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忘記的
四九年,頂著炸雷般的炮聲,我領著五歲的妹妹,踏著上海裏弄的石頭路到醫院去看媽媽。媽媽剛在那裏生了小弟弟。
路上幾乎沒有行人,但總有膽大的孩子,從門洞裏躥出來,抱起地上散落的結成硬塊的美國過期奶粉,向對麵的牆上扔過去,留下奶黃的一塊痕跡。空中響著斷斷續續的槍炮聲,剛一沉寂,孩子們就又跑出來,在地上畫格子,玩跳房子的遊戲。一聲巨響,孩子們嗖然消失了,隻剩下我和妹妹在路上。妹妹緊緊的拽著我往路邊躲。可是想媽媽的動力使我不顧一切的拉著她往前走。
弟弟是暮生,三個月前媽媽帶著我和妹妹在台北等待爸爸來過春節,不幸爸爸乘坐的太平輪在台灣海峽遭海難喪生。太平輪是一艘由美國二戰期間使用的貨輪改造成的客輪,往返上海和台灣基隆港之間,戰亂期間一票難求。輪船超載。爸爸倒不是和國民黨一起撤退到台灣去,而是帶著北方局劉仁給的特殊使命,說服他的好友,內蒙政府陸軍參謀總長烏古挺起義,為和平打通河西走廊,解放新疆而奔走。他正是陪著烏的家眷去台灣的。得知爸爸的噩耗,媽媽選擇不留在台灣。雖然她有可能留在那裏,或者接受日本大學的聘請去教書。但是她選擇回到大陸,回到新中國。這一選擇,不僅是決定了她的,也決定了我和妹妹,還有肚子裏懷著的弟弟的命運。
抱著丈夫有可能被搭救生還的一線希望,她帶我們回到上海,寄宿在朋友王伯伯家。擁有太平輪的中聯公司宣布破產,對死者幾乎沒有撫恤金,真是孤兒寡母,手無寸金。不巧嬰兒又臨產了。
跑到醫院,見到媽媽,我就忍不住委屈地放聲大哭。我小小的肩膀承受不了。可媽媽呢,她也隻有二十八歲呀,剛剛失去了丈夫,要獨自一個人接收這個小生命。人們說女人臨產時是感情最脆弱的,最需要別人的關懷和照顧。我那時從來沒有這麽想過,媽媽是我的保護者,媽媽是強大的。
我在媽媽的羽翼下,一點沒有媽媽的堅強。回到北京,曾為知名作家的媽媽隻找到了一個在中學教語文的工作。她照料著一家四口的溫飽。上小學不久,我就考上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兒童班。在那裏學跳舞,學表演。約定媽媽每周三中午來看我,因為每周日才能回家一次,對我來說是太長了,忍不住要想家。媽媽剛剛換了工作,到了中國農業電影製片廠做編輯,因為工作或外出采訪不能如約到達,我就開始哭,一直哭到她出現為止。我可以撒嬌、任性,因為我有自己的、愛我的親媽媽。媽媽小時候卻不能,她的親媽媽被掌家的娘攆出家門,不知下落。她給自己取的筆名是“梅娘”正是“沒娘”的諧音。我那時還不懂設身處地的為她著想,因為她是我的媽媽。
十一歲時我出演了兒童片《祖國的花朵》中的中隊委員。那時兒童片不多,我們就成了孩子中的佼佼者,經常參加國際兒童聯歡,給外國友人獻花等榮耀的活動。媽媽每次都精心打扮我,她總能想出與眾不同的花樣,使我顯得分外美麗。她沒有流露出一點愁容和痛苦,雖然那時“肅反”運動已經開始,她被冤枉地定為“重點審查對象”,每天要交代問題、做檢查。她在四十年代用青春的呐喊,寫出的反封建、反壓迫的文字,被當作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甚至黃色的東西來批判。她在日本幫助爸爸,變賣首飾給八路軍買藥、送藥的愛國行動,被說成別有用心。爸爸為地下黨工作,被說成是特務,而媽媽是負有特殊使命潛回大陸的“特務嫌疑”。我後來從自己的經曆中懂得,這種委屈和冤枉是錐心的,知識分子視清白勝過自己的生命,其不可忍受之辱能使人瀝血。古人喊出“士可殺,不可辱”,隻有當自己身臨其境時,才能真正體會。媽媽把這一切都承擔了,都擋住了,沒有一絲壓力落到我的頭上。我照常歡歌燕舞。媽媽看到我這樣健康、幸福的成長,大概是她內心最大的安慰。她不願讓我們重複經曆她在就社會遭遇的種種不幸,滿懷信心把我們帶到新中國,為此她忍受了這不該有的冤屈。
十五歲那年,我為參加夏天即將舉行的北京市遊泳錦標賽,在太陽宮遊泳館加緊遊泳訓練。晚上騎車回家,鄰居惶惶地告訴我:你媽媽被公安局的人帶走了。這對我實在是太突然了,媽媽不肯讓我分擔她的痛苦和不幸,我竟然對發生的事件一無所知,毫無思想準備。事後,她的單位農影通知我們三個孩子,她被劃為大右派、曆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被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教養了。當時妹妹十四歲,弟弟隻有九歲。一向脆弱、嬌驕二氣的我,不知怎麽,從內心滋生了酷似媽媽的力量,養育妹妹弟弟的擔子,由我一肩挑起。這次我甚至沒流淚,也沒向任何人開口求助。
得到媽媽的來信,是半年以後了。信紙上傳來她一如往日的溫馨體貼,隻簡單地敘述了她在那裏生活和勞動都很好,不讓我知道她的艱辛。說是給我織了圖案漂亮的毛衣,她會托可以出來探親的隊友捎給我。不諳世事的我真的以為她隻是在一個普通的地方,盼望著什麽時候能去看她。直到那一天,騎了二十裏路的自行車,趕到她所在的馬甸北苑農場,才體會到被專製的冷酷和屈辱。去那裏和探監沒有兩樣,持槍的兵把守著大門,上麵有類似炮樓的瞭望台。這裏沒有人把我視為三好學生,能夠光榮的站在國慶遊行的彩車上,走過天安門。我隻是犯人的家屬,他們天經地義的對我們呼來喝去。我給媽媽帶去了一罐炸醬,先在外麵被檢查過了,然後依次排隊進去,被告知隻能交談十五分鍾。在一條長長的木桌子一邊站定了,等待著媽媽和其他勞教人員被帶出來,每次十幾個人。媽媽出來了,她瘦多了,眼睛深深的凹進去,被帶到了長條桌子的另一麵。我們隔案相望,連手都不能碰一碰。我又禁不住哭了。媽媽笑著安慰我,問弟弟妹妹怎麽樣?我哭得更凶,說生病的妹妹被民政部門送進了清河療養院,其實那裏是收容孤苦老人的養老院。大概因為有醫生護士吧,也把生病的、無家可歸的人收容進去。媽媽眼光黯淡了,我忙說,妹妹還不錯,我每星期日去看她一次,她要我給她帶油餅和柚子去,我騎車差不多要兩小時。媽媽從兜裏掏出了幾塊錢,說是她幾個月攢下的勞動津貼,讓我帶回去。我還沒來得及把錢推還給媽媽,時間就到了。一聲哨響,他們就被帶走了。我遲遲不肯動,後悔為什麽又哭,隻談了自己這邊的事,還沒來得及問媽媽到底怎麽樣?
後來在媽媽的堅持請求下,她被允許去看了一次病重的妹妹,給她帶去了一個大柚子,掰開了,一瓣一瓣喂著妹妹吃完。沒過兩個月,妹妹就病死了。隻有我一個人被通知去了。妹妹幹瘦扭曲的身體,縮得像個六、七歲的孩子,臉是青的。我知道妹妹由於運動神經失調,吃飯時連勺子都放不準到嘴裏去。那裏的護理人員對她不耐煩,同房的人也欺負她。我哭得不行,我不能原諒自己,為什麽同意把她送到這種地方。我應該輟學,自己照顧她。再次見到媽媽,我又哭了。媽媽為不讓我難過,反而表現平靜。我又被安慰著。按理說我應該懂事,該被安慰的是媽媽。
媽媽後來要求我,不要每月都去探視她了,她很好,所發的勞動津貼也被允許去買些生活日用品,叫我不必惦記她。我不知道個中究竟。聽慣了話的我,隻是按照她的要求去做。1962年初,她被保外就醫,我才知道她的肺結核病很嚴重。她是怕傳染給我,寧肯不見我。媽媽的防範救了我。高中畢業時,我查出了肺上有陰影,後來拍了X光片,說是已經鈣化,才被允許畢業,投考大學。
我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若不是鬼使神差,就是因為主考老師的善良、惜才和對考生的一視同仁。我佩戴著“北京電影學院”的校徽,走在路上,搭乘公共汽車時常常招來好奇、羨慕的目光。我又變成青年中的佼佼者了。媽媽在替人家當保姆。星期天放假,我就去媽媽那兒,幫媽媽洗淨一盆一盆的衣裳。媽媽在街道做繡花的活計,每小時能掙一毛錢,我也學著飛針走線。媽媽去火車站當腳力,扛冬儲大白菜,我也替她去幹點。那一包包冰凍的大白菜,少說也有一百多斤,壓在背上,沉得直不起腰,冰得背生疼。走上幾趟,兩眼冒金花。我去,是蜻蜓點水,媽媽可是每日每天。她的肺結核還沒有全好,因為弟弟的肝硬化,脾髒腫大要住院。我在大學沒有收入,她除了要掙出兩個人的吃喝,還要掙出給弟弟治病的錢。媽媽從沒有怨言和呻吟。我當時也二十歲了,成人了。我是否應該停學去工作,幫助家裏度過難關?這問題在其他的家庭可能會自然的提出來,可媽媽從來沒有想過,她自己去克服一切困苦,卻不肯動我分毫。我被媽媽嗬護著,盡管我早已到了分擔家庭重負的年齡。
社會對媽媽的所有碾壓、打擊,也重不過我在“文革”中要與媽媽劃清界限的那一擊。後來很長的日子裏,我都想回避這一問題,想給自己找到解釋。但我的良心明白,這裏沒有解釋。什麽解釋都是蒼白的。我已經做了失去人性的事。越找解釋,就越見人心的殘缺和喪失。我一向認為自己善良,樂善好施,菩薩心腸,卻對自己媽媽施下最惡,最無人道的醜行。我一向奉行“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的處事之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行事之道,為什麽沒有實現在自己媽媽身上?黨可以不了解我媽媽,社會可以不了解我媽媽,我不可以說不了解我媽媽。我那時為什麽不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去辨別?為什麽不能抗拒潮流?媽媽頂住重壓二十年,我為什麽連幾年都頂不住?最傷人處,莫過於至親至愛對自己的懷疑,不信任,誤解,以致劃清界限,視為路人。為了在社會上,在組織中得到別人對自己的一點點信任,不惜傷害自己的母親,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不惜先革了自己親人的命。不能因為此種情況在“文革”中比比皆是,就姑息開脫自己。如果人人都能有不泯滅自己的良知和良心的定力,“文革”的災難就遠不會達到這樣的深入和廣泛。
從二十八歲到八十一歲,生活的殘酷和凜冽並沒有摧枯媽媽溫婉細膩的女性情懷,她熱情的天性一度被迫掩埋,佛去塵埃仍然恣意奔放。她胸懷寬厚,悲天憫人,一切從大處著眼。她含辛茹苦,並不企盼兒女知情。她的給予從不期待他人報償,從不強求別人聽從自己,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也允許他們自己去認識。哪怕執迷不悟,她也會等待,再等待。她從青少年時代開始筆耕,至今勤奮不綴。她將會得到理解,得到回應。她的作品一版再版,證明了這一點。向她回眸的讀者,靜下心來傾聽她的娓娓細語,審視她的作品所反映的時代,將深深體會到那個時間段所飽含的滄桑。
2001年10月為文匯出版社 學生閱讀經典《梅娘》一書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