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鬥：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嗎？

胡星鬥：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嗎？

一

偶有外人特別是一些日本人“惡毒攻擊”中國人屬於“劣等民族”，總是讓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甚至憤怒之情溢於言表，欲大罵“日本人才是劣等民族”！君不見日本人之野蠻血腥、刻板機械、天皇崇拜、篡改曆史，隻會模仿不會創造，哪有一點先進民族的樣子？可是靜下心來之後理性地想一想，人家能夠借助歐美製度發達起來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即便她有許多民族缺點，也在其次了。而我們中國人，雖然曾經輝煌過，但現在許多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纏繞、羈絆著我們，使我們不肯痛徹地反省自己，不願意學習他人之根本，終究被他人視為劣等民族了。

有人說，從某些方麵來看，從曆史上來看，中華民族又是“優等民族”。其表現為先秦諸子百家、唐詩宋詞之輝煌；最早之封建製度（西周之貴族分封製）、專製製度（商鞅、秦始皇之郡縣製等）之“製度創新”；四大發明以及化學、數學、天文學和煉鋼術、絲綢、瓷器等實用技術之領先；智慧、寬容、忍讓、和平、善良，以及尊師重道、重文輕武、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等民族性之優點。

可是又有人說：上述成就和優點都屬於過去，現在的中國人有什麽值得驕傲的？正像一個德國將軍所說的：“我敬佩中國人，但敬佩的是古代中國人！”聽罷此言，如今的中國人真該無地自容！

不是麽？從世界範圍來看，如今的中國人，哲學、文學、藝術無可稱道；社會的一些方麵仍未走出前現代狀態；經濟雖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經濟迅猛發展，但總體上看，我們仍不過是世界分工體係中的打工者，主要是發達國家在製定遊戲規則，我們參與較低級別的勞動；我國的人口、資源、生態環境岌岌可危；貪汙腐敗、分配不公、農民問題等社會矛盾未見緩解。與先進民族相比，我們確實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隻是，對德國人的話，我還要補充幾句：首先，敬佩古代中國人，應敬佩的是先秦諸子、張衡李白們，應敬佩的是苦難而智慧的中國百姓；至於專製統治者，他們絕大多數殘忍而變態，偽裝神聖，無惡不作，造成了王朝循環的災難、無規則的政治、不擇手段的社會、不斷出現的饑荒、人口常常減半的戰爭、民族生存環境的大破壞，這些中國統治者確實是劣等人的代表；其次，現代中國也有可敬佩之人，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魯迅、胡適、陳獨秀、蔡元培、陳寅恪、顧準，以及年輕時的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勇於批判現實，揭露醜惡，挑戰強權，驅趕黑暗，呼喚民主自由，為中國的現代化奔走呼號，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是優等中國人的代表！有了他們，中國才有了希望。特別是在當代，那些改革開放中的弄潮兒、為實現現代化而敢為天下先的中國人，那些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揭露時弊的當代魯迅們確是優等人類。

所以，雖然中國的專製統治者屬於劣等，但中華民族擁有眾多的優秀分子。

二

判斷一個民族優劣的標準是什麽呢？在這個追求“現代化”的世界上，隻能采納符合現代化要求的標準：一是看該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製度、經濟製度，二是看該民族是否能創造出現代物質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創新的機能，四是看其社會是否健康、文明、正義。從這四個方麵來看，中華民族又確實存在著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點。

中國人幾千年深受專製壓迫卻不知道反省製度，近代以前的曆史上甚至未曾出現過一點點民主的理論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隻不過是與專製相輔相成的人治的一種形式而已，他們當然與民主政治是無緣的（一些人將孔孟之道解釋為某種民主理念，顯然是欺人之談）。而同時代的古希臘無論是民主理論還是民主製度、民主實踐，都創造了早期的輝煌，盡管它們很不完善。中華民族雖然災難不斷出現，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一半的曆史時期（有人統計，占了55%），人口死亡過半的動亂就達10次，但沒人總結教訓、完善製度、提出防範悲劇再度發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會被忘卻。朝廷也隻許歌功頌德，不讓揭露問題，並且一味地進行愚民教育，讓人們沉湎於皇帝、明君、聖人，陶醉於“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機迫在眼前、災難源自何處，於是，愚氓遍地，專製統治得以維持。

而且，在漫漫的時間長河中，在悠久的中華“文明”中，最高統治者的權力一直不受任何約束，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可憐老百姓受盡欺壓淩辱，即使引頸受戮，亦要感謝皇恩浩蕩。還有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以及各級暴官、惡官、昏官、貪官也可以玩法律於股掌之上，置人民於血腥之中，不擇手段地追逐“富貴”、奪取權力。為此，君臣相殺，父子相殘，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權力鬥爭將人異化為豬狗不如的野獸。無規則的權力鬥爭，謊言的說教，腐敗的官場，阿諛奉承的官吏，猛於虎的苛政，逆來順受的百姓，這幾乎就是傳統中國政治的全部內容。麵對這樣的政治製度，古代中國人竟然心安理得，兩千多年來隻管把智慧淋漓盡致地用在飲食男女、求神拜佛、官場鑽營上。

在經濟方麵，封建王朝的小農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男耕女織的製度模式千年不變。由於人口不斷增加，官府不斷膨脹，加上權力不受民眾製約的官吏的巧取豪奪，致使曆代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都很沉重（平均是西方農民負擔的5~10倍），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於是老百姓隻能在饑荒的邊緣上掙紮；而且，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家天下的萬世基業，推行重農輕商的政策，以糧為本，隻發展單一的糧食生產，為此大規模開荒毀林，導致中華民族的發源地黃河流域由水草豐茂、“水清且漣漪”變為如今的黃土遍地、黃沙漫天。這樣落後的經濟製度不但不可能創造出豐富的物質財富，相反經常會導致饑荒、動亂，即使這樣，也幾乎沒人對之產生過懷疑，更不用說製度創新。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也發生了嚴重的扭曲，人們以“泯滅是非心”、“難得糊塗”為座右銘，使得社會正義感沉淪——不擇手段之舉被人讚為“有手腕”，當小人、叛徒被說成“識時務者為俊傑”（所以，抗戰時漢奸數百萬）。更為嚴重的是，中華文明從發軔之初就蒙上了專製的陰影，牧民（禦民、宰民）思想濃重；同時，不擇手段的官場哲學造就了謀略、陰謀文化，形成了一些國人虛偽的道德，窩裏鬥的習氣，阿諛奉承、弄虛作假、野蠻血腥的品行。因此，有人甚至認為中華民族是無罪惡感、無是非感的民族。

中華文化也隻是感性樂觀文化，世俗主義、經驗主義盛行（浩如煙海的史籍隻是為人處世、官場鬥爭的經驗集成），我們的飲食文化、妻妾文化倒很發達，人們追求大紅大綠、福祿壽喜（特別是老百姓對長壽孜孜以求，為此而煉丹、練氣功、食療、藥療），文學作品也以大團圓結束（所以有人說，盡管中國傳統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大悲劇，但卻沒有真正的悲劇作品）；中華民族也幾乎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道教、中國禪宗、淨土宗等皆具有中國特色而追求長壽、自然等世俗的東西）；我們沒有超越世俗的思考，幾乎沒有形而上的哲學（至今形而上學仍然是貶義詞），沒有多少高深的理論（古代的原始技術、發明很多，但不能上升為理論，所以，永遠不能進步。雨果說：中國是保存胎兒的絕妙的酒精瓶）。我們沒有什麽邏輯思維——中國禪宗拋棄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邏輯理論；道、禪皆主張直覺；愛因斯坦認為，中國科技的發展沒有走邏輯推理、實證實驗之路，很多東西隻是天才的猜測的結果。中國人最拿手的隻是比喻、象征、暗示、零散的思維，陰陽、五行、八卦即是如此；莊子、韓非子則以寓言、故事“論證”其哲學，《論語》、《老子》、禪宗語錄等隻是格言警句式的思想火花的匯合。

從上可見，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製度、行為、思維方式等方麵確實存在著重大的弊端，近代以來落後是必然的事。傳統中國隻能產生專橫的統治者、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沉淪，而不可能產生理性、正義、文明。中國人盡管有飲食、計謀等方麵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經濟製度方麵的大智慧。

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中華民族在過去確有劣等的方麵。現在隻有洗心革麵，深化改革，重鑄國魂，再造製度，中華民族在將來才能創造出現代文明的輝煌。所以，我認為，對中華民族的真正的評判應當在將來。即關鍵是看我們能否進行製度、文化創新，能否實現現代化。隻有實現了現代化，我們才有資格說——炎黃子孫是優等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