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葛劍雄：1949年以後教授如何評定等級和工資

不記得有沒有人轉發過這篇文章， 看看可以為毛囡兄的教授花名冊做一點點注解吧。其中有親戚，所以知道得稍稍多一些實情。--轉載者

1978年進大學讀研究生之前，我對大學教員評職稱的了解都來自傳聞。進校以後，我從老師們，特別是從譚其驤先生那裏聽到過關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大學教授工資、職稱的一些事情。

譚先生晚年中風康複後行動不便，1980年我接受領導安排做他的助手。譚先生如果離家外出，都由我陪伴，一方麵照顧他生活起居，另一方麵也幫忙處理學術和工作上的事，比如往來的信件、文件資料等。因為和譚先生相處的機會和時間都很多，所以，我對譚先生來往的客人、朋友都比較熟悉。為了寫《譚其驤傳》，我也曾專門請教過一些老先生。

關於教授的工資和職稱評定，我講的就是我知道和我經曆過的情況。

1956年工資改革以前，大學教師的工資是“誰聘誰定”——聘你做什麽教職，薪水多少，聘書上寫得很清楚，從助教到教授都是如此。二三十年代有所謂的“庚款教授”，就是拿庚子賠款出國留學、學成歸來的教授，他們的薪水比一般教授高。此外，1942年、1943年國民政府曾評選過兩批“部聘教授”，被視為“教授中的教授”，他們的薪水設有最低標準。普遍地說，當時教授的工資由學校自己定，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抗戰以前教授的生活是很好的。

抗戰期間物價飛漲，盡管也漲工資也發津貼，較之以往，教授的待遇已大不如前。抗戰時浙江大學西遷至遵義，聽譚先生講，要去遵義的時候，就有人通知他們要盡量多地帶些日用品，帶去賣了換錢。遵義的土財主沒見過洋貨，據說隨便拿雙襪子去賣，換的錢可以吃一個禮拜。當時還有教授倒賣騾子、馬等。

抗戰勝利以後不久，貨幣貶值，譚先生在浙江大學的工資已經不能養活家裏夫妻二人和四個小孩。於是他到上海來兼職，但兼職教授不能拿全薪，是暨南大學以“譚季龍”的名字聘他為全職教授，這樣兩份全職薪水才勉強維持生活。後來貨幣持續貶值，這些錢也不夠用。浙江大學就統一采購，給教職工發實物工資，今天發一袋米，明天分點煤球，教授和職工之間也沒有多寡之分，就是保證能過日子罷了。

 

 

新中國成立後，照舊接管大學。1952年國務院下發通知進行第一次工資改革，工資依級別而定，當時貨幣尚不穩定，所以並未作為工資結算單位，而是以實物為基礎進行折算，稱為“折實單位”，也叫“工資分”，就是所謂的“工分”。

“工資分”由夥食分、服裝分、津貼分三部分構成，按糧、布、油、鹽、煤五種實物的數量進行折合，以此保證基本生活需求。物價逐步穩定後，1956年工資改革就廢除了“工資分”，改行貨幣工資製，全國劃分十一類工資區，分別執行不同的工資標準。伴隨這次改革展開了一輪工資定級。

複旦大學根據高教部《關於1956年全國高等學校教職工工資評定和調整的通知》製定了各類人員工資標準，主要分教學、行政、教輔三大類。工資改革後，複旦大學全校教職工平均工資九十一元，教學人員中教授平均兩百三十八元、副教授一百八十二元、講師一百十八元、助教六十七元。教學人員工資標準有十二級，依此標準，一級工資每月三百六十三元，二級工資每月三百零二元五角，譚先生是二級教授領二級工資。按當時的物價標準，請個管吃住的保姆每月開支五到十元。可見，月薪一百元以上在當時已是高薪。

五十年代以後有過幾次工資調整，都是由全國統一發文，地方上再製定、執行細則，這往往受到種種政治因素影響，比如涉及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或者劃為“右派”的人，按照規定就不屬於工調對象。

另外，工調有名額限製。在分配名額時提倡大家發揚風格，鼓勵共產黨員、積極分子不要爭取工調名額，要照顧、優待統戰對象等。開始確實有人響應號召，主動放棄自己的機會，但後來發現上當了——“文革”開始以後的很多年再沒有進行過工調。

1965年我剛參加工作時的工資是三十七元，按當時政策，到1966年8月我的工資可以漲到四十八元五角。1966年6月“文革”開始，暫停工調，直到1969年我才拿到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資。這之後工資基本不再調整，直到我讀研究生時，工資還是四十八元五角。

這番經曆之後，但凡有調整工資的機會，大家就拚命爭取——這次放棄了，誰知道下次是什麽時候呢！

對1956年評定的一級、二級教授來說，這幾次工資調整對他們沒產生什麽影響，他們的工資一直沒有上調過。五六十年代教授沒有獎金、津貼，曾有過的變相福利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發過購買食用油、黃豆的票，或者飯票。當時上海麗都花園（當時叫做政協文化俱樂部）就曾招待過政協委員、統戰對象，在那裏可以比外麵吃得好一點。不止是上海，北京也有這樣的情況。

做譚先生的助手時，我給他送過工資條，當時他領的還是1956年的工資，其他收入主要是稿費以及獎金、津貼。以前一些教授的太太沒有公職，晚年需要自費醫療，這就導致一些教授晚年經濟情況很不好。

複旦大學的賈植芳教授，太太因為受他的政治影響沒有公職，晚年生病無法報銷。這些開支單憑賈先生的工資根本不夠，就得靠稿費收入支持。所以賈先生很大年紀還在寫文章賺稿費，直到太太去世，才在經濟上解脫了一些。

還有武漢大學的唐長孺先生，他也是二級教授。“文革”前他每月拿出一百多元工資交黨費，到晚年，太太沒有工作又生病，醫藥費開支很大，生活窘迫。唐先生得知我曾把山東大學王仲犖教授的藏書轉讓給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他就問我能不能把他的書也賣到國外，這樣賺錢多一點，但是因種種緣由我沒有辦成。後來是中華書局拿出一筆錢作為預支稿費給了唐先生，他很感激，說這是“貧而驟富”。講起來，實在令人心酸。

與工資直接聯係的是職稱。

民國時期不存在職稱評定，一般是循慣例而行。比如，歸國的海外博士按慣例聘為副教授。周一良先生算是例外，他回國前已經在美國教授日文，學術水平很高，名氣很大。胡適覺得他應該比一般人待遇高，所以，周先生一回國就被聘為教授。（注：周一良回國後在1946—1947年曾任燕京大學中文係副教授。）

解放以後，共產黨全盤接管高校，一開始在職稱方麵也沒什麽變化，後來影響較大的就是1956年的正式定級。這次定級原是隨工資改革而出現的，定的是工資待遇的級別，但另一方麵這又不僅僅關乎工資等級，它與教授的學術水平又有著天然的聯係，也是學術榮譽和學術地位的體現。從操作過程來說，這次定級說是評定，但最終還是由上麵決定，而且已經受到了政治影響。

複旦當時有所謂“八仙過海”、“五子登科”，是說二級以上教授中文係有八位，曆史係有五位。不過最終公布結果與校內評定並不一致。其中，周穀城原本在校內定為二級教授，據說公布結果前，市委的小汽車開到了校黨委，結果周穀城就成了一級教授。中文係吳文祺教授經常生病、不大做事情，結果被定為二級教授，而且“文革”時也有人保護他。大家都說吳文祺有貴人相助，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共早期黨員（老人家二十年代初期在長沙教過中小學）。這些事情在教授中引起了不平。其實，解放後複旦已經曆過幾次運動，政治方麵的考量對教授評級有相當大的影響，所以，這次教授評級的結果與教授的專業水平並不完全相符。1956年以後到“文革”結束之前，再沒進行過教授級別的調整和評定。

“文革”以後恢複職稱，是我經曆過的。“文革”結束以後，複旦曆史係有點本事的人先後在“四人幫”時期和粉碎“四人幫”中受到衝擊。當時麵臨的問題是，曆史係留存下來的大部分人是助教，需要轉升講師。這裏麵有很多故事。

第一次恢複職稱時，朱維錚要由助教轉成講師，校方堅決不同意。“文革”期間朱維錚是寫作組成員，曾代表市裏組織理科教授——如蘇步青、談家楨等人，要他們批判愛因斯坦，訓斥老教授時凶得不得了。“文革”後蘇步青恢複校長職務、談家楨恢複副校長職務，他們堅決不同意朱維錚升任講師。當時曆史係黨支部書記孟伯衡原是化學係的，與幾位理科教授熟識，於是他陪著朱維錚拜訪幾位老教授，挨家去賠禮道歉，這才升了講師。

等到朱維錚要由講師升副教授時，按他的專業水平來說是可以的。但當時複旦沒有評定副教授、教授的資格，隻能校內確定後，上報到市裏統一評定。上海市設評定委員會，委員會下設各個學科小組。當時曆史學科職稱評定五人小組中沒有一個複旦的成員，小組組長是華東師大的吳澤。

這次考評中，複旦曆史係朱維錚、薑義華、李華興升副教授的報告都沒有被批準，原因是各種各樣的——朱維錚是因為“文革”中參加寫作組；李華興“文革”中積極批判周穀城；薑義華曾是“反動”學生，也受過批判。當時譚先生是曆史係係主任，他們三位紛紛來找譚先生，想請他出麵解決此事。孟伯衡與譚先生商量後，決定請周穀城先生與譚先生聯名寫信要求市裏的職稱評定委員會特別考慮。這封信由我起草、謄清，譚先生簽名之後，我拿著信到湖南路周穀城家請他簽字。周先生看了信之後說，信寫得不錯，也說不會跟年輕人計較，但他就是不肯簽名，我隻好帶著信又回到譚先生家聯係孟伯衡。最後這封信是以複旦曆史係係主任譚其驤和總支書記孟伯衡的名義交到市裏，不過最終也沒起作用。

除這三位之外，這一年華東師大陳旭麓由副教授升教授的報告也沒被批準。外界懷疑這是吳澤從中作梗，甚至順帶認為複旦這三位老師沒能升任副教授也是吳澤搗的鬼。不久，也就是1981年暑假我陪譚先生去北京參加第一屆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會議，期間吳澤專門來到譚先生房間反複解釋，意思是說職稱評定的結果跟他沒關係，“都是上麵定的”。

等我拿到博士學位時，全國暫停職稱評定。教育部文件說，這是因為之前的職稱評定出現了各種問題，有的標準過寬，有的存在政治問題。其中點名批評了複旦大學的一位老師。這位老師在“文革”期間也是被批判、受迫害的，“文革”後期他參與編黨史的工作，寫過一篇影響很大的文章。“文革”結束後，有人說為什麽複旦還用一個在“文革”中很吃香的人？！而且這位老師將“文革”期間的文章作為研究成果列入職稱評定的報告中，又有人說這是“江東子弟又重來”。究竟是這位老師太糊塗，還是他認為文章本身沒有什麽問題，現在不得而知。後來他的職稱再沒提升過，退休時還是副教授。

等到學校可以自主評定職稱時，事情又變得很複雜，因為職稱和住房聯係在一起了（這就搞得人與人之間都睜大了烏雞眼，絕對的互不相讓）。

學校分房有一套評分標準，職稱、工齡、獎勵等考核內容各占一定分值。其中，教授和副教授相差五分；工齡一年一分；省部級以上的獎勵有的一分，有的零點幾分；另外，對家中有無老人、有無成年子女、是否有異性孩子等情況也會酌情考慮。但相比之下，職稱一項最重要。就複旦的情況來說，副教授可以分到兩房一廳，但如果想要小三房，就一定得是教授。否則，單靠工齡積分，幹一輩子分數也不夠。

得獎加分這一項，文科教師很吃虧。因為理科有普遍認可的國家級獎項，而文科沒有。得了獎，到底算不算、怎麽算都很難說。1988年我獲得全國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的論文獎，這是中宣部、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聯合教育部共同組織的，由中央領導給我們頒獎，獎金一千塊。當時這是文科方麵的國家最高獎，但學校不承認，因為證書上沒有國務院的蓋章，所以隻能算部級獎勵。我還得過“五個一工程獎”，學校也不承認。以後，職稱在大學裏就異化了。原本職稱與工資、待遇掛鉤，後來關係到住房。等職稱與住房無關了，又關係到麵子，關係到科研項目的申請。有了學位製之後，又關係到碩導、博導的評定。

全國第一批碩士、博士導師是在北京評定的，各個學科設有專門的評議組。當時曆史組評議人都是學界名流，今天曆史學界泰鬥級的人物那時還是年輕人。比如，評議組秘書章開沅，還有中國人民大學黨史專家胡華以及曾任首都師大校長的齊世榮等等。這些評議人都是學界的先生，對申請人及其專業水平很熟悉。

蔡尚思沒評上博導是因為他人緣不好。第二批博導評定時，他馬上要七十歲了，學校希望譚先生幫忙讓他評上博導，於是我陪譚先生挨個房間去拜訪評議組成員。原本這事兒就沒問題了。結果教育部會議結束後，王仲犖先生跟譚先生說，老蔡不行！原因是朱維錚在山東大學上課時說蔡尚思給張春橋寫過效忠信。譚先生也不清楚是怎麽回事兒，後來打聽到，蔡尚思確實給張春橋寫過信，但不是效忠信。因為朱維錚的話，蔡尚思沒有評上博導。接著，國家規定七十歲以上不能參評博導，所以蔡尚思始終不是博導。

相較而言，中科院的院士評選是比較嚴謹的。1991年我陪譚先生去參加院士評選，譚先生所在的地學部地理組共有七個院士，定下的政治標準是愛國，有奉獻精神，學風正派。第一輪小組評選需要七位院士全部通過。之後，小組中推薦候選人的院士要到地學部做五分鍾發言，然後由學部投票，投票通過後再進行下一輪。整個過程非常認真。

當時小組秘書長給我們這些隨員開會，說院士討論的時候隨員不能進場。但這是做不到的，因為有的院士年紀很大，視力、聽力都不好，需要隨員協助。後來院士評選就規定：八十歲以後，不能申請院士，也沒有投票權。

有一年院士評選時譚先生中風住院，中科院派了兩個人到上海考察譚先生是否有做出自主選擇的行為能力。當時譚先生已不能說話，確實沒有行為能力，他這一票就算作廢了。

後來院士的評選就沒有這麽認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