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橋
知足感恩常喜樂
正文
自大學轉製，從國有轉為私有，我們這些‘國家幹部’‘鐵飯碗公務員’都要在2010年重簽合同。我家住得遠，要轉三個車才能到單位，腿又不好，沒能力趕路趕車，路上耗費時間比任何人都長。 原來上班，沒人計算時間，多花點在路上無所謂。現在進單位出單位都要機器計時，時間卡得很死，就覺得累了。開始計時的一段時間，搞得很緊張，大有堅持不到退休之勢。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因為早起，發現有一班長途車在我家那個站要停，可以用市內票直達市中心，比原來花在路上時間省去半小時。早上本來就睡不好，幹脆趕早班長途車，天天象坐旅遊車，位子特舒服， 一人能占二個位，冬暖夏涼，一路隻有下車的沒有上的。
夏天大多數人在休假，因為我要把假期放在秋天回國，隻能在盛夏上班。一個清晨，在市中心車站等車時，看到一位高大的芬蘭婦女，麵熟陌生，她也打量了我一下。車來了，我們同時上車，她坐在前麵。我盯著她的背影打量，突然，她轉過臉，我馬上把眼光移開。她在我前一站下車。
是她嗎? 那個在我惡夢中出現過的前同事? 那個被我視作‘芬蘭人不友好’的典型? 距第一次見到她有22年啦，最後一次照麵也有15年了，我們都變老了。
22年前，在赫爾辛基的外國人，真是鳳毛鱗角。走在路上，別人看我的眼光，使我覺得象一頭動物園逃出來的野獸。科室裏所有的seminar 都用芬蘭文（現在幾乎都用英文）。我所在的是一個大科室，分成二組：分子遺傳和細胞遺傳。那時二組擠在一條走廊裏，人員天天照麵。細胞遺傳組有一位高大的技術員，比我高出近二個半頭，闊出一倍多，短頸厚背，頭大顎方，長了一副男人的臉相。五、六年中，擦肩而過時，我和她打招呼，她從來沒有搭理過。有一次，二人正好乘一輛電梯，我客客氣氣問早安，她臉上肌肉絲紋不動，二個沒有色彩的瞳人，冷冷地下垂鄙視著我，仿佛我是個螞蟻，她一個手指便可把我碾碎，隻是現在放我一碼。我和她沒有任何業務上的關係，不同老板，不同工資來源，這種態度隻能用仇外來解釋。
來芬蘭打天下的最初三年，日子是不好過的。她成了我心目中芬蘭人缺乏教養，排外仇外的典型，一個有血有肉的卡通形象。五、六年後，就不再見到她了，就是到細胞遺傳組聯係工作，也沒見到過她。但是她那鄙視的眼光，因著我站在她麵前顯得渺小的事實，在我腦海中放大，久久不能忘記。從此以後，我常嘮叨，人的碼子還是要長得大一點，我太小啦。
第二天，在同樣的車站，又遇上了她。二人對看一會兒，互相認出來了。她走近我，首先伸出粗大滾圓的雙臂，我們擁抱在一起。一起上了車，她問我是否還在原單位工作，我兒子現在怎樣。我問她，你退休了嗎，你在細胞遺傳組做夏天替工嗎。很快她到站了，因為她不懂英語，我說不成芬蘭話，終究沒把事情問清楚。但事情有何重要？重要的是一笑泯千仇。是的，社會在進步，赫爾辛基的開放速度在九十年代以後突飛猛進。很明顯，她開放了，鑽出封閉社會的繭縛，流露出曾被偏見遮蔽的良善。而我，在剛來的國人眼中，又何嚐不變得芬蘭化了呢。
第三天以後，就再也沒遇上她。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因為早起，發現有一班長途車在我家那個站要停，可以用市內票直達市中心，比原來花在路上時間省去半小時。早上本來就睡不好，幹脆趕早班長途車，天天象坐旅遊車，位子特舒服， 一人能占二個位，冬暖夏涼，一路隻有下車的沒有上的。
夏天大多數人在休假，因為我要把假期放在秋天回國，隻能在盛夏上班。一個清晨，在市中心車站等車時，看到一位高大的芬蘭婦女，麵熟陌生，她也打量了我一下。車來了，我們同時上車，她坐在前麵。我盯著她的背影打量，突然，她轉過臉，我馬上把眼光移開。她在我前一站下車。
是她嗎? 那個在我惡夢中出現過的前同事? 那個被我視作‘芬蘭人不友好’的典型? 距第一次見到她有22年啦，最後一次照麵也有15年了，我們都變老了。
22年前，在赫爾辛基的外國人，真是鳳毛鱗角。走在路上，別人看我的眼光，使我覺得象一頭動物園逃出來的野獸。科室裏所有的seminar 都用芬蘭文（現在幾乎都用英文）。我所在的是一個大科室，分成二組：分子遺傳和細胞遺傳。那時二組擠在一條走廊裏，人員天天照麵。細胞遺傳組有一位高大的技術員，比我高出近二個半頭，闊出一倍多，短頸厚背，頭大顎方，長了一副男人的臉相。五、六年中，擦肩而過時，我和她打招呼，她從來沒有搭理過。有一次，二人正好乘一輛電梯，我客客氣氣問早安，她臉上肌肉絲紋不動，二個沒有色彩的瞳人，冷冷地下垂鄙視著我，仿佛我是個螞蟻，她一個手指便可把我碾碎，隻是現在放我一碼。我和她沒有任何業務上的關係，不同老板，不同工資來源，這種態度隻能用仇外來解釋。
來芬蘭打天下的最初三年，日子是不好過的。她成了我心目中芬蘭人缺乏教養，排外仇外的典型，一個有血有肉的卡通形象。五、六年後，就不再見到她了，就是到細胞遺傳組聯係工作，也沒見到過她。但是她那鄙視的眼光，因著我站在她麵前顯得渺小的事實，在我腦海中放大，久久不能忘記。從此以後，我常嘮叨，人的碼子還是要長得大一點，我太小啦。
第二天，在同樣的車站，又遇上了她。二人對看一會兒，互相認出來了。她走近我，首先伸出粗大滾圓的雙臂，我們擁抱在一起。一起上了車，她問我是否還在原單位工作，我兒子現在怎樣。我問她，你退休了嗎，你在細胞遺傳組做夏天替工嗎。很快她到站了，因為她不懂英語，我說不成芬蘭話，終究沒把事情問清楚。但事情有何重要？重要的是一笑泯千仇。是的，社會在進步，赫爾辛基的開放速度在九十年代以後突飛猛進。很明顯，她開放了，鑽出封閉社會的繭縛，流露出曾被偏見遮蔽的良善。而我，在剛來的國人眼中，又何嚐不變得芬蘭化了呢。
第三天以後，就再也沒遇上她。
學了沒學會，批評得對。但是不知道你什麽沒明白，我沒學會芬蘭文你不明白，還是文章你不明白?
‘有意避開’有道理。因為語言不通，又要應酬，連我都怕再遇上她。但是這個‘怕’和她以前的態度完全是二回事。夏天請已退休的回來作替工，也是經常有的。
隻是一個普通技術員，不是研究人員。研究人員就是排外，也不會做的這麽露骨。
根據對北歐人性格的了解，猜測她可能是有意避開在車站見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