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杠精質疑文革期間是否真的“停止”過春節？這是中國新聞周刊代表中央宣傳機關造的謠， 真假由嘴說。
有著這通知不等於沒過春節， 年夜飯吃沒吃隻有天知道， 不過有地方先吃一碗“憶苦飯”， 然後再大吃大喝年夜飯。
不過， 1967年的春節，確實是有通知，但基層單位居多還是搗糨糊地對付了上級，而上海的家家戶戶，那幾日真的沒過春節的， 最有可能的是下列人等。
各級當權派（未必個個走的資本主義道路），被關起來或到處躲藏怕被抓被批被鬥被打；
整人整得太凶的黨組織的紅人， 同樣也可能被抓或躲藏著避免被抓被批被鬥被打；
造反派的頭頭或骨幹， 忙著奪權忙著抓鬥打走資派和老保；
其他人基本都過了春節， 甚至四類分子， 造反派集中精力對付黨組織和行政部門的負責人呢， 沒有興趣和已經成了“死老虎”的他們搞七念三，所以這類人倒也一家人坐一起吃頓年夜飯， 好壞另說。
同樣， 那些在紅八月以及文革初期揪出來的牛鬼蛇神們，被平了反的火上躥下跳當起造反派，或自己小心翼翼太太平平不亂說亂動，但年還是可以過的， 因為沒人管了。
-轉載者
文革時期年畫
革命化春節從1967年一直持續到1979年。取消過年，消減了合家歡的氣氛，也消減了中國人對於傳統文化及人倫秩序的敬重之心。
1967年初，在23歲的上海針織漂染一廠技術員劉其舜的印象裏，是一個特別寒冷的嚴冬。他當時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該過年了，還要搞下去嗎?
但他錯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進入高潮。“一月奪權風暴”席卷而來，從上海蔓延至全國。
最鬧心的是，連春節也過不成了。1月29日，國務院向全國發出了關於1967年春節不放假的通知：
“當前正處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以排山倒海之勢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全麵奪權的關鍵時刻。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決定1967年春節不放假；職工探親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暫停執行，以後再補。”
18歲的上海玻璃機器廠青年工人章仁興正是發出“廣大革命群眾要求”的第一人。他投書《解放日報》，在全國最先發出倡議：“在兩條路線和奪權鬥爭進行得這樣尖銳激烈的時刻，我們怎能丟下革命和生產，回鄉去過春節呢？不能！不能！堅決不能！”
這封“革命造反派來信”刊登後，章仁興在廠裏大出風頭。工友以開玩笑的口吻質問他：你不休息人家也不休息？直到前兩年，還有人提起此事，他都但笑不語。
2009年冬天，在章仁興家中，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生平第一次披露了這個秘密：其實，這封信不是他寫的。
1967年伊始，章仁興所在的上海玻璃機器廠動員人們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產。
春江水暖鴨先知。上海玻璃機器廠總是得風氣之先：第一個成立工人造反隊、第一個奪了廠裏的權。這一切，皆因出了個潘國平。潘國平曾與“四人幫”主犯王洪文共同發起成立了“工總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工總司”是全國第一個工人造反派組織，控製上海局麵達10年之久，而一度，人們隻知道“工總司”有個“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作為“老造反”，潘國平文革時紅極一時，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
章仁興算是廠裏較早追隨潘國平造反的一批人了。“工總司”成立那天，章仁興跟廠裏的人去看熱鬧，熱血沸騰，當場參加了造反隊，而且當即扔下自行車，跟著隊伍爬上火車進京討說法，見證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對於春節不回鄉的動員，作為造反派成員，章仁興理所當然積極表了態。不久，他就被廠裏管宣傳和政工的造反派頭頭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義寫的倡議書請他過目。
倡議書寫道：“我到底要不要回鄉呢？這個問題最近一直在我腦子裏打轉。經過再三考慮，我決定不回鄉了。為什麽我要做這樣決定呢？我想，我是個革命工人，又是個造反隊員，應當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做‘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
章仁興被挑中並不是偶然的。他是廠裏小有名氣的造反隊員，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鄉探母，這在以本地人為主的廠裏是不多的，這就使得他成為春節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章仁興沒有任何猶豫地簽了名，因為，“我是什麽號召都聽的”。對他來說，“造反有理”是很自然的事。簽字後的事，章仁興就一無所知了。他隻知道，頭頭們“跟上麵有聯係”。
1月25日，署名“章仁興”的倡議書在“工總司”控製下的《解放日報》以“革命造反派來信”的形式登了出來，同時刊登的還有國棉31廠“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的類似來信，並配發“本報評論員”文章宣布：春節算得了啥！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節日來到了!
國棉31廠，是上海造反派頭頭黃金海的娘家，跟潘國平的娘家上海玻璃機器廠一樣，同為造反派的中堅力量。黃金海也是“工總司”的發起人之一，是王洪文的親信，文革時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務委員、財貿組負責人、市總工會常務委員。
從這一天開始，全國各地的報紙紛紛刊登所謂“讀者來信”和“倡議書”，開足馬力大造輿論。上海“工總司”控製下的另一家報紙《文匯報》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戰地黃花分外香》，深情地稱讚“章仁興”的話“說得多好啊”：回鄉探親，畢竟是私事，是小事；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鞏固剛剛奪來的大權，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僅僅4天之後的1月29日，中央便順應“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發布了春節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車站，宣傳車開始反複廣播該通知。許多準備回家探親的人，立刻到車站售票處退票。從包頭去杭州的一個幹部在北京轉車時聽到廣播，立刻換了回包頭的車票。
文革時期的北京火車站
雖然不放假，春節還是一天一天臨近了。上海話說：過了臘月二十三，白相過年關。但這一年的年關，全國一浪高過一浪的奪權大戲，成了新年俗。“……什麽敬神、拜年、請客、送禮、吃喝玩樂，都統統見鬼去吧！我們工人階級從來沒有這些肮髒的習慣。”
奪權大戲的高潮，發生在臘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戶戶“割年肉”開始準備年夜飯的日子。而今年的這一天，上海不知有臘月二十六，隻知道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紀念日——2月5日。
這一天，全麵奪權後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廣場召開了百萬人參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宣布“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興和劉其舜都在這百萬大軍的海洋裏。
章仁興記得，各單位都是一卡車一卡車拉去的。他們廠的造反派都去了，200多人坐了四輛卡車。劉其舜是自己一個人去的。春節前不久，劉其舜被造反派一紙借令借調去當了工人記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沒有寫任何報道。反正上麵有統一稿件，湊湊熱鬧就行了。
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這個“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就規定，春節不準提前發工資。通知說：工資一律按正常日期發放，不得提前；確有困難者，提前發放的最多不能超過本人全月工資的三分之一；凡提前發放工資的款項，銀行一律拒絕支付。
上海人民公社甚至專門成立了一個叫“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的機構，針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用‘串聯補貼’、‘生活補貼’、‘活動經費’等反革命經濟主義的手段來腐蝕革命群眾的陰謀”宣布，他們以前的簽字許願一律作廢。
在熱熱鬧鬧的奪權聲浪裏，“革命化春節”不但破了春節這個“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大觀園、大市場、大喇叭”的最大“四舊”，還解決了奪權後的新政權麵臨的現實困難。
僅以“春運”而言，上海奪權後，全國來串聯的“革命群眾”多達數十萬人，單水上運輸預計就有40萬人次，團體登記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約50%，這對於文革期間脆弱的國民經濟而言壓力可想而知。
1967年的春節靜悄悄地來到了。2月8日除夕這天，上海玻璃機器廠正常上班。章仁興一直到下午4點半才準點下班。晚飯和平時一樣，在食堂吃的。
不過上海針織漂染一廠下午2點時就幾乎沒人了。雖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開溜。造反派頭頭們也睜隻眼閉隻眼，他們其實也盼人早點走完了自己好回家過年。
劉其舜回家不久，家裏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個車間的小張，兩人一起進廠的。劉其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其實，這是他的初戀對象。以前老伴在世時他不敢說，隻含糊說是小學同學，現在他可以說了。
小張是來求助的。就在剛才，一個學生跑來給她的“反動學術權威”父親通風報信，說造反派要在大年夜來抄家，過個“革命化的春節”。小張怕家裏那些“封、資、修”的書籍被抄走，希望在劉其舜家暫存。
他立即答應了。他現在還記得，其中有《莫泊桑短篇小說選》《紅與黑》《基度山恩仇記》《三言二拍》等。
劉其舜的哥哥姐姐們都還沒下班回來，小張又急著回家，劉母就給他們倆做了簡單的年夜飯。按照老家的風俗，先吃了寧波湯圓，甜食之後還要“漱漱口”，又吃了兩口帶魚。
吃完飯後，劉其舜送小張回家。她家住在弄堂口的過街樓上，在街上就能查看動靜。見她家裏很平靜，機會又這麽難得，兩人就掉頭繼續逛馬路。沿著自忠路，走過淮海公園，往北走到人民廣場，再慢慢往南走。
怕她難過，再說也不敢對文化大革命說三道四，一路上，劉其舜東扯西拉。盡管明知兩人都有這麽一點意思，但劉其舜不敢表白。他隻敢在過馬路的時候，口稱“當心”，一把拉住她的手，隨即放開。大多數的時候，兩人隻是默默地走著。
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組來電”、“一月革命萬歲”、“砸爛某某的狗頭”、“火燒、炮打、揪出”……的標語橫幅和大字報到處可見。
一路走來，看不到沒有任何過年的氣氛。家家大門上不貼招財進寶和福字，改貼“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的春聯。沒有哪家敢在年夜飯前點燭焚香，擺上碗筷，供上六七個菜，磕頭祭祖。
那一天，沒有最高指示出來，因而也沒有鞭炮聲。平時總在響的高音喇叭似乎也靜止了。街頭很平靜。也許造反派也想過年吧？畢竟還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劉其舜這麽猜測。
但他猜錯了。張春橋等人根本全無心情過年。上海人民公社成立這麽天大的事，一連等了三天，既不見新華總社發布電訊，也不見《人民日報》刊登報道，他坐不住了，準備親自到北京去匯報。
好不容易熬過春節之後，張春橋和姚文元立即飛赴北京。在2月12日到18日的一個星期裏，受到毛澤東三次接見。張春橋帶回來的最高指示是：“如果全國成立公社，那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不要改名？改的話，就改成中華人民公社，人家承認你嗎？上海還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員會。”僅僅存在了18天的上海人民公社壽終正寢。
普通人並不在乎上海人民公社的榮辱。1967年除夕，劉其舜走過的是亦真亦幻的青春歲月。晚上9點，劉其舜陪小張再次回去探聽動向。還沒到門口，就聽見樓上傳來乒乒乓乓的砸東西聲和“老實交代”的吆喝聲。兩人遠遠看著，不敢靠近，小張隻是默默地流淚。
劉其舜又把她拉走了。他找不到安慰的話，隻能陪著她一圈一圈地繞，同時一遍一遍地說：“別怕，別怕，有我在……”他說，當時反而產生了一種戀愛的感覺。
兩家之間步行隻要15分鍾，但這一晚，他們一直走了7個小時。等到樓上沒有響動了，他才目送著小張上樓回家了。劉其舜並不知道，小張跟他將緣盡於此，因為她母親執意要讓她找個成分好一些的人。
這時候已經是12點了。那年臘月是小月，除夕其實是大年二十九，緊接著就是大年初一。新的一年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到來了。天氣極冷，快要下雪了，初一還要正常上班呢。劉其舜在心裏感歎：今年真倒黴，沒有年三十。
而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來自新華社，該報道指出：為了讓大小金門等島的同胞及蔣軍官兵過春節，福建前線炮兵部隊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兩個單日停止炮擊，以示關懷。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曾試圖取消農曆新年，提出以12月31日為除夕，1月1日為新年，1月15日為元宵節，要求“廢曆新年不許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義放假”。結果遭到強烈反對，被指責為摒棄中國傳統文化。
1934年初，當局不得不承認：“對於舊曆年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過於幹涉。”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決定把農曆正月初一定為“春節”，並規定放假三天，讓人民愉快過年。
1967年，中國開始“破四舊”，過“革命化”春節：“移風易俗過春節，大年三十不歇腳”、“幹到臘月二十九，吃完餃子初一早晨就動手”。
1967年12月，印尼政府發布命令，禁止當地華人在戶外公開慶祝春節，因為這些信仰和習俗，“能影響人民的心理、思想和道德，因而阻撓人民的正常發展”。該禁令於2000年被解除。
中國的“年”是在文革後複蘇的。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有針對性的群眾來信：《為什麽春節不放假》《讓農民過個“安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