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盧作孚（1893－1952），重慶市合川人。著名愛國實業家、教育家、鄉村建設先驅和社會改革家。
他創辦的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國時期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在抗戰中做出了彪炳史冊的重要貢獻。
他主持的以北碚為中心的嘉陵江三峽現代化鄉村建設，是“中國眾多鄉村建設實驗中時間最長、成就最大的一個，是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最完整的曆史記錄”。
他關於將“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思想理論和成功實踐，對當今現代化建設仍具參考價值。
他畢生從事學校教育、職業教育、民眾教育，其成果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充分肯定。
他“大公無私，為而不有”，為中國企業家贏得了良好聲譽。
1952年他在重慶服安眠藥辭世。
盧家的精神財富
文|餘世存
我們當代中國人對現代曆史有諸多想當然的理解，比如現代曆史有一種混亂的自由，因此個人創業較現在容易得多，那是“冒險家的樂園”、投機投資的天堂，好像人們白手起家即可輕鬆地發家致富；還比如人們誤解前賢即民國人物不善於不懂得生活，似乎他們都是清教徒式的人物；又比如人們承認民國人物的精神風貌較當代要向上一些，但究竟民國人物的生命完善達到什麽程度，今人是很難想象，也不願相信的。從宗教界如佛教的四大高僧，到文化界的梁啟超、傅斯年們，到糾糾武夫蔡鍔、蔣百裏們，那種人格和生命的完善境界完全在我們當代人的想象力之外。這些想當然，集中在盧作孚身上，最為典型。
一個沒有錢的大亨
盧作孚出生在四川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自學成才，20來歲開始辦報，31歲時在軍閥楊森的支持下創立四川通俗教育館，32歲時轉向實業。盧作孚以八千元開始創辦民生輪船公司，但這種創業絕非我們現在以為的那樣容易。在當時長江上的航運是由外國人瓜分的，外資財大氣粗。盧作孚靠鄉親、朋友、地方紳士的支持，才募集了一點資金購置了一條僅七十餘噸的小客船。這種艱難的起步或說夾縫裏的生存大概是我們能夠想象的，但我們想象不出的是盧作孚堅持下來，而且成功了。幾年後，盧作孚統一川江航運，迫使外企退出長江上遊。十年後，相繼在上海、南京、武漢、宜昌等地設立分公司。他從隻有一艘七十餘噸的客船發展到擁有一百三十多艘的三萬六千餘噸的船隊，職工則有七千餘人，成為名副其實的“船王”。
盧作孚又確實是清廉的，他幾乎是清教徒人格的典範。他克勤克儉，嚴於律己，雖身為民生公司總經理，其股份卻隻有一股，全家僅靠工資度日，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輪船一律按規定買票。他也從不求田問舍，他兼職所得的車馬費、津貼費，全都捐了出去。他的孩子回憶說，他擔任民生公司的總經理，但多年來隻靠一份工資維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職收入都捐給了北碚的公益事業，家中的經濟狀況一直是相當緊張的。1944年美國《亞洲和美國》雜誌曾經談到盧作孚的家居環境：“在他的新船的頭等艙裏，他不惜從霍菲爾德進口刀叉餐具，從柏林進口陶瓷，從布拉格進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卻隻放著幾隻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這些船上的三等艙中也有瓷浴盆、電器設備和帶墊子的沙發椅，但成為強烈對照的是，他那被稱為“家”的六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著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家裏的設施近乎貧寒，“家裏唯一一件‘高級’用具，是一把三十年代初期買的小電扇，漆都褪盡了，破舊不堪，毛病不少”。甚至孩子們的衣服都是盧作孚的夫人親手縫製，“為了節省，我們全家人的衣服，絕大部分是我的母親自己縫的；我們的鞋子，幾乎全都是我的母親一針一線地做的”。抗戰時，他有一次病倒，家人想買一隻雞給他吃，卻無錢作罷。
他擔任交通部長時，在交通部領工資，就停了自己在民生公司的工資；兼任全國糧食局局長時，也不領全國糧食局長的工資。任何時候，都隻領一份工資，絕不多領。這麽一個不折不扣的清教徒懂生活嗎？顯然他是懂得的，他的享受之一就是從一個自學成才者獲得了語言的能力，他在我們母語——漢語裏登堂入室，語言是存在的家，他的居家享受是一般人難以理解的。有人曾集盧作孚的名言，那些名言可圈可點。在民生公司船艙和職工宿舍的床單上印著他的一副聯句：“作息均有人群至樂，夢寐勿忘國家大難。”比如他對享受回報的理解是：“最好的報酬是求仁得仁——建築一個美好的公園，便報酬你一個美好的公園；建設一個完整的國家，便報酬你一個完整的國家。這是何等偉大而且可靠的報酬！它可以安慰你的靈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終身，它可以感動無數人心，它可以變更一個社會，乃至於社會的風氣……”
2003年重慶推選“十大曆史文化名人”的評語說，盧作孚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實驗區、《盧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項都足以改變曆史”。我們能從他的勤奮節儉出發，斷言他不會生活嗎？
盧作孚的能力超群，知交遍天下，以至張群說他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實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被西方人稱為偉人的晏陽初先生則稱讚盧作孚先生是一位“完人”：“我一生奔走東西，相交者可謂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長處太多了。”梁漱溟先生譽為：“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可比之於古之聖賢。”因為盧作孚沒有私心，他說：“但願人人都為園藝師，把社會布置成花園一樣美麗；人人都為建築家，把社會一切事業都建築完成。”他率先提出鄉村現代化的思想：“中國根本的要求，是要趕快將這一個國家現代化起來。所以我們的要求是要趕快將這個鄉村現代化起來，以供中國小至鄉村，大至國家的經營參考。”
這樣的完人，可以用安·蘭德的話來說：“每一代人中，隻有少數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實現人類的才能，而其餘的人都背叛了它。不過這並不重要。正是這極少數人將人類推向前進，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義。”
一個接近完人的人
這樣的完人在今天是難以想象了。但作家潘婧感歎，她以前也不相信這世上有完人，見過盧作孚的孫女盧曉蓉之後，她承認完人是存在的。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完人。
盧作孚的命運在1949年後發生了改變，雖然毛澤東、周恩來都關心過他，但他還是在1952年年初選擇了自殺。這一結局雖然使他逃過了後來的曆次運動，卻使得他從整整幾代中國人心中消失了，使他跟當代中國人之間發生了深刻的斷裂，以至今天的新聞記者也老實承認：“在記者的采訪中，沒有一個人相信世界上有完人。”甚至盧作孚的小兒子盧國綸也說：“他隻是接近完人。”“如果說他有弱點，那就是自尊心太強了。如果他自尊心不強，不會發生1952年那件事。”
盧國綸難以理解的是，完人有著極為珍貴的自由。我曾經談及這種自由：“拒絕流亡的曆史人物，盧作孚和陳寅恪，也多為人曲解了。他們的人生經驗和智慧顯然為外人望塵莫及。”“盧作孚和陳寅恪有遠大於他們個人並由他們個人自由選擇的文明能力：自由。一旦他們發現社會都不能容忍這種自由，他們仍能夠選擇沉默或死亡。”
要使盧作孚這樣的人回到我們社會中來顯然是困難的，但這個工作幾乎是由一個弱女子出色地完成了，盧曉蓉的長輩和兄弟們都忙於工作事業，無暇顧及宣傳盧作孚的人生事跡。盧曉蓉自覺承擔起了這一任務。
事實上，盧曉蓉自己從商從文，也忙得不可開交。這樣一個“文革”中被耽誤的一代人，居然在經商之餘寫起散文來，並以《水咬人》《人生的萬花筒》等作品行世，獲得過冰心獎。至於她的牛刀小試般地掙生活費，也是年齡相近的潘婧佩服的。潘婧感慨，盧曉蓉的能力大概來自遺傳。
潘婧了解盧曉蓉生活的繁雜事務，她上有老下有小，要照顧80多歲的老人，要照顧孩子……她嫁給了著名書蟲、北大中文係的嚴家炎教授，她得照顧丈夫的生活和讀書寫作……但這一切工作，盧曉蓉都做得盡善盡美。
最重要的是，在社會各界人士的幫助下，盧曉蓉為把盧作孚推向社會費盡了心血。在盧曉蓉那裏，盧作孚不僅是她的祖父，也是全社會的財富。因此，她為一切願意研究盧作孚的人提供便利，盡一切努力出版有關盧作孚的書籍：文集、年譜、畫傳、小說、劇本……
當然，作為盧作孚的長孫女，意識到盧作孚這一曆史人物存在之意義的人，盧曉蓉可以說是最為準確把握了盧家的家風家教。她說：“盧家沒有出敗家的人，也是因為無家可敗。我們家族的繼承不是財富上的，是精神上的。”
從現有的材料看，盧作孚從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走向社會，幾乎是異軍突起。在他的身上有傳統的孝悌之倫。母親去世，他致電南京行政院政務處長何廉，決定放棄歐洲之行。父親病危，盧作孚急由成都趕回，父親故世後，他寫下了《先考事略》祭悼父親。不用說，盧作孚對大哥大嫂也是極為愛戴的，哥嫂無子，他把自己的孩子過繼給哥嫂。對弟弟的生活事業更是照顧有加，四弟盧魁群（字子英）在成都念書時，盧作孚除了負擔他的學費和在生活上照顧他之外，周末還讓他常到少城公園的通俗教育館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的三弟盧魁甲在晚年回憶他時感歎：“他童年在家總是天天抽空替父母砍柴、抬水、抹屋、掃地、買取物品，減輕大人負擔”，“他本人極節約，日夜刻苦求學，很體貼父母和大哥的勞苦身心” 。
這樣一個農家子弟在自己有限的人生中不僅貢獻服務於社會，也提升了一個家族。他對家人最重要的示範是做社會有用之人，靠“知識和勞動的本領”自立於世。他對家人最重要的傳授是投身到社會建設中來。抗戰時期，盧子英本來有機會像他的黃埔同學一樣做一個中將，但盧作孚的意見是：“中國現有一、兩百個中將，但隻有一個北碚管理局。”世人皆知，盧作孚是北碚的開拓者，而盧作孚為北碚所設計的藍圖，大都是通過盧子英之手來實現的。因此，盧子英當之無愧是北碚的奠基人。這一建設功德確實惠及無量。
一個世代傳承的家族
在盧家的家風中，除了學習服務社會的本領等精神財富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發願。這種發願使得盧作孚能夠在不到六十年的人生中成就那麽多的事業，能夠讓盧子英把一個落後、野蠻的北碚建設成為花園般的文化重鎮，能夠讓盧曉蓉在當代推介祖父不遺餘力……
據說，盧氏家族算得上是中國民族實業家族傳承的一個完整樣本。盧作孚當初對民生沒有所有權，也並不鼓勵子女接班，他的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幾乎都學了理工，而不是管理；他的孫兒孫女也成長各異。但是，盧作孚的子孫多是發展全麵的人才。
以盧鏗為例，從事房地產業十七年，有百餘萬字的著述，被譽為地產界的“思想者”。他在1999年首倡的“新住宅運動”在全國產生了超越房地產範疇的廣泛影響，被譽稱為“以住宅產業為載體的一次意義深遠的文化創新運動”。盧鏗的思想，其源頭仍是盧作孚。
盧鏗文化經營地產的理念得到海爾集團張瑞敏的認同，2007年，張瑞敏邀請盧鏗加盟運作海爾地產。據說，在與張瑞敏首次見麵時，令盧鏗驚奇的是，張瑞敏能悉數其祖父盧作孚的往事，張不但能講出許多連盧鏗本人也未知曉的祖父事跡，還能信口說出盧作孚的許多語錄。
這樣盡善盡美地服務社會的願心在盧作孚的長子盧國維身上表現得最為典型，或者說表現得可歌可泣。作為盧作孚的長子，盧國維的人生所承受的壓力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在他十一二歲時，盧作孚的一位好友就半是開玩笑半是語重心長地告誡他：“盧作孚的長子不好當啊！”盧國維的校友、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錢穀融先生告訴盧曉蓉說：“你祖父當年很有名，我們聽說他的大公子也在中大念書，都爭著去看，可你父親卻特別謙虛樸實，令我很有些意外。”
因此盧國維從青少年時期就走上了一條報效國家的道路，他參加了中國遠征軍，受盡磨難。抗戰結束，盧國維考進父親的民生公司做技術員。在公司裏，他以更加勤勉、更加謙虛、更加自律的心態贏得了尊重。在父親自殺後，他毅然從香港回到國內，並放棄了在機關或研究院工作的機會，帶著全家來到位於重慶郊區的民生機器廠落戶，一待就是28年。
他最好的人生歲月都在社會動亂年代裏耗掉了，盧曉蓉回憶說，他從來沒有後悔過。這個“現代完人”的長子其實職盡天倫，在為父親和這個社會守望著一種人的精神。這是一個大願：盧作孚死了，他得活著，他得證實現代中國人格的某種完善境界。
盧曉蓉寫道：“文革”中，大婆婆被趕出家門，沒有了生活來源。我父親不顧自己蹲“牛棚”、扣工資、三個子女都在農村的困難，每月堅持給她寄生活費從不間斷……同時得到父親資助的還有他的三叔、三嬸等。父親年逾九十的四嬸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時，如聞“一聲驚雷”，泣讚他“至尊至孝”。
這個願心確實得到證實了。“文革”結束時，四川省委統戰部的一位幹部曾對盧國維說：“您的檔案是我見過的知識分子檔案中，最清白幹淨的。”
這個願心確實得到證實了。改革伊始，全社會對商業、市場經濟都很陌生，國家想到了當年為社會做出貢獻的民營企業家的後人。政府出麵做工作，希望年近花甲的盧國維能招商引資。這個一輩子做技術的人開始展示他的才能。1980年，他被調到武漢的長江航運管理局，擔任了高級工程師，負責歐洲船機的引進及涉外談判工作。1984年，他發起成立大通實業公司。1985年，他引進500萬美元為武漢市創建了第一家國際租賃公司。
這個願心確實得到證實了。為了更好地促進內地的“三引進”、兩岸的“三通”和香港的回歸，1990年，盧國維舉家重返香港住了12個春秋。他多次接待海外友人，動員他們到中國發展，並將他們的寶貴建議轉呈給中央有關部門。通過盧國維的關係引進的外資，達上億美元，創建的項目有數十個之多，但盧國維沒有向國家要過一分錢的回報。
跟父親大起大落的一生不同，盧國維的一生顯得平淡一些，但這個人跟盧作孚一樣懷著菩薩心腸。盧作孚有一篇文章，《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其實用於盧作孚、盧國維、盧曉蓉三代人身上都是恰當的。他們的人生即是報世，在發願中建設，在發願中承擔一切痛苦。這是完人的事業，是菩薩的命運，即把眾生之業力擔荷於一身。盧作孚承認：“我自從事這樁事業以來，時時感覺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但他們仍去做了，而且自覺，而且建立起令人景仰的現代人格。
盧作孚說過這樣的話：“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創造幸福，不在創造個人的幸福，供給個人欣賞，而在創造公眾幸福，與公眾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創造，且欣賞，且看公眾欣賞。這種滋味不去經驗，不能嚐到。平常人以為替自己培植一個花園或建築一間房子，自己享受是快樂的，不知道替公眾培植一個花園或建築一間房子，看著公眾很快樂地去享受，或自己亦在其中，更快樂。”他的兒孫們多這樣實踐了，盧國維辭世時，他的朋友、同事多有撰文紀念，真摯感人。朋友們為他寫下了挽詩：“欣任譯員赴國難，奮拚餘熱創宏基。離亭芳草連天碧，寥落晨星動遠思。”還有挽聯：“喪亂曾經，青春作遠征，一生清朗入江魂；孝慈共同，耄耋成蒼穹，千秋氣節映高鬆。”
這樣一個福澤綿延至當代的家族，用盧曉蓉對祖父的理解，確實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典範。
在澳洲學界，昆士蘭大學曆史係的黎誌剛教授對民生公司有很好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