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專訪李澤厚：中國哪方麵都比西方差一大截

（轉帖此文，並不表示我完全讚同他的觀點，但值得思考） 
 
李澤厚是誰？
 
據說有一年李澤厚南下，去某大學附近的書店作客。老板在門口貼了一張不起眼的告示，引得諸多學子停步注目。他們興高采烈，奔走相告：李澤楷要來了！
 
一位學者在聽到這個段子後感歎，“一瞬間，我感到了世事的蒼涼。想當年，李澤厚是何等了得啊！八十年代的大學生、研究生，有幾個不知道李澤厚的？就連他那本其實沒多少人讀得懂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也是許多青年學子的架上之書、枕邊之物。”
 
李澤厚曾說，19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突顯”。在新世紀已經五年的今天，大概是學人淡出、商人突顯了。將李澤厚錯認作李嘉誠之子、小超人李澤楷，這是時代的悲哀還是進步呢？
 
想當年，李澤厚初出茅廬就一鳴驚人，在1956年的美學爭論中，26歲的他發表《論美感、美和藝術》一文，提出美是“客觀性和社會性的統一”，批評了當時鼎鼎大名的美學家朱光潛和蔡儀的觀點。
 
在此後的反右和文革中，政治的驚濤駭浪波及中國絕大部分思考著的頭腦，而李澤厚卻幾乎沒受影響。在太行山下放、在“五七幹校”勞動，當有的同事忙著做家具的時候，李澤厚卻用紅寶書蒙著康德的著作，搞自己的哲學研究。
 
1970年代末百廢待興，李澤厚的作品有如橫空出世。從哲學、美學到思想史，他橫跨多個領域。從思想到語言，都是一種嶄新的麵貌。
 
《批判哲學的批判》這一純哲學著作，當時竟然賣了3萬冊。而三部(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更是影響深遠。李的思想洞見和文字魅力在《美的曆程》一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該書1981年出版後，十年之內印了八次，成為最暢銷的學術著作，甚至成為一個時代的標誌，被馮友蘭先生高度評價，是對中國美學、中國文學，以至於中國哲學最精練濃縮的概括。
 
這本1979年的作品，絲毫沒有革命八股的文風。即便今日看來，文字依然珠圓玉潤。光是標題，便氣度不凡：龍飛鳳舞、青銅饕餮、魏晉風度、盛唐之音……
 
有人宣稱，以七七、七八級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級研究生為代表的一撥人是“讀朦朧詩和李澤厚長大的一代”。
 
高爾基曾這樣評價葉賽寧：“與其說是一個人，倒不如說是自然界特意為了詩歌，為了表達無盡的‘田野的悲哀’、對一切生物的愛和惻隱之心而創造出來的一個器官。”《原道》主編陳明套用這個說法，認為李澤厚“也是上帝賜給中國的，進行思想的器官，為了感受時代的氣息、脈搏，把它彰顯放大”。
 
李澤厚似乎總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曆史脈搏，引領學術界的目光投向一個又一個新領域。1980年代後的“美學熱”、“文化熱”，都與李澤厚有關。可以說，他在這十年間中國思想文化的進程中留下了自己明顯的烙印。
 
李澤厚告訴記者，他的所有書都有盜版，即便如此，著作收入也超過100萬了。也許李的思想仍然有人質疑，但其在思想啟蒙方麵的覆蓋力，恐怕不亞於正統的教科書。
 
在1980年代，李澤厚是時髦。但世移時易，有人認為李澤厚過時了：1989年寫《華夏美學》的他已是“日薄西山”。而1996年的《世紀新夢》更是“老態畢現”。
 
李澤厚的思想究竟會在曆史上占據什麽位置，恐怕今人無權置喙。口無遮攔的他對記者說，“有人說我已在美學上遠超朱光潛，哲學上遠超馮友蘭。我心裏傾向接受，口頭卻連說不敢，我還沒想清這到底是我的謙虛還是虛偽。”“對我的評價，可能要在我死後30年或50年。”
 
李澤厚1992年1月去了美國。每年回國一次。在異國他鄉教書8年，現已退休。1980年代如眾星捧月般的他，1990年代給金發碧眼的年輕人講授中國的孔子和康梁，不知是怎樣的一番滋味。
 
當學問家取代思想家，當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鬧得不可開交之時，一個遠離中國、遠離學術圈的老人，偶爾也會超然世外地說些真話。2002年，李澤厚和陳明的對話錄《浮生論學》出版，因為臧否了不少今人，惹來非議。
 
11月的深秋，李澤厚身著睡衣，在家裏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當他談起世界和曆史，一種孤高而強大的自信折射出背後龐大的思想支撐。當他用湘音聊起老長沙的舊時風貌，一種溫暖的氣氛烘托出這位老人的恬淡心境。
 
李澤厚曾說“走自己的路”。在他看來，自己的人生際遇與反右、文革一樣，都是社會大潮的起伏而已，而隻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閑庭信步，節奏未曾改變。正如記者幾次要求，他依然穿著睡衣拍照。
 
下麵的對話，大部分都是常識。恐怕隻有清醒而“不懂人情世故”的老人，才能說出這些明白而不拐彎的實話。
 
訪談
 
記者：我們的報紙提倡理性、建設性，據說您很早就有類似的提法，能不能講一講？
 
李澤厚：我在1980年代有過類似說法。對五四運動，我曾評價為，理性不足，激情有餘。這八個字是我曾在紀念五四運動時寫的。
 
現在有股潮流，有批人物，否定五四，覺得五四斬斷了中國的文化傳統。這個觀點我是非常反對的。但我認為五四有很多缺點。
 
學術界流行尼采和後現代。現在把尼采捧為學術偶像，我是不讚成的。我認為，破壞一個東西不大難，但建設一個東西卻不那麽容易。而人類社會是靠建設而不是靠破壞來維持其存在的。毛澤東說，先破後立，不破不立，主要是強調破的方麵。實際上立比破要難得多，破了不見得立得起來。
 
比如寫學術文章，以前我說過，你指出哪個人的文章有一二三四五錯誤，那不太難，但你要想就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一點真正的建設性意見，就不容易。小到寫文章，大到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成長，建設是重要的，所以我很讚成你們報社的這個提法。
 
一個很有名的知識分子跟我講，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批判。似乎一考慮建設，就是想做帝王師。這個看法是不對的。這個立場在歐美可以，因為這些社會的資本主義已經很穩固了，你怎麽批判也沒什麽關係。歐美一些知識分子做的事情就是批判，他們不管建設不建設。譬如福柯，就是反對理性，認為理性是囚籠、啟蒙是錯誤。但是，對中國，特別是目前的中國來說，更需要理性的、建設性的東西。這一點我1999年也講過了。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馬克思主義不僅是批判的哲學，也應該是建設的哲學。過去一講到馬克思主義，修飾語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但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應該也是建設性的。怎麽樣建設一個好的社會，精神方麵、物質方麵都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研究。
 
所以，我很讚成理性、建設性。這不是奉承你們的報紙。當然批判也應該是理性的，但現在流行的是非理性、反理性。
 
記者：記得您說過，在不同社會階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樣的。歐美的社會製度發展已經比較成熟，所以需要福柯這類批判思想。但在中國現在這個階段，後現代這些東西是不是遠遠超前於現實了？
 
李澤厚：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一個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體的社會環境裏去考查。
 
西方的資本主義發展了幾百年，理性的東西相當周密。美國的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體表現。而理性，特別是工具理性，在中國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卻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來了。所以，他們需要破壞和解構。中國恰恰相反。學者們要模仿、要接軌，把後現代硬搬過來，在基本學理上是有問題的。當然，後現代作為一種現象，為什麽和如何可能產生，這倒值得研究。
 
我想可能有這個原因：主流學者不是講“曆史的終結”嘛，曆史終結，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沒有了，過一種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覺極不滿意，有各種虛無和自我暴棄。
 
但是，就中國社會而言，大部分人仍然沒有過上好的生活，大量農民工還在為生存拚死拚活。所以，這些思想就和時代脫節了。其實，就算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貧富懸殊問題。不然法國哪有那麽大的騷亂，也是因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視吧。
 
講後現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學院裏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讚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學者說，那你幹嗎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為什麽自己不去那裏生活？
 
後現代思潮實際上是在學院裏，並不是發達社會的思想主流，社會的主流還是非常理性的。
 
現在西方最時髦的就是後現代，要趕時髦，才能接軌嘛。學術和科技不一樣，科技當然最時髦的就是最好的。學術卻不一定。現在的理論不一定比柏拉圖好到哪裏去。後現代的這些代表人物反對理性、反對啟蒙。但他們其實並不比康德、洛克、休謨強到哪裏去。福柯、德裏達這些人，我覺得比馬克思差遠了。
 
記者：您仔細看過福柯、德裏達嗎？
 
李澤厚：當然，隻看過一些，但他們的基本思想我知道。比如福柯，我認為比較精彩的是，他說知識是與權力聯係在一起的，任何一種知識都是被權力支配著。這是有道理的，甚至某些自然科學，都是被某種權力支配的。沒有什麽真正超脫的知識，沒有與政治無關的真理。但是，馬克思的思想裏早就包含著這一點。其實，福柯他們受馬克思的影響很深，但他們不願意講。海德格爾也是這樣。
 
福柯的其他主張，比如理性是監獄等等，我以為，學術價值並不高。
 
記者：您的思想的兩個基點，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和儒家經典？
 
李澤厚：一個是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也說他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哈哈。另一個是中國傳統。我是在中國傳統的基礎上融化康德和馬克思。我也吸收了不少後現代的思想。例如，後現代思潮反對絕對的、先驗的理性，反對像康德、黑格爾那樣的理性。我提出的實用理性，恰恰也是反對絕對先驗的理性。我認為理性是從經驗中提升出來的。這些方麵便和後現代有吻合之處，或者說吸納了他們的一些東西。又如，我反對他們的相對主義和反二分法，卻又強調“度”的靈活性和不確定性，等等。
 
記者：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的物質生活是朝向歐美那個方向。在精神文化層麵上，中國是不是缺什麽，怎麽解決？比如中國人是不是需要宗教？
 
李澤厚：這個問題太大了，不好談。劉小楓說，五四時代的一個最大錯誤，就是沒有把基督教搬進來。所以他希望基督教來救中國。但我的看法是，在基層，特別在農村和下層社會，基督教可能會有很大的傳播。但要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接受基督教，是比較困難的。
 
我也說過，在美國上課時，有個學生問我，你們中國人不信上帝，怎麽還能維持那麽久呢？他很驚訝。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漢族發展到今天這麽龐大的規模和人口，是一個奇跡。
 
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個文章中講，是因為中國有個“禮教”，儒家的教。它不信上帝，也不拜孔子。但是，它拜五個字：天地國親師。我記得小時候，家裏的堂屋供奉著祖宗牌位，後麵的紅紙上寫了五個大字，天地國親師。這就是中國的宗教，拜的就是這個東西。原來是天地君親師，辛亥革命以後就改成天地國親師了。國是國家，親就是長輩和親戚。中國的禮教，是一套行為規則，一種倫理規範，一種情感信仰。所以，我講中國禮教的特點是宗教、倫理、政治三合一。
 
三綱五倫，這就是中國的宗教，是和倫理、政治相結合的一個東西。但是，這個傳統也丟掉了。
 
過去的這個傳統是有經濟基礎的，祠堂、宗祠有田，由族長來支配錢怎麽用，或者辦學，或者在饑荒時義賑，救濟災民。現在這些都沒有了。
 
在新的形勢下，我們怎麽來應對？假設我們從外麵借一個宗教比如基督教或伊斯蘭過來，可能性不大吧？！能否和怎樣創造一種新的形式，回到中國人過去那種天地國親師的信仰(而非政治或倫理)狀態？這是中國文化要解決的大問題。
 
到現在為止，中國還是人情味比較濃的一個社會。注重家庭生活，尊敬師長、長輩，注意各種親屬關係，和別的民族還是不同。比如打工妹賺了錢，還要寄回家，很顧家的。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這說明什麽？說明還是存在某種傳統。不能說基礎牢固，但場域尚在，還有可為。在這個基礎上怎麽發展出信仰？學者要思索，也要做一些社會調查，還要政治家的努力。這是很艱巨的事情。
 
記者：這和您說的“西體中用”有關係嗎？
 
李澤厚：大有關係。關於西體中用，我已經寫了很長的文章，不再重複。簡單說兩點。所謂西體就是現代化，這個現代化是從西方引進的，不是講改革開放嘛；“體”是指社會存在。西體是指社會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現代化。這才是真正的人類本體。這和我說的吃飯哲學是聯係在一起的。這個“體”，不是虛無飄渺的中國精神、文化傳統、精氣神啊什麽的。
 
第二，我的這個西體中用是針對中體西用而言的。中體西用來自張之洞，其主要目的就是維護封建專製主義。沒有中體西用，我也不會說西體中用。而中用，是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國來後的應用。中國用西方的體，會創造出新形式。所以我說轉換性創造。從而，這個體也就並不完全等同於西方的那個體了。這個問題講起來很複雜，詳細的可參看我的《再說西體中用》一文。
 
記者：上海7月份開設了首個中小學生誦經班，輔導他們學習《三字經》、《千字文》、《百家文》等儒家啟蒙經典。請問您對兒童讀經運動有什麽看法？
 
李澤厚：我並不反對讀些經典，不然我寫《論語今讀》幹什麽。但要看你用什麽思想來指導讀經運動，是國粹主義、複古主義、保守主義？這些我是反對的。
 
記者：您剛才說到中國禮教的特點，是政治、宗教、倫理三合一，這出自您對巫的理解吧？現在年輕人的思維結構，完全是西方現代科學那一套。而西方概念體係和中國傳統是搭不上界的。比如哲學、宗教，中國過去都沒有這些完整的概念。但您是從根子上思考，建立了一套概念體係。
 
李澤厚：我就是從根子上找。例如，為什麽中國人說天人合一？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因為上帝和人是絕對不同質的。你隻能皈依上帝，請上帝贖你的罪。你不能和上帝變成一體(除了某些異端派別)。中國的主流，儒家、道家都講天人合一。這是哪裏來的？就是我說的巫史傳統。似乎別人還沒這麽說過。
 
記者：周公和孔子發揮了巨大作用。
 
李澤厚：我認為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對中國曆史影響最大，也最重要的三個人。
 
記者：秦始皇為什麽了不起呢？
 
李澤厚：我以前沒有講過，我不是研究曆史的，發言權不夠。
 
秦始皇統一中國是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搞了書同文等等。漢字在維持中華民族的延續、發展和統一方麵起了極大的作用。我認為，漢字並不是口頭語言的複寫，和西方語言完全不同。但我不是語言學家，這隻是我的一個看法。但我覺得這個看法很重要。
 
漢字怎麽來的？來自結繩記事。所以漢字具有神聖性、可崇拜性。我小時候，經常看到牆上貼著一張紙，上寫“敬惜字紙”。一張白紙，寫了字，就應該愛惜它，尊敬它。沒有漢字，中國很早就分成很多個民族國家了，就和歐洲分成那麽多民族一樣。
 
而且，漢字控製著語言的發展，而不是語言控製文字的發展。在西方恰恰相反，是語言控製文字的發展。要英國教授看懂11世紀的英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們可以看懂孔子、孟子的東西。文字有這麽強的持續性，語言受它的控製。
 
除了書同文，秦始皇還有漢武帝把六國開始有的郡縣製給統一化、製度化了，建立了文官製度等等。這也很了不起。中國的基礎都是秦漢時打下的。
 
記者：記得您講過，在地方和中央的關係上，您還是傾向於中央集權？
 
李澤厚：1990年代我和很多朋友爭論時說過，中央集權很重要，不能搞地方分權。中國最可怕的是內戰。如果地方分權，每個地方都有個軍區支持它，那湖南和廣東就可以打仗了。我們這麽大一個國家、統一市場，多好。歐盟就是想搞個統一市場啊。
 
什麽事都有利必有弊。中央集權當然有弊端，但比分權可能帶來的四分五裂好得多。
 
這個方麵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樣。有人提倡地方自治，我是不讚成的。可以搞試驗，但如果發展趨向與中央對立，那就麻煩了。
 
記者：哪些方麵可以分，哪些可以統？您能不能講得細致一點？
 
李澤厚：我是搞哲學的，隻能說個大概。經濟上、政治上，哪些該分，哪些該統，那是我無法發言的。但我當年就讚成宏觀調控，1990年代初吧。辛亥革命最大的問題，就是把中央集權的象征打掉了。後果一定是軍閥混戰。
 
記者：您似乎對民族主義比較反感。
 
李澤厚：民族主義，是很危險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對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最容易煽動民眾感情的一種主義。如果有人鼓動，我們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許多青年人爭先恐後。現在之所以不能搞議會、多黨製，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義大旗的政黨一定優勢勝出。這是非常危險的。
 
現在學術界也有某種民族主義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學生、朋友，我是不讚成的。10年前不是有本書《中國可以說不》，我非常反感。現在也有一種情緒，認為21世紀就是中國的世紀。我也不讚成。這是一種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個方麵，科學、軍事、技術、政治、文化以及經濟，我們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討厭豪言壯語。這方麵我和很多人講不來。我認為這種姿態容易誤導民眾。如果號召和日本或美國打仗，那一定熱血沸騰，群情激奮，極不理性。
 
記者：有很多學生遊行抵製日貨。這個算不算民族主義？
 
李澤厚：我覺得，政府和學者應該注意這個問題。
 
但我也一再說歐盟是個榜樣，那麽複雜的情況可以走到現在這樣密切的經濟聯係，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徑。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語言、不同傳統可以聯合在一起。現在不能想象法德再打仗了。也許30年後俄羅斯也會進去。為什麽？因為經濟的力量。
 
對台灣也是，經濟力量才能讓它不和大陸分開。這就是我的馬克思主義，這也是我的吃飯哲學。我說的吃飯，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壽娛，指整個生活質量的不斷上升。這個力量是最大的。
 
人首先是一種物質性的生存動物，我不欣賞那些大講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飯哲學這個詞。有人說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來刺激那些蔑視物質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飯，而且都想吃點好飯。除了印度的苦行僧。
 
記者：能不能對自己做個評價？
 
李澤厚：近兩年已經有好幾位這麽問過我了。我對自己不好作評價，讓時人特別是後人評價吧。我總不能像牟宗三說自己的“古今無兩”吧，有人說我已在美學上遠超朱光潛，哲學上遠超馮友蘭。我心裏傾向接受，口頭卻連說不敢，我還沒想清這到底是我的謙虛還是虛偽。我又想為什麽近來老有人問這問題，我想我大概是快死了。
 
記者：您提了一些概念，如實用理性、樂感文化、一個世界，都很獨特。您的這套概念能夠在中國和西方的思想之間搭一座橋，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李澤厚：我抓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樣才能真正走進世界，和西方溝通。從王國維到馮友蘭、牟宗三，都是走向世界，我希望將來能走進世界。
 
我這些概念，不僅中國可以用，將來西方也可以用。比如我的實用理性，當然要很長一段時間以後。對我的評價，可能要在我死後30年或50年。嗬嗬。
 
記者：您在和陳明的對話《浮生論學》中幾次提到，中國學術界應該重視分析哲學。我也感到，許多人用同一個詞，但卻是不同的含義，這樣討論問題就容易南轅北轍了。
 
李澤厚：現在很多人不注意這個問題，經常一篇文章內自己的話有矛盾。其實一直有這個問題，當年討論形象思維就是如此。現在的文風也不好，學後現代，搞得晦澀難懂，可以清清楚楚講的，故意曲曲折折、模模糊糊。
 
記者：對目前國內學術界的主力軍，您有什麽評價？
 
李澤厚：在1979年的《古代思想史論》後記中，我說希望屬於下一代。我希望能“為王先驅”。
 
我希望這些年輕人能出一些非常好的作品。我當時說，紅衛兵一代搞自然科學是沒有希望了。但我希望在人文學界、政治方麵出一些有作為的人。包括文藝界，我希望出一些大家。20多年過去了，我對此相當失望。
 
最大問題是原創性不夠，都是轉述、模仿。根本性的創造太少。當然也不能胡亂創造。
 
記者：到現在，您的著作總共印了多少冊？
 
李澤厚：我沒有數。我所有書都有盜版。這些書好像還是學生買得多。因此盜版書都集中在學校區域。書有人看就好，可惜錯字太多。我的書在台灣賣得也不錯，例如《美的曆程》，這個沒想到。這大概是我的惟一安慰。
 
記者：為什麽一直有人看呢？說明一直沒過時。
 
李澤厚：不隨風倒。現在講華倫斯坦、白銀經濟等等，我就不信。我以為，不論做事或做學問，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判斷。我一向說，判斷能力比知識重要。到底哪個對，哪個錯，對幾分，錯幾分，自己要有判斷。現在很多是人雲亦雲，趕時髦，追風。
 
李澤厚：書寫美的曆程
生於1930年6月，195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著名哲學家、美學家。
驕人業績
成名於上世紀50年代，以重實踐、尚“人化”的“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美學觀卓然成家。
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德國圖賓根大學、美國密歇根大學、威斯康星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曆程》、《論語今讀》等。
本真語錄
有人說我已在美學上遠超朱光潛，哲學上遠超馮友蘭。我心裏傾向接受，口頭卻連說不敢，我還沒想清這到底是我的謙虛還是虛偽。
經典評說
雖然已事隔二十年，我仍然記得讀李澤厚時的那份心情。那時，李澤厚每有新作發表，朋友間都要奔走相告。
———易中天
在那個年代，文化熱、美學熱風行的年代，他被青年人尊為“精神導師”。
他的一位前同事回憶，那時要是李澤厚在哲學所上班，辦公室就擠滿了全國各地的拜訪者，和他一個辦公室的同事都擠不進去。
而當“文化熱”退潮，他也被人淡忘。據傳，前些年他去大學講課，有學生誤把告示上的“李澤厚”當作“李澤楷”。
但李澤厚知道，他的書與他的美學，已穿越了厚重30年。而他對此感到滿意。
10月16日，北京的家裏，“美學宗師”李澤厚裹著睡衣深陷在躺椅裏，笑容像滿足的、滿臉皺紋的嬰孩。
79歲了，他的黑眼睛閃著光。
他的眼光遊離在窗外，始終不看來訪者的眼睛。隻有在爭論的時候，才會移回視線———他一直說，自己不善與人交流。
他年輕的樣子一並和《美的曆程》留在了中國的80年代，是那個時代裏的驚歎號。
自由之精神
自由。李澤厚說這個詞會貫穿於自己生命的始終。
他總是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生活，爭取更多的屬於自己支配的時間。
他最懷念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做研究員的日子。“不怎麽去上班，大多時間呆在家，看書，寫文章。”他描述那時的狀態。
他甚至一度住進了太太的宿舍，居委會因為看他整天賦閑在家，而去調查追問。
他也不按領導的指示寫文章，被批了好幾次，也被冠以“異類”之名。
這與那個時代所倡導的精神格格不入。
“我不喜歡人雲亦雲的東西，不喜歡空洞煩瑣的東西，恐怕都應追溯到窮困、認真、廣泛閱讀的青年時期。”李澤厚曾在接受訪問時說。
那個需要越過一條河去書店站上一整天的青年時代，留給他的是自由之精神。
寫那本在80年代引發轟動的《美的曆程》，李澤厚隻花了幾個月的時間。
他並沒有坐在書桌旁苦思冥想，等待靈感。他比誰都清楚，他“不會有什麽靈感”，他也“從來也沒有過靈感”。如果三五天過去無法成稿，他會選擇放棄。
“我從來沒有廢稿。”他篤定地說。
這種率性而為同樣表現在他的晚年。
比如他對所有拜訪者奉上三條準則：不開會、不講演，不上電視。
“我討厭強光刺激和正襟危坐。”他說，這些錄製電視節目的體驗和姿態，是他極為厭惡的。
他還立誌不做壽。
那些“活到90歲、100歲”的祝詞，對他來說沒有什麽意義：“每個人都要麵對死亡，這些隻是廢話而已。”
他似乎活在激流之中的島，觀賞著他人逆流、順流的生命。
而他的經曆，也已經被人觀賞讚歎過無數次。
美的烙印
李澤厚與他的書締造了80年代有關“美”的一切想象。
1981年出版的《美的曆程》，十餘萬字薄薄一冊，卻一時“洛陽紙貴”，讓無數青年夜不能寐。
“80年代的每個學生宿舍裏，總能翻檢出我的《美的曆程》。”他咧著嘴笑，不掩自豪。
“龍飛鳳舞”、“青銅饕餮”、“魏晉風度”、“盛唐之音”……單單是章目詞句，就已帶來了荒蕪之外的新天地氣息。
從遠古圖騰談起，一路走過五千年文明，觸摸青銅之美，感受楚辭漢賦，聆聽盛唐之音……二十多年後，易中天仍記得那時的激動：“《美的曆程》是可以當作藝術品來看待的，讓我怦然心動。”
那時的李澤厚去北京大學哲學係座談，然後在學校食堂就餐，成千上萬的孩子發現了他，紛紛圍攏過來。
人們說，李澤厚讓整個北京大學“萬人空巷”，食堂成了北京大學最擁擠的課堂。
李澤厚稱自己的生平有兩樣最滿意，“一是寫了30年的書，那麽多人讀，而且現在也有人讀。”
第二個滿意就是去美國之後適應全英文教學的環境。
他也深諳可以成為一代美學大師的原因：“時勢造英雄，英雄也影響時勢。”
何況那是一個解除種種禁錮、崇尚優美閱讀的年代。
政治化、口號式的語言一去不複返，朦朧詩、尼采、叔本華、歌德、康德跳上青年的案頭。
有人描述那個年代：“人們詩意的棲居在大地上，帶著自由的火焰奔走呼號，即使餐風露宿，即使淚灑街頭，也在所不辭。”
有人讚李澤厚似乎總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曆史脈搏，引領學術界的目光投向一個又一個新領域。“美學熱”的興起與他脫不開幹係、而“文化熱”的浪潮也與他有關。
而他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涉足中國思想界，《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探索“中國向何處去”的現實課題，“讓一個時代的青年開始貼著地麵飛行”。
這十年間中國思想文化的進程中，李澤厚留下了自己明顯的烙印。
靜悄悄地寫作
追溯李澤厚的一舉成名，都會提及1956年的美學大討論。
在1956年的美學爭論中，26歲的李澤厚發表《論美感、美和藝術》一文，提出美是“客觀性和社會性的統一”，批評了當時鼎鼎大名的美學家朱光潛和蔡儀的觀點。
這其實並非是青年的莽撞之舉。
“其實在那之前我就很有名了。”他會更正，“我從大學一、二年級就開始學術研究了。”
他承認20歲時成名的欲望很強烈。而成名之後，“帶來的卻都是壞處。”
反右運動開始，他因去敦煌考察壁畫，躲過了揭發高峰，成為“漏網右派”。
“文革”時期，他儼然一個“逍遙派”，不介入任何爭論，用紅寶書蓋著康德，進行著自己的研究。
“我一直設法躲避運動。”他笑言。
靜悄悄地寫作。這是他給自己的定性。
他說有人勸他寫自傳，但他拒絕。
“不想回憶，回憶隻會帶來沉重的痛苦。”他說，“但痛苦不會忘記。”
對於他而言，痛苦是兒時小康家庭中落帶來的困頓體驗，也是成年後下放幹校時為上工不遲到睡在田地的慌張與倉促。
上世紀90年代初，他遠赴美國一所大學任教。
“當時心理負擔極重。”他發出嘖嘖聲。
從最初麵對課堂上學生的提問懷疑自己會聽不懂，到後來被評為“名譽博士”，他覺得努力的結果，是他生活裏的一小段輝煌。
寂寞中獨行
在李澤厚去美國講演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誌清稱讚他：“每一代人總要有幾個人，錢鍾書那一代有他，而你這一代有你。”
“我受寵若驚，連說三個不敢當。”李澤厚回憶往事。
對於這個被學界公認為驕傲的學者的稱讚，他覺得分外難得。
但有多少讚譽，就有多少流言。
“有人說我性格孤僻，驕傲，不愛與人交往，不懂人情世故。”李澤厚不掩飾這些評價。
他將這種性格裏的特征歸結於A型血的外顯：性急、失敗和挫折感強，不善與人交往，以自我為中心等。
曾經他試過獨自上街購物，卻以與售貨員吵架而告終。
至於壯麗事業的背後躲著一個孤獨的靈魂，他也覺得是“完全無所謂”的。
他曾一度懷疑自身患上一種疾病，無法辨識人臉和聲音。即便那人前一天與他共進晚餐、促膝長談，第二日他再見也覺得陌生。
“搞得很狼狽。”他抱怨道，有些無辜的模樣。
但這並不意味著困擾，對他來說，熟悉的人不會因此疏遠，陌生的人隻會更加陌生。
比起“顧盼自雄”，他更願意稱自己是“踽踽獨行”。
他有幾個摯友，卻從不主動去探望。
他不愛熱鬧，隻享受寂寞。
他說他臨死之際更願靜悄悄離去，隻希望家人看到。
這個拒絕與社會發生過多聯係的老者，卻依舊期待著“還有更多的年輕人可以看我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