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說到底還是賭一把： 蕭象：張春橋與安亭事件的再審視

老張賭的是老毛的心思， 老張敢賭的原因是對老毛揣摸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不過老張其實心裏一定還是打了好長時間的鼓， 畢竟聖意還是捉摸不透的啊，老張賭局的另一得益者是王洪文， 否則他大概會與其他省市自治區的大多數造反派頭頭一樣在一打三反或清除五一六時就進去了--轉載者

 

蕭象：張春橋與安亭事件的再審視

 

     文革初期上海突發安亭事件，張春橋受中央派遣返滬應對處理，卻“臨陣變卦”，擅做主張，出人意外地與造反工人達成妥協，事後獲得毛澤東的認同支持，從而將一起可能的工人因造反受壓、上訪受阻而臥軌堵塞交通的重大群體事件，轉變為“官逼民反”而不無正義的革命行動。安亭事件直接影響了文革發展進程，成為紅衛兵造反向工人造反轉變的節點和標誌。張春橋變卦是安亭事件轉變的關鍵，也是人們關注的焦點，由於違背組織程序，加上張的負麵曆史定位，其行為多被視為“政治投機”而為人詬病。50年過後，依據相關研究資料和與回憶文章，重新審視這一事件，我們可以更為客觀、從更接近於曆史本真的角度解讀張春橋變卦的行為原因，同時通過這一解讀能夠獲得一種錯誤曆史邏輯指引下“小善”致“大惡”的曆史啟示。

　　 1966年11月9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宣告成立。這是上海一些工廠造反派代表在京滬兩地紅衛兵鼓動與幫助下，自行組成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此前上海工礦企業的文革組織多為官方授意成立，工人跨行業自行組成的還是第一家。上海市委根據中央不得成立全國、全市性工人組織的精神，對工總司采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三不”態度。由於未能得到市委市政府的承認支持，加上與市委代表談判也無結果，工總司認為市委有意怠慢，壓製革命，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定集體赴京告狀，“請旨造反”。10日淩晨工總司負責人潘國平和王洪文帶領數千工人湧入火車站，登乘不同車次，兵分兩路，赴京上訪，分別被阻於南京和安亭。阻於安亭的工人，於風雨交加之中情緒激憤，攔車臥軌，致滬寧鐵路中斷，交通受阻達30多小時，釀成轟動一時的安亭事件。

　　 文革初期，天下大亂，紅衛兵造反打、砸、搶，衝擊黨政軍機關，甚至打死人的各種嚴重事件全國各地迭出不斷，屢見不鮮，但由造反工人攔車阻斷鐵路交通，造成嚴重事態，卻是第一次。中央聞而震驚，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決定堅持既定方針，不承認跨行業組織，也不認為攔車臥軌行為是對的，同時派遣張春橋飛滬處理。

　　 上海市委作為直接負責的地方黨委，事件甫一發生即做出應急反應，一麵組織人員趕赴安亭現場，對工人進行安撫、勸說，一麵召集會議，研究對策，對事件認定與人員處置提出預案。據有關材料披露，市委與公安局已把組織者“十五名革命工人打成反革命，並作出定案。其中有的判處死刑，有的同誌分別被判不同年限的徒刑，並已作出決定，打算將這些同誌分配到安徽等地XX農場勞改。”（《安亭風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鬥爭史之一》，《工人造反報》第20、21期合刊，引自王銳：“‘安亭事件’的再認識和再研究”，載《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五期）

　　 上海市委的處置預案，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將安亭事件性質內定為非人民內部矛盾，以最嚴厲的處置方式，對組織者以嚴懲不貸的罪犯論處。在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年代，這樣的做法並不奇怪，它反映了黨治天下官本位固有的權力思維：凡違背權力意誌，不聽從領導者，均非良善之輩，此輩人員一旦聚眾鬧事，為非作歹，決不輕易放過，著從重從嚴處置。工總司之成立違反中央有關規定，已是非法，組織煽動群眾赴京上訪、臥軌攔車阻斷交通，更構成犯罪，其組織頭目自是罪責難逃。

　　 然而，曆史出人意外，常常會因為某種不定因素的出現而發生改變。從中央派遣張春橋飛抵上海的那一刻起，安亭事件即開始逸出上海市委預設處置的軌道，向著另一方向發生轉變，從一種對當下產生的即時影響，開始向著對未來曆史的曆時影響發展。

　　 作為中央派遣代表，張春橋的任務毫無疑問是執行中央不妥協讓步、不承認跨行業組織的既定方針，做好勸解工作（張抵滬之前，鐵路業已恢複通車）。但出乎意料的是，張春橋未經請示同意，臨陣變卦，突破中央既定框架，擅自與工人達成妥協，簽字承認工總司為合法組織，讓包括中央與上海市委在內的所有領導層人員大吃一驚。陳丕顯得知消息後憤怒不已，第一時間打給陳伯達電話，質問，張春橋這個“文革小組副組長有沒有權力不同華東局、上海市委商量，背著華東局、上海市委，直接同工人組織簽字，達成協議，反對華東局、上海市委？張春橋眼中還有沒有國家法律、黨中央的指示、政策？”如果不是毛澤東事後一錘定音，給予認同與支持，張春橋隻怕是烏紗不保，提前十年進入秦城。

　　 張春橋臨陣變卦，擅做主張，與工人達成妥協，使事件出現戲劇性逆轉，是整個安亭事件引人注目的一個焦點，也是張春橋在安亭事件中給世人留下的最大謎團。由於沒有資料顯示張春橋飛滬之前領受過毛澤東的指示，懷揣尚方寶劍，加上張在曆史上的負麵定位，人們多把它看作是張春橋一次先意希旨的政治投機行為。

　　 誠然，作為毛澤東思想傳人，張春橋自50年代中期因柯慶施因素而進入毛澤東視野，獲得關注，便一直用心於研習毛澤東思想；66年由滬調京，參加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進出中南海，得以近距離接近、觀察毛澤東，耳濡目染，耳提麵命，對毛澤東文革思想及其策略發展有更為深切與準確的把握，因而窺悉毛澤東欲將紅衛兵運動轉向工人運動發展的文革意向，先意希旨，做出驚人之舉。

　　 但僅此說為“投機”，似有疏淺之嫌，解釋不了抵滬之後張與工人談判的曲折過程。我們知道，張春橋是11日晚飛抵的上海，按陳伯達要求直奔安亭現場，依據中央精神與工人代表展開通宵談判而未果；12日上午接續談判，張提出工人先返回上海，然後再討論所提要求，為大部分工人所接受，張於當晚返回上海；13日上午張參加上海市委常委會專題討論工總司問題，下午再與工總司談判時，乃出驚人之舉，簽字同意工總司“五項要求”。

　　 如果僅為“投機”，他何以不在11日抵滬當晚經通宵談判至次日的上午就與工人達成妥協，這豈不更幹脆利落，顯示他快刀斬亂麻的處事能力？何必要挨到13日參加市委常委會之後，額外背上“反對華東局、上海市委”、“陰一套，陽一套”的罵名？顯然，這不符合“投機”邏輯，在“投機”的背後，當另有原委值得探尋。

　　 徐景賢是現場簽字的見證者，陪同張春橋參與了13日下午的談判，也是整個事件的知情人，晚年對文革有一定程度的反思，為普遍所接受。在《徐景賢最後回憶》中，談及安亭事件，對張春橋的臨陣變卦，他提供了這樣一種說法：

　　 十一月十二日早上，工人們把張春橋請到一輛卡車上，在安亭車站和群眾見麵。……工人們在現場“控訴”上海市委，反複強調自己的行動是被迫的，要求市委承認他們的組織是“革命的”。……張春橋站在卡車上淋著雨聽完了工人們的“控訴”，據他後來告訴我：他覺得工人們的過激行為是有因的，同時他們要求成立這樣的組織是符合憲法的，也是符合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精神的，張春橋覺得，聽了工人們的發言，原來他來上海以前中央文革考慮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跨行業組織，也許是應當改變的。

　　 原來張春橋“臨陣變卦”，起因於和現場工人的接觸對話，與聽取工人的“控訴”有關。這或許讓人感到有些意外，但細加審察，符合人物曆史心理邏輯，更接近於曆史真實，讓人們對曆史與曆史人物的複雜性有更深入的把握。

　　 關於簽字情況，徐景賢的回憶證詞尤為珍貴，為解開張春橋變卦之謎提供了至為關鍵的第一手資料。徐景賢說，他下午陪同張春橋如約來到文化廣場，那裏集聚了數千工人在等待。參與談判的工人與紅衛兵代表有二三十人之眾，堅持要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組織，他們到安亭去的行動是“革命行動”。

　　 張春橋說成立全市性的跨行業工人組織將對全國造成影響，勸他們遵守中央的規定，但參加談判的工人和紅衛兵們堅持自己的意見，談判僵持了一個多小時沒有結果。……談判進行到這個時候，有人向潘國平遞去一張紙，上麵寫了幾項要求，潘國平看後交給了張春橋。我站在張春橋的身後，看他拿著這張紙猶豫、躊躇了一陣子，然後拿起筆在紙上寫了一些文字，並在最後簽上“張春橋”的名字。

　　 張春橋13日下午談判時仍堅持中央精神，在僵持不下的最後時刻突生變卦，改變的態度，這不僅拓寬了我們析疑的思路，也解開了上午市委常委會上張的態度表現問題。可以確定，會上他還沒有定下支持工總司的最後決心，雖然他已有這樣的想法，不然就不會出現下午談判的“僵持”；或者說，他當時腹懷“變”與“不變”兩個方案，“不變”為其首選，“變”為備案，如此，對不支持工總司的會議決定也就沒有或不便表示異議。這種態度表現反映了張春橋心有城府，政治性格藏而不露，高深莫測的一麵。

　　 至此，我們可以解開張春橋的變卦之謎，對其擅做主張，突破中央既定框架，簽字承認工總司的舉動做出合理解釋：張春橋抵達安亭之後，通過與現場工人接觸對話，讀出其行為中的某種“合理因素”——“革命性”——這是大凡群體行動（群眾運動）一種與生俱來的普遍共性，憑藉對毛澤東思想及其文革發展意向的窺悉和預判，張春橋敏銳地感覺到這種“革命性”是毛澤東推動文革發展所希望和願意看到的，也是所需要和借重的，而承載這一“革命性”的工人造反組織符合文革發展方向，理應獲得承認與扶持；但這不僅意味著挑戰上海市委，更違反中央既定方針政策，茲事體大，非同小可，經過反複考量與權衡，張春橋以執行中央精神為上策，在上策不起作用、談判僵持不下時，橫下一心，放膽一搏，簽下工總司“五項要求”。張春橋簽字，因是不願示人的備案，又是臨機應變，無法事先請示，所以自行其是，擅做主張。

　　 客觀而言，張春橋橫下一心的舉動冒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表麵看起來他是在上海市委與工總司之間選邊，實際卻是在中央政治局與毛澤東之間下注。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都寄押在毛澤東一人身上，毛的態度決定他的命運與前途。而在毛澤東點頭表態之前，又有誰敢保證上意一定會眷顧自己，尤其在這文革初期中央政治雲譎波詭翻雲覆雨變幻無端之時！“我當時是提著骷髏頭簽字的。”張事後所言，道出簽字一刻承受的巨大壓力與風險。但這也恰好顯示張春橋政治性格的另一個方麵——膽大冒險與決斷獨行。這是一般文人從政者所欠缺的，張春橋所以獲得毛澤東賞識與重用，蓋與此一方麵的因素不無關係。

　　 將一起可能的工人因造反受壓、赴京上訪受阻而臥軌堵塞交通的重大群體事件，轉變為“官逼民反”而不無正義的革命行為，進而成為具有曆史影響的文革標誌性事件，文革發展由此從紅衛兵運動轉向工人造反運動，張春橋此中所扮推手作用引人注目。工總司因此得以“起死回生”而雄起。在工總司眼中，張春橋無疑是執行毛澤東思想路線的正確代表。而從爭取工人合法權利（憲法賦予公民結社自由權），紓解官民矛盾，以及社會群體事件處置的視角，比較上海市委對工人首領的嚴厲處置預案，不能不說，張春橋放下身段的妥協讓步亦更俘獲人心，具有一定的曆史合理因素。

　　 然而，曆史的吊詭在於，當我們拉長時段，從曆時的宏觀視角，就會發現這一具有一定曆史合理因素的舉措，帶來的並不是正麵的積極效應，相反，它產生了一係列嚴重後果。安亭事件之後包括工總司在內的各類工人組織迅速崛起壯大，上海不僅發生影響全國的大規模派戰武鬥，引發比安亭事件更為嚴重的阻斷鐵路交通的昆山事件，更有“一月風暴”席卷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被批鬥打倒，黨政機關陷入癱瘓，社會秩序遭到破壞，經濟生活極度混亂，而造反組織則自下而上全麵奪取上海黨政大權。從此，奪權之風遍刮神州，整個國家進入文革以來最動蕩不安的一段曆史時期。這一切，安亭事件均與其存在著前因後果的密切關聯。

　　 一樁看起來具有一定曆史合理因素的舉措，其作用力卻如同推倒第一張多米諾骨牌而引發後續一係列連鎖“倒塌”反應，社會因此陷入更大動亂。這一現象委實耐人尋思。如果我們把張春橋支持工總司這一具有一定曆史合理因素的行為視作“小善”，那麽“一月風暴”與全麵奪權給社會秩序與政治經濟生活帶來的破壞無疑是“大惡”。善因結善果，是佛經說法，也符合人類社會曆史的一般發展規律。但安亭事件與“一月風暴”呈現給我們的卻是“小善”致“大惡”。這一違逆社會常規的反常現象原因何在？是張春橋早有預料而有意為之，還是某種曆史邏輯的演繹結果？

　　 毛澤東發動文革未曾想到有紅衛兵橫空出世，更未料到北大一張大字報能改變整個運動局勢，甚至連文革時間究竟是一年半載還是兩年或三年都無法預測與把握控製。文革領導者尚且如此，遑論張春橋。所以張春橋不可能在安亭事件時就預料到“一月風暴”與全麵奪權，也就不存在有意為之。那麽，這是一種怎樣的曆史邏輯演繹出“小善”致“大惡”的曆史結果的呢?

　　 張春橋受中央派遣，本為勸說工人回到工廠堅持生產，但當他抵達現場後卻產生傾向工總司造反的新想法，麵臨支持“造反”還是維護“生產”的兩難矛盾，用當時的話語，也就是麵臨“抓革命”與“促生產”的衝突選擇。從根本上說，“革命——生產”是一組對立的矛盾關係，也是兩種不同的邏輯選擇。支持工總司造反必然意味著工廠生產受到幹擾，民眾生活受到影響，張春橋當然心知肚明，但經過利弊權衡，最後不惜以此為代價，做出“革命”的邏輯選擇。正是因為“革命”這一邏輯選擇，才引發後麵推倒多米諾骨牌般的連鎖反應。而“一月風暴”與全麵奪權及其革命委員會等事物的出現產生，自不用說，更是“革命”這一邏輯的延續與發展的結果。

　　 其實，“革命——生產”的邏輯選擇，不獨表現在安亭事件的張春橋個人身上，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也是49年執政以來中共集體麵臨並為之困擾的一個重大政治選擇問題。這一問題一直左右著黨的路線走向與政策製定，黨內的諸多矛盾衝突無不圍繞此一選擇問題而發生。甚至毫不誇張地說，“前後三十年”之劃分，也是因此而產生。強調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遂成前三十年之麵貌；堅持生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乃有後三十年之光景。文革十年不過是強調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端表現而已。張春橋安亭事件的作為則是這一極端表現的典型代表。

　　 對“革命——生產”孰為輕重的不同選擇，不僅可以反映黨內的不同思想傾向，更導致不同的政治榮辱進退。陶鑄由於強調生產反對成立跨行業工人組織，即便張春橋簽字已成事實，仍堅持己見，因而違逆毛意，受到批評，最終導致下台。陳伯達在所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發展生產，背離繼續革命的毛澤東思想，為一年後廬山出局埋下禍因。反觀張春橋，從1958年發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到安亭事件中所說：“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再到1975年推出《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其堅持“革命”緩行“生產”或“革命”壓倒“生產”的邏輯思想，一以貫之，始終不渝，所以在文革舞台走得最久走得最遠。

　　 張春橋安亭事件的作為與“一月風暴”的全麵奪權，為同一曆史邏輯的演繹結果，卻前者為“小善”，後者為“大惡”，何也？原因在於，安亭事件工人行為起於權利訴求，因而具有正義性，不管張春橋出於怎樣的動機目的，他看到了這一點，予以肯定，他的肯定（簽字）也就具有了合理性。而在“一月風暴”，造反組織從最初的正當的權利訴求演變成了僭妄的權力奪取，因而不再具有曆史正義。這一過程極具曆史的複雜性，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由於工總司的權利訴求而不無正義的行動中，同時包含著一些破壞秩序的非理性因素，而這些因素在工總司獲得肯定時有意無意地給遮掩了，這就使得非理性因素未能得到及時清理與反思，反而受到鼓勵與縱容，在其後一係列行動中得到不斷複製、擴大，以至惡性膨脹，造致“大惡”。

　　 無論安亭事件張春橋行為的“小善”，還是“一月風暴”全麵奪權的“大惡”，遵循的都是同一的曆史邏輯，這一邏輯源於毛澤東的文革思想，所以“小善”與“大惡”是在毛澤東文革思想的觀照下，在不同曆史階段的表現結果。而曆史早已證明毛澤東文革思想的錯誤。因此我們最後獲得這樣一種判斷與啟示：在一種錯誤的思想邏輯指引下，即便一時的“小善”也會導致“大惡”，或者說，由於一種錯誤的思想邏輯指引，即便一種短期的曆史合理性最終也將通向更大的曆史禍害。


　　 2016/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