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韓寒是不是當代的魯迅?這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事實已經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作為這個時代的意見領袖，他的言論已經深深嵌入到了諸多公共事件當中。僅以影響力論，韓寒不是當代魯迅，誰是?
插科打諢的時代終將成為過去
本報評論員 彭曉芸
“插科打諢”不是一個貶義詞，很多時候它像長了胡子的蒙娜麗莎的微笑，解構荒誕和霸權於無形，但當一個時代正在日益呈現插科打諢的集體無意識時，我們必須加以警惕和反思。幸運的韓寒，不幸地成為了一個解剖這個時代的隱語和密碼。
插科打諢，原意指戲曲演員在表演中插入一些滑稽動作和詼諧的語言來引人發笑，後泛指不莊重地開玩笑逗樂。
在某些場合之下，插科打諢是一種幽默，譬如強勢者遭遇挑戰，被扔鞋或扔雞蛋，來一句“我知道你的鞋是10碼的”或者“親愛的，我早餐一般吃雞蛋火腿腸，下次請再扔根火腿給我”，這是強權者化解異見的自嘲。但在某些場合之下，插科打諢卻是無力感的表達，是弱者的自我安撫。譬如心裏明明想做刁民，卻故作幽默狀地說，“讓我做個幸福的良民吧”;心裏明明覺著韓峰就是個腐敗的幹部，卻要強裝豁達地說，“韓峰是個好幹部”。
“插科打諢”僅是一個中性詞，它本身既不麵目可憎，也不熠熠生輝。韓寒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插科打諢的唯一標本，但他給這個中性詞匯注入了正麵的價值，並導向一種更多維的智性。這用來描述韓寒的話語方式，大概不是過度闡釋，而是對時代複雜性可能的審慎。
當然，韓寒又不僅僅是插科打諢，他比插科打諢多一些，不然，他就是周立波了。韓寒不是周立波，而是被美國《時代周刊》矚目的青年領袖人物。這也注定了，韓寒因其影響力之大被附加著過多的寄望。一些知識分子或公開或私下地肯定韓寒，指出韓寒的影響力大於N+1體製內學者的合力。這恐怕也不是自謙，而是一種哀怨：潛台詞是，一些學者正在悄聲無息地滑入失語狀態，當然，其中永遠不乏站起來振臂一呼者，但已經遠遠不及韓寒的莞爾一笑那樣吸引眼球。當一個人在承受著不可承受之重的時候，我們有理由懷疑，如果不是大眾的判斷力和趣味出了問題，就是這個時代出了毛病。
韓寒不僅是偶像，而且膽子夠大。膽子大也因為他不操心飯碗，當他不談論國是，不插科打諢，他可以談論賽車，可以成為年入數百萬的賽車手，再不濟，也可以出“博客書”，拿體製內知識分子不敢想的版稅。這，都是韓寒的底氣。
如果因為韓寒的“底氣”比你足，每個人就都興高采烈地甘當圍觀者，看著韓寒替你舞蹈、替你言說，甚至不惜把韓寒推上神壇，那隻能說，這不但暴露了我們的自私和怯懦，又是另一種意義的“被代表”;如果因為韓寒粉絲比你多，每個人就佯裝熱愛韓寒式話語，甚至恨不得搖身一變就用韓寒的語言說話，那隻能是，我們正在用同一種話語製造狂歡的假象，成為另一種意義的“大合唱”。
美國人尼爾·波茲曼說：“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當下的中國，似乎對這兩種趨勢均抵抗力不足，一方麵是因言獲罪的案例仍然不能消除，另一方麵是插科打諢式的集體話語正在吞噬力透紙背的直接言說。
人們正在變得越來越缺乏耐性，對“數學的美感”、“音樂的靈光”、“道德的重量”乃至“公平正義尊嚴幸福”統統失去興致，卻隻能對“局長的日記”、“趙薇的肚子”、“書記有新歡後殺情婦”等等興趣盎然，樂此不疲。而我們時代的話語方式，也正在被喧囂的集體無意識形塑為微博上的“正話反說、長話短說”，飯局上的“黃段子”、“紅段子”，除此之外，我們似乎已經不會說話了，假設誰突然一本正經地要跟你討論中國人的“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你一定一把推開他(她)。
如果把插科打諢比作拆房子，韓寒肯定是那個把拆積木遊戲玩得最好的小孩，但如果我們一直做著粉絲狀學著拆房子，總有一天，房子還是要蓋起來的，我們卻早已丟了建房子的本事，連牆是如何刷的，也遺忘得一幹二淨了。我們整日忙於大笑，卻對“一個因為大笑過度而體力衰竭的文化”毫無防備之心，對“插科打諢”的時代過去之後要談論什麽，缺乏準備。
同樣是暢銷作家、被譽為“美國精神”的安·蘭德，在談論“金錢的意義”、“工業家的犧牲”、“資本主義的道德意義”，在批判“二手貨”的本質，提出創造者才是時代真正的英雄。就連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甲骨文CEO埃裏森，都是安·蘭德的忠實擁護者，格林斯潘甚至宣稱讀了蘭德的書，最終確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但我們鮮見哪位讚美韓寒的著名人士，宣稱自己受到了韓寒著述的影響，充其量，他們隻是感激韓寒作為反抗者的姿勢站得如此漂亮，他們隻是快慰於韓寒替他們說出了那些如鯁在喉的妙語。但我們不能不對這種言說方式的單調抱以警惕，不能把正向建構的話語方式拱手讓“含淚勸告”的餘老師壟斷，不能不考慮，我們將以什麽來饋複我們的下一代，當他們浸泡在“幹部幹部，就是幹好部下”的語言環境中……
4月7日，韓寒在回應入選“時代人物”候選時寫下難得一見的正經話：“我經常自問自己，我為這個充滿著敏感詞的社會做出了什麽貢獻，可能到最後我隻貢獻了一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敏感詞而已。”“我經常非常的慚愧，我隻是一介書生，也許我的文章讓人解氣，但除此以外又有什麽呢，那虛無縹緲的影響力?”
聰明的韓寒是清醒的，糊塗的是這股潮流和它所愚弄的追隨者。當人們以遊戲的姿態談論“感覺的政治”，卻不具備真正的“政治的感覺”的時候，他們隻能把這種幻象轉化為對一個“文壇壞小子”的頂禮膜拜。
但是，一個插科打諢的時代終將成為過去，如果這不是臆斷，那麽，就希望下一次，除了韓寒，我們還能談點別的什麽吧!
韓寒什麽時候會OUT
本報評論員 李鐵
最近，《時代周刊》公布了2010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候選人名單，除了奧巴馬、希拉裏、李光耀這些“老套”的候選人之外，韓寒也位列其中，這令韓寒的粉絲們有點受寵若驚。
《時代周刊》賦予韓寒的頭銜是“中國最暢銷的作家之一”，而實際上，韓寒今天的盛名絕大多數並不是因為那幾本上了暢銷書排行榜的文學作品，如果僅僅是因為那幾本諷刺中國教育的小說，韓寒真還很難實現與郭敬明的多大區分。
盡管他本人相當不屑郭敬明，但遺憾的是，他早期小說的讀者，和郭敬明的讀者，區別隻是一個中學班級裏不同的群體而已。即使他的小說再暢銷，恐怕也很少有25歲以上的讀者關注。如今盛讚韓寒的一些文化名人，比如鄢烈山、張鳴、梁文道、陳丹青等人，也很少有人會去看他的小說。
當然也不是因為他的賽車成績，苛刻一點說，對於普通公眾，韓寒參加的那些賽車賽事可能還沒他本人有名。更不可能是因為他長得帥，盡管他的發型和長相都酷似謝霆鋒，但即使完全整容成了謝霆鋒，也上不了《時代周刊》的榜單啊。
今天的韓寒，核心競爭力還是要落在“公民韓寒”、“公共知識分子韓寒”、“意見領袖”這一麵上。當然，一流的國內賽車手、暢銷書作家、帥哥，這些身份無疑也使“公民”、“公共知識分子”的頭銜，來得更容易一些，更炫目一些。
不管他本人口頭上喜不喜歡這些頭銜，但這是事實：今天韓寒的公眾影響力主要來自他的博客，來自他在博客中對各種社會熱點事件的辛辣評論。
韓寒是當代魯迅嗎?
截至4月7日，韓寒的主博客的累計訪問量已經達到了3.46億次，早就成為了中國點擊量最大的博客。他達到這一訪問量，隻用了253篇文章。一篇文章的點擊量過百萬，可謂是家常便飯。以最近的一篇《韓峰是個好幹部》為例，閱讀116萬次，評論1.1萬條，轉載1190次，收藏619次。
試問，當今中國，乃至當今世界，有幾人的言論能有如此的影響力?
韓寒是不是當代的魯迅?這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事實已經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作為這個時代的意見領袖，他的言論已經深深嵌入到了諸多公共事件當中。僅以影響力論，韓寒不是當代魯迅，誰是?
韓寒的走紅一不靠權力，二不靠有組織的炒作，而且還不能說他是靠媚俗，因為他贏得了不少大牌公共知識分子的讚賞。從這個角度來講，他肯定是個中高手。
我常覺得人的思維能力應該細分為很多不同的區域，就好像有人數學天生厲害但外語總是不及格一樣，是很不同的一些天賦。對於社會政治等問題的一種批判思維能力，一種識別謊言的綜合判斷能力，是有別於智商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很難用考試來測試。甚至與知識的多寡並沒有必然的聯係。
相信很多人都會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同樣是考上清華的省狀元，但在有關社會、政治、曆史等問題的判斷上，批判思維能力差距極大，有人天生判斷敏銳而精準，有人卻極容易被蒙騙，甚至可以被稱為“”。
我們姑且稱這種能力為“批判思維能力”，對於公共知識分子而言，這種能力具有核心價值。在我看來，韓寒的“批判思維能力”很強大，天分相當高。僅就天賦而言，國內時評界的名家能比得上韓寒的，為數不多。
他的敏銳常讓我想起傅斯年，一個“批判思維能力”在胡適之上的人。即使韓寒沒走作家的路，最後做了學者，我相信他的學問也一定做得不錯，至少充滿靈氣。
這可能也是韓寒不屑於一幫教授們的批評的原因，因為以大多數批評者的能力，還跟不上韓寒的思維。
我並不認為韓寒很狂，很叛逆。狂嘛，像這麽聰明的人難免都有那麽一點。叛逆則完全說不上，因為在絕大多數社會問題的判斷上，韓寒秉承的是當今世界最主流的價值與常識，隻是在我們這個特殊的語境下，有些人卻覺得這是叛逆。這就不是韓寒的問題了。
這個“魯迅”太山寨
從韓寒開始走紅一直到現在，對他的評價一直都充滿爭議，對韓寒的水準不屑的文化人，絕不在少數。這些批評，韓寒本人顯然已經無法作簡單回應，因為其中的很多批評，是切中了韓寒的局限。如果對這些批評進行一個粗略的概括，那就是：韓寒的評論缺乏技術含量。
不管是批評還是讚美韓寒的人，都會提到韓寒說的都是“常識”。讚美他的可以說，他用諧趣的語言捍衛了常識，其實有時候這個時代最缺的就是常識。比如，陳丹青說韓寒隻是“一個說了大實話”的人。鄭淵潔說他很像《皇帝的新衣》中說真話的小孩。
批評他的人說，韓寒僅僅隻知道一些常識，認為韓寒的文章其實沒有多大價值，隻是擅長痛打落水狗，他所“針砭”的時弊，都是思維健全的公眾早已看清的流弊而已。這些東西，並不需要多大的洞察力，更像是加長版的新概念作文，對思想的推進功能不明顯。說這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思考，實在是說我中華無人。
而被韓寒的粉絲們大為推崇的文采，不過是些抖抖小機靈的俏皮文字。這些油滑的插科打諢文章和脫口秀差不多，其啟蒙意義相當有限。或者說，韓寒的文章還難說有多大的啟蒙意義，因為那些喜歡讀韓寒博客的讀者，早已經對這些問題有了相同的判斷，閱讀隻是尋求一種一起圍毆的快感而已。韓寒的文章，既沒有為讀者們提供一些新的知識，也沒有提供一種新的視角，狂歡之後，倒沒剩下什麽。
“老虎們”都到哪裏去了
哪個時代都需要一些機靈的插科打諢的“怪才”，但一般來講，這樣的“怪才”不太可能成為一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的主流，更別說成為一個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但韓寒做到了。這顯然不是因為韓寒的個人有多偉大，而是這個時代出了點問題。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老虎們”都到哪裏去了?
按照常理，承擔啟蒙重任的公共知識分子，學院派應該是主流，因為他們能最先突破信息和理論的封閉，在理論和知識上都具有優勢。但自打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學院派集體衰落了。發生了什麽事?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話題。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
首先，思考當下的社會問題，公眾似乎已經不再需要多複雜的理論和多有技術含量的東西。
這個說法聽起來有些奇怪，我們來看看三十年來思想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妨礙中國社會進步的主要還在於思想層麵的欠缺，也就是說，經過了長時間的混亂，整個知識和思想資源極其匱乏，人們還不知道怎麽做是對的。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在於與一些錯誤的思想作戰。一旦人們知道怎麽做是對的，一定會照著對的方向去做。因為在改革初期，來自於利益層麵的阻力很小。
在這個背景下，啟蒙的主要需求就是知識，因此，從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幾年，學院知識分子英雄輩出。至今活躍的學院派知識分子，幾乎都是那個時代冒出頭來的。
在那十幾年裏，啟蒙的幾條主線都在幾個學術領域裏推進，有對當代史的研究與反思，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與批判，還有對西方經典及理論的譯介與傳播。從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中期，你可以看到研究與思考越來越深入，學理上的探討越來越精致和專業。
開始是一批老先生帶著剛冒出頭的青年一輩從普及常識入手，從極其有限的學術資源來闡釋啟蒙，李慎之、王元化等老先生帶著恢複高考後的新三界們開始了破冰之旅。到90年代初，一批學術訓練更加健全的新銳逐漸成長起來，學問和思想都越來越成熟。將早期的《走向未來叢書》的那批參與者與後來留學歸國的劉小楓等人所做的學問與思考作個對比，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到一個進步的軌跡。學者們的西學越來越好，看問題也越來越深入。
在90年代中期，新三界一代挑起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大梁，劉小楓、秦暉、徐友漁、賀衛方、朱學勤等人都是那個時代的活躍人物。而他們的70後學生輩，繼續學術思想推進的勢頭本來毫無懸念，因為他們有著比新三界們更健全的學術訓練，外語功底也更紮實，很多人更是直接從國外學成歸來。
但這批70後的學院派，卻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今天還活躍著的體製內學院派，依然是秦暉等老麵孔。這是為何?
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於，90年代中期之後，改革和社會進步的阻力已經不再是思想和知識的問題，利益成了前進的主要障礙。形成了這樣的局麵：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出於利益，就是改不動。隨著矛盾與問題的積累，中國的許多問題已經成了禿子頭上的虱子，有點正常思維的人都能看懂，根本不需要什麽高深的理論來指導了，啟蒙事業對學院派知識分子的需求逐漸降低。
另外一個原因也不可忽視，那就是高校的體製問題，糟糕的學術環境和待遇，使得很多的優秀人才不願意去做學術研究。加上高校內體製的巨大束縛，也使得70後、80後的學院派很難有人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冒出來。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近幾年活躍起來的公共知識分子多半都是脫離體製生存的，比如陳丹青、艾未未，還有韓寒。他們都不靠體製內的資源生活。身自由了，心才自由。
互聯網時代言說方式
說到韓寒的走紅，就不能不說互聯網帶來的言說方式的巨大變革。
前麵我們說，當改革的阻力由思想變成利益以後，啟蒙就進入了一個瓶頸，而且在這個瓶頸中，一卡就是十幾年。公眾暫時已經不再需要學院派來分析深刻的道理，而對於媒體所展示的各種聳人聽聞的煽情報道，也有了相當的審醜疲勞。
如果道理已經爛熟，而你又無能為力的時候，你會怎麽辦?調侃與自嘲，正是弱者的典型表達方式。人們開始變得不好好說話了，因為已經沒多少好說的了。而韓寒插科打諢的俏皮話，正好撓到了這個時代的癢處，互聯網的普及為撓癢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服務場所，韓寒也很快因為搔癢而名聞天下。
互聯網給讀者帶來了資訊的爆炸式增長。那個資訊匱乏、一個辦公室訂閱一份報紙、連中縫廣告都舍不得放過的時代已經被互聯網資訊炸沒了。據說網民們閱讀時，在一個頁麵上停留的時間越來越短，他們更需要快餐，而且，不管多好的文章，都必須輕鬆好玩。這正是最近微博火熱的原因所在，而韓寒的博客文章，其實就很像微博。
推特公司的創始人傑克始終很難理解，在美國，推特更多的是用來做生活交流的社交網站，而中國的推特用戶們為何卻熱衷於在上麵談政治。他不知道，中國的網民們，有時候隻是需要一種圍毆的發泄和狂歡，微博的虛擬世界，是最好的場所。也因為同樣的道理，韓寒成了這個時代“最好”的公共知識分子。
虛擬世界裏的圍毆與狂歡，歸根到底太飄渺，當這種找到共鳴的新鮮勁開始過了的時候，當油滑的俏皮話和微博一樣泛濫之後，沒有多少幹貨的韓寒，也自然不會那麽火了。
韓寒說他2000年後就不怎麽看書了。如果我們的社會發展度過了這個煎熬的瓶頸期，當中國的社會問題不再像禿子頭上的虱子繼續擺在那裏的時候，這個不讀書的韓寒，可能必須拿起書本，搞點更有技術含量的東西才能避免被OUT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都盼著那個不讀書的韓寒早點OUT了。
李公明：韓寒話語並非反抗的唯一途徑
本報評論記者 韓洪剛 實習生 徐偉
訪談嘉賓 李公明 廣州美術學院教授
韓寒話語好玩，但需要警惕
時代周報：討論這個時代的話語方式，韓寒是繞不過去的。怎麽評價他的話語特點，以及我們時代的言說方式?
李公明：韓寒的話語是當下許多人比較願意接受的。因為他的嬉笑怒罵與調侃更切合年輕一代的生活語言，從語言形式上看就有一種明顯的特征：從語態、語氣，乃至整個語言的應用都使人感覺到它不屬於他們所厭惡的、不喜歡的那個語言體係。
我覺得，韓寒的話語包含了內在的、真實的、價值上的取向和判斷，這是用不著懷疑的。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他的話語是一個時代的商業大眾文化的產物，更多地折射出商業時代的語言狂歡色彩。
對韓寒我固然很欣賞，作為年輕的思考者和寫作者，他的自由探索、他的思想與立場都是我所讚賞的，而且他能獲得這麽多網民的支持。然而並不能說這種表述途徑就是最好的、就是對意識形態表述的唯一的語言途徑。
事實上，我們還可以從許多公共知識分子的著述、他們對社會事件的評論中看到，他們並不擅長於韓寒式的話語方式，但是他們在學術背景的厚度、思想的深刻性和表述的準確性方麵，肯定有些人是做得比韓寒更好，我想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既不是對韓寒的苛求，也不是要建立一種什麽樣的比較。指出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要說明我們不能簡單地以在當下網絡上的影響力去評判一個人所表達的思想、觀念的真正價值，那種僅以網絡影響力來評判公共知識分子的工作肯定是不對的，不應該有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相反，我認為一些真正有價值的思想，很可能目前還沒有那麽多人狂熱地追捧、認同，但是隨著曆史進程的發展，它們的真正價值和深刻性會得到證明。
時代周報：因為韓寒所具有的影響力，我們在讚賞他之外，是不是應該保持一種清醒：像他這種話語方式的流行，會不會存在一種內在的風險?比如說，以解構的方式陷入一種油滑與無聊。最近，韓寒寫過一篇文章《韓峰是個好幹部》，實際上就是在價值觀和現實之間進行了一種倒反。這在閱讀的快感之餘，會不會造成一種複雜的後果?
李公明：這的確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我認為我們應該有一種自我警惕，這種警惕是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上的：假如所有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者都被這種話語方式所迷惑，覺得隻有這才是最好的表達方式，從而放棄他們原來各自嚴肅的、樸素的表達方式—如果這樣的話，對於公共知識分子話語的多元性來說無疑是一種悲劇，這是要警惕的。
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能夠無條件地、毫無警惕地認同韓寒話語方式的人，恐怕更多的不是那些能夠作出很深刻、很嚴肅思考和話語表達的人。對他們來講，韓寒的存在就會有一定價值，就是說他們通過接受這種話語方式，對主流的話語所傳播的價值與信息表示懷疑。通俗來講，對這些人使用其他的嚴肅的話語來講述，他們未必會聽得進去，他們甚至可能連聽的興趣都沒有;而韓寒的這種話語，他們覺得好玩、覺得不太沉重，就願意聽、願意接受。
當思想變成表達程序和話語元素
時代周報：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書中有一句話：“在知識階層中，瀟灑的倒逆語的運用者與普通民眾的生活實感，或輕易地與苟同於民眾生活實感的大眾傳媒結成奇妙的聯盟，以致使得進步知識分子陷入兩者夾攻的孤立狀態。”這是不是可以描述韓寒在我們時代話語中的狀況?
李公明：對，我覺得目前關於這種話語的創作的方式，也的確是有一種迷惑。因為韓寒的話語不僅僅是調侃、諷刺、輕鬆，它還包含有一種心態，即對於新的詞匯的發明欲望，發明一個新的表述方式，使它變得流行。
其實，這最早是從春晚現象延伸開來的。每一年的春晚都會有那麽幾句話或幾個概念被人們廣泛地流傳，成為生活的用語。現在網絡語言、韓寒語言體係裏麵也是這樣，這種語言現象不能簡單地說它好還是不好。它們被流傳，是因為其概括性、生動性，但是這種現象如果過度地泛濫則可能會導致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在消費的意義上去耗費它的真實含義。比方說，人們會競相發明一些這樣的話語概念。當然這種發明的背後是某些公共事件、公共行為，其真正的創作者來自於某些公共機構，特別是權力機構的一些不得當的行為。但是這樣的一種語言的熱衷發明和消費，畢竟會與嚴肅的、樸素的思想漸行漸遠，會產生一種過於花巧的作用，也就是陷入一種語言的狂歡。在宣泄過後我們會發現我們的思考仍然可能是非常膚淺的，對現實的改變仍然是軟弱無力的;但是在語言的狂歡這個層麵上，可能我們已經滿足了，已經用去了我們的很多精力。
時代周報：我也有這種感受，很多的寫手，包括微博上的一些表達和流行的段子，往往利用語詞本身的邏輯和張力，慣於巧妙地說巧話，但一些基本的價值關懷在這樣的巧智中卻丟失了。
李公明：而且這樣一種話語方式還有一個潛在的問題，就是對於培養寫作的人、思考的人可能會有不利的影響。因為它可能會啟發一些比較聰明的人感覺到進入任何一個問題領域，最需要的可能並不是對這個問題的真正研究，而是掌握一套可以萬能應對的語言表達方式。所以我們在文學評論、藝術評論、社會評論裏麵，看到很多的寫手掌握了某種語言的表達程序和元素之後，就變得什麽都可以去談論。如果真的有可能會產生這種作用，我覺得它的負麵影響是很大的。
時代周報： 丸山真男接著指出，“但這種‘反叛’的姿態，往往發揮著順應現實的功能”，你怎麽來理解這種說法?
李公明：這種說法可能會讓反叛者感到不太舒服和服氣，但是作為反叛者，我們不能回避這種質疑。所謂“順應現實的功能”是有多種層麵含義的，並不僅僅指在價值觀念上順應現實權力，同時也可以指語言本身對現實的適應。例如它所俘虜的受眾，人們會感覺和滿足於它的過癮，它的宣泄功能，但僅僅停留在這個地方。對於它所真正要反對的那種話語體係宰製下的那個群體來講，它一方麵有其鋒利的一麵，但同時由於它的不斷地生產、不斷地複製、不斷增添著娛樂的性質，反而會讓那部分群體覺得這種語言其實並不真正具有威脅性，就像麻藥一樣，可以不斷地麻痹雙方的感受。
時代周報：“思想浸泡在噪音當中”，現在各種話語的狂歡，會不會妨礙我們進入一個更為縝密的理性世界?
李公明：當然，因為話語的這種狂歡現象，與我們所欣賞的非常細密地、真實地、樸素地思考一些重大問題的語言狀況有很大的距離。但是一個時代的話語現象肯定不是孤立的，它與這個時代的生活、人們的欲望衝動、不斷受影響的價值觀念都有很內在的聯係。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讀書人、一個知識分子怎麽去看待這種現象，是需要作出很清醒的估計的問題。
其實，我反複表達的一種立場和態度就是，要看到它的合理性，同時又要看到它的荒謬性;對我們個人來講，我覺得關鍵是不要去追逐某一種潮流。你應該去了解、也可以去欣賞，但是如果不是經過寫作者本人的真正思考，而是純粹為了加入某一種有光彩的語言風景中去，那對於思考者、寫作者而言，可能會是一種非常大的損失，甚至是一種悲劇。
文藝複興以後，出現了許多的喜劇，嬉笑怒罵或者說語言的不正經等等，這實際上是對那樣一個統治時代的反抗。那麽，這樣的一個語言時代是不是很快就會過去呢?我想我們很難作出怎樣的一種預測。它取決於社會的發展：既取決與大眾的娛樂文化、商業文化的發展，同時也取決於思想性力量與嚴肅表述的力量在未來社會中的發展。
公共話語：回到嚴肅和樸素
時代周報：你提到文藝複興之後的這種類似的語言現象，能否從西方的這種話語變遷，來給我們作一個預想，它大概會沿著什麽方向演化?
李公明：關於語言，我首先關心的是一種對公共問題進行價值評判與傳播的語言，這種與公共政治密切相關的語言的發展的確應該受到極大的關注。在這樣的一個維度上，我個人的預測是，由於在公民社會的建設過程中會有更多的、更根本的製度性問題擺在公民的麵前;而且在公民社會建設過程中，必然會遇到更多的憲政的問題、民主的問題等等，這一係列的問題不斷地浮出生活的水麵並要求得到闡釋，因此我個人覺得公共問題的語言表述方式，還是會越來越回到一個嚴肅的、樸素的話語軌道上來進行。因為在當下的語言空間下，是被迫地出現了這樣一種狂歡和調侃，作為表達的一種方式。我們在建構公民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假定主導的力量是不斷地向上的，不斷地朝向民主，也就意味著人們真實的自由探討的空間不是進一步地被壓縮，而是必然會進一步地擴大。
時代周報：實際上像韓寒這樣的流行語言的狂歡，其基線是解構，而後麵你說到的未來的話語則是一種建構?
李公明：對，因為像他這種話語方式是一種解脫，讓人們獲得一種思想的撞擊和審美的宣泄。而正麵地去建構一種公民社會則需要有另外一種話語方式，這是肯定無疑的。在1949年一個新的政權產生之後，很快在語言上就產生了巨大的、斷裂性的變化。當年，《人民日報》很快展開了關於正確使用漢語的討論運動，就導致了1949年前後的公共政治語言上的斷裂性的變化，同時也導致人們的生活語言的重大變化，出現了新的概念和表述的方式。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一個新的政權和社會在建構過程中，其語言要找到自己最適合的表述方式。剛剛我們所說的公民社會的建構能不能在這樣的曆史過程中也獲得某種啟示呢?也有可能會，但是這裏有很重要的一個區別：我們不能再期待用過去所謂的“毛語體”“新華體”來表述我們未來所要建構的公民社會，因為那種語言的表述方式，給人一種過於“莊重”、“嚴肅”的感覺，而且它的所有概念和訴求僅是給人以信心而已。
從“大院”到微博：中國話語變遷60年
本報評論員 唐明燈
語言即是行為，話語關乎權力。法國思想家皮埃爾·布爾迪厄認為，語言應被看做是身體的一個維度。人與整個自然界和社會的全部關係都經由語言得到了表達。當將語言的運用視為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而不是一個純粹的個體行為和情景變量的折射的時候，就可稱之為“話語”。
在現代文明的視野中，話語實踐被認為在傳統方式和創造性方式兩方麵都是建構性的：既有助於再造社會本身(社會身份、社會關係、知識體係和信仰體係)，也有助於改變社會。
自上世紀70年代末起，封閉、僵化、板結的社會開始開放、鬆動和裂變。而在這一過程中，語言變遷的軌跡深刻而明晰，總是能夠再現其根植和生長的那個時代，印證社會的變遷。
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互聯網的興起更是極大地改變了全社會的語言生態、話語權格局以及話語模式。隨之而來的，是語言殖民化的末日、話語霸權的沒落，以及社會話語的整體斷裂、大規模的裂變，迎來了一個話語權日益平均，觀點和表達方式日益多元，自由言說已呈不可逆轉之勢的新時代。
對新中國流行的語言和話語變遷的曆程作一個簡單的回顧，可將被認為是改革開放起點的1978年，市場經濟登堂入室的1992年，以及有中國互聯網元年之稱的1994年，當作中國近30多年語言和話語模式變遷的三個節點。
1949-1978：革命話語一家獨大
語言和話語方式的革新，往往肇始於社會新舊更替之時。上世紀40年代末，新中國建立，全社會的語言和話語方式就為之一變，新的革命話語橫掃一切，舊的話語體係被徹底顛覆和拋棄。這種革命話語一家獨大的局麵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這是一個中國社會的語言風格和話語方式意識形態化最為徹底的時期，整個社會話語空間充滿了政治鬥爭的意味。即使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在思想領域，這種意味餘韻猶存。
計劃經濟體製、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論，即是貫串那30年社會主流話語的紅線。這從當年的流行詞匯即可窺一斑：一大二公，三反五反，四個偉大，五一六分子，過七八年再來一次，九評、十一次路線鬥爭—這些數字化的新詞組，計劃意識和規訓意圖儼然。而紅衛兵、紅太陽、黑五類、黑材料、白專道路，這類色彩鮮明、界限清楚的關鍵詞，則是當時簡單粗暴的是非觀和價值判斷的具體呈現。這種粗暴在十年浩劫期間達到頂峰，炮打、砸爛、搶班、奪權、粉碎、鏟除等動詞成為時尚，以及“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語匯的流行，則無疑應歸類為暴力美學的範疇。
這一時期，偽民間話語大行其道。1958年郭沫若、周揚主編的《紅旗歌謠》，就是官製民謠的典型。諸如“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這類盛極一時的虛假抒情，被曆史認定為民間美學包裝的極權話語，是一種全民烏托邦的詠歎。而“土豆燒牛肉”、“不須放屁”、“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等俚俗的言說，則因出自領袖之口，才能大行其道且人人成誦。
1980年代：思想解放與個體覺醒
上世紀80年代，國門開啟，思想解放，西風東漸，往昔遭禁止和被批判的各種思潮和知識洶湧而至，精神饑渴的知識界，饑不擇食地享用了一場以現代化為調味料的思想盛宴。然而席終人散，就會發現社會的話語格局並未有太大改觀。知識精英們雖然獲得了一定的話語空間，但沉浸在長期束縛解脫後的眩暈和狂喜之中，似乎處於一種暴飲暴食後的消化不良狀態。
回望80年代的流行話語，依然是政治語匯一家獨大，精英話語則充斥著文藝腔，動輒得咎卻不接地氣，民間的聲音一如既往地缺席，往往隻能作為“小道消息”口耳相傳。
無論是“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則是大家拿”這樣的諷世歌謠，還是學生們提出的“為中華崛起而讀書”這類口號，仍然有鮮明的集體主義烙印。
所幸這也是個體意識複蘇和萌芽的時代，港台流行文化跨境渡海而來，讓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體味到基於個人感受的別樣情懷。而在本土，詩人和歌手成為了個體意識覺醒和表達的先鋒，北島“我不相信”的叩問，經由崔健的“一無所有”呼號，一直到海子“從明天起，我要做一個幸福的人”的吟詠。就為這個年代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劃出了一道美麗的弧線，成為至今讓人感念和懷想的吉光片羽。
1990年代：民間話語日漸喧囂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進一步改革開放成為既成事實，湧動而來的經濟大潮，以摧枯拉朽之勢衝擊著舊秩序。發展才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下海經商、恭喜發財等話語搖身變成了時代的最強音。市場經濟的洗禮，個體生存的需求，不可抑製的物質欲望，徹底驚醒了全民烏托邦的迷夢。隨之而來的是自我意識高漲。語言和話語開始斷裂，日漸喧囂的民間話語，聲音漸起漸響、漸多漸強，並開始假精英之口，滲入公眾媒體得以廣泛傳播。
當年火爆一時的王朔小說，就是這一時期語言和話語方式變異的代表。他以解構虛假、躲避崇高為己任，將草根的胡同土話、強橫的大院習語和流布全國的宏大空疏的政治詞匯攪拌在一起，以混不吝的姿態，迎著主流話語的刀鋒而上，在白刃及膚的瞬間，總能靈巧地閃避，踐行“玩的就是心跳”。他以“誰比誰傻多少”逆向構建自信，他“一點沒正經”地教育“孩子”：“街上全是壞人，他們都叫你學好，好自個使壞”，借以痛詆時弊，排遣社會轉型期價值觀混亂帶來的惶惑和憤懣，在贏得普遍共鳴和會心一笑的同時，也引起了許多把持了話語權而生恐滑脫的“精英”的嫉恨和恐慌，蔑稱其為痞子。
這一時期草根話語，則需借民間藝術的形式，才有機會在社會主流媒體上呈現。以趙本山為代表的東北民間說唱藝人，融合了話劇手段衍生出來的小品及其演化軌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早期趙本山的表演，根植於民間和市場，源於底層生活，生機勃勃，充滿草根智慧。其表達方式，多為揣著明白裝糊塗，常常在裝瘋賣傻中夾槍帶棒，不乏譏諷的鋒芒，民間話語權和話語方式靈光乍現，廣受歡迎。及至其登上了壟斷話語強權的春晚，雖然表演技術日漸精進，但表演內容則日益變質。
曆經20年，以自輕自賤、踐踏弱勢，由高粱而強梁，以粗鄙慰藉精致，已經是趙本山小品的典型話語方式。
1994：互聯網開啟話語平權
是否擁有傳播媒介，決定了話語權力的基本格局。媒介的缺乏，也是民間話語難以傳播和被無視的根本所在。已故作家王小波對此有生動的描述：“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麵，始終有一個沉默的大多數。既然精神原子彈在一顆又一顆地炸著，哪裏有我們說話的份?”
1994年4月20日，中國連入因特網的64K國際專線開通，實現了與Internet的全功能連接，被國際上正式承認為真正擁有全功能Internet的國家。
全社會話語權力的格局也自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現在看來，中國互聯網的誕生，其意義怎麽估計都不過分。它終結了數千年話語權均被當權者和部分精英控製的曆史。中國人與全人類幾乎同步進入了眾聲喧嘩的時代。
從此，一家獨大、唯我獨尊的話語方式成了明日黃花，民間話語終於在主流話語空間中獲得一席之地，而且勢必在未來的話語權力博弈中日益壯大。個人的權利和尊嚴，從此躍遷至一個嶄新的高度，自我價值實現的途徑得到空前的擴展。這一切，均在中國互聯網15年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證實。
由網絡論壇、個人博客、微博客三個階段著眼，可以概覽中國互聯網發展曆程中，網絡語言的生成、話語方式的演進以及話語權力格局的變遷，及其經曆的一個從稀少到普及，從局部到全麵，從特權到平權的過程。
互聯網的群體交流，早期主要是通過論壇、BBS、新聞組和電子郵件等方式實現。最初的論壇參與者多為IT從業者和學界精英，除了專業討論之外，文學寫作、文娛體育消息是這一時期主流，語言和話語方式承接傳統，並無鮮明顯著的網絡特色。
2000年起，網絡論壇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段。上網人數的增加和身份日益多元化，涉及現實公共事務的話題逐漸成為論壇主流，無論是嚴肅的討論還是輕鬆的調侃，均與官方話語方式有著顯著的分野，具有民間特色、公民言說的特質。主導論壇話題的雖然仍舊是精英，但草根的創造性和活力已經開始初露端倪。斑竹、馬甲、頂、沙發、樓主、大俠等網絡語言開始流行。
如果網絡論壇仍然有傳統媒體的胎記，那麽，個人博客催生了全新的“自媒體”，改寫了社會媒體的曆史。有網上傳聞稱，某分管宣傳的官員初見博客，當即驚呼：“這豈不是個人辦報!”前《南方周末》記者翟明磊，則幹脆將自己的博客命名為《壹報》，直接稱之為“一個人的報紙”。
博客起始於1997年，但在中國的風靡卻是得力於網友木子美以《遺情書》命名，刊載其性愛日記的個人博客。博客彰顯自我以及影響讀者乃至公共事務的潛力由此可見一斑。截至2008年，中國博客數量已經過億。
也正是博客催生了公民報道者。無論是廈門市民為反對PX項目的散步、央視大火現場圖文報道、還是廣州番禺居民反對垃圾焚燒項目，都能看到博客的身影。而許多著名博客有千萬乃至上億的閱讀人次者，數以百計，其巨大的影響力許多傳統媒體已難望其項背。
電腦運算速度的強大和網絡的便捷，在為上網者提供自由言論空間的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語言的生成和運用方式。政治及社會禁忌、網絡管理、內容審查，與自由表達的衝動交互作用，造就了全新的語言修辭和話語模式。諧音、變形、隱喻、借代、模擬、通假、省略、會意、拆解、重組等均是新詞新字湧現常見的手法，美眉、草泥馬、河蟹、雷人、馬勒戈壁、五毛、熊貓、有司、萱萱、弓雖以及火星文等例子俯拾即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被發揚光大、更訴諸符號和視覺：、、、法克、謝特……極大地豐富了語言寶庫。
2009：微博生成全新網語
2009年開始，呈井噴式增長的微博客，雖然也是模仿自國外，但並未妨礙其促使了一個全新的話語權力格局誕生。論壇精英高居話語金字塔頂端，靠長篇大論和遠見卓識充當意見領袖的好日子一去不複返，博客以個人為中心而往往顧影自憐的弱點被輕巧地剔除。
微博客將每個用戶的每一次表達限製在140個字之內，並允許用戶自由選擇發言者予以關注，創立了一個機會更為均等、權力更為平均的言論平台和信息傳播媒介。其快捷的轉貼和方便的對話功能，則大大加快了信息傳播的速度，讓內容審查和傳播限製成本加大而變得前所未有的困難。
在微博客形式和容量的限製下，寥寥數語即可成章，為許多不善長篇大論的用戶平添了自信，也迫使善言者精思傅會、言簡意賅，隻有靠片語的內涵以及個人魅力，在傳播競賽中領先。同時讓人的創造潛力迸發，有價值的信息得以廣泛傳播。茲舉幾則網友輯錄的2009年推選微博為證：
◎我要好好讀書，長大之後去當城管……在街上碰到媽媽的菜攤時，可以慢慢追，慢慢攆!
◎讓少數人在人性方麵先富裕起來。
◎杜蕾斯破產不是悲劇，杜蕾斯破了才是悲劇。
◎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
◎我懷疑他們在密謀策劃要讓我幸福。
雖然未能徹底解決信息碎片化的弊端，信息自我整合的能力還有待技術進步予以強化，但微博客營造了一個迄今為止在形式上最為民主的言論環境，無疑是互聯網應用中去中心化和平權的典範，以及無組織卻能產生巨大力量的樣板。值得一提的是，具有繼往開來、兼收並蓄、多元共存特點的微博客，其全新的網絡語言和話語方式形成的豐富生態，具有強大的自我調節機製，特別是強大信息的自我糾錯機製。4月1日，一則假消息在某微博上瘋傳，但在人工未及反應的時間內，在用戶的不斷質疑和求證下，迅速得以澄清。
微博客誕生以來，在用戶的通力合作下，在突破封鎖、扶弱助貧、民主選舉、災難救助、疫情警報、輿論監督、慈善事業、澄清謠言、揭穿黑幕、伸張公義、守望相助等多方麵都有卓越的表現，為我們展現了一幅虛擬現實與真實現實水乳交融，人情味洋溢的和諧景象，一個多元並存可資寄望的網絡公民社會的雛形。
王曉漁：當下話語的基本特征是斷裂
本報評論記者 韓洪剛 實習生 徐偉
訪談嘉賓 王曉漁
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副教授
時代周報：你如何看待當下時代話語方式的基本特點?
王曉漁：“草泥馬”的橫空出世，是話語轉型的重要標誌。當下時代的話語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斷裂，即不同群體的話語方式截然不同，仿佛來自兩個星球。
過去，網民們表達反對的語言，往往跟他們反對對象的語言是一樣的。在“草泥馬”事件後，生成了一種完整的表達不同意見的話語方式。為什麽我又說斷裂了呢?如果我們上網的話，我們會發現類似於草泥馬的話語已經變成了主流，但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裏麵，我們不停地聽到什麽“雷人雷語”，在我們看起來，他們為什麽說這麽奇怪的話，類似於什麽“感謝國家，感謝父母”呀，幾乎每個月都能大量出現。但是，恰恰是在這些人看起來，“草泥馬”才是真正的“雷人雷語”，雙方的話語方式完全不同—斷裂形成了。
時代周報：你覺得網絡是如何改造我們時代的話語方式的?如今眾聲喧嘩，過度碎片化的言說方式，是否容易肢解思想，妨礙我們進入一個更縝密的理性世界?
王曉漁：網絡的作用非常巨大。雖然經過白話文運動，但是話語的生產者基本還是由少數人控製，進入網絡時代，一種匿名的集體智慧重新成為可能。我們看到的不再是被改造過的“民間文學”，而是原生的“民間語文”。民間語文其實是一直都有的，但是之前民間語文要被我們接受的話，它中間要經過一個篩選程序，因為對於普通民眾，即過去所說的“沉默的大多數”來說，沒有發聲的空間，所以，經過篩選之後，民間語文是否還是它本來原生的，就值得懷疑了。但現在的網民可以直接在網絡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在經過一個篩選過濾程序。
話語不僅因為網絡而分層，也因為不同的網站而分層，比如烏有之鄉和凱迪網絡、強國論壇和天涯社區完全不同，甚至同一種類型的網站也會存在差異，比如新浪微博和推特。我不認為碎片化的形式會肢解思想，當年顧炎武的《日知錄》，從形式上看和微博也差不多。如果今天的思想缺乏深度，那是思想者的問題，不是網絡的問題。
時代周報：說到民間語文，我們在曆史的變遷中看到。在1949年之後，民間語文由於新的體製建構的原因而消失了。後來的改革開放，尤其是網絡社會的興起，它在民間又得到一種重新的發育。它也發出自己的聲音，產生自己的語法。
王曉漁：對，完全是這樣，前麵有三四十年的時間，民間完全被納入國家的看視之下，沒有自己獨立的規則，即使它自發生出一些具有“反革命”性質的言論，也要迅速被歸順，因為隻有被歸順了才能得到允許。在進入網絡時代後，民間話語終於可以跟國家話語處在並立的關係，而不是隸屬的關係。
它的價值就在於它有抗爭性的作用，但不是說違反統治，這種抗爭話語我們以前也經常聽到，但是它的話語跟它的反對對象沒有區別。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套話語，可以用來抗爭，但是它也可以用來描述日常生活，非政治性的描述文化等其他領域的內容。它的這套話語已經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了，不像過去一樣會隨著反對對象的消失而消失。
時代周報：在網絡中，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精英話語與大眾話語的分裂?
王曉漁：我倒覺得不是特別強烈，據我所知，像草泥馬事件知識界都是能夠認同的。所謂精英，也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文化精英、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完全是不同的指向。
時代周報：我們看到網絡話語裏麵，有這種插科打諢的狀況，你怎麽看?
王曉漁：在我看來，插科打諢還遠遠不夠，與網絡上草泥馬的話語相比，過於正襟危坐。我不認為插科打諢就意味著不正經，正經和插科打諢完全可以並存在同一個人身上。其實權力是最怕笑聲的，它不怕暴力，因為它掌握了最大的暴力，如果你跟它玩點暴力的話，它根本不擔心，但是它怕笑聲。如果我們去看“雷人語錄”的話，它們在喜劇化的環境裏麵是很難生存的。
時代周報：我們看到韓寒的影響力也是如日中天，你怎麽看待他的話語特點?
王曉漁：反諷。我覺得反諷還不能等同於諷刺，它並不是把問題踢給別人，而是把它視為我們自己身上的，韓寒所批評的很多問題，完全是我們身上都有的問題，不是跟自己無關，隻要進行譴責就可以的。反諷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把自己也算在內，把自己也作為反省的一個對象，不是控訴，不是譴責。對民眾性格的批評，是把自己也納入到裏麵去的。
時代周報：也就是說他並沒有把自己從所批評的語境中抽離出來，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
王曉漁：對，他不是一種正義的批評不正義的道德姿態，他批評的問題是我們自身都有的，我們作為讀者不是說看到他批評別人，我們就在旁邊幸災樂禍，看了之後一方麵你會覺得它有喜劇效果，另一方麵你會反窺，覺得悲哀，因為這也是我們自己身上同樣有的。
時代周報：像這種狀況，是不是反襯出我們社會的一種荒誕化?
王曉漁：對，而且是全民性的。看了韓寒的博客，你首先會覺得有喜劇效果，但是你還會覺得很悲傷，很痛苦，因為這些問題一方麵他說得那樣詳細，但是另一方麵這些問題這麽多年，幾乎沒有得到什麽改觀，你會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如果你是站在正義的一方，譴責非正義的一方，你不會覺得無力，你會有一種道德優勢。
時代周報：這種狀況是不是它發揮了一種描述現實、順應現實的功能，而不再去反抗?
王曉漁：完全不是，完全不存在這種問題，如果說它的效果僅僅是讓大家哈哈一笑，那可能說是這樣，使一個本來錯誤的事情，包上一件糖衣，但是它的核心還是會讓你感受到你需要行動或者說相應的意識，它還是會喚起你的更多的思考，而不是讓你終止思考，不是像趙本山、周立波似的，說得不好聽一點，像過去的倡優一樣的嬉笑怒罵，笑過後就結束了。韓寒不是這樣，他首先讓你感受到一種無力感，當一個人把問題推到一個極致的時候，你反而會置之死地而後生，當然韓寒沒有這麽誇張，但是他讓你先把問題思考到一個絕境上去，他的所有的問題裏頭都有核心問題。
時代周報：說到反諷，你怎麽看待《韓峰是個好幹部》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會不會有這麽一種複雜的後果，因為他有這麽多的粉絲，這麽多讀者，這篇文章在理解上會不會起到一個顛倒價值觀的效果?
王曉漁：(笑)這是非常典型的反諷性的文章，為什麽說是反諷而不是諷刺呢?因為如果說那是諷刺的話，他就表麵上說韓峰是好幹部，其實他不是好幹部，但是我們發現這篇博文寫的是他真的是一個好幹部，然而我們回過頭來一想，怎麽可能是一個好幹部，因此，讓你在是與非之間不是直接地得出一個譴責的結論。我覺得不存在混淆價值觀的後果，就像我們平時吃飯說一個貪汙十幾萬的官員是一個清官一樣，難道我們就真的認同這個東西嗎?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時代周報：插科打諢、巧話式的幽默盛行，恰恰是在映襯這個時代的荒誕與悖謬。你所期望的我們時代的話語方式是怎樣的?
王曉漁：我希望我們這個時代的話語呈現出多樣性，不同的話語可以互相對話，現在已經出現多種話語，但是難以對話，隻是斷裂。對話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不要認為自己的話語就是壟斷真理，如果認為他可以壟斷真理，是排他性的話，那就沒法對話。斷裂的修補也是這樣，前提是你不能認為自己是壟斷真理的，如果你先默定不用對話，別人就隻有尊崇，那就不是對話，而是訓話了。必須要放棄訓話姿態，轉向一種對話思維。
我覺得從趨勢來看，話語的演進肯定是往多元化的方向發展，但是到底是繼續拉大斷裂的裂痕，還是從斷裂轉向對話，目前還難以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