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中日關係

60年後日本在中國的真實存在:國人對日心態矛盾 瞭望東方周刊

　　60年後，日本在中國的真實存在

　　究竟有多少中國女人和資生堂發生過聯係？這個數字無法統計

8月28日晚，北京萬壽路的一家酒樓。

　　練習合氣道的約30個中國青年，在這裏送別日本老師石井義基。包括10歲的小孩子在內，每一個中國人都上去敬酒，還把京劇臉譜等禮物送給日本人。他們感謝老師一年來的執教。

　　55歲的石井是日本合氣道平祥塾派來的老師，教學非常認真。他與中國學生一起擦地板，自己疊道服，這些，都不像一些中國老師——他們隻要求學生做，而自己在一邊看著。

　　石井眼眶紅了，“今天最高興。”他用不熟練的中國話說。

　　接替石井的新老師是27歲的湯淺，學電子工程的日本人，自願辭去工作來華教合氣道。他有些靦腆，但很快便與中國年輕人打打鬧鬧，孩子一般摟抱著翻滾在餐廳的地板上。

　　石井給每一個中國學生都照了相，印成明信片，在背麵用漢字寫上他一年來在中國的感受，一一發送給中國學生。中國人也很感動，與日本人擁抱，一遍又一遍。

　　在此刻，他們似乎忘記了一切。

　　“曆史”是提得最多的一個詞

　　但或許，忘卻僅是此時此刻。記憶深處有一些東西，還蛇一樣盤繞著。

　　6月5日下午3點半，太陽曬得人的皮膚有些痛。烈日下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參觀者排著長龍在無語地移行。這個地方，記者11年前來過一次，11年過去了，時間好像沒有走動。

　　記者右側的一對老夫婦正在喝水。老婆婆對老爺爺說：“造孽喲，日本人造孽喲，殺了這麽多人，太壞了。”

　　這種情緒已深浸在南京的血脈中。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日本帶給這座古城更多的，是曆史的痛苦記憶。

　　和11年前相比，大屠殺紀念館裏還多了一些旨在“強化記憶”的東西，比如進門處是一口大大的“警鍾”，比如那條“曆史證人的腳印”鋪設而成的銅版路。大大小小的222個大屠殺幸存者腳印中，記者找到了印著“朱秀英”名字的那一雙腳印。

　　大凡南京人都知道七家灣，據說這個地方是因為當年經過日軍屠殺後，隻剩下七家人而得名。朱秀英老人就住在這裏的踹布坊。轉了幾個小巷子後，在公共廁所後麵的一所平房裏，記者找到了她。

　　盡管幾十年過去了，那段經曆從朱秀英的口裏講出來，似乎仍發生在昨天一樣。“為了避難，我那時躲在一個親戚家裏，幫著看看小孩。有一天，我正在搖著搖籃裏的孩子，突然進來一個留著大胡子的日本兵，他一邊笑著一邊把我往床上拖。”

　　這段經曆，朱秀英原本沒有對丈夫和孩子們說起，隻是最近幾年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尋找幸存者時，家人才逐步知道這些內情。

　　中國文化部前部長、作家王蒙有很多日本朋友，也多次去過日本。他每次赴日，都會覺得“又親切，又淒涼，又黯淡，又遙遠，又嚴峻，又悲傷：以為早已過了，卻原來仍然是心裏的一個大疙瘩，也許還是一塊病”。

　　“大疙瘩”不僅僅留在老人心裏。南京人施小姐的祖父死於日本人刀下。她至今不買日貨，不與日本人說話。另外一位南京人，做新聞工作的25歲小昭，在編輯涉日稿件時，每次都要自作主張加上一段日本人屠殺中國人的背景文字。

　　從未見過日本兵的34歲黃女士奇怪的是，有時會在夢中，被日本人追得喘不過氣來，便驚醒了。而她七歲的兒子，有一天，在無人指點的情況下，自己捉筆畫出了日本兵被捉住、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作戰的圖畫。

　　“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不談國事”

　　“我們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從來‘不談國事’，因為我們知道雙方都仇視對方，日本人看不起中國人，中國人仇恨日本人。”上海一家國際貨運代理公司職員陳巍表示。

　　“和日本人做生意，最難的就是質量的要求和把握，如我出口家具時，日本客戶檢查一個小茶幾，會首先爬到茶幾下麵，看麵板反麵的油漆是否均勻、是否光亮。”上海日和日用品有限公司總經理高曉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他1993年從上海外國語大學日語係畢業後，就一直和日本人打交道。

　　高曉峰說，日本人總是把最好的商品提供給自己的國民，哪怕是一把用不了多久的梳子。

　　雖然隻談工作，但是衝突也時有發生，“僅僅因為中方人員對日方所談技術不是很了解，日方就嘲笑中方人員是賣饅頭的，什麽都不懂。”日語翻譯韓煒氣憤地說。日語專業的他，畢業後就進入上海這家大型日資企業的技術部擔任日語翻譯。

　　韓煒說，由於中日雙方在技術水平方麵存在差距，中方對其中的一些技術知識不了解，技術交流不歡而散的情況十分多，日本人的不屑與蔑視十分常見，覺得很壓抑的他後來跳到了另一家小日資公司。

　　在日本公司的人更要自強，要重視技術的學習，隻有中國真正的強大起來，日本才會瞧得起中國。這是韓煒的體會。

　　日本人古屋敷久是一家在華日資企業的普通職員，來中國已經四年了，看起來和中國人沒有什麽區別。他說，其實不是看不起中國人，主要是一些中國人不團結，做事情重私利，不把中國當自己的國家，而且很多時候，喜歡想當然，不太踏實。

　　對中日未來戰爭的憂慮

　　在部分中國人中間，還存在對未來中日再次爆發戰爭的擔心。

　　“目前和平發展是主題，但是戰爭的威脅並不是沒有。”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戰爭研究》雜誌執行主編榮維木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他表示，日本右翼勢力抬頭，實質就是軍國主義複活，政府右傾保守化嚴重，如果沒有得到足夠的認識和批評，就有發生戰爭的可能。

　　中國未來研究會軍事分會負責人劉勝俊大尉也有同感，他對記者說：“雖然中國執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日美防衛政策一直把我國台灣當作它們的‘保護對象’，其實就是變相的侵略，中國必然會進行防禦，因此中日或會有一戰。”

　　中國人民大學東亞問題研究所所長黃大慧博士表示，日本人認為抗日戰爭，是美國人打敗他們，而不是中國人，從心底裏佩服美國，並一直學習美國。中日之間的爭端主要集中在曆史問題、領土、能源、貿易摩擦等方麵。

　　“未來中日之戰，不會是像抗日戰爭那樣的傳統戰爭。”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顧曉鳴告訴本刊記者，他表示，日本正在實行全宇宙戰略，自衛隊也試圖躋身國際警察，日本正是想在世界各地布局中超過中國，並會派生在軍事、經濟、外交謀略之上，與中國不斷發生摩擦，達到不打中國而勝過中國。

　　另一種記憶

　　不過，關於曆史，也還有另一種記憶。這種記憶促生了中日未來“非戰”的想像。

　　上海財經大學曆史研究所所長盛邦和教授，出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在他的記憶裏，小時候，毛主席就倡導與日本建交；青年時代，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他見識了日本新幹線，意識到新幹線所代表的現代化就是中國的發展目標。

　　就這樣，盛邦和的年輕歲月在中日友好以及向日本學習現代化的氛圍中度過。因此，他骨子裏沒有一點“反日情緒”。

　　“我1972年就開始學習日語了。”盛邦和對《瞭望東方周刊》說，“當時我是一個理想青年，認為中國要想擺脫百年恥辱，就必須學習日本現代化的經驗。就是這麽一個簡單的理由，讓我從此與日本結下了不解之緣。”

　　於是，這個華東師範大學第一批文科博士，決然地放棄了由世界銀行資助去英國深造的機會，1985年去了日本東京大學。

　　像盛邦和這樣“以日為師”或者深懷對日好感的人，在中國還有很多。

　　許多中國人仍然記得山口百惠，說起她來嘖嘖不忘。她曾經是無數中國人的偶像。高倉健則改變了一代中國男女對“男子漢”標準的看法。現在，一些成功的中國男演員身上，依稀還有高倉健的影子。

　　中國不少電影導演，都深受黑澤明的影響。張藝謀說：“黑澤明使我明白，當走向外麵世界時，要保持自己的性格和風格。”張本人的作品如《英雄》，連一些構圖細節，都很像是黑澤明的《影子武士》。

　　另一位導演王小帥，看了日本電影後受到震驚。他說，那是惟一能被東方人理解的電影。他因此改變了導演風格。

　　至於年輕一代中國人，閱讀村上春樹成長起來的，實在太多了。這本書也被一些中產階級當作生活指南，不僅僅《挪威的森林》一直處於暢銷之中，隻要村上一有新著出版，便會以最快的速度翻譯過來，擺上了大書店最醒目的書架。

　　抵製不住資生堂的誘惑

　　由於這兩種記憶的交織，事實上，中國人大多是在對日矛盾的心態下生活著。

　　和大多數重慶女孩一樣，逛街是華岩生活的一部分，在商場轉了半天，還是沒有抵製住資生堂(WHITIA海洋美白保濕乳)的誘惑，目前這種來自日本的化妝品已經成為不少中國女人的至愛。究竟有多少中國女人和資生堂發生過聯係？這個數字無法統計。

　　剛剛買完資生堂走出商場，外麵突然響起了警報，發呆了幾秒後她才恍然大悟。“哦，今天是6月5號，紀念日。”

　　從1998年以來，為了紀念64年前日軍製造的“六五”大轟炸慘案，重慶每年的這一天都要拉響防空警報，以此警示人們不要忘記那場戰爭。

　　事後華岩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其實，我當時聽到警報後，還真的想了想，真不該買資生堂的東西。”類似華岩這樣的中國人有多少？也是一個無法統計的數字。

　　由於使用日本產的鬆下牌剃須刀，同濟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主任蔡建國開玩笑稱，自己每天早上和日本“親密接觸”，但看到報紙上日本右翼最近的言行，他“肺都氣炸了”。不過，到了今天，他還是舍不得扔掉那把剃須刀。

　　上海理工大學大二學生陳新(化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義正詞嚴地痛斥了一些中國人的媚日情結，認為他們是叛徒。

　　但很快，陳新要求提前結束采訪，因為他急著去上日語培訓課。記者追問原因，他吞吞吐吐地表示，在上海有很多日企，如果會日語就更好找工作。

　　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的絕大部分人士都表示，盡管從曆史上對日本有些反感，但在選用產品方麵，不太介意是不是日本生產。

　　這樣的情況，複旦大學出版社賀聖遂認為很合理。“日本由於地緣的關係，已經形成了‘資源加工最優化’的模式，無論是產品，還是文化，都比較精致。”

日本真的是無處不在了

　　可以說，在過去的20多年裏，日本對中國的進入，已是十分的深入了。

　　陸洋是一家時尚雜誌的編輯。那家雜誌最初就是模仿日本時尚雜誌定位的。她的手機上掛著一個白色的小狗掛件——那是日本NHK一個兒童節目的標誌。

　　“當然，我也喜歡吃日本料理，尤其是天婦羅。”

　　近幾年來，日本料理可說是遍及中國。北京、上海可以說是星羅棋布。蘇州還專門有一條特色“日本街”，建於1994年，一到晚上霓虹閃爍，跳躍的都是日文招牌。這條街可能隻有1000米長，可日本料理店就有100多家。

　　35歲的上海人李是典型的日本料理迷。在李看來，日本料理不僅從色彩上精心搭配，連餐具都很精致。盛米飯的瓷缽，裝湯的漆碗，放調羹的瓷片，以及那些模樣似小船、似樹葉、似小橋的各種裝菜肴的碗碟，都是藝術品。

　　日本青年把染發作為一種時尚，這現在成了中國年輕人的流行。而最為典型的是“卡拉OK”了。這項娛樂活動起源於日本，大約在1988年左右傳入中國大陸，很快從沿海流傳到內地，至今風靡全國。

　　很多人都同意，日本文化對中國青年的影響正在加深。強調抵製日貨的陳華是一個日本遊戲迷，他說，日本遊戲全球最好，他學日語的目的之一就是方便看懂各種說明和提示。

　　李的先生嚴明的書架上，擺滿了日本漫畫。在嚴明的印象中，日本漫畫進入中國大陸好像是1989年，當時的漫畫書是《機器貓》，接著就是《怪物太郎》(又名《Q太郎》)。

　　據統計，很多20歲以下的中國人，把三分之一的時間放在日本動漫上麵。

　　這愈發增添了人們的複雜心情。有人指出，等中國年輕人長大後，中國文化中或會出現很強的日化趨勢。

　　代表著世界先進性的日本技術文明

　　應該說，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還是日本人的技術了。

　　“中國的製造行業在改革開放後發展很快,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等,和日本把一些產業轉移到中國有關係。”複旦大學資深的日本經濟研究專家陳建安對記者表示。

　　從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來看，截至2004年，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額將近92億美元，在中國吸引的外資中，排第三位。

　　坐落於浦東金橋出口加工區的上海日立電器有限公司創建於1993年1月，是由上海海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投資(75%)、日本日立家用電器公司(25%)合資組建。

　　公司的有關人員向記者回顧了創立初期的情況。當時，工廠主要的設備、圖紙都是日方提供，管理人員也去日本學習進修。和日方合作10多年來，企業也經曆了四個發展階段——“引進依賴、消化吸收、聯合開發、自主研發”，已經成功地實現了產業轉移。如今，公司已成為全球第三大空調壓縮機生產商。

　　陳建安稱，一些生產重心轉移到中國的日本行業，其實已經是日本的邊際行業了，比如冰箱、DVD等都在中國生產，用日方的商標。

　　最初的上海日立電器有限公司也是如此。可現在他們自己的“海立”牌空調壓縮機在市場銷售份額中，已經超過“日立”牌了。

　　日本企業的管理模式、生產技術等就是這樣一步步走進中國企業中，陳建安認為，日企客觀上縮短了中國某些產業和西方發達國家的距離。

　　尤其在技術領域。歐美的技術一般是原創，直接消化比較困難，但經過日本的改進後，比較適合勞動力密集型國家，適合在中國普及。從這個方麵講，日本充當了技術“二傳手”。

　　聲稱“但凡可以識別，絕不會買日本產品”的上海白領陳琴也承認，日本在幫助中國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方麵有一定的作用。她的一位親戚就被派到日本學習，現在已經做了一家民營企業的總經理。

　　“他那個工廠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克隆日本的。”

　　中日互相學習還在繼續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中國事務所就是一個負責提供技術合作的機構。副所長藤穀浩至在北京發展大廈的辦公室裏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的采訪。

　　據他介紹，日本國際協力是在1986年來中國的。截止到2003年底，累計的技術合作項目有75個，基層友好技術合作項目59個，派到中國的專家人數共有5102名，接受中國研修生15627名，派到中國的海外協力隊員(青年誌願者)542名。

　　小林隆是其中為數不多的年長誌願者。2003年10月，他被派往中國廣西生產力促進中心。最近，他和中國同事花了五個月的時間，為一家總公司設在柳州市的企業實行了診斷。在他寫的文章中，他希望這些企業經營戰略能夠為廣西企業今後的發展做出貢獻。

　　上海遵義紅十字護理醫院老年科護士長楊莉萍最近特別忙。這段時間，她一直在參加上海紅十字會和日本旭川厚生專門學院合辦的老年介護師資培訓班。這已經是她第二次參加這樣的培訓了。

　　“在日本參觀實習的時候，我經常被他們所感動，那些年輕的護士對待老人就像自己的親人一樣。從他們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楊莉萍對記者說。

　　旭川厚生專門學院的院長代理鬆本好生，是此次培訓班的教師之一。在當天的課結束後，他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的采訪。據他介紹，“介護”不是治療，是一種對老人生活方麵的關心和照顧，讓老人快樂舒適地安度晚年。

　　日本在老年介護方麵的曆史有18年了，而上海還剛剛起步，所以把日本的經驗介紹到上海來比較合適。

　　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總領事隈丸優次看來，中日兩國社會文化的相似性，使得中國在一些社會體係、法律製度的健全方麵自然以日本為參照，“當然這隻是我個人的觀點。”他補充了一句。

　　回答完《瞭望東方周刊》的所有問題後，隈丸優次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微笑著對記者說，現在很多報紙上都說中日關係處在兩國建交以來的最低點，可上海的很多日本人並沒有這樣的感覺。

　　不少人相信，如果這樣發展下去，人們擔心的中日之間的戰爭，還是可以避免的。-

　　中日經濟關係

　　貿易關係(日方2004年統計)

　　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是歐盟(1772.8億美元)，第二是美國(1696.2億美元)，第三是日本(1678.7億美元)。

　　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是中國。

　　2005年第一季度，日本與中國的相互貿易額總計(含香港)：約439.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5.9 %。

　　其中日本向中國出口179.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8.0%；日本從中國進口260.0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2.1%。　　來源：中國商務部

　　直接投資

　　截至2004年，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額:

　　項目數345431855件 合同額9162666.49億美元 執行額5452468.46億美元

　　在中國活動的日本企業數、在中國各地的日本商業組織的會員數：共5300餘家

　　2004年，日資企業繳納稅收約490億元人民幣。-　　來源：日本駐華大使館

　　日本對華的政府開發援助(ODA)

　　日本對中國的ODA累計金額：約33000億日元

　　日元貸款：截至2004年度為31331億日元

　　無償援助：截至2003年度為1416億日元

　　技術合作：截至2003年度為1446億日元

　　進修生(在日本的中國進修生)：1.4萬人

　　專家(被派往中國的日本專家)：5000人

　　來源：日本駐華大使館

　　中日人員交流

　　兩國人員交流數量：2004年：395萬人次(訪日中國人62萬人次，訪華日本人333萬人次)

　　商務航班(2004年冬航班時刻表、日本·中國企業、貨物·旅客合計)

　　從中國飛往日本的商務航班：每周288班；

　　從日本飛往中國的商務航班：每周238班。

　　在中國居住的日本人(含香港地區和長期出差人員等)(截至2004年10月1日) :99179人。其中：上海:34122人；香港:25541人；北京:7589人；蘇州:5771人；天津:2907人；大連:2823人；廣州:2594人；青島:2430人；深圳:2339人

　　在中國國內的日資企業工作的中國人數量：100萬人以上，據推算，在華日資企業(包括直接和間接)吸納就業人數約920萬人

　　地方城市交流：友好城市關係299 對(包括正在申請的)-

　　來源：日本駐華大使館

　　中日學術交流

　　在日外國留學生人數合計(2004年5月)：117302人，其中中國留學生：77713 人(約占總數的 66% )。

　　在日本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人：總共約有7000人，其中約4000人回到中國。

　　在日本教書的中國人：教授級約有200人，副教授級400人，專職講師約400 人，共計約1000人在日本授課。

　　中國國內學習日語的中國人數量(據國際交流基金的調查)：1998年調查，約2.4萬人；2003年調查，約39萬人。

　　約有10萬名中國人參加日語能力測試(2004 年)(參加考試人數居世界之首)

　　中國的日本研究機構數量：約100個。 研究者數量：約1200名。

　　設立日本研究機構的主要的中國大學/研究機構：北京(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天津(南開大學)、遼寧省(遼寧大學、大連理工大學)、吉林省(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延邊大學)、上海(複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浙江省(浙江大學)、山西省(山西大學)、山東省(山東大學)、湖北省(武漢大學)、湖南省(湖南大學)、廣東省(中山大學)。

　　在中國的日本留學生：1276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