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這種才是好看的東西： 夏衍與中共隱蔽戰線關係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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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與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由佐爾格1930年初來中國所建立。佐爾格後來由於受“牛蘭事件”牽連，為掩飾身份撤離了中國——他後來又赴日本，並在日本建立了世界諜報史上最有名的一個間諜組織“佐爾格小組”。這個小組的多位核心成員如尾崎秀實、中西功等即是他在上海發展起來的。佐爾格離開後，遠東情報局繼續開展工作並在組織上有所擴大。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特殊的組織關係，中共黨員很可能同時參與中共特科與遠東情報局工作。
由潘漢年引薦，夏衍部分參與特科工作後，對某些關係親密人士的這種工作狀態是有所了解的。他後來在自傳中以相當輕描淡寫的口吻提到：在當時他就既“知道”袁殊是特科成員，也知道蔡叔厚“已從中國黨的‘特科’轉到了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但他的組織關係還在中國黨的‘特科’（吳克堅）”等等情況。而由於與蔡叔厚的特殊關係，他還可能與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發生過一定的工作聯係。
蔡叔厚，浙江諸暨人，1916年畢業於浙江甲種工業學校，是夏衍的學長。夏衍去日本後，他也在日本電機專業學校念書，二人都是浙江同鄉，往來較多。回國後他辦起了紹敦電機公司。夏衍1927年回國後衣食無著，曾借住在紹敦電機公司，在這裏一住就是兩年多。
和夏衍一樣，蔡叔厚也是在中國共產黨最危難的時刻，加入到了革命運動的陣營中。與此同時，他還和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發生了直接的組織聯係。學者指出：“到1929年夏，中共的第一個電波便從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裏9號蔡叔厚寓所傳出。周恩來聞訊後決定，將第一台無線電設備送往江西根據地，從此溝通了上海黨中央和蘇區的無線電通信聯係，以後蔡叔厚與李強又製作數台收發報機，送往洪湖賀龍、鄂豫皖徐向前領導的紅軍根據地。1932年，蔡叔厚被佐爾格看中，也成為一名紅色國際特工。我們所知道的，蔡叔厚除了完成通訊方麵的本行，還根據佐爾格的指示，利用各種社會關係，為小組購買武器。”
蔡叔厚為中共和共產國際隱蔽戰線做出了傑出的功勳。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曾說他應當得到列寧勳章。
此外，根據陳修良與陸久之的回憶，1932年陸久之在東京受命籌建中央特科東京情報站時，夏衍曾秘密前往為陸久之提供工作上的指導——陸久之曾是紹敦電機公司的技工。
據說，夏衍到了東京找到陸久之，首先便告訴他：我是替叔厚打前站的。他太忙，一時過不來。大概要二三個月後才能來吧。交待了一些工作上的問題後，夏衍不客氣地指出：老陸，你的房子太小了。房子要租大一點，四周不要有什麽鄰居。租房子的費用，組織上一定會想辦法解決的。
夏衍在為陸久之布置工作的時候，一天他還遇到了陳修良。陳修良與她的丈夫沙文漢（化名“張登”）當時也在東京，與陸久之保持有工作上的聯係，突然來找陸久之，本也不是什麽稀奇的事。但夏衍這時並不知道陳修良的身份，一看有外人進來，便收起了談笑風生的態度，一副冷漠的樣子。陳修良那時也年輕氣盛，隻覺得陸久之這位穿西裝的客人既矜持又傲慢，心中有氣，坐不多久便走了。過了許久，她才在陸久之那兒了解到夏衍的身份，當然也就理解他多重身份的苦衷了。1935年，受到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叛變的牽連，東京情報組織撤回國內，沙文漢、陳修良一時失去了組織關係，第一個想到的便是夏衍，想請他幫忙與中央接上關係。無奈這時上海黨團組織已被徹底破壞了，夏衍隻能明確地告訴他們：他自己也已經失去了黨的關係，不能轉達外地來的關係給任何組織。
而就在與陳、沙夫婦見麵後不久，夏衍就被深深卷入了“怪西人”案中，遭遇到其地下工作生涯中一次最大的危險。
1935年5月，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接替佐爾格的華爾頓（真名勞倫斯，或譯作“羅倫斯”），由於陸海防、陸獨步兄弟的出賣，在上海不幸被捕。但華爾頓鬥爭經驗十分豐富，無論國民黨特務機關怎麽審問，他始終一言不發。這樣，國民黨連他的國籍、姓名、住址、職業都問不出名堂，就更談不上情報、間諜組織方麵的問題了（上海各新聞媒體對他無以名之，隻得稱之為“怪西人”）。華爾頓的助手們十分機警，見他久久不歸，估計出了事，便破門而入，將室內有關文件、記錄、名單等全部轉移，待國民黨特務尋蹤追至，已經無法撈到更多的東西了。
在這場喧鬧一時的“怪西人事件”中，共產國際的情報組織及與它有工作往來的中共情報部門，其實並未受到太大的打擊，隻是損失了一些外圍的工作人員。但在這些被捕的人員中，袁殊卻給夏衍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袁殊，本名曾達齋，湖北蘄春縣人，曾經留學日本。在“左聯”成立前後，他歸國與妻子馬景星一起主辦了《文藝新聞》，並在“左聯”活動很困難的時候，刊登了不少有利於左翼文運的消息。“左聯”五烈士事件國內最早的消息即刊發在《文藝新聞》上。袁殊為人聰明能幹，夏衍一度非常賞識他。他曾加入中共特科工作，其失去組織聯係後，夏衍又把他介紹給了蔡叔厚。袁由此加入了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
五月的某一天，夏衍接到電影演員王瑩轉來的袁殊的信，約他到北四川路虯江路新雅茶室見麵。夏衍認得是袁殊的筆跡，心下便無懷疑，按時去赴約了。夏衍這時對“怪西人”事件還一無所知。所謂“怪西人”事件是較晚時間後，國民黨特務機關認為已無情報價值，才讓新聞機關報道的。
夏衍坐有軌電車，已到了“海寧路”，快到目的地的時候，忽然記起：虯江路是“越界築路”地區，這個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國民黨市政府共管，特務們隨時可以捕人。這地方不安全啊！前年樓適夷就是在北四川路的越界築路的地方被捕，然後被押解到老北門警察總局的。他直覺地感到某種危險，即刻在下一站下了車。
此後發生的一係列事情表明：這次約會極可能是一個誘餌。夏衍沒有赴會後，袁殊竟直接打電話給夏衍的熟人，詢問起他的行蹤來——在當時這是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的事情，這往往就意味著出現了最壞情況（電影《烈火中永生》甫誌高出賣江姐的一段故事即真實再現了這種情形）。夏衍在自傳《懶尋舊夢錄》中《“怪西人”事件》一節於此有較詳細的描述，在此不贅述。
但夏衍自傳中關於這次事件解決過程的回憶是值得討論的。根據夏衍的說法，他脫險後找到蔡叔厚，把袁殊的情況跟他說了。蔡叔厚有些緊張，因為袁殊知道他的身份。蔡設計了一個較為曲折的計謀，利用袁殊有名的“親日派”身份向國民黨當局施壓，給予袁殊一定的保護，方便他盡早脫身（也使得他不至於死心塌地地招供出所有秘密）。夏衍後來回憶說：蔡的“計謀果然起了作用”，風聲沒多久就漸漸平息了。
根據現在已經公布的材料，袁殊事件的來龍去脈頗有幾點值得分說一二。
第一是袁殊的身份問題。
根據現在某些公布的材料，袁殊很可能是一位多麵間諜，甚至有人說他是“五麵間諜”：最多的時候，他可能同時為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國民黨、日軍和汪偽政權服務。但他的核心身份是中國共產黨秘密情報戰線的工作人員，則不該受到懷疑。抗戰時期，他是潘漢年華中情報網的重要成員，研究者指出：潘漢年指導部下袁殊（日本外務省在滬情報機關負責人岩井英一的“助手”），在“岩井公館”內部建點，並幫助延安派來的劉人壽（潘的代表），直接打入“岩井公館”任機要秘書，設立秘密電台。潘還指導袁殊，既在上海為岩井辦《新中國報》，讓惲逸群、魯風（原名劉祖澄）等中共幹部成為該報負責人（魯風曾“榮赴”東京，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又兼任汪偽中宣部副部長、清鄉委員會政工團團長，去打開南京新局麵。而從香港遷來的“老太爺”張唯一，則是潘漢年身邊協管上海攤子，並聯係香港與海外的樞紐。這個情報網為中共提供了大量極其珍貴的情報信息。目前有關潘漢年、袁殊這條情報線索所立功勳的介紹已多，在此不贅。
第二，袁殊究竟出於什麽樣的目的參與了誘捕夏衍的行動？
根據現有的材料，袁殊那封信應被視作一個誘餌。不過他出於什麽樣的目的供出了夏衍，卻不無討論的餘地。他是想借朋友的人頭來染紅自己的頂子呢，還是有什麽其他目的？根據袁殊日後的表現以及組織在新中國成立後對於袁殊的認可程度，他拋出夏衍很可能是基於“丟卒保帥”、“打草驚蛇”等多重目的。他很可能已經判斷出夏衍雖然與遠東情報局的人員有所往來，卻不是什麽重要的情報人員。這和他供出王瑩的緣由是一樣的。在此事件中，蔡叔厚絲毫未被觸動可以作為這個揣測的一個旁證。
這對於夏衍來說當然是極不公正的，從人情來說也讓人難以接受。不過在那個歲月，鬥爭的複雜性和殘酷性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士所完全無法想象的。夏衍、袁殊、王瑩、蔡叔厚等都早已遠離人世，我們已經不可能來追溯這個事件的真相。不過，在今天來看，袁殊對這一事件處理雖然不當，但未必就成了真正的叛徒。筆者早年在《夏衍傳》的寫作中稱他被捕後“變節”並說了一些嚴厲譴責的話語，是不夠公道的。他們這一代早已為他們的信仰接受了嚴苛的、甚至是過於嚴苛的考驗，我們評論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應該脫離曆史實際而發。
第三，根據現有的材料，是日本在華間諜機關的領導人之一岩井英一出麵保下了袁殊，袁殊才在入獄後不久即被釋放。袁殊事件最後的不了了之是否真是蔡的計謀所起的“作用”，或有可商榷的餘地。
根據上述討論，夏衍與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關係或可作如下的基本判斷。
首先，根據夏衍自己的陳述，他應當不是遠東情報局的成員（甚至連外圍人員也不是）。最明確的證據就是組織上從來沒認為他有這方麵的關係，新中國成立後他也從來沒有因為這方麵的問題受過審查。“文革”時期專案組甚至曾經玄想夏衍或許是“日本特務”，卻從來沒有人追查他和遠東情報局（蘇修）有什麽關係。
其次，夏衍確和遠東情報局有著不一般的聯係。除了前已提到的蔡叔厚（他當是夏衍與遠東情報局產生一些工作關係的樞紐性人物），陸久之、袁殊等，他的多位朋友乃至密友都是遠東情報局的重要成員，如潘漢年、陳翰笙（及其夫人）、王學文（及其夫人）、陶晶孫等。而夏衍所熟稔的那些國際友人，如尾崎秀實、史沫特萊、西裏龍夫等都直接參與了佐爾格的情報工作。
尾崎秀實對夏衍懷有特殊的革命友情。據他的弟弟尾崎秀樹，則在《三十年代上海》一書中分析，尾崎秀實在日本事敗被捕後，在獄中供述提及中國“左聯”時，“故意把時間與人物岔開來了。這裏，跟他關係密切的夏衍和陶晶孫等人的名字，被避開了”。
史沫特萊的身份更加難以捉摸些。有學者指出：“美國聯邦調查局自1946年開始懷疑史沫特萊是蘇聯間諜網的成員並對此進行了秘密調查，1948—1949年的美國輿論不斷指責她為共產黨的情報係統服務，但始終未能公布非常確鑿的證據。史沫特萊究竟有否正式加入過共產國際或是蘇聯的情報係統，至今似乎仍是個有待解開的謎，但她相當程度參與了相關的活動應該是事實。”這是一種較為溫和的說法。也有學者直接認為史沫特萊是“美國共產黨秘密黨員”或共產國際情報人員。
筆者認為史沫特萊是很可能直接參加過遠東情報局工作的。她與“佐爾格小組”的兩位核心人物佐爾格、尾崎秀實都有超乎尋常的友誼關係。當她戰後偶然得知尾崎秀實犧牲的消息時，幾近崩潰，情不自禁地向友人坦承：“那個人是我的……我非常重要的人、我的丈夫……是的，以前是我的丈夫。”佐爾格則通過史沫特萊結識了尾崎秀實。他在上海一遇到史沫特萊，就“立即明白，我可以依靠史沫特萊……我在組建上海小組時，特別是物色中國合作人時，就請她協助。隻要是她的一些中國年輕朋友，我都設法認識他們。特別是設法結交那些自願合作的人，結交自願為左翼事業與外國人共事的朋友。”
史沫特萊還參與了遠東情報局在中國布點的工作，尤其是華南站的建設。“1930年5月9日，佐爾格帶史沫特萊前往廣州，在這個南方的重要城市的公共租界裏也建立了情報組織。佐爾格小組在廣州的中國助手以中共黨員方文為首，他租賃一幢小樓，佐爾格住在一樓，史沫特萊住在二樓。佐爾格要求方文平時不參加任何公開的革命活動，以避免暴露。張文秋曾扮成闊太太到香港活動。成員還有董秋斯和蔡步虛夫婦等，他們與方文同學，均是翻譯家。這年夏天，史沫特萊曾被廣州市警察局逮捕。”
因此，在特殊曆史情境中，夏衍被某些略知內情的有心人看作是遠東情報局的“相關人士”卻也是頗為自然的。袁殊事件對夏衍來說的確屬於池魚之災，但在那個年代，則是從事革命工作的理想人士必須接受的代價。事實上，夏衍後來也基本原諒了袁殊。20世紀80年代年代，《袁殊文集》出版時，書名即是由夏衍題簽的。夏衍隻為很少的五六個人題簽過書名（不過，夏衍這個題簽似未落款）。
最後我們要來談一點與潘漢年冤案相關的話題。這不僅是夏衍與隱蔽戰線“終”的問題，並且實際上導致了此後數十年間夏衍必須對其這方麵工作噤口不言。待到潘案昭雪，時過境遷，物非人亦非，許多事情就隻能永遠湮沒在曆史長河中了。
1955年4月3日晚，潘漢年被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帶人在北京飯店逮捕。多年後（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潘漢年是“長期隱蔽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內奸分子”，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文革”時又被改判為無期徒刑。這就是著名的“潘漢年案件”，今天也有不少人稱之為“共和國第一冤案”。
潘漢年被逮捕後，他的朋友們即使僥幸脫身，在當時的曆史情境中，也不可避免地要對他的問題“表態”。而在後來的歲月動蕩中，他又作為活的“證據”要為他曾經的戰友們寫各種“外調材料”。我們在此就略略勾勒一下潘漢年與他的朋友們在這種不正常歲月中的往來關係以作為本文的終結。
在各類冤案中，人們都能感受到人性被摧殘的一麵。不過在“潘案”中，我們則意外地還能看到個別人性閃光的因素。這裏有幾個人的事跡尤其值得一說。
其一是李克農。潘漢年下獄後，李克農頂著巨大壓力置疑潘漢年“內奸、叛徒”罪名成立的可能性，並提出了五條反證。這五條反證為日後平反“潘案”起到了巨大作用。羅青長的《潘漢年冤案的曆史教訓》、劉人壽的《一代英才——陳雲、李克農等領導人與潘漢年平反》（《人才開發》1998年第1期）等於此有詳述，不贅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永不消逝的電波》中原型李白實際是潘漢年係統中的情報人員。該片的拍攝恰是1955年。李克農頂著壓力支持文藝界將這個作品完成了。
其二是韓練成。韓練成與潘漢年似乎沒有太多交集，但他在內心中大概從來沒有相信過那些強加在潘漢年頭上的罪名。1970年2月他寫過一首《懷友人》的詩作：“十年生死兩茫茫，誰知‘小開’在何方。如此‘特務’堪罕見，猶記當年過香港。”在“文革”高潮之際，韓練成卻寫下了這樣意思非常直露的詩篇，其膽魄令人尊敬。
其三即是夏衍與潘漢年的關係了。潘漢年被加上“內奸”、“反革命”罪名後，有研究者指出：“按照統一部署，在黨內外發動了一個揭發批判的熱潮。上海更是重點，在潘被捕後的幾個月內，各種所謂檢舉、揭發和交代的材料數以百計地轉到了專案機構。但這裏麵竟沒有見到過去和潘漢年的關係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寫的揭發和交代文字。”在潘漢年被捕後的二十多年中，夏衍保持了一種有尊嚴的緘默的態度。而這位據說看過潘漢年入獄後全部檔案文字的研究者還指出，“文革”中因為潘漢年特殊的地位，找他的專案組特別多：其中，夏衍專案組的人員當然更清楚潘漢年和夏衍之間的長期交往，過從甚密的曆史。他們幾次以中央專案辦的名義提審潘漢年，要潘交代和揭發夏衍的“罪行”。潘漢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憶他和夏衍的交往經過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況。為應付專案人員的外調與追逼。潘漢年用了一整段時間寫了一份長達數萬字的關於夏衍情況的材料。由於這份材料的重要，有關部門還特地打印出來歸檔長期保存。20年之後，筆者讀到這份材料時，深感這份材料是能夠經得起曆史檢驗的。除了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沒有的一些空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習慣用語外，就事實本身而言，可以說是沒有任何虛構杜撰以及捕風捉影、蓄意誇大成分的。這既反映了潘漢年的政治品質，又反映了他對老戰友夏衍的一片真誠負責態度。見慣了“文革”和各種政治鬥爭中的背叛出賣甚至夫妻、父子、兄弟間的相互揭發，我們不能不對這種經受了最嚴酷人性考驗的人間真情表示最大的敬意。潘、夏都是十分正統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們這種實際上的“拒絕揭發”的姿態，當然不是因為什麽朋友義氣，而是在心靈深處對於對方的信任之情。這種具有巨大厚度的信任之情，使友情經住了艱難時世的考驗，也讓人們在最絕望的時候對於人性中善良、溫柔的一麵有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