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本無長生術,勸君還向古方尋”。想要理解把握用藥選方的精髓,是離不開關於經方、古方的學習和推敲的。古方的組成多簡樸,但卻十分嚴謹。學古方就像學棋讀棋譜,學書臨顏柳,作詩先吟唐詩一樣,是規範,是基礎。有了規矩,才能靈活,才能成方圓。
學習古人的方子,最好能嚐試用場景還原的理解方式,讓我們的思緒回到作者所處的那個年代。比如,回到那戰火連綿的東漢,目睹都市田莊多成荒野,人民顛沛流離,饑寒困頓。各地連續爆發瘟疫,“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體會張仲景“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夭之莫救”(《傷寒論》自序)的心境。還要了解作者的生平和個人特點,像是看待老友一般,與其“心意相通”。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張從正,一身豪氣淩霄漢,善用攻邪之法療病,後世稱之為“攻下派”的代表。而李東垣出身富豪之家,自幼沉穩安靜,並非強壯之人,因此他的處方通常比較暖和。而當時,中國戰火連天,因此人民往往營養不良,胃氣虛弱,故才創立了“補益中焦”的思想學派。
了解了作者的生平後,再接著追尋當年診病的現場,跟隨醫家看病。這就比較好理解張仲景當時桂枝湯用於哪些人?大柴胡湯用於哪些病?炙甘草湯用於哪些時候?其實,如今許多對於古方的運用,早已偏離了原方的用意。比如,六味地黃丸本來是宋代兒科專家錢仲陽根據張仲景的用藥思路,去附子肉桂來治療小兒先天不足的一劑良藥,用以治療小兒五遲之症(立遲、行遲、發遲、齒遲、語遲)。但從明清以後,這張方則變成了養陰的基本方,繼而成為補腎的頭號方,或者說的更明白一些,成為了中國人“腎虛恐慌綜合征”的安慰劑。
還有四物湯,被冠以“治血的基礎方”,“女性養血第一方”等,還有“台灣女明星都愛喝四物湯”的報道。其實啊,四物湯原出自《仙授理傷續斷秘方》,是一本骨傷科專著,如此,“骨傷科的活血”與“婦科的活血”豈能一概而論。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四物湯恰恰不太適合青春期後至絕經前的女性,會影響月經的通暢。如今,類似的錯誤比比皆是,若隻是“安慰劑” 尚無大礙,若是誤用後多得了什麽子宮肌瘤或乳腺增生,則禍害不淺!
另一方麵,古方運用還有一個加減的問題。一個方要不要加減,如何加減,確實不輕易把握。由於中藥配伍的內在機製十分複雜,我們很難弄清其加減後的藥理藥效變化,簡樸地根據單味中藥藥理來加減也有很大的盲目性。比較好的方法是,依據前人應用的經驗,主要是《傷寒論》、《金匱要略》等經典著作,其次是《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古代方書,再有就是曆代各家的醫案、醫話。曆史上醫家很多,最需要認真研究的是那些臨床家的書,那些經方家的醫案,然後再在實踐中檢驗。
此外,合理的劑型也是治病取效的要害。單一的湯劑其治療範圍是有局限的,張仲景就不僅僅用湯藥,還用丸、散等劑型,如烏梅丸、麻仁丸、四逆散、當歸芍藥散、五苓散等。有用五苓散、當歸芍藥散治病的經驗,說經常湯劑不愈,改為散劑,就立見成效。要知道,古代的加工製備技術不如當今的簡便,若非必須,古人何謂大費周章,將藥物作丸作散,直接煎服既可。而其中道理,好像又非現今的藥理分析所能解釋,所以,照做便是。
還有些特別煎煮法關係到湯藥的功效,是不能含糊的。比如,張仲景的煎煮法,規矩就很多,有主要藥宜先煎者,如麻黃類方中的麻黃宜先煮,並去上沫;有主要藥不宜久煎者,如大承氣湯後下大黃,桂枝人參湯後煮桂枝;有去滓再煎者,如小柴胡湯。劑型與煎煮法的改革不是件輕易的事情,就像將流傳了幾千年的漢字改為羅馬拚音文字,則是非常棘手的一件事,弄不好,幾千年中華民族積累下來的用藥經驗可能因缺乏有效載體而丟失。
所以,用藥的學習任重而道遠。當然,探索的樂趣和小有成效後的喜悅,都是隻有在實踐和付出過後方能有深切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