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楚維奇：這篇文章多讀幾篇你會死啊？
【布楚維奇按】共識網上一篇張宏傑的美文《嘉慶“滑落曲線”》，是篇切中時弊的好文章，表麵談的是大清，實為針砭現實。當今的中國之情形，與嘉慶上任時何其相似乃爾！可惜原文很長，不便讀者閱讀。在反複通讀原文後，布楚維奇對其進行了一些編輯刪減，篇幅縮減為原來的40%左右，並加了小標題和注解（即括號中文字），版權百分之百歸原作者所有，在此，對張先生的辛勤勞動表示最衷心的感謝。（布楚維奇，2014年4月3日，編寫於長沙）
一、新君上位“三把火”——誅和珅，打老虎，頒布“八項規定”
嘉慶四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時，太上皇乾隆皇帝停止了呼吸。三十六歲嘉慶正式主政。
正在歡天喜地過年的大清國臣民們不得不穿上喪服，進入全國性的哀悼期。不過，沒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絕。讓大家真正感興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麽樣一個人。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皇帝就發布了一條讓全國人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太上皇第一寵臣和珅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職務。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巨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
舉國上下，對這個影子一樣悄無聲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說，誅和珅是新皇帝處理政治危機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以誅和珅為開端，一縷縷政治新風，綿綿不斷地從紫禁城吹散出來。
親政後第二個月，皇帝發布諭旨，今後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後和嬪妃不必隨行，以減少出行費用。
這道諭旨顯示了新皇帝與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務實作風。
幾天之後，皇帝再次發布諭旨，禁止大臣們向他進貢古玩字畫。大臣們向皇帝進奉貢物以邀寵這一不良風氣是乾隆晚年迅速發展起來的。從乾隆六十大壽開始，各地大臣爭相向皇帝進貢奇珍異寶，名貴字畫，以博皇帝歡心。嘉慶直言不諱地說，大臣向皇帝進貢古玩，除了助長貪風，別無益處。
這道諭旨發布不久之後，他接到大臣的匯報，說上年底從葉爾羌采解入京的一塊特大塊玉石正在運送途中，因為道路難行，難以按規定時間抵達京城，請皇帝批準延期。皇帝發下了一道讓全國人都目瞪口呆的諭旨：“一接此諭，不論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因為玉石雖美，無益民生，皇帝並不喜愛。
連撰寫聖旨的軍機大臣簡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來皇帝還真動真格的。通過這道諭旨，新皇帝的節儉形象，一下子樹立起來了。
二、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個部級幹部落馬，小貪官更是捉拿無數
嘉慶登基之時，大清王朝已經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腐敗已經呈現集團化的趨勢。乾隆四十六年起，朝廷一連查處了五起貪汙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數十名乃至上百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體係隨之癱瘓。
甘肅冒賑（冒領貪汙救災款）大案就幾乎把甘肅全省縣以上官員都牽連在內。他們上下聯手，相互配合做假帳，把八百多萬元國庫銀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處，甘肅全省政府運作立刻癱瘓，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
嘉慶親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敗。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巨性。他以為，如果殺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黨羽，再掀起一個懲貪高潮，腐敗的勢頭就會應聲而止。
可是形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
雖然殺了和珅，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
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珅，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汙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汙了四萬兩之多。
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麵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省財政廳）承辦司書王麗南，是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股級幹部，按理說並沒有什麽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汙了三十一萬兩白銀（相當於現在的6200萬元人民幣，前幾年，江西波陽縣一個股級幹部貪汙人民幣9000多萬，和家人潛往加拿大之後，他才得意地告知他的領導）。他貪汙的手段非常簡單，那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
大清王朝的監督體係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布政使司（財政廳）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塗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汙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拔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於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裏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於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裏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相當於現在的“公安協警”、“稅務協警”和城管的“臨時工”等）。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占編製，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製數倍，甚至數十倍。
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裏，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裏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麵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三、新皇帝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巨性，運動式反腐的威懾力越來越低
責任心極強的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禦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係的常態，貪汙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汙，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係中生存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攝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到了嘉慶時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四、隻好東巡：確立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方針
嘉慶十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就像習去深圳一樣）進行祭奠，重申祖訓。
在他的政治布局中，這次東巡意義十分重大。經過對帝國整體形勢的評估和對“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終於確定了大清未來的行政方針，那就是“守成”和“法祖”（“守成”－－即不否定打下江山的努爾哈赤及努爾哈赤思想；“法祖”即在不否定努爾哈赤思想的前提下進行改革）。這次東巡的主要目的，在於向全國臣民正式宣傳他的這一方針。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的讀者看來無論如何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曆史高度回望，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麵臨的問題，用“祖製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因為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康乾盛世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的所有動力。
與此同時，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係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製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製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
比如，當初世界，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蕃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也包括中國。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曆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因此，曆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麵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而不是坐失良機，拉大與世界的距離）。那麽，為什麽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相當於今天的既不走也不走的方針）的大旗呢？
五：從根本上說，“接班人”心態，導致他做出這樣一個今人看來難以理解的選擇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保政權）。嘉慶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獨木橋，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在二十多年的儲位生涯中，他養成了凡事四平八穩、麵麵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條是安全第一，嘉慶皇帝雖然足夠聰明、足夠敏捷，也足夠有耐心，卻缺乏兩樣對偉大帝王來根本性的東西：勇氣和魄力。
事實上，在父親屍骨未寒之際誅了和珅，對他來講，完全是為了鎮壓白蓮教這個火燒眉毛的任務重壓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實行一些有悖於父親方針的“新政”，也是危機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撐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長的儲位生涯中積累起來的焦慮感和危機感。當白蓮教危機一旦過去，他身上優柔寡斷、憂讒畏譏的老毛病立刻複發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機嚴重到了什麽程度，然而，正是這種可怕的病相嚇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讓這個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這是他絕對不敢承擔的曆史責任。
拆掉祖先建起來的百年老屋，全盤重新建造，這絕對不是他的行事風格。不但大規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於承擔的，甚至連小規模的“新政”都已經讓他惶恐不安。
在“新政”後期，他已經開始禁止人們使用“新政”這個詞。他生怕人們（這些人無非就是“紅二代”和“富二代”等既得利益者和利益集團），認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親的案。“不孝”這個罪名是這個品質“端淳”的人萬萬承擔不起的。皇帝宣布說，父皇乾隆晚年雖然做了些糊塗事，但總結他的一生，錯誤和成績至少應該可以二八開，父皇晚年的錯誤，正是因為他背離了自己早年的正確方針（就象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對耄的評價——曆史是如此驚人的相似！），。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質上是回歸父皇的正確方針，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調。
六、死守大清“合法性”，不敢承認大清天下已經一團漆黑，拿下“全盤否定派”洪吉亮——“新政”就此終結
當“新政”推行到末尾時，他的一係列政策被證明對扭轉大清王朝的現狀並無多大作用時，他開始不斷地自我懷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讓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時期，就以大膽敢言聞名，在嘉慶求直言的鼓勵下，他上了一個言辭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開頭，洪亮吉就語出驚人：大清王朝現在出現的問題，根子在乾隆時期。今天的大清國政治之敗壞，已經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經越來越近地滑向了懸崖邊緣。天下大亂，指日可待。
洪亮吉說，皇帝的“新政”，手段又過於“仁柔”，懲貪表麵上轟轟烈烈，但查處的都是撞到槍口上的倒楣蛋。由於監督體係實際上已經失靈，國法對於貪官們已經沒有什麽約束作用：“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守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因此，洪亮吉提出亂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極的情況下，必須痛下殺手，加大懲貪力度。現有行政官員，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進入官場。隻有這樣，大清才能有希望。
這封奏折讓皇帝十分震動。內心深處，皇帝覺得洪亮吉的許多話說得不無道理。可是，皇帝堅決不能同意洪亮吉對大清政局的整體判斷，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詞用句和表達方式。
在皇帝看來，大清社會現在確實是麵臨了許多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畢竟是局部的，暫時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這個奏折的最大錯誤，是宣稱大清朝廷的官員十有其九都是貪官，是認為大清政局的腐敗已經到了讓老百姓無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製舊法都要推翻。這是“公開詆毀乾隆以來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徹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徹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還變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慶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錯誤同時也極其危險的思想化身。如果說大清天下已經一團漆黑，那豈不是說明大清如大明一樣應該被人推翻了？
做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一個時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為念的守護人，皇帝對這樣的苗頭當然不能放任不管。他從洪亮吉奏折中的幾處小小措詞錯誤入手，抓他的小辮子，把他發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發生，實際上標誌著“嘉慶新政”的終結。這一案件的發生讓他十分警省。他認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為是”，才導致了這個危險苗頭的出現。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終的結果勢必是洪亮吉這樣的“全盤否定派”得勢，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條“邪路”。
七、逐漸采取“教育式”的反腐，以求政權的穩定
嘉慶中期之後，八旗子弟已經徹底腐化，宗室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敗類。在清查天理教起義的過程，嘉慶皇帝驚訝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
皇帝憂心不已。為了扭轉這種局麵，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幾天時間，寫成了一篇鴻文《宗室訓》，發給每個宗室。這篇禦製文章說，宗室風氣敗壞已極，許多宗室“所為之事，竟同於市井無賴。”
和以前一樣，皇帝的這篇教育文章不過是重複了一係列道德教條。說什麽“若問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問予應為之事，曰國語騎射讀書守分。”
皇帝命令，每個宗室都有要一本，讓他們好好學習，改造思想。為了保證學習效果，皇帝還命令宗人府組織了一次考試，考試內容就是默寫《宗室訓》。據宗人府報告，考試成績不錯。
可惜這一教育運動開展了很長時間，宗室風氣竟無一點好轉。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見散秩大臣、宗室奕顥、成秀、敬敘三人，問他們學習《宗室訓》的心得。不想這三人瞠目結舌，居然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沒讀過一個字！
皇帝大吃一驚，感覺“實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罵宗人府官員“喪盡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該做什麽了。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八、尾聲：對嘉慶的評價
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複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本不該爆發的鴉片戰爭爆發了，從此中華一地雞毛，以後的事，布楚維奇就不用說了）。
如果綜合評價起來，嘉慶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國曆代皇帝當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個禁欲主義者，不給個人享受留一點空間。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確實很善良，也很善於用小細節表現自己的愛心的溫情，為自己營造一個“親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隻要遇到百姓攔轎喊冤告狀，他一定停下來，細細詢問，批示有關部門迅速辦理。他說，老百姓敢於攔禦轎，那麽一定是有比較大的冤屈，我再勞累也要及時處理。東巡盛京時，他甚至還親自審問民案，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學政楊懌回京覲見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揮扇不止。一見楊懌進來，皇帝立即將扇子放在—邊，非常詳細地向他問起地方上的種種情況，雖然汗出如雨，浸透紗袍，皇帝卻沒再拿起扇子。因為按體製，大臣在皇帝麵前不可以揮扇，所以皇帝寧願與大臣同甘共苦。楊氏晚年回憶錄中寫到此事時，仍然感動得痛哭流涕。
嘉慶皇帝的心非常之細。親政不久，他就下詔說，乾隆皇帝曾賜一些功高的大臣們紫禁城騎馬的特殊待遇。然而，滿漢大臣有所不同。滿洲蒙古大臣平常習慣騎馬，漢大臣卻很少會騎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規定享受紫禁城騎馬待遇的漢大臣，特別是那此年邁力衰或體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車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現中，仍然含有溫情的成份。雖然他對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惱怒，但是在洪亮吉被關進刑部大牢後，他不忘專門派太監到刑部，傳達一句“讀書人不可動刑”，讓刑部善待這個政治犯。這句話讓洪亮吉感動了一輩子。
在他去世後，朝中大臣們無不對他充滿懷念。
在二十多年的統治中，新皇帝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政治作風。但沒有缺點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個不敢承擔任何風險的統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這“千年不遇之變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關鍵的不是勤奮，不是仁愛，也不是節儉，而是眼光、觀念和勇氣。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的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於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