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老毛沒錯， 工業確實是要沿海內地盡可能均分布，即便沒戰爭， 一個大國家也真的需要各地工業的差別盡可能縮小。
問題是， 這種均勻工業的方法， 須遵循經濟與自然規律， 不能“全靠”行政手段，比如說三線建設好話的， 老不忘記說“戰爭一打起來， 敵人占領了沿海， 重工業產品就不能運往內地啦”， 反問一句， 若是遷往內地的某廠，原材料的產地產地在沿海， 請問敵人不允許你運產品， 就允許你運原材料了嗎？
第二， 生產運輸的可否，某寬厚板軋機工廠， 放在不靠長江的地方（主要用戶是造船工業）， 鐵路無法運輸那麽寬的鋼板， 得靠大型平板車， 每次行動需警車開道，還得有特種車輛， 見電線得抬高， 見小橋得加固，路太窄加寬， 這麽樣咋整？
造船工業， 必須靠水， 這點倒都知道， 所以沒把船廠建蘭州西寧貴陽，但是， 建四川沿江， 擺明就是不想造大船的了嘛。
不管如何宣傳鼓動， 不管說得多麽天花亂墜，沿海發達地區的職工， 沒幾個真的那麽響應號召，到底不願意鑽山溝啊。
什麽時候什麽人真心實意願意去三線工廠呢？上山下鄉期間， 有的地方的鼓勵政策是可以帶知青子女去“就業”！這一方麵說明三線政策的某種寬鬆， 但反過來不正好證明上山下鄉的令人非常不爽嗎？
還有一個很不得人心的措施， 叫著“先生產後生活”，人本來就已經從“好地方”到“賴地方”了，您還非得讓他們在“賴”地方過著“更賴”的生活？其結果是， 一旦有機會， 大家都跑了，其中黨員幹部有辦法的先走了。
宣傳部門曆來是站著說話不腰疼，還是飽漢子不知餓漢饑的。
其實， 現在如何把原先三線建設留下的很多基礎設施， 能發揮作用的最好都利用起來。
---轉載者
這是人類工業史和城市史上一次史無前例之舉：當全球工業都按照煤鐵複合型、臨空型和臨海型的布局原則，盡量向著交通發達，原材料和能源供應方便的地方集結時，數以百計的大中型企業卻從中國東部和北部如同過江之鯽一般，紛紛遷往偏僻閉塞的西南和西北；當城市化進程在全球日益加速時，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卻從大城市鑽進了山溝。這一罕見之舉，就是對當代中國尤其是中國西南和西北影響深遠的“三線建設”。
大學畢業時，筆者被分配到四川自貢一家名為“東方鍋爐廠”的企業。這家以生產電站鍋爐為主業，擁有一萬多名員工的工廠，麵積近萬畝，廠房零星地分布在自貢郊外的幾座小山間，穿來繞去的鐵路專用線將這些廠房串聯在一起，從廠門到最遠的車間，走路需要將近一個小時。工廠的員工裏，有相當一部分操著帶東北口音或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話。那時，我對這家工廠充滿好奇，後來才知道，原來它就是一家典型的“三線企業”。
前不久，筆者深入到一些三線工廠采訪，對50年前的“三線建設”有了更深的認識。那是一段漸行漸遠的激情歲月，其曆史的功與過，至今仍眾說紛紜。那些因緣際會卷入這場時代潮流的芸芸眾生，他們的命運因之而發生的起承轉合，讓人無限喟歎。
“三線”一詞，盡管如今40來歲及以上的人都耳熟能詳，並大致知道其內涵與外延，但“三線”真正在中國媒體上出現，已是時過境遷的上世紀90年代。
按中央軍委當年的定義，“三線”是將全國的國土按照距離邊防和海防的遠近，劃分為三部分。其中“三線”是指烏鞘嶺以東，京廣鐵路以西，雁門關以南，韶關以北的廣大地區。從行政區劃上說，三線地區基本包括了屬於內地的四川（含今天的重慶）、雲南、貴州、陝西、青海、甘肅和寧夏7個省區，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廣西等省區中靠近內地的一部分。習慣上將西南和西北地區稱為“大三線”，而各省份靠近內地的腹地俗稱“小三線”。三線所涉及的13個省區，距海岸線最近的也在700公裏以上，距西麵邊界則有上千公裏。在大三線周邊，聳立著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和呂梁山等高大難越的地理單元，使得“大三線”如同擁有鐵壁銅牆的巨型堡壘。
可以看出，一、二、三線的國土分區，是基於受外敵侵襲的可能性。即一旦爆發大規模戰爭，一線和二線都可能成為焦土瓦礫的戰場，而得地利之便的三線，是共H國必須依靠並將其作為生存與勝利根本的大後方。
三線建設的出爐，源於上世紀60年代初期波譎雲詭的國際政治環境。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後，外交上采取向蘇L“一邊倒”的策略，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處於敵對狀態。隨著中蘇交惡，60年代初期的中國麵臨四麵受敵的窘境。當時的中國南部，隨著北部灣事件的發生，美國全麵卷入越南戰爭，由以往的提供軍事援助改為直接向越南派兵參戰，戰火大有燃到中國境內的可能；東部，敗退到台灣的國M黨不甘失敗，虎視眈眈，時刻不忘反攻大陸，而美軍在太平洋上的幾次軍事演習，均以紅色中國為假想敵；西部，中印交惡，摩擦升級為小規模戰爭；北部和西北部漫長的邊境線，以往因背靠老大哥蘇聯而倍感安全，但隨著中蘇關係破裂乃至針鋒相對，老大哥便成了最危險的敵人。
1963年，正值中國從三年饑荒中漸漸複蘇的轉折年頭。這一年，由李富春牽頭的“中央計劃領導小組”在編製“三五計劃”時提出，要集中力量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但×××認為，從當時的國際局勢看，存在著發生大戰的可能，而“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他提出要搞一、二、三線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在一次高層會議上，×××表態說：大家如果不讚成，我就到成都、西昌開會。搞攀枝花沒有錢，我把工資拿出來。
1964年初，總參向高層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預估了一旦發生戰爭，中國經濟建設將可能遭受到的打擊。其一，工業過於集中；其二，大城市人口多；其三，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多在大城市附近，缺少應付敵人突襲的措施；其四，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壞，將釀成巨大災害。這份報告引起了×××的高度重視，他指出：“隻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基於“早打、大打”的理念，“三五計劃”原定的以解決吃穿用問題為主導，變成了以備戰迎戰為主導。於是乎，“三線建設”出爐。
1964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正式宣布三線建設的目標和布局，最核心的一點是“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
從1964年到1980年，在長達16年的時間裏，“三線建設”是全中國的“天字第一號”工程，是壓倒其他一切的重中之重。這期間，國家在“三線建設”上的投入達2052.68億元，占同期全國基建總投資的39.01%，超過了1953年到1964年11年間全國全民企業基建投資的總和。不包括隨遷家屬和就地參加三線建設的員工，單是從北方和東部沿海內遷到西南和西北的企事業員工，就多達450萬人。成昆線、襄渝線、川黔線、陽安線和青藏線的西格段等重要鐵路交通線，也在這一時期上馬並竣工投入使用。1100多個大中型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星星點點地出現在了西部廣袤的大地上。原本工業基礎薄弱的西部地區，先後建起了常規兵器、電子、戰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餘個工業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個個完整的工業體係。其中人們所熟知的就有攀枝花、酒泉、水城等大型鋼鐵冶金基地，葛州壩、劉家峽等水電站，六盤水和渭北等煤炭基地，貴州和漢中的航空基地，綿陽的核工業基地，西昌和酒泉的航天衛星發射中心，以及中國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等科研機構，甚至包括筆者曾就讀的四川理工學院，它合並之前的重要前身也是從上海內遷至自貢的。用專家的話來說，三線建設“形成了中國可靠的西部後方科技工業基地，初步改變了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布局，帶動了中國內地和邊疆地區的社會進步”。
俗語有言：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當我們真正麵對曆史時就會發現，凸顯在曆史舞台前麵的都是大人物，而人民有時隻是偉人背後麵目模糊的舞台布景。在曆史的宏大敘事之外，芸芸眾生所遭受的苦難和艱辛常常被忽略或是一筆帶過。采訪三線老員工期間，這種感受愈發強烈。
“三線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則是“靠山，分散，隱蔽”。這一原則決定了兩點：一是大量重要企業千裏迢迢地從上海、北京和東北等沿海沿邊地區搬遷到大山深處；二是大量三線建設所需的工人和技術人員背井離鄉，深入到西部腹地。“三線建設”的另一個原則是“先生產後生活”，在今天看來，這一原則顯然與以人為本的現代精神相抵牾，但在斯時的政治環境下，卻是天經地義的革命精神。
重慶是三線建設的重點，也是常規兵器工業的主要布局地。通過采訪重慶三線，我們更能感性地理解當年奉行的“靠山，分散，隱蔽”和“先生產後生活”的原則，會給三線建設者們帶來怎樣的命運改變。
重慶地處四川盆地東南邊緣，不僅主城區是典型的山城，下轄地區也以丘陵和山地為主。這裏北有大巴山，東有巫山，東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婁山。崎嶇起伏的地表上，翠峰矗立，碧水縈回。重慶的地貌特征，天然地對應了三線建設原則。但由於認識上的局限性，過分強調“靠山、分散、隱蔽”，使得不少項目進山太深，布局過於分散，這種“羊拉屎”“圍山轉”“瓜蔓式”的布局，對後來的生產和職工生活帶來極大困難。這方麵，在三線企業工作了一輩子的韓慶普先生有著深刻的感受。
韓慶普畢業於北京機械學院，老家江蘇淮陰，父親是1938年入黨的老革M，家庭條件良好。畢業之際，他原打算留在北京或是回江蘇老家，孰料學校卻將他分配去了重慶。對那時的他來說，重慶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理名詞。和重慶相關的地方，他隻知道鬼城豐都。盡管萬分不情願，但組織決定高於一切，他隻得跨上了西行的列車。整整70多個小時後，他被綠皮火車“扔”到了重慶。這時他才知道，將要報到的工廠並不在城區，而是在距城區還有幾十裏地的北碚。火車站沒有通往北碚的班車，他隻得背著行李找到一家小旅社住下。第二天，廠裏派來一輛吱吱作響的大卡車，將他和幾個同學拉到了北碚——重慶北部的一個小鎮。更要命的是，到了北碚他才知道，他的工作單位還不是北碚這個小鎮，而是更加偏遠的一個叫“水土”的地方。
韓慶普工作的川儀三廠，就在嘉陵江對岸。用我們今天的眼光去看，工廠的選址顯得非常突兀：遠處是起伏的山脈，近旁是大片大片的田野。春天來時，田野上鋪滿了金黃的油菜花，油菜花覆蓋的山坡下，湍急的嘉陵江靜水深流。在這一派優美的田園風光中，韓慶普工廠的廠房像是一些不速之客，東拉西扯地依山就勢，如同綠地毯上打了一些刺目的灰補丁。在這裏，機器的轟鳴與牛羊的哞叫交織在一起，綠竹婆娑的身影和廠房硬朗的倒影交織在一起，下班後散步的來自北京上海的工人和擔糞勞作的當地農民交織在一起，普通話、上海話和重慶方言交織在一起……
在這種看似浪漫的田園風景背後，卻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生活的艱辛。我曾經以為，像韓慶普這種外來者，在重慶所遭遇的最大不適應可能來自於川菜的麻辣，但韓慶普否認了：“那時候年輕，口味很容易就適應了。最大的困難還是工廠偏僻的地理位置帶來的。”由於工廠和那個點一支煙就能走一個來回的水土鎮隔著嘉陵江，工廠便純粹處於農村。買菜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沒結婚時頓頓吃食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盡管大師傅們也想給大家改善生活，但大多數時候隻有最基本的兩三種蔬菜。有工人調侃說，大師傅竟能把所有蔬菜都做出同一種味道。結婚成家後獨立開夥，買菜隻能選擇在星期天。天亮時，韓慶普背上竹簍，坐著小木船和當地農民一起到水土趕場，買回一個星期所需的菜蔬。一旦沒買夠，就意味著剩下的日子隻能吃白飯。韓慶普和一名來自陝西的三線建設者結婚後，生育了兩個女兒。那時的產假是50多天，雙方父母都遠在外省，又沒有經濟能力請保姆，因而孩子還不到兩個月時，就必須送進廠裏的托兒所——那時為解決員工的後顧之憂，每一家三線工廠都建有一個或多個托兒所。哺乳期的女工，每天上下午各有半小時的哺乳時間。時辰一到，總能看見一些穿著工作服的女工，三兩步跨出高大的廠房，急匆匆地朝托兒所跑去。
與物質匱乏如影隨行的，是文化生活的闕如。沒有電視、電影，甚至連收音機也少有，唯有架設在廠區高處的大喇叭，每天會準時播放一陣樣板戲和革命歌曲。當年最大的娛樂就是打撲克或下圍棋。韓慶普的廠長是個老資格的南下幹部，經常提著一副圍棋，到處找人殺一局。誰要是輸了，就拿出煙來給大家敬一圈。上世紀90年代初，川儀三廠的一部分遷到了條件相對優越的北碚，為解決員工在北碚和水土之間的通勤，廠裏購進了一台大客車。誰知1994年的一天，這輛滿載員工的大客車竟一頭栽進了急流奔湧的嘉陵江，13名員工死於非命。
當然，在韓慶普的記憶中，有這種沉痛的往事，也有歡樂的過往。由於廠區遼闊又地處鄉村，廠裏曾經建有養豬場和魚塘。逢年過節，每個員工都能分到一大塊豬肉和幾條鮮魚。有一年，韓慶普的嶽母前來探親，正值廠裏分發豬肉，老太太由衷地感歎說：“你們廠的待遇真好啊！”
彈指一揮間，幾十年過去了，當年那些千裏轉戰的三線建設者們，當他們已經主動或被動地習慣了西部和山裏的生活時，卻突如其來地麵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失落與衝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國際形勢巨大而深刻的變化，當初決定大搞三線建設的備戰前提已被證明並不存在，大批布局在西部大山裏的三線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麵臨著艱難的軍轉民的陣痛。即便是那些非軍工企業，也因選址於交通不便的封閉山區而無法與同行競爭。
在王海達、劉俊穎撰寫的《“三線”構架重慶現代工業》一文中，當年軍工企業的被動局麵可見一斑：“1979年，從長沙軍品預定座談會傳出消息，次年的軍品訂貨僅達1979年的1/3，該數字震驚了兵工行業。”正如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田姝女士說的那樣：“生產任務銳減、企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製、單一的產品生產，三大不利因素使三線工廠頓時陷入了生存危機。生死存亡的困境迫使重慶的三線企業分別作了轉向、重組、搬遷的抉擇，它們紛紛從山溝裏搬了出來，貼近城市，貼近市場，從以軍轉民的商品生產中尋求新生。”但殘酷的現實是，即使是當年的“好人好馬好設備”，而今已是“好人落後了，好馬變瘦了，好設備生鏽了”。要言之，三線企業已不複當年的榮光。2001年10月9日《人民政協報》上一篇題為《三線軍工企業麵臨三條防線——全國政協視察團赴貴州考察三線企業綜述》的報道認為，貴州三線企業麵臨的問題是“天時不再、地利成害、人何無奈”。其實，不僅貴州三線企業如此，全國所有三線企業概莫能外。
後來，一些企業合並了，一些企業轉產了，一些企業停辦了，一些企業則選擇遷出大山。此時，三線人又不得不經曆第二次移民。向軍、賀懷湘在《中梁山有個上海村》中告訴我們，1967年重慶標準件廠從上海遷建於沙坪壩區的中梁山，大部分為舉家搬遷，有500多人，集中居住的5棟樓房被當地人稱為“上海村”。如今“上海村”的原住民已不足百戶，“仍留在‘村’裏的，大多是當年的第一代，這些已不再年輕的‘阿拉人’，因語言、習慣以及氣候差異，生活圈子越來越小”。對於遷來時便已成年的他們，入鄉隨俗依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融入當地還是選擇封閉，依然是他們心理上的結。在筆者的老家富順，有一家60年代興建的大型化工企業，這家從上海搬遷過來的企業，下屬四個分廠，幾十個車間，沿著沱江河穀散漫地布局在長達10多公裏的地段上。上世紀90年代，這家企業將一部分機構搬遷到了成都，富順當地便留下了一些破舊的廠房和年歲漸老的員工。這些在四川方言的包圍圈裏固執地操普通話的外地人，守著昔年曾經高大巍峨的工廠，和時光一同漸漸老去。
對當年那些“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的三線建設者來說，企業的不景氣甚至倒閉，使得這些大多已經六七十歲的老人的晚年蒙上了一層濃得化不開的陰影——收入的微薄，社會地位的劇降，年久失修的房屋和無人問津的生活都讓他們鬱悶無助。貴州曾有貴陽和安順兩個城市被確定為三線建設的重點；黔東南的凱裏，曾經布局有多家三線企業，大浪淘沙之下，這些企業幾乎都不複存在——一部分遷往貴陽的工業園區，一部分破產倒閉。那些破產倒閉工廠的工人，當年大多隻拿到三四萬元的補償費，稱為“買斷工齡”。“買斷工齡的收入，連買養老金都不夠”，一些工人如此坦言。另一些年歲較大的工人更加憤憤不平：“我們這麽多年為工廠付出的一切，我們所有的青春，被人以一年不到1500元的價格統一收購了。”
相對來說，韓慶普的情況還算好的。雖然擁有正高級職稱並擔任過處級幹部，他的退休工資還不到3000元，韓先生還是感到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韓先生對我念叨的是，工廠對他們這些老人很少再過問，除了有時會在重陽節那天請他們吃頓飯。對那座當年貢獻了青青和血汗的工廠，他已經有十幾年沒再回去過。
眾多三線工廠倒閉或搬遷後，留下了麵積龐大的廠區，這些地處深山的曾經非常現代洋氣的工廠，在時光的侵蝕下，日益破敗蕭條，成為西部大地上一道獨特的人文景觀。
晉江廠位於重慶江津夏壩的山坳中，後來遷到了重慶魚洞，在夏壩留下了一個麵積達800畝的空殼。後來，一家養豬場將這座工廠變成了飼養基地。其後，這裏又先後成為啤酒廠和紡織廠廠房。之後再次成為養豬場——從前冰涼有刺的鋼鐵味，出人意料地被豬糞味和豬食味替代。在夏壩老廠區，至今仍有不多的一些不願隨廠搬遷的退休職工居住在那裏，他們依靠微薄的退休工資維持生計，大片的廠區成了墾荒的好地方——他們握慣了鐵錘和鉗子的雙手，握起了並不太熟悉的鋤頭，精心種上了成片的蔬菜和糧食。閑暇時，他們偶爾也會繞著昔年曾流過汗效過力的車間轉一轉。年久失修的車間結滿蛛網，杳無人聲，隻有一些鳥兒撲打著翅膀，在車間裏飛來飛去。
金佛山位於大婁山脈北部，距重慶主城88公裏，是重慶婦孺皆知的一座風景秀麗的名山。在金佛山西麓，有一座叫天星的小鎮。天星鎮郊的大山裏，曾經有一座天興儀表廠，它和晉林廠、晉江廠一樣，都是三線建設的產物。上世紀90年代，天興廠遷往成都龍泉，留下了大麵積的廠房和宿舍。幾年前，重慶有關方麵打算把這裏打造成全國唯一的三線建設博物館。曾經在三線企業工作多年的範時勇，參與了這家博物館的籌建。範時勇告訴我，非常可惜的是，幾年過去了，三線博物館並沒有如期開張，而是被並入了重慶工業博物館。作為胎死腹中的三線博物館催生出的唯一產品，是以天興廠舊廠房為基礎，建成了一家三線主題酒店。酒店偶爾會有一些好奇的年輕人前來探訪。對他們來說，三線建設的前因後果他們並不關心，這裏僅僅是空氣清新的金佛山腳下一座有特色的酒店而已。酒店外還可以看到他們所不了解的另一個時代的胎記：標語、喇叭、破舊的管道和斑駁的畫像。也許他們中的多數人都不會知道，曾經有一些和他們同樣年輕的來自異鄉的青年，在這裏度過了漫長的30年乃至更長時光。
從1964年到今天，50年光陰白駒過隙，三線建設塵埃落定。對於共H國曆史上這段旁逸斜出的插曲，到底該如何評價？對此，專家們有他們的說法。比如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作者陳東林先生認為：“三線建設，是那個時代的人們思考和奮鬥的特殊產物。我們應該肯定它在軍事上的成就。但如果從經濟上來衡量，這是一場不劃算的建設，甚至中間存在著較大的資源浪費。”更有專家指出：“錯誤的形勢判斷、錯誤的體製構架加上錯誤的區域布局，使得三線大規模投資的機會成本過高，大大延誤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但從西部的立場出發，三線建設卻是對這些原本工業十分薄弱的地區的一次有力輸血，客觀上促進了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有社會學家稱，“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這無疑是新中國誕生後的第一次“西部大開發”。
以筆者曾生活多年的自貢為例，自貢本是有著上千年曆史的中國最大的井鹽生產基地，工業一向以鹽化工占絕對主導。三線建設開始後僅一年，就有20多家大中型企業內遷自貢，自貢也投資興建了一批與三線企業配套的地方企業，從而改變了單一的工業結構，形成了以製鹽、化工和機械為主體，兼有冶金、電子和建材的四川省第三大城市（當時第一為成都，第二為重慶）。
但也應該看到，三線建設的起因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後來的曆史發展證明，這是一個誤判，即過高估計了世界大戰的可能。當和平和發展成為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三線建設便顯得有些多餘。對外部世界的過度反應，必然導致對內決策的失誤。從這一角度看，三線建設雖然局部地改變了西部一些地區的工業結構和經濟狀況，然而從長遠和全局的視角看，它仍然是得不償失的。
決定誰去誰不去的權力掌握在車間主任和書記的手上，主任和書記一般都是中年男性， 這個機會就有人把握不住了， 接下來就得省略若幹字了。
那時攀鋼無法水運大件，也無寬厚板軋機，重鋼沒有寬厚板。
江南造船廠的三線“對口單位”萬縣和涪林， 都是在武漢之上。
“宣傳部門曆來是站著說話不腰疼，還是飽漢子不知餓漢饑的。”
如果作者當國家的頭，會不會對戰爭掉以輕心？
寫文章的曆來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不當家不知油鹽貴，不行船不知風浪險。
五六年蘇聯援建的一百五六項工程有三十六項在陝西，如生產運20的西飛，生產發動機的西航。中國的航空試飛中心，生產軍艦用柴油機的陝柴，西安西郊的電工城《超高壓輸電成套設備生產廠》東郊的軍工城《兵器生產廠》以及中國衛星測控中心，中國授時中心《北京時間的發布地》等，中國軍事工業的百分之四十六在陝西。
1. 請查悄悄話。
2. 東部沿海一般沒有多少原材料，甚至江南九省原材料不是太多。
3. 原帖作者事後諸葛亮大戰沒爆發，一個大國怎能有僥幸心理？
4. 攀鋼和重鋼有寬厚軋板嗎？若有的話，這兩地都可以水運吧？
5. 造船到武漢為止吧，沒有往重慶遷移吧？
6. 最近看到油管，資陽車輛廠出口車輛，經過水運，確實很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