然，實亦欲以死明誌。
洪、楊合作，從表麵上看，楊飛揚跋扈，占盡上風，實則洪已陰結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握有絕對優勢，卻以忍辱蠱惑楊的野心，並煽動韋、石二人。
韋與楊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殺手，洪佯裝不知，待韋殺夠了人，就以石氏來號召，再將韋殺掉，看似平民憤，其實是殺人滅口。
一個文不得、武不得的家夥，竟然一步步走向專製。
第一步，依靠楊、蕭二人，不惜以巫術確認其教權的合法性。
天國初期，教權由天父、天兄、天王三權分立，而以天王代理；政權乃五王共和，馮、楊、蕭、韋、石都有自己一份實力，而洪沒有，故政教分離。
因此，洪地位雖高，而實力卻有限，沒有實力，哪來實權？
第二步，洪欲從教權進入政權，便拉攏楊秀清，實施政教合一，先從教權內排除蕭朝貴，使教權從三權分立，政權從五王共和，同歸於二王分治。
在二王分治的格局裏，洪成了宗教領袖和國家元首，取得了名義上的最高領導權，而楊在教權上保留了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在政權上節製諸王。
這就是為什麽太平天國政權自有平山登基之後，還要有永安建製。平山登基，確立了三權分立和五王共和，而永安建製則以二王分治打破了這格局。
平山登基以三權分立排擠了馮雲山，永安建製以二王分治排擠了蕭朝貴，此二人者，一為洪秀全老友，一為楊秀清老友，洪楊合謀排擠了老朋友。
本來，二王分治，一掌教，一執政，也能共和。可政教合一後，權力交叉。洪執掌教權，楊卻能代天父立言；楊執掌政權，卻須奉洪為天王。
兩人分庭抗禮，而天王示弱，東王用強。東王不僅在政權上將天王掛起來，在教權上，還常以天父下凡占據上風，甚至以天父名義棍責天王。
誰要天王當年接受了天父下凡所賦予他的權力合法性？有一利，就有一弊，偷吃了一回天父的禁果，從此就要忍受天父的折磨，他好難過，卻忍著。
而動不動就拿天父來演戲的東王，其本來麵目日漸暴露，此術久用必敗，何況用來作惡！天王用弱，獲得普遍同情；東王用強，日久失人心。
翼王東征，安定了東南半壁，東王伸手來要最高權力——逼天王封他萬歲，連名義都要拿走，二王分治已經走到了盡頭，該出手時就出手！
東王一味用強，卻不知天王早已安排妥當。東王自以為握有軍政大權，可西征以後，兵權都歸了翼王，有了翼王聲援，誰敢向天王下手？
石達開與馮雲山相知，當年，他率領自家宗族起義，立馬投奔馮去，他有實力，且多智，少年英雄，風雲際會，給太平天國運動帶來青春氣息。
他一味打仗，不問政治，對天父下凡之類的鬼把戲，從來就不感興趣，卻認定馮、洪一體，馮不在了，就跟洪走，天京事變，他也有預謀。
可天王知道，讓他去誅殺東王，他肯定下不了手，他講義氣，是性情中人，不喜歡這樣的陰謀。可天王有了保護者還不夠，他還需要殺手。
於是，天王跟北王結成盟友，虧了天王有眼力，一眼就能看透。同在東王屋簷下，一起低過頭，陰謀，眼神就能交流，隻要握一握手。
韋昌輝動手了！原以為，殺個把人是小手術，沒想到是惡性腫瘤，一刀下去，癌細胞就擴散了。跟著，一刀接一刀，越殺越收不住了。
洪與韋、石單線聯係，他既沒有製止韋的殺戮，也沒有通知韋，要讓石回來安定大局，他這樣安排，使韋、石相疑，殺戮蔓延石的家室。
於是，天國將士無不以為韋氏罪大惡極，人人皆欲殺之。
翼王舉兵，而天王誅之，韋氏死不瞑目矣。天王躲在深宮裏，可憐似漢獻帝，韋氏替他開了劫，他以數萬天國將士做劫材，以打劫自娛。此劫無他，不過想做王而已。他一開劫，就找到了做王的感覺，因此，他要把打劫進行到底，打出一個真“秀全”——“禾乃人王”――我才是真命天子來。
他以韋殺楊，以石誅韋，三下五除二，原來五個王，如今隻剩下翼王了，是與翼王分治，還是由他專製？當然要專製，翼王成了絆腳石。
不專製，做王還有什麽意思？赤手空拳，熬了這麽多年，終於熬到了這一天，他要揚眉吐氣做真王了，可偏偏還留著翼王這麽根刺。
他決定，不管這根刺有多粗，有多硬，他都要拔掉。
石達開當然也明白自己的處境，與洪合作，要麽等死，要麽取而代之。他既不想等死，也不想取而代之，怎麽辦？唯一的辦法——走！
就這樣，洪秀全才真正成了“秀全”——我乃人王！
7、傳教士羅孝全的逃離和控訴
1850 年，英國人在上海創辦《華北捷報》。
該報，又名《華北先驅報》，或《先鋒報》，是一份供外國僑民閱覽的英文周刊，一直關注太平天國運動，曾多次報道翼王石達開的消息。
稱讚石達開的安慶改製，使人們在新統治下，各務本業。
讚他對所統屬的人民盡情撫慰，同時深得部下兵將的愛戴。
還報道了傳教士去謁見忠王李秀成的經過和觀感，在與李秀成的交談中，他們提起曾在上海和香港兩地，保護過幹王洪仁軒，還特意提到了天王的老朋友羅孝全，告訴李秀成羅孝全還在華南，然後請求與天國政權開展貿易。
後來，羅孝全來天京拜謁他當年的弟子洪秀全，留在天京了一段時間，不久就逃走了。逃出來以後，還是在這張報紙上，椎心泣血控訴天王。
曾國藩從衡陽出師時，發布《討粵匪檄》。斥粵匪無廟不焚，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掃地蕩盡，乃名教之奇變，為鬼神所共憤。
他一語破的，點到了洪秀全的政治死穴，高舉起名教旗幟。
他以“名教”二字，動員士林；以“鬼神”二字，發動百姓。而洪秀全既要衝破“名教”，又要打倒“鬼神”，可想而知，他怎能繼續政治動員？
他還有一塊“上帝”的牌子，那是他的政治資本，可傳教士偏偏揭穿了這個冒牌的“上帝”。而否定他最堅決的，又偏偏是他當年的宗教導師。
羅孝全驚魂未定，就在這張報紙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說：
我自1847年成了洪秀全的宗教導師，就盼他南麵稱王，能為中國造福。
從那時起，我就是他所領導的這場革命運動的朋友，在並未有損於作為救世主使者的高貴身分的情況下，我始終如一地用言行來支持這場革命。但是，和他們相處了十五個月，並且仔細觀察了他們在政治、商業以及宗教上的許多做法之後，我幡然悔悟，現在，我要全力反對他們，就像當初支持他們那樣。
我認為，我這樣做是有充足的理由的。這絕不是我和洪秀全之間有什麽個人恩怨，他一向對我優禮有加。隻不過是，我覺得他是個瘋子，又缺乏一個起碼的像個樣子的政府，根本就無法治理國家，他和他那些苦力出身的頭領們，甚至也無力去組織一個對老百姓來說，哪怕是堪與舊王朝匹敵的政府。
他性格暴戾，對下屬動輒大發雷霆，一個人，不論男的女的，隻因“一句話說錯”，便不經審判，而立即慘遭殺害。他反對做生意，我在那裏時，他的下屬就有十二、三個人，隻因在城裏經商而被他殺害，他對外國人想來這裏，不論在城裏城外，進行一點合法貿易的每一個要求，都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
他所標榜的宗教信仰，以及設立的形形色色的禮拜堂，結果成了一出鬧劇，不但無助於基督教的傳播－—反而有害，其作用，隻不過是為了傳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而設計的一台機器而已，借此把他自己與耶穌等同起來。
他把耶穌基督、天父、他自己以及他的兒子，組成為一個淩駕於一切的上帝。任何一個傳教土，若是不相信他那神聖的職位有如此崇高，因而不照此宣傳他的政治宗教，就無法在這群造反者中間平安度日，保住他的性命和財產。
我來到之後不久，他曾對我說過：如果我不信仰他，我就要毀滅，就如同猶太人不信仰救世主得到的下場那樣。當時我絲毫不曾料到，有朝一日，我竟然在他的京城受到他手下的一個惡棍欺壓，用刀劍幾乎把我逼到這種地步。
苦力出身的幹王，一個道道地地的香港苦力，受魔鬼的慫恿，毫不畏懼眼前的上帝，本月十三日星期一這天，帶著滿臉殺氣，肆無忌憚地闖進了我的寓所，未加任何警告，毫無來由地當著我的麵，親手揮動長劍殺死了我的一名仆役。
他殺死這個無依無靠無辜的孩子後，惡魔似的向他的頭顱猛撲過去，用腳狠狠地踩，全然不顧我在他開始行凶時，就向他苦苦哀求饒恕這孩子一條命。
不僅如此，他還對我本人竭盡淩辱之能事，企圖以此來激怒我，授他以口實，以便象殺害我愛之如子的那個可愛的孩子那樣，把我也殺掉，我當時是這樣想的，現在也還這樣認為。他向我破口大罵，使出瘋子般的蠻勁奪過我坐的那條板凳，把一杯殘茶潑到我臉上，接著又抓住我狠命地搖晃；一個巴掌打在我右頰上。
這時，作為我主的使者，我遵照耶穌的教導，把臉頰側轉過去，他遂即用右手在我的左頰上打了一記更響亮的耳光，我的耳朵頓時轟鳴起來。
此時，他察覺到，他已無法激怒我用言語或行動去觸犯他，似乎變得更加蠻橫了，像一條狗似的向我狂吠起來，想把我趕出屋去。對我這個天王所寵信的人尚且如此，又有哪一個傳教土或商人能對這夥人放心呢？於是，我對這裏的傳教事業感到絕望了，對這場運動會有什麽成就也已感到絕望，就離開了他們。
這樣的控訴極為有力，可他還憤憤難平，又補寫了一個追記：
幹王不僅像個殺人犯，而且是個強盜，他不肯把我的衣物、書籍、雜誌送還給我。盡管我等了整整十天，他和其他人也一致同意還給我，但他仍然扣住這些東西不放，送來的衣物少得可憐，致使我在這冷風刺骨的嚴冬沒有足夠的衣服禦寒：更可惡的是，他不準我的兩名仆役和助理牧師離城和我一同返回家園。
他和城裏的一些人還在施展各種手段想把我弄回城裏。十分可能，他們想把我下獄或處死 ——雖然給我扣不上什麽罪名，對我的助手和仆役也扣不上任何罪名。就連喝醉了酒的食人生蕃，也幹不出比這更殘忍、更卑劣的事來。
曾氏《討粵匪檄》一出，士林便捐銀助餉，風起雲湧，跟他去衛道。
羅孝全的公開信一出，更是釜底抽薪，連上帝這把火也要熄滅了。對羅而言，真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連羅也鬧翻了，洪破罐子破摔，摔出王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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