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不是一場勝利,是不是一場不潔的勝利,又或是根本就沒有什麽勝利可言,對二戰其意義的修正,新修正主義者們更深一層的追問是什麽?讓我們回到這個問題的,是《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譯者注:二十世紀初德國著名曆史學家、哲學家、曆史形態學創始人斯賓格勒的巨著,書中曾預言了西方文化終將走向沒落)。新修正主義的書作用大號字體的副標題傳遞出了更深精神層次上的憂慮:“不列顛如何丟掉了帝國,西方如何失去了世界”(布坎南),“二十世紀的衝突和西方的沒落”(弗格森),以及“二戰開始,文明終結”(貝格)。斯賓格勒那振聾發聵的吼叫在上麵這些敘述中仍然餘音未歇。我曾問過韋伯在西方的沒落中到底有什麽。“首先,有一個種族退化的傾向。”他說的時候連點兒識時務的偽裝都沒有。他說道:“平均智力水平正在下降。每一個地方,受教育程度最高、最有教養的人他們的孩子卻最少。音樂也好,建築也好,藝術也好,都在衰退。文化中普遍存在不諧的現象。”
他繼續說道“此外,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有凝聚力的社會。”那是什麽意思?他解釋道:“種族及其劃分。”種族劃分,就是有著共同信仰的一群人嗎?就像有一樣的宗教信仰那樣?“不。舉個例子,伊拉克人就有著一樣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們的社會是沒有凝聚力的。我的意思是從種族或是從基因上來說,應該有聚合性。”例如?他說道:“好吧。有報道說丹麥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無疑在這方麵一個關鍵的因素是丹麥人種族族群的凝聚力。”但是美國非常地成功啊——全世界最富有、最成功的國家——但我們卻是一個人種上多元化的社會。“美國的曆史及其傳統,一個最重要的事實就是它是歐洲人來定居的。”
反事實的曆史“假如”是在玩火,但是拿來梳理過去的原因變量還是有點用處的。這就是尼爾·弗格森在他1999年的修正主義史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的悲憫》(World War I, The Pity of War)中努力要做的事情,書中他違反事實地提出,假如英國1914年保持中立,一個歐洲內部的小衝突就不會升級成世界大戰,弗格森認為這“絕對是現代曆史中最大的過錯。”假如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百萬計的生命將得以幸存,1917年的不敢翻革命就不會發生,不敢翻主義也就隻是留在不敢翻的筆下而已,那麽歐洲就不會遭到那個極具毀滅性的意識形態以及它的雙胞胎兄弟法西斯主義的強奸,不敢翻主義也決不會在之後的幾十年還有什麽立足之地。
“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打起來,”弗格森推測道:“最壞的結果差不多也就是來個第一次冷戰,五大國繼續保持大規模的軍事力量,但不會妨礙他們各自持續的經濟增長。”假如德意誌帝國打敗了她的勁敵法國和俄國,類似今天歐盟的組織可能早就建立了起來,而大不列顛的世界帝國也將榮耀依然。並且,一個政治上持續、經濟上穩定的德國也不會催生出阿爾道夫·希特勒和納粹,而另外那4000萬人的死亡和無數的悲慘,以及整個歐洲大陸的經濟崩潰,可能也就不會發生了。
在後來的一個電話采訪中,馬克·韋伯接下弗格森的話茬也做了一翻推測,如果英國和法國沒有向德國宣戰,如果軸心國成功地消滅了不敢翻主義,又將會發生些什麽呢?一個軸心國統治下的和平歐羅巴呈現出來的將是文化的生意盎然,社會的蓬勃昌盛,政治的堅強穩定,經濟的健康持續,以及技術的遙遙領先。“一個勝利了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可能已經實施了比美國或是蘇聯更具雄心壯誌的太空探索計劃。遍及整個大陸的廣泛的交通和通信網絡,模範式的環境政策,綜合性的醫療體係,以及有著良心的優生計劃可能也已形成和建立起來。”韋伯熱情高漲地說道,“最重要的是,歐洲仍將依然是歐洲,它可能已經讓世人為之而震驚。”
希特勒不遺餘力地要和英國和好,那個帝國主義流氓溫斯頓·丘吉爾反而在煽風點火助漲反德仇恨,還把英國人和美國人糾集在一起掀起了對德國的戰爭,從而讓歐洲的文化和種族合一走向了末路。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不能以同盟國的勝利而論。西方價值觀裏麵我們所珍視的那一切,其實都給輸掉了,而蘇聯雖然在冷戰後不光彩地了解了自己,她的世界平等主義這種思想觀念卻通過西方的自由民主繼續存活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