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1)
2019 (78)
風險管理不是遇到了問題才臨時想的對策。 這容易做出Fight or Flight的種種非常不理智的決定。 做出的都是短期逃命，長遠喪命的錯誤決定。
風險的管理，是在危險來到之前就建立的係統。 就拿颶風做例子。 作為颶風危及的地區不是等到颶風來了才去搶購，躲避，亂跑，抓瞎。 而是建立一套根據不同情況做出不同反應的係統。 氣象局給颶風標號命名，測定颶風走向， 強度； 政府根據氣象局給的數據信息，在什麽情況下， 宣布什麽樣的措施。 什麽情況下，建議居家，什麽情況下疏散， 都是要提前想好的。 在物質上的準備 ，長期以來就在建築上下功夫， 物資以及供應鏈早在颶風來之前就準備好。 就算颶風過後的救災也是一套一套係統建立起來的。
這並不是說，有備而來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有備而來可以解決90%以上的問題。 而在麵臨困境與危險時可以把多餘的精力用在對付沒有準備好的突發情況， 而不是現在把所有精力用在本來危險來之前早就該準備好的事情上。
奧巴馬在2014年非洲伊波拉爆發之後就想到了這一層， 所以很有遠見地建立了一套風控係統，協調所有的健康衛生部門和國家安全部門對疫情的反應， 而不是象現在這樣一盤散沙， 你幹你的，我幹我的， 重複運作， 效率低下。 我們雖然步指望這個係統能解決所有問題， 但是象上麵說的，應該能解決大部分問題。
相比之下， 中國的相對成功在於其吸取了2013SARS的經驗後建立了一套應急係統， 雖然在一開始因地方官員的瞞報在執行上有所欠缺， 但當意識到了問題， 整個應急係統啟動， 把疫情有效控製住了。 中國可以繼續檢討自己的係統， 哪點做得好，哪點做得不好， 有了繼續完善的基礎。
結果這個係統被川普上台後一步步給拆了。在拆卸過程中， “Deep State"呼喊著不要拆， 比爾蓋茲也一直在給警告， 但是川普不信科學， 不信政府career workers. 詳見我根據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一文寫的：
多謝！
與曾經參加美國總統競選的三位亞裔人士鄺友良（華裔）、竹本鬆（日裔）和金達爾（Bobby Jindal，印度裔）不同，楊安澤的競選以對症下藥的政治綱領為號召，其影響力不會因為退選而消失，而是頗具重整旗鼓東山再起的潛能。楊安澤的競選口號是“不左，不右，向前”（Not Left, Not Right, But Forward），在當今美國政治語境中，他的競選活動體現了一種富於新意的調和傳統左右對立的嚐試。
另辟視角：警示新技術革命的衝擊
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的關鍵原因，是他以微弱優勢贏下了此前在大選中兩度支持奧巴馬的三個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和賓夕法尼亞。這三個州屬於“鐵鏽帶”，當地的藍領工人近年來麵臨嚴重的失業威脅，特朗普承諾將會通過“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右派經濟民族主義來解決他們的困境。右派經濟民族主義把全球化和外來移民視為導致本土工人失業的罪魁禍首，崇尚關閉邊境、增加關稅的單邊主義。
以桑德斯和沃倫（華倫）為代表的左派也將全球化視為導致美國本土工作流失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們的對策有別於特朗普。他們將全球化視為新自由主義的產物，認為消除全球化負麵影響的根本途徑是通過民主政治抑製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
楊安澤則開辟了新的視角，他認為美國勞動力市場最大的危機來自新技術革命，導致特朗普當選的關鍵原因是自動化技術在“鐵鏽帶”奪走了400萬份傳統製造業工作，未來十年，美國將會有7千萬人因為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技術的迅速發展而失去工作。卡車司機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美國有350萬卡車司機，承擔了美國七成的貨運量，是一份有著中產收入的體麵職業。然而無人駕駛技術一旦成熟，這份在美國提供了350萬份就業機會的職業就將不複存在。類似的其他職業還有很多。空前規模的失業者的絕望與憤怒勢必造成劇烈的社會動蕩。拯救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當務之急是應對新技術革命而非全球化。
按照經濟學教科書的正統觀點，技術進步固然會造成一部分工作機會消失，但同時也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和社會財富，過渡期的摩擦和陣痛雖然不可避免，但隻是暫時的。對新技術革命的恐懼類似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搗毀機器的“盧德主義者”（Luddite）的蒙昧無知。牛津大學經濟史學者弗雷（Carl Benedikt Frey）駁斥了上述觀點。他在《技術陷阱：自動化年代的資本、勞動與權力》一書中指出，主流經濟學家的誤區在於其視野囿於20世紀的經驗。20世紀的技術進步具有普惠特征，促成了財富的平等分配和中產階級的湧現，但這是因為20世紀的技術發展主要屬於“勞動賦能型”（labour-enabling），例如流水線的發明既增加就業，又減少勞動強度。但是當前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技術的進步，類似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蒸汽機和多軸紡紗機的問世，屬於“勞動替代型”（labour-replacing）。第一次工業革命曾經使得三代英國工人陷入失業和低收入的悲慘處境，而在不遠的將來，美國有47%的工作將會被機器替代。如果不能通過財富再分配來補貼新技術革命中的輸家，結局不堪設想。
從表麵上看，和聲討全球化相比，楊安澤把社會危機歸咎於新技術革命，似乎是一種中性的、“非政治化”的敘事，但其實不然。
在美國共和黨的右派保守主義敘事中，領取社會福利者一向受到汙名化。在1976年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初選中，裏根將一位偽造身份騙取福利的黑人女詐騙犯塑造成具有代表性的“福利女王”形象，借此把領取福利的底層人群定性為既懶惰又狡猾的社會蛀蟲。 2011年，曾經擔任眾議員議長的共和黨人金裏奇（Newt Gingrich）將奧巴馬稱為“美國曆史上最成功的食品券總統”， 通過攻擊福利政策抹黑奧巴馬。2012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宣稱，在所有支持奧巴馬的選民中，有47%的人沒有繳稅，但卻自認為有權享受健康保險、食品、住房或是其他服務。羅姆尼表示自己不會“為這些人操心”，因為永遠無法說服他們“為照顧自己的生活擔起個人責任”。 換言之，窮人是不負責任的懶人，“大政府”是損害那些對自己負責任的正常公民的利益去資助懶人。
楊安澤對於未來的風險警示，令上述保守主義敘事不攻自破。 因為這意味著失業和（至少在一段時期內）依賴社會福利將會成為美國大批民眾無可避免的命運，與個人是否負責任無關。
2018年10月18日早上，市民和遊客在紐約市中央車站途上的剪影。攝：Timothy A.Clary/AFP via Getty Images
成功布道：讓UBI廣為人知。
楊安澤政治綱領的核心是 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即“全民基本收入”），亦即每位18歲至64歲的美國公民每月可以無條件領取1000美元。在他之前，高科技企業家如馬斯克、紮克伯格，勞工領袖如斯特恩（Andy Stern，服務業雇員工會國際工會前任主席）等人，都曾經呼籲推行UBI。希拉裏在回顧2016年大選的回憶錄《怎麽了》（What Happens）一書中披露，她本來想把UBI作為一項改善民生的競選主張，卻因為覺得時機未至而作罷。
楊安澤是在總統大選的平台上揭櫫UBI大旗的第一人，正是他的競選活動，才使得這個原本相對邊緣化的理念在美國社會廣為人知。他是美國第一位成功的UBI布道者。
要評價楊安澤的布道，首先需要了解學術界關於UBI的理論研究。
UBI是一個源遠流長的理念，可以上溯到歐洲的啟蒙運動。孟德斯鳩（Montesquieu）和孔多塞（Condorcet ）都認為國家和社會有義務保證其所有公民的生計。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 ）則主張對於所有年滿21歲的公民無條件提供一次性贈款，對超過50歲的公民無條件提供退休金。這是一種左派的基於天賦人權立場的UBI理念。20世紀的西方社會又出現了一種基於右派新自由主義立場的UBI理念。哈耶克、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和默裏（Charles Murray）都主張以UBI取代“大政府”的福利國家製度，因為UBI作為一種財富再分配手段容易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兼容。
比利時學者帕裏斯（Philippe Van Parijs）和範德鮑特（Yannick Vanderborght）的著作《基本收入：一個關於自由社會與理智經濟的激進建議》，在綜合前人論述基礎上對UBI理念予以精審思辨的著作。該書出版於2017年3月，時值楊安澤宣布參選8個月之前。它和楊安澤在競選中的相關論辯演說的關係，類似於神學理論著作與牧師布道文之間的關係（雖然楊安澤未必讀過此書）。梳理此書的基本觀點，有助於為評價楊安澤的政治布道提供一個合理的參照係。
帕裏斯和範德鮑特指出，UBI的特征是“個人、普遍、無義務”，“個人”是指將錢直接發給個人而非家庭；“普遍”是指與接受者的收入和資產無關；“無義務”是指不要求接受者參加工作。 UBI的正當性在於，一個社會的技術和產業發展是建立在無數前人的智慧和勞動的基礎上，今天的社會總財富是所有成員的共同遺產，每位成員都應當享有平等的紅利。和傳統福利政策相比，UBI具有若幹明顯優勢：
以個人而非家庭為單位領取UBI，意味著無需出於領取福利的經濟動機而結婚，保障了生活方式的自由選擇。UBI與接受者的收入和資產無關，意味著可以避免“貧困陷阱”——亦即在收入增加超出一定水平會導致福利減少的情況下，領取者有動機長期從事低技能的低薪工作。UBI不要求接受者參加工作，因為把福利與工作要求掛鉤的後果就是迫使領取者從事惡劣而低薪的工作，真正獲得補貼的是那些盤剝雇員的雇主。“個人、普遍、無義務”還意味著政府無需為了查驗領取福利者的資格而設置龐大的官僚機構。 就具體項目的比較而言，UBI和不少經濟學家提倡的“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亦即收入低於一定金額的人從政府獲得補助，而非向政府納稅，無工作要求——的效果在很多方麵是一致的，但是有一個重要區別：UBI可以按季度、按月甚至按周預付，以解燃眉之急，而“負所得稅”必須等到稅務年度結束之後才能領取。當前美國範圍最廣的減貧項目是創設於1975年的“勞動所得稅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簡稱EITC），是一種變相的“負所得稅”，但是隻有參加工作的個人或家庭才有資格領取。在美國的最低工資製度遠遠落後於時代要求的情況下，這個項目實際上成為對於那些提供低薪工作的雇主的補貼；而且也無法幫助那些沒有工作的人。
值得強調的是，UBI的根本目標不是減少貧困，而是“自由最大化”，增加每個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選擇機會。它不是覆蓋風險的“安全網”，而是可以讓人安全站立的“地板”。有了UBI，民眾可以在較少擔心的情況下自由選擇從事受雇工作或是創造自己的工作。對於在勞動力市場上機會受限製、並在家庭生活中付出較多的女性而言，UBI尤其有意義。
帕裏斯和範德鮑特建議，UBI的金額應為人均GDP的四分之一。按照2019年的數據，這意味著美國的UBI應為每月1329美元，而中國的UBI應為每月214美元。
再看楊安澤的政治布道。楊安澤是在“新技術革命造成大批失業”的語境中推出UBI，將其作為拯救社會的諾亞方舟。這種方式極具說服力和感染力，使得他雖然身為政治素人卻能脫穎而出，擁有一批鐵杆追隨者。但是嚴格地說，“新技術革命造成大規模失業”既不是UBI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前文提到的經濟史學家弗雷支持楊安澤對新技術革命的判斷，但卻並不認為UBI是合適的藥方。多數UBI的支持者並沒有把解決大規模失業問題當成實施UBI的理由。
楊安澤將UBI命名為“自由紅利”（Free Dividend），既道破了UBI的根本目標——“自由最大化”，也闡明了UBI的正當性——今天的社會總財富是所有成員的共同遺產，每位成員都應當享有平等的紅利。
大多數人追求好工作的動機隻是出於對失敗的恐懼，而不是為了實現人生價值，他們被體製榨幹，而不是成為完滿的人。
楊安澤相信，資本主義體製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他在《對普通人的戰爭》（The War on Normal People）一書中寫道：“市場獎賞那些提高效率的商業領袖，但是效率不愛普通人”。他從普通人的立場出發，提倡“人性至上”，主張一種“以人為中心的資本主義”。
落實“人性至上”的關鍵在於否定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在美國右派的保守主義敘事中，工作掙錢、謀求職場升遷乃是神聖的宗教倫理。楊安澤敏銳地指出，大多數人追求“好工作”的動機隻是出於對失敗的恐懼，而不是為了實現人生價值，這使得體製成為大多數人的陷阱，他們被體製榨幹，而不是成為完滿的人。這個觀點非常接近馬克思對於“異化”的批判。
UBI的“無義務”特征——亦即不要求接受者參加工作——是在製度層麵消解“工作倫理”的利器。如前所述，美國現行的包含工作要求的福利政策其實最終補貼了盤剝雇員的雇主，在整體上鞏固了資本相對於勞動的話語權。UBI則能夠通過擴大勞動者的選擇自由來強化勞動相對於資本的話語權。這是一種符合左派立場的資本主義改良運動。 另一方麵，楊安澤又表現出和右派新自由主義的一致性。他強調UBI是一種直接發放給公民個人的轉移支付，接受者可以自由支配，不受“大政府”的官僚機構的幹涉和浪費。 雖然楊安澤並不像哈耶克、弗裏德曼和默裏那樣主張以UBI取代福利國家製度，但是他的方案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社會安全網的資源擠占。專欄作家路特曼（Sara Luterman）認為楊安澤對於醫保體係的運作並沒有做好功課。美國左派政治明星、國會眾議員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簡稱A.O.C.）公開宣稱“自由紅利”是損害社會安全網的“特洛伊木馬”。
UBI的錢從哪裏來？這個問題呈現了楊安澤和民主黨左派參選人桑德斯、沃倫的關鍵區別。桑德斯和沃倫主張對富豪階層的存量資產征收“財富稅” ，楊安澤對此表示反對。楊安澤提出對亞馬遜等高科技公司征稅，對華爾街征收金融交易稅，但是他所設想的的主要募資手段是增值稅。增值稅是以商品（含應稅勞務）在流轉過程中產生的增值額作為計稅依據而征收的一種流轉稅，被許多國家采用，例如法國政府有45%的收入來自增值稅，但是這一稅種在美國一直沒有開征。
2019年11月28日美國紐約黑色星期五，顧客在梅西百貨攜帶購物車準備購物。攝：Kena Betancur/Getty Images
增值稅可以提供穩定的稅源，但是經濟學界的研究表明，這項稅負主要由終端消費者承擔。由於低收入家庭會把大部分收入花在購買基本消費品上，故而增值稅是一種“累退稅”，低收入家庭要比高收入家庭承擔更高的稅率。對此，楊安澤表示將會避免對日常生活用品征收增值稅，以減少低收入家庭的負擔，但是這並不能改變增值稅的累退屬性。 UBI會不會導致通脹？楊安澤並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說法。他宣稱，通過UBI增加美國民眾的購買力，可以讓高價的商品和勞務降價。這個說法背後的邏輯是，買家增多可以擴大商品和勞務的市場規模，從而降低成本和價格。
通脹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的核心議題。新自由主義把通脹界定為最主要的經濟風險，主張通過財政緊縮和減少貨幣供應來治理通脹，即使這意味著注定會增加失業率。新自由主義的信條是，市場的自發調節功能會使得失業率在經濟恢複之後自然減少，政府無須幹預。
民主黨左派參選人桑德斯的智囊團則服膺“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簡稱MMT），該理論認為通脹並不總是表明經濟過熱。通脹的來源可能相對集中，與商業周期無關，因此控製通脹的主要手段應當是加強監管，而非財政緊縮。事實上，桑德斯必須依靠政府發債和赤字，才能籌措足夠的資金來實現其擴大就業和“綠色新政”的政治綱領。
楊安澤缺少明確的反通脹政策，一方麵反映他的團隊政治功力尚嫌不足，另一方麵也說明他遊走於左右之間的模糊地帶。
見招拆招：轉化彌合“身份政治”
2016年11月，特朗普當選之後不久，思想史學者裏拉（Mark Lilla）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身份自由主義的終結》，將民主黨敗選的原因歸咎於“身份政治”。 2017年，他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出版了一本書《曾經與未來的自由主義：身份政治之後》，在美國知識界引起了廣泛關注。
“身份政治”是指圍繞種族、性別、性傾向等身份特征針對相關群體所進行的政治動員。裏拉指出，正是在身份政治的推動下，今日美國遠比五十年前寬容、公正和多元，女性、黑人、少數族裔、LGBT人群的權利都得到了伸張和保障。但是身份政治也把自由派和民主黨引入了誤區。自由派執著於為各種此前被邊緣化的小群體發聲，反抗在種族、性別和性傾向等方麵的歧視，卻失去了共同發展國民福祉的政治意識，導致白人勞工階層疏遠民主黨，轉而和共和黨結盟，成為特朗普得以入主白宮的關鍵原因。
回顧曆史，在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時代，自由派曾經致力於發展美國社會的共同福祉，並建立了廣泛的選民聯盟。在經濟大蕭條的危機麵前，羅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從而給社會提供了“政治配方”。這種政治配方蘊含了一種公民願景，使美國民眾意識到他們擁有共同的發展目標，需要以民主的方式相互合作，不能讓任何人落後於社會發展。“新政”時代有很多問題，南方各州依然處在種族隔離狀態，但正是從“新政”的公民願景中孕育出了追求種族平等的民權運動，最終克服了“新政”自身的弊端。
然而，二戰以後，隨著經濟增長和技術發展，美國人漸漸拋棄了上述共同的公民願景，沉迷於自我。新左派陷入了政治個人主義，而以裏根為代表的保守主義右派則陷入了經濟個人主義。與羅斯福相反，裏根提供了美國社會的“去政治配方”，包括四大教義：自我依賴的倫理；發展優先於再分配；自由市場充分有效；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1990年以後，共和黨成為逢政府幹預必反的政黨，而民主黨則全神貫注於特定小群體的身份政治，雙方都漠視了美國社會的共同福祉。特朗普憑借2016年大選的勝利對共和黨“毀黨造黨”，民主黨也因為在總統和國會兩院的選戰中失利而遭受重創。
裏拉建議自由派和民主黨重建“政治配方”，其要義在於“介入體製勝過社會運動”、“民主勸說勝過自我表現”、“公民權利勝過個人身份”、“在一個日益個人化和原子化的國家迫切需要公民教育”。簡言之，在裏拉看來，“身份政治之後”關鍵詞是“公民”。
裏拉的致命局限在於忽略了白人的身份政治。長期以來，“身份政治”被普遍認為是關於黑人、少數族裔、LGBT人群等邊緣化群體的政治，是對這些群體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反抗。而對於那些處於統治地位的群體來說，他們的身份不會受到威脅，因此不必在意。然而，1990年代以來，隨著大量新移民進入美國，美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到21世紀中葉，白人將不再在美國中占多數。2008年奧巴馬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使許多白人驀然驚覺自己不再具有此前自認為理所當然的身份優勢。白人身份政治因此興起。
政治學者賈迪納（Ashley Jardina）在2019年出版的《白人身份政治》一書中分析了美國白人身份政治的現狀。她指出，美國有大約30%到40%的白人在政治意義上理解自身的白人身份，希望保護白人群體的利益，維護白人群體的社會地位。這些人有別於白人種族主義者，在理念和心態上並不認同白人至上，並不歧視或仇恨其他族裔，但是他們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常常具有和白人種族主義者同樣的訴求，通過顯性或隱性地犧牲其他族裔的權利來為白人謀利益。
2019年12月2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華盛頓白宮簽署了《 2018年農業改善法案》後發表講話。 攝：Brendan Smialowski/AFP via Getty Images
特朗普正是同時對白人種族主義和白人身份政治進行動員。他一方麵采用所謂“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向白人種族主義者釋放彼此心領神會的信息，利用他們充當打手；另一方麵又通過白人身份政治來鞏固戰果，將反移民、反穆斯林等歧視性政策“正常化”。
在未來幾十年內，美國最大的對手是中國，這使得華人或是外貌像華人的人群易於成為仇恨和施暴對象。
在2016年總統大選過程中，美國的白人身份政治在特朗普的煽動下達到了頂峰。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後，一部分原先的白人支持者因為日漸厭惡他的倒行逆施而疏離了白人身份政治。但是總體而言，特朗普的大多數白人支持者依然基於白人身份政治的立場對他表示滿意和擁戴。白人身份政治的基本盤使特朗普可以肆無忌憚地吹響白人種族主義的狗哨。
作為出身於台灣移民家庭的亞裔美國人，楊安澤對於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具有很強的危機意識。他在麵向美國華人社區的演講中指出，從曆史上看，在人口結構中占據支配地位的群體很少和平地讓渡權力；而在未來幾十年內，美國最大的對手是中國，這使得華人或是外貌像華人的人群易於成為仇恨和施暴對象；現在距離黃皮膚的亞裔美國人被槍殺其實隻有一代人的時間。
雖然自由派和民主黨講了很多年身份政治，但是“亞裔美國人”的身份在美國社會隻有很少的政治價值。迄今為止，黃皮膚的亞裔美國人是在美國政治中最沉默、最孤立、最形成刻板印象的群體。這個群體的心態或是“難得糊塗”，不參與公共領域，埋頭掙錢；或是內部相互鄙視傾軋，爭相趨附美國社會的權勢人群。這個群體從未作為一個集體在美國社會具有政治上的動員力和凝聚力。
雖然美國有過長期的排華和殘酷壓榨華人勞工的曆史，但是美國自由派白人對於印第安原住民和黑人的負罪感從未延伸到華人群體。相反，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客都對中國充滿疑慮和敵意，而且無意於區分中國人、中國之外的華人和華裔美國人。美國政界對中國威脅論的渲染必然會給美國華人乃至黃皮膚的亞裔美國人的未來命運投下濃重的陰影。
這也是促使楊安澤以競選總統的方式積極參與美國政治的原因。唯有主動參與政治，發出自己的聲音，才能擁有話語權，避免極有可能降臨到黃皮膚亞裔美國人群體身上的厄運。
前文提到，白人身份政治在理念和心態上有別於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並不歧視或仇恨其他族裔，但是在實踐上卻易於導致和白人種族主義同樣的惡果。楊安澤的處理方式，就是把白人身份政治的訴求轉化成對於“人性至上”的訴求，具體途徑正是他在競選中主打的政治綱領——UBI。
本文提到，楊安澤將UBI命名為“自由紅利”（Free Dividend），既道破了UBI的根本目標——“自由最大化”，也闡明了UBI的正當性——今天的社會總財富是所有成員的共同遺產，每位成員都應當享有平等的紅利。在接受播客“Pod Saves America”采訪時，楊安澤宣稱UBI是反身份政治的，它不涉及“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區分，而是每個人作為國家的股東收獲紅利。他在《華盛頓郵報》的訪談中更是徑直將“自由紅利”稱為“公民權利”。這種處理“身份政治”的方式和裏拉的思路一致。
在應對白人身份政治時，楊安澤的基本觀點是，許多投票給特朗普的白人選民不僅為生計焦慮，也苦於找不到人生目標，他們被特朗普的種族主義言論煽惑，把美國的社會問題怪罪給移民，但其實他們的困境和危機是來自新技術革命。UBI所提供的保障和自由，不僅可以緩解這些白人選民的生計焦慮，也可以幫助他們找到人生目標。
在應對少數族裔的身份政治時，楊安澤同樣是把身份政治議題轉化為經濟不平等議題。當在電視辯論中被問及“作為台上唯一的非白人參選人，你有什麽信息給選民”之時，楊安澤先是回顧自己在小時候因為身為亞裔而被人冠以歧視性的諢名，接著話鋒一轉：“但是黑人和拉丁裔要承受比言辭嚴重得多的不利處境，一戶黑人家庭的平均資產淨值隻有白人家庭的10%，對於拉丁裔來說，這個數字是12%。”他指出，正是由於經濟不平等，少數族裔不能像相對富裕的群體（主要是白人）那樣在選舉政治中為參選人捐款注資，因此也就難以實現應有的政治參與。他進而宣稱UBI是提升少數族裔政治話語權的良方：“我保證，如果我們每個月都有1000美元的自由紅利，我將不會是今晚站在台上的唯一的非白人參選人。”
事實上，雖然奧巴馬當選總統標誌著黑人身份政治的勝利，一度令很多人覺得黑人遭受歧視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但是黑人社區的處境並沒有真正好轉。2014年，在密蘇裏州弗格森鎮，因為一位黑人青年布朗（Michael Brown）被白人警察無故射殺，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伴隨示威而來的騷亂導致該州州長出動國民警衛隊維持秩序，現場宛如戰場。這起震驚世界的事件，將美國黑人社區所遭受的經濟落後和刑事司法製度歧視暴露無遺。
早在1969年，曾經擔任馬丁·路德·金助手的黑人民權領袖傑克遜（Jesse Jackson）就試圖將種族問題轉化為經濟和階級問題，讓黑人和白人結成同盟發動階級鬥爭。傑克遜出身於南方貧困黑人家庭，是接地氣的黑人領袖，他曾在1984年和1988年兩度作為民主黨人參選總統，但都未能贏得民主黨提名。相比之下，奧巴馬父親是肯尼亞留學生，母親是白人，奧巴馬兩歲時父母離婚，除了童年曾在印尼生活四年之外，一直在白人大家庭中長大，雖然也曾因為膚色被歧視，但並沒有體驗過黑人社區的成長之痛。他的風度教養符合白人自由派心目中的黑人精英形象，他的政治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來自白人自由派對黑人的贖罪心理。在奧巴馬離任之後不久，《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6年12期發表文章，宣稱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從未試圖采用足夠有魄力的政策來填平種族之間的經濟鴻溝。
2020年3月8日，在民主黨初選成為桑德斯（進步派）和拜登（建製派）兩雄相爭的情況下，傑克遜公開支持桑德斯，理由是隻有進步派大刀闊斧的再分配政策才能造福於發展程度遠為落後的黑人社區。然而，拜登在黑人民主黨選民中的支持率遠遠超過了桑德斯，黑人票成為拜登領先於桑德斯的關鍵因素。拜登曾經擔任奧巴馬的副手，固然是其號召力所在；但是深層原因在於，黑人民主黨選民涵蓋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他們對民主黨的支持主要是基於身份認同的曆史傳統，而不是基於意識形態，總體而言比以自由派為主的白人民主黨選民要保守很多，對於比自由派更左的進步派的認同程度也就遜色很多。
和進步派的左派再分配政策相比，楊安澤處於左右之間的UBI政綱，或許更能贏得相對保守的黑人選民的支持。但是由於他在選戰中過早退選（僅僅經曆了愛荷華與新罕布什爾兩個以白人為主的州的黨團會議和初選），失去了驗證機會。
2019年11月1日，民主黨美國總統選舉初選候選人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在愛荷華州民主黨的慶典期間接受群眾歡呼。攝：Joshua Lott/Getty Images
結語：風再起時
在2020年總統大選的民主黨初選中，以桑德斯為代表的進步派主打的議題是“全民醫保” （Medical for all），亦即將所有美國人都納入政府提供的醫保係統中，政府作為“單一付款人” （single payer）取代私營保險公司，支付大部分醫療費用，使所有居民享有同樣的基礎醫療待遇。
醫療難題早已成為美國社會的一大恥辱。美國的人均醫療費用是其他發達國家的兩倍以上，過高的醫療開支是美國個人財務破產的主要原因。但是高額醫療費用並沒有令美國人更加健康，自從2014年起，美國人是發達國家中唯一出現預期壽命下降趨勢的國家。究其原因，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醫保的國家，私營醫保體係是導致美國醫療耗資巨大而又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167 在奧巴馬政府實施號稱“奧巴馬醫改”的《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簡稱ACA）之前，美國約有5000萬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奧巴馬醫改”通過設置“強製投保”條款、為貧困人群提供補助、建立“醫保交易市場”等手段，將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人數降到了約為3000萬人。但是，“奧巴馬醫改”並未建立由政府出資的價格相對較低的“公共醫保選項”（public option），未能通過公私兩類醫保產品的競爭，打破商業化運作的私營醫保公司獨大的局麵，因此無法降低總體醫療成本，控製醫療支出。
在此次民主黨初選中，以拜登為代表的民主黨建製派的立場是建立“公共醫保選項”，打造公私合營的醫保體係，反對政府作為“單一付款人”的“全民醫保”。楊安澤也讚同這一立場。公私合營的醫保體係會進一步擴大美國社會的醫保覆蓋麵，但是仍然會有上千萬人被排斥在醫保體係之外。
2019冠狀病毒疫情在美國的爆發，正在成為促使美國公眾普遍接受“全民醫保”理念的強效催化劑，因為那些沒有醫療保險、沒有財力就醫的人群會在疫情中成為傳染源，對他們置若罔聞會增加每一位社會成員的染病風險。進步派從權利的角度主張醫療保險是一項基本人權，疫情則說明，即使從功利的角度出發，也有必要實現醫保全覆蓋。由此而言，進步派縱使輸掉選戰，但卻贏了議題。
“全民醫保”議題的凸顯，意味著UBI議題的暫時隱退。因為，在建立“全民醫保”的進程中，需要運用政府財政收入來為醫保提供資金，這當然會擠占UBI所需要的資金。然而，“全民醫保”的結果將是美國社會人均醫療費用大幅降低，用於其他商品和服務的購買力增強。在這種情況下，楊安澤所設想的通過開征增值稅為UBI提供資金的做法，財力會更加豐沛牢固。事實上，從其他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全民醫保”在次序上理應先於UBI。
這也意味著，在此次總統選戰中以黑馬之姿殺入美國政壇的楊安澤，可能要等到十幾年後才能迎來屬於自己的時代。有理由相信，當那一天到來之際，隨著亞裔美國人的政治參與度和話語權的普遍躍遷，楊安澤將會創造輝煌。
（黃湘，獨立學者）
原文：《左右之間：楊安澤的2020，如何攪動了美國政治語境》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404-opinion-andrew-yang-usa-election/?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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