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哪裏有僭主製？

人類的政治權力繼承實際上就三種類型：君主製、僭主製、民主製

君主製的權力繼承是世襲製，民主製的權力繼承靠選舉製。這兩種體製統治者都是經合法程序而取得權力的。而僭主製則不同，統治者是沒經過合法程序而憑借強權取得統治地位的；他的權力缺乏公信力，不得不披上道德的外衣來裝飾門麵。僭主製在權力繼承上有著天然的缺陷，因為在僭主製內沒有一個足以讓各路諸侯信服的產生繼承人的體製。這種缺陷將導致繼任僭主權力的遞減，權力的行使將越來越不靈便，政治危機四伏，僭主製日暮途窮，最終被曆史淘汰。

僭主與君主都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僭主與君主最大的不同在於君主的權位得自於傳統上公認的傳承規則，即使是一個天資平庸的君主，他也無需額外的粉飾與包裝，因為他和他的臣民很清楚，他就是君主；君主製的權力體製是一種經曆了時間的修正和被習俗軟化的製度，使人更易於歸順，因而最大程度地抑製了野心家對權力的窺視。而僭主製的權力既沒有曆史的傳統也得不到民眾的認可，所以為了讓他的臣民服從他來路不明的權威，為了證明他配得上享有等同於君主的資格，他就無休無止地需要殘酷的殺戮、需要不斷的造神運動來維持民眾對他們的頂禮膜拜。亞裏士多德認為僭主製是君主製的“邪惡變體”，它以追求局部的特殊利益為目的，因而是一種不正當的統治類型。僭主盜用自由的名義，又以專橫的權力褻瀆自由。僭主永遠感覺不到權位的安全，因此他絕不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安全，僭主永遠對未來充滿恐懼，因此他的統治必然讓國家和人民也充滿恐懼。所以貢斯當說：“如果說在專製統治下人們還擁有沉默的權利，那麽在僭主政治下人們連沉默的權利都喪失殆盡了，僭主政治不僅摧殘人的身體，而且還侵入人的靈魂的最深處，迫使他對自己的良心撒謊，從而剝奪了被壓迫者最後一點安慰”。

十九世紀的英國學者格羅托(一七九四－－一八七一年)在他的《希臘史》中曾經提到，僭主政治是傳統王政過渡到寡頭政體和民主政體之間的個人專政的形態。所謂僭主政治，是指“無限製的個人專政”，“大約在公元前六八0----六七0 年之間，在西庫翁建立了俄爾塔格拉的僭主專政。而值得注意的是，科林斯、西庫翁、墨加拉這三個城市，在同世紀中經曆了類似的政體變遷。三個城市都有一個僭主上台執政，俄爾塔格拉在西庫翁，庫普塞羅斯在科林斯，特阿格尼斯在墨加拉。這種政體變遷同時發生於希臘世界的不同部分，大陸的、島嶼的、殖民的等不同城邦。在公元前六五0----五00 年間，許多城邦中不同的僭主和僭主朝代興亡交替。而在接下來的一百五十年中間，雖然還有僭主，但卻越來越罕見，因為政治焦點轉移到另一個方向上：民主政治的興起。”

僭主（Tyrant），從來是史不絕書的。在古希臘早期，這個詞用來指代那些未經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權的人，“僭”，在中文裏與“擬”相通，《廣雅·釋詁四》：“僭，擬也”。下擬於上，稱為僭或者僭越。通過僭越的途徑取得政權的人往往比世襲製下的君王更加殘暴無情，而後多將這個詞譯為“暴君”。但這與君主製下的暴君又不能區分，因為嚴格來講，僭主還不是“君”。就像上述故事裏讀書當了官的人還不是世家，到了第二代才算世家子弟。在古希臘的公元前7 世紀初貴族政治開始解體之後一段時間，被稱為“僭主時代”。對比那些此起彼伏的希臘僭主們，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定義，所謂僭主就是那些完全無視過去的任何政體及其傳承、而憑借強權取得統治地位的獨裁者。僭主通常都在民族國家的危機時刻崛起。因為危機為權威及其膨脹創造了契機，並提供了舞台。危機也為非常的暴力提供了部分的令人無法拒絕的理由。尤其在一個缺乏民間力量和個人主義素養的地方，危機也使得大多數老百姓呼喚強權人物，對鐵腕充滿了從站立的方位開始癱軟下去的依賴感。就像當年孫文就任的“非常大總統”的頭銜一樣，這個頭銜本身就是一個形象和典型的僭主的稱謂。一個非凡的僭主人物在這樣的時代，似乎真的像暗夜裏的指路明燈，大海航行的舵手。不過這樣的時機也是可以人為創造的。並可以推波助瀾。就像毛澤東當年在湖南在井岡山一樣，隻要認定了革命的終極正確性，就不妨煽風點火，製造衝突，逼著那些覺悟還不高還不知道隻有革命才能救自己的農民去造反。就像梁山泊的好漢，一部分是官逼民反，比如林衝，一部分則是匪逼民反，比如盧俊義（更何況即便是官逼民反的林衝，也要被王倫逼著去殺人以表忠心、斷退路）。曆來的農民暴亂都是如此，一開始是自發的聚眾作亂，是對於暴政的掙紮。後來便一路燒殺搶掠，一路裹挾大量農民遊民入夥。不想參加的，便燒了你家房子，殺了你家老母，看你還參不參加！如同安德魯斯在研究希臘僭主時說，“甚至在真正有此需要的時候，僭主也大抵超越當時危機的要求：因為個人野心與社會需要既難解難分，而獨裁者自行引退也絕非易事”。因此不難理解貢當斯對於僭主政治的厭惡感。他說：“我當然不是專製製度的信徒，但如果讓我在僭主政治和穩定的專製製度之間進行選擇，我會奇怪為何不選擇後者”。

格羅托所分析的希臘僭主政治，其實也存在於中國先秦的西周、東周、春秋時代，如：共伯和之廢周厲王，後來的“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陪臣執國命”等等。僭主現象也出現於現代，如英國克倫威爾、法國拿破侖、德國希特勒、俄國列寧－－斯大林、意大利墨索裏尼、西班牙佛朗哥、中國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北韓金日成、北越胡誌明、土耳其凱末爾、伊朗霍梅尼、埃及納賽爾、古巴卡斯特羅、埃賽俄比亞門格斯圖、伊拉克侯賽因、印度尼西亞蘇加諾－－蘇哈托、菲律賓馬科斯……每一個站在現代社會門外的國家，都要產生至少一個僭主，而往往，是僭主不斷，憲政無望。所以，它對本書的議題具有意義。在古代希臘，僭主的權力具有以下幾種起源：

1，作為行政長官，逐漸變質，不守承諾，竊取足夠的權勢，不再理睬推選他出山的人們。在近現代社會則如袁世凱、拿破侖。

2，作為煽動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以無權者的鬥士的名義挺身而出，博得人民的好感，得到擁戴，推翻舊政權，自立為僭主。如墨索裏尼、霍梅尼。

3，甚至用不著受擁戴的借口，幹脆運用一支軍隊，奪取政權。如列寧－－斯大林，蔣介石－－毛澤東。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治舞台上具有推動性的政治權威人物中，洪秀全隻算得一個傳統型人物，盡管他運用了基督教的旗號。而清廷裏掌蹄帶尾的人士除了光緒，都缺乏現代意義。在分析邊疆諸位如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時，可以發現：曾國藩、李鴻章，是權臣而不是僭主，袁世凱先是權臣後是僭主，蔣介石、毛澤東是僭主，鄧小平則始終是以權臣而非僭主的身份在操縱中國政治，因為他始終不是國家主席，又不是黨的領袖，後來甚至不是軍隊的統帥，但卻非法控製著獨裁權力。

可以說，曾國藩、李鴻章這樣的權臣，是為袁世凱那樣的半僭主進而為蔣介石、毛澤東那樣的僭主，登上曆史舞台而做準備，而鄧小平這樣名不正（以權臣之名而行僭主之實）的人，則可能恰恰在不自覺甚至極不情願地為近百年以來的中國僭主時代，悄悄畫上句號。環顧當今中國，政治領袖的權臣化，不僅體現在鄧小平身上，而且體現在鄧小平任命的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身上，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其實是一些技術官僚，而不構成任何意義的政治權威。結果，政治領袖的權臣化，注定中國社會即將進入新時代，而第三代以後的集體領導（第四第五等等），也許將被證明，隻能借助其他政治權威來推銷自己。在台麵上，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政治的權臣化和僭主化，和西方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僭主專政有相似之處：

英國革命產生克倫威爾，法國革命產生拿破侖，德國革命產生希特勒，意大利革命產生墨索裏尼，日本半吊子革命產生軍部的獨裁，俄國革命產生列寧－－斯大林……事實似乎表明，絕大多數傳統國家在其現代化過程中，都會產生至少一個獨裁的僭主，而且被他的追隨者集團尊稱為國父。中國似乎也是如此。但事實上，中國的道路不同於歐美俄日，中國革命因而漫長得多、曲折得多：迄今為止，中國革命，已經產生了至少四個國家：武昌首義的中華民國、袁世凱的中華帝國、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於鄧小平，由於他的“改革”已經完全推翻了毛澤東體製，變化度並不小於蔣介石對北洋政府體製的改革，甚至不小於毛對蔣的改製，是否該作為另個國家？當然，他沒有力量改變國號；因此雖然推倒毛的一切作為，畢竟還是趴在毛的墓前叩頭，張揚毛像於天安門廣場，非英雄也。其中，至少產生了三位國父：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雖然，袁世凱被稱作國賊，而毛緊跟斯大林，避免國父的提法，但顯然他覺得自己比國父（王朝締造者）還大，簡直是秦皇再世（曆史締造者）。

其它國家的僭主，都是完成國家統一，完成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過渡。而中國的僭主，卻是實現國家的分裂，把大一統的世界帝國，變成好幾個不倫不類的分裂國家，如蒙古、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變成日本、蘇聯、美國的仆從國家。其它國家的僭主，都是在實現民族統一的過程中，發動對外戰爭，躋身列強行列，即使像俄國這樣不爭氣的家夥，在一戰中破產了的國家，也隻經曆短短幾年的內戰，就在二戰中成為世界霸權。但中國，卻在經曆了三十八年內戰和外侵(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後，又經曆五十多年迄今不息的內亂，沒有穩定的製度(即使所謂社會主義製度也遠遠無法對比蘇聯製度的成熟)，沒有社會規範(傳統規範被消滅，新規範的試驗也宣告失敗)。

僭主政治在中國近代曆史的發展中，已被證明沒有完成它在其它社會中的統一－－強國－－對外擴張等應急功能，反而造成分裂－－衰弱－－內亂；所以我們迄今受到發達國家的欺侮；不斷品嚐中國民族的巨大災難。如此反差的奧秘究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