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日中關係

瞭望東方周刊

　　在對外政策領域出現了由社會發出的聲音,這種局麵的好處是可以把問題考慮得更平衡,但有時情緒化的聲音顯得更大

　　7月2日,《人民日報》在第七版《國際周刊》刊發了《提問中日關係》一文,就一些中日關係熱點問題邀請中日兩國學者們發表看法。

　　該文共分6個部分,其中第一個部分的主發言人為時殷弘。這位對日關係“新思維”的領唱人物之一年前在網絡上遭遇了洶湧的“口水”,此番他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上現身,不免叫關注中日關係走向的人產生猜想和追問的衝動:有關“新思維”的探討已經過去一年多了,人們今天又會對這場爭論作出怎樣的反思呢?

　　回頭再看“新思維”之辯

　　2002年底,《人民日報》原高級評論員馬立誠在《戰略與管理》上發表了《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引起了學術界和民間的廣泛探討,隨後,中國人民大學的時殷弘教授也發表了《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一文,闡述了對中日關係的新看法。

　　對於“新思維”的探討,有學者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指出:在“新思維”理念提出過程中,幾乎全部的日本輿論都站在了“新思維”一邊,其中雖然有希望日中關係發展的積極響應，但也不乏別有用心的炒作;而在國內,包括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在內的網民對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種種因素,使得這個問題最終由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變成了一個涉及政治和外交的敏感問題。自2003年春天以後,對馬立誠的觀點表示支持或同情者,特別在網絡上便幾乎再無聲息。

　　有意思的現象是,中國國內研究日本問題的學者多數站在了“新思維”的反麵,或提出了不同於馬立誠所謂“新思維”的“對日新思維”版本，從而形成了對日關係“要不要新思維和要什麽樣的新思維”的雙重論爭。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對外關係研究室的研究員姚文禮認為:“中國對日外交並不缺乏新思維,而是日本缺乏對華外交新思維。”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馮昭奎先生則認為，“新思維不可能‘一廂情願’，中日都需要新思維，中國的對日政策也應該與時俱進，有可改進之處。”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李強教授從日本人的本性角度分析:“日本是一個‘認輸’而不‘認錯’的民族。日本的右翼勢力並不想看到一個‘正常’的中國,還用舊思維看待中國。越‘新思維’,對日本右翼的鼓勵可能越大。中國需要警惕日本右翼勢力的走向。”

　　對於馬立誠“新思維”觀點本身,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金熙德研究員認為它把複雜的中日關係想得太簡單。

　　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王新生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也指出,這些提出“新思維”觀點的學者並不了解日本,他們按照一種正常的觀念去理解日本,而日本本身處在美國的控製之下,美國從本身的國家利益出發,怎麽會希望中日兩國接近呢?而且根據日本的本性,它又怎麽會放棄依靠強大的美國呢?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先生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認為,學者們主要集中於對“新思維”這一主張的學理批判,認為“新思維”的學理不夠成熟;另外,學者們也擔心如果任“新思維”發展,可能對國家利益造成傷害。爭論雙方都有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共識,隻不過是大家對問題的認識有偏差。

　　但他指出,不論學者們對“新思維”抱持怎樣的看法,但都達成了“中日關係非常重要”的共識,是從國家利益和戰略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

　　“慎而又慎”的日本問題研究?

　　引發爭論的“新思維”理念並不是由專門研究日本問題的學者提出的,因此容易給人得出“中國的日本問題研究比較保守”的印象。馬立誠是記者出身,而時殷弘則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美國研究中心的教授。

　　“新思維”提出後,國內專門研究日本問題的學者鮮有站出來直接反駁的。不少人抱持了一種沉默觀望的態度。

　　對此,金熙德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解釋道:“馬立誠過去10多年都沒有參加過日本問題學術界的會議,不了解情況,卻說日本問題學術界什麽都沒幹。所以學術界也不可能反駁他,也不會為這個寫文章的。主要是網民和他發生爭論。”

　　政治學者劉軍寧則認為,馬立誠提出對日關係“新思維”,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對日本問題的理性思考。

　　對於研究美國問題的時殷弘提出的中日關係新思考,姚文禮認為他的本意是好的,因為他看到目前中日關係存在一些障礙和糾紛,對一些問題有不同看法,並想改變這種狀況,盡管他可能對某些問題並不清楚。

　　金燦榮認為:“這些新想法的提出,直接原因在於過去幾年,中國對日關係相對於對其他國家的關係,政治上有一些冷淡。所以,國內有一些學者對這個問題表示了擔憂。同時在時間上,中國在政治上實現了向新一屆領導集體的平穩過渡,這在一些人看來仿佛迎來了一個調整政策的時機。”

　　也有學者從積極意義去肯定“新思維”的爭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亞非研究所的李寒梅副教授認為,時殷弘提出的觀點是站在中國安全大戰略的角度而發的,並非專門著眼於中日關係。中日關係的研究似乎是陷入了某種僵局,其他學者從旁觀者的角度所做的思考,能夠促進專門從事日本問題研究的學者的思考。

　　在這樣的“衝擊”下,日本問題研究界也出現了不同的意見,其中一方比較拘泥於曆史問題,強調中日關係首先必須解決曆史問題。但是如何解決曆史問題?底線是什麽呢?

　　另一方則強調在解決曆史問題之外,也要發展中日關係,認為中日雙方的“合作大於競爭”。這兩派的想法反映在政策上,第一派的主張就是對日本應該比較強硬,而後一派認為既要堅持原則,也要有一定的靈活性。

　　這種不同看法的出現,王新生先生認為與學者們的認識有關:對研究對象,對所處環境,以及對中日兩國國情的認識。一些學者的思維還停留在過去,沉湎於過去的政治環境中,而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一些學者們的思維是不是需要“與時俱進”呢?

　　中日關係討論逐漸走向開放

　　對於這場學術爭論產生的原因,李寒梅副教授向《瞭望東方周刊》作了社會學方麵的分析:“國際問題的探討通常分成三層:政府的見解,學者的意見,民間的聲音。上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的三層分類比較正常了,學者們的意見在經過幾年的醞釀之後也逐漸表達出來。”正是這種社會的深層變化,促進了學者們的探討。

　　金燦榮也認為:“改革開放的25年,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家對於社會的控製逐漸被國家與社會相對分離、相對平衡的狀態所代替。在對外政策領域出現了由社會發出的聲音,這種局麵的好處是可以把問題考慮得更平衡,但有時一些情緒化的聲音顯得更大。”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馮昭奎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早在1997年,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長何方就以內部報告的形式發表了獨立於中央政策的見解。日本主要媒體都做了相關報道,當年具有爆炸性的影響。這可以說是目前在對日關係新思維各種版本中占主流地位的新思維版本的發端，當然針對何方的意見進行批評的聲音也很大，至於馬立誠‘中日關係新思維’的提出隻是這場爭論的一個插曲而已。”

　　同時,馮昭奎也談到:“對中日關係新的思考是一個過程,不是誰寫了一篇文章就是新思考或新思維,這個過程目前還在進行當中。何方文章發表後的這六七年來,中日關係的討論起到了上中下三層效果。”

　　這種效果具體表現在:對上,起到了一種“資政”的作用;對中,即橫向交流方麵,日本問題的研究對其他相關國際問題的研究起到互補作用,國內的一些政策研究也會借鑒日本的經驗;對下,是一個信息傳播和輿論影響的作用,學者們公開發表的文章會給受眾提供一些信息和見解。

　　如果一個問題隻有一種聲音,一種態度的話,那麽學術研究容易走向單向和極端。正如金熙德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認為的那樣:不論學界還是宣傳管理部門,對不同的聲音,現在都采取了更加包容的態度。

　　“難道就永遠不走出來嗎?”

　　王新生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指出,全球化與民族主義是孿生兄弟,全球化本來是要消除民族主義,但是全球化在開始的階段顯現出來卻是諸多負麵的效應,因而刺激了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

　　全球化的前提是地區一體化,中日作為亞洲地區的兩個大國,如果沒有它們的合作,地區一體化是很難形成的。一些學者出於良好的動機和願望,希望中日兩國能夠像法德兩國構成歐盟核心一樣,形成東亞共同體。但是他們對這兩個國家了解得並不充分,僅僅是一廂情願地想把兩國拉在一起。

　　問題在於,兩國之間近年一直是一種“政冷經熱”的狀態,100多年來的恩恩怨怨,以及近10年來中國經濟強勁發展和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所構成的強烈反差,使得兩國相互對峙的民族主義情緒日漸壯大,兩國成了部分民眾各自宣泄不滿的最好對象。

　　政治學者劉軍寧認為,民族主義情緒在美日關係之間並不像在中日關係之間嚴重。他認為中日關係之間需要尋找一個平衡:“一方麵要堅持正義,另一方麵也要走向未來。但是現實中,曆史問題仍舊左右著民眾的情緒,中國人還無法從受害者的情緒中走出來。難道就永遠不走出來嗎?如果要走出來,是什麽時候走出來?”

　　中日關係是網絡上的熱門話題,也是民族主義宣泄的“最佳”場所,用王新生的話說,就是網絡上存在著一群“憤青”,部分人國家利益觀念不清,根據個人偏好作出判斷,把言論建立在並不客觀的基礎上。這些情緒化的議論,並不利於中日關係的發展。

　　盡管相當一些人對網絡上激進的民族主義表示了擔憂,但是,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方麵,都應該看到這些激進的言論並非主流意識,如果錯誤地將這些言論當作是主流意見,那勢必將阻礙雙邊關係的發展。《瞭望東方周刊》實習記者趙倩／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