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及周邊的沙塵暴來自內蒙古等地區的沙漠嗎？植樹固沙是否能遏製沙塵暴的發生？
在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治沙13年後，被稱為“草原衛士”的環保誌願者鄭柏峪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北京的沙塵暴是“塵暴”而不是“沙暴”，其降塵並不是來自於沙漠中的沙子，而是來自於草原中那些幹涸的鹽湖。鹽湖盆中極細的、含有鹽堿的粉塵不僅是華北的“塵暴”的罪魁禍首，也是荒漠化加劇的重要因素。他將他的實驗和思考發表在他的新書《查幹諾爾傳奇—一個老知青如何麵對荒漠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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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柏峪希望他能夠改變鹽堿湖生態狀況惡化的狀況。內蒙古師範大學生態學教授劉書潤建議，可以在鹽堿地中種植耐鹽堿植物堿蓬，沙塵暴來的時候耐鹽堿植物可以阻擋沙土，降低土壤鹽堿度，使土壤淡化，在湖盆的小環境得到改善後，低耐鹽堿的植物和一般的植物逐漸生長起來，最後就可能使鹽堿地形成草原，而不是繼續走向荒漠化。
自2003年開始，鄭柏峪籌措資金，開始在查幹諾爾幹湖盆種植堿蓬。如今，實驗地種的堿蓬覆蓋了大量的沙土，伴著堿蓬的生長，周邊有新的植物群落出現。鄭柏峪說，這證實用人工種植耐鹽堿植物的方法來加快生態恢複的路子是可行的。
鄭柏峪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提到，根據他的觀察和研究，像查幹諾爾這樣的幹湖盆是京津、華北降塵的重要來源地之一，沙漠裏的沙因為顆粒較大，無法吹到北京等距離較遠的地方，隻能夠影響沙漠周邊地區。也就是說，要治理華北沙塵暴，關鍵是治理上風方向普遍存在的幹鹽湖，光植樹固沙不能治本。
鹽堿荒漠化是一個普遍問題
澎湃新聞：你在書裏提到“鹽堿荒漠化”，你認為華北地區的沙塵暴主要來自於幹涸的鹽堿盆地，這個觀點似乎認可度不高，你在實地和通過研究了解到的情況是怎麽樣的？
鄭柏峪：我與別的科學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的認知）是從實踐中來。現在我們很多人說是內蒙古沙漠裏刮來的沙子形成了華北的沙塵暴，但是我在現場看到粉塵是從鹽湖裏升起來的，而不是從沙漠裏升起來，沙漠裏的沙隻能影響周邊的地方，（沙子）吹不到那麽遠，隻有鹽湖裏的鹽堿粉塵能吹到北京。我觀察了錫林格勒盟的6大鹹水湖，也去過那裏眾多小鹽湖，鹽堿荒漠化是一個普遍問題，而不是一個孤立現象，不是說隻有查幹諾爾才這樣。
我的觀點也有科學研究的支持。比如中國科學院院士劉東升就提出，黃土高原的生成和西北荒漠化中沙塵暴的搬運有密切的關係。他認為塔裏木盆地、柴達木盆地等過去都是古鹽湖，這些古鹽湖的粉塵在被風卷起來的過程中，粗的顆粒留在盆地裏成為沙漠，中等顆粒形成了黃土高原，最細的顆粒形成了華北的黏土，再細的到了更遠的韓國和日本，進入大氣層的上層，這是為什麽黃土高原的土含堿性，就是說它是從鹽湖演變而來的，要不然它從哪來呢？
由於幹涸的鹹水湖盆通常都具有深厚的沙、土、塵和鹽堿化學物質，是沙塵暴的主要發源地。其中的鹽堿粉塵和粘土粉塵在大風的夾帶下形成鹽堿塵暴，鹽堿塵暴是沙塵暴的主要形式之一。它和一般沙塵暴的區別是：第一，由於沙塵暴的沙塵顆粒度的大小不同，大風夾帶下移動的距離也不同，造成不同地區沙塵暴的形式也就不同。沙塵源區主要是沙塵暴，而較遠地區主要是塵暴。中國東部地區所謂“沙塵暴”實質上是塵暴，其夾帶物質主要來源於眾多幹涸鹽堿湖盆和荒漠化土地中的粉塵，而不是沙漠沙地的沙；第二，塵暴是含有以鹽堿物為主的多種化學物質的，除了一般沙塵暴的危害外，還有化學汙染、化學毒性和化學腐蝕，鹽堿塵暴的危害要遠大於一般沙塵暴；第三，中國的荒漠化問題的實質是鹽堿荒漠，鹽堿塵暴是中國荒漠化加劇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多方麵的危害絕不可低估；第四，近年來中國西部的鹹水湖有加快幹涸的趨勢，如果我們現在對鹹水湖幹涸的問題不加理睬、或者對策措施軟弱，其產生的鹽堿塵暴將加劇生態危機，並可能產生新的荒漠化問題。
澎湃新聞：在你通過種植堿蓬來治理鹽堿盆地前，你也是認為是沙漠造成沙塵暴的嗎？
鄭柏峪：以前都是這麽認為的，1999年的時候我向一個企業申請得到一筆資金，就開始在查幹諾爾種楊樹，因為那時候治沙國家的項目都是這麽做的，我也這麽做，結果樹苗種下去了，底下都是鹽堿土，樹根紮不下去，而且楊樹要水來澆，那裏缺水，我們就派一個人每天開車抽水去澆水，澆水澆不起，（楊樹）第二年都旱死了。
澎湃新聞：按照你的實驗和思路，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在西北種樹，可能無益於解決北京的沙塵暴？
鄭柏峪：關鍵看把樹種在哪裏。沙子的移動距離很近，所以在沙漠的邊緣一帶種樹，可以擋住沙子，阻礙沙漠的移動，但是對很細的、能飄到高空的粉塵用種樹的方法就不管用。在荒漠化地區種植高大的喬木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對於防止塵暴沒有用，對於防止沙子的移動是有作用的。所以不能隻靠種樹來進行京津風沙源治理，京津風沙裏沒有沙子，隻有粉塵，風選過程產生沙塵暴，其動力源是西北大風，而物質源主要在西部鹹水湖盆，所以我國東部地區的沙塵暴是塵暴，而且是含有鹽堿物質的塵暴。
鹽堿地轉化為草場需要人為幹預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查幹諾爾和類似的鹽堿湖幹涸是什麽造成的？
鄭柏峪：我看在那個地區自然界的大趨勢就是這樣，天氣越來越熱，就越來越幹旱，當然也有人為過度用水等原因。
澎湃新聞：既然是自然界的大趨勢，人為幹預能改變當地的環境嗎？
鄭柏峪：自然界的鹽湖在沒有人幹預的情況下上百年千年都不會變成草原，因為植物的根係無法紮下去，風一來在那個鹽堿地上都吹走了，如果人幹預一下，就能夠長出植物，這樣就有將鹽堿地轉化為草場的可能。
澎湃新聞：你提到畜牧業是草原演化的杠杆，怎麽看這個杠杆的作用？我們提“退牧還草”也有很多年了，現在有一些專家和牧民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在有的地方過牧並不是導致草原退化的原因，相反，一位的限製放牧，沒有了牛羊的啃食和踩踏，草原就無法健康的生長。草原和牛羊之間如何才能找到一個平衡？
鄭柏峪：中國的草原大部分都是放牧的，之所以說畜牧業是杠杆的原因是因為草原的載畜量有限，放養的牛羊應該限製在草原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內，低於這個載畜量草原就會變好，如果高了草原就會退化，並最終導致荒漠化。當然載畜量的標準也不是全國統一的，而應該根據每一片草原的特點來決定。
不過，不放牧的草原不一定是好草原，大多數人都不理解這一點，牛羊在草原上不斷地啃食或踐踏牧草，使那些最頑強的、最適合牛羊來吃的植物生長比較好，如果長時間禁牧，一些對牛羊來說營養價值較低或沒有價值的植物就會長得高大粗壯，那些適合牛羊啃食的植物競爭不過它，從放牧的角度來看這就不是好的牧場。
始終沒有忘記查幹諾爾
澎湃新聞：你為什麽在退休後一個人跑到查幹諾爾去治沙呢？這期間最大的困難是什麽？
鄭柏峪：1968年8月，我來到查幹諾爾插隊，21歲了。那時候我從北京四中高中畢業，由於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沒有能夠考大學，毛主席號召“上山下鄉”，我就來到了查幹諾爾。來之前我很擔心，因為錫林郭勒草原是純牧區，又是蒙古族聚集生活的地方，怕自己不適應。但是到了草原以後，很快就喜歡上了這裏，一呆就是十幾年，直到1981年我才回到北京。工作後我始終沒有忘記查幹諾爾，隔幾年就回去看看。九十年代以後多次國家機關精簡，我們輕工業部都是精簡對象，這期間回查幹諾爾的時候多了一些。等1999年國家機關機構改革中輕工業部被撤消摘牌，允許滿30年工齡的幹部提前退休，我幹脆就退休幹環保了。從那以後我年年回查幹諾爾，一般每年3-5次，多的時候有10多次。關注著草原的變化，開展生態治理項目，成了一個生態環保誌願者。
現在，整個幹涸的鹽堿盆地上基本已經覆蓋了堿蓬，第一階段基本就算成功了，接下來就是要進行植物替代，為什麽呢？因為現在是單一植物，需要過渡到多種多樣的植物才好，要不然光是一種植物危險性就大，突然的霜凍、沙塵暴襲擊都會導致它大麵積死亡。整個植物替代是一個自然的過程，當然，這中間也可以通過人工撒播一些其他的種子來幹預它的進程，這就需要得到資金的支持，這是我現在麵臨的問題之一。
另外，我還希望得到科學界的理解，鹽堿湖盆對荒漠化的影響我認為是很大的，希望能有更多科研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