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文革史的隨意性

好些人對文革的解釋好像是根據這類官方說法為說法了， 其實複雜得多啊， 不是那麽簡單的---轉載者

 

龐國義：文革戰爭親曆者的可貴反思- -讀李正權《青春從文革戰火走過》

 

近來有幸拜讀到李正權先生所著回憶錄《青春從文革戰火走過》（中國文化傳媒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發行，部分章節曾在《昨天》先期發表），不禁愛不釋手，引發眾多感悟聯想。作為同樣從那個時代經曆過的同城人和同齡人，自然倍感驚喜。

今天，假如在你在重慶的大街小巷或樹蔭下、茶肆裏與本地六十歲以上老人擺談龍門陣，打聽“什麽是文革？”十有八九得到的回答是：“抄家、戴高帽子、遊街、搞武鬥！”有的老人還會補上一句：“就是軍艦、坦克、打槍打炮，子彈亂飛，到處死人！”

可惜這血腥恐怖的一幕對當代年輕人來說卻是陌生又稀罕的奇聞，他們最多隻能從老紀錄片中見過天安門廣場那無盡的紅旗、海嘯般的“萬歲”聲和癲狂怪狀的“忠字舞”。然而，那刀劍、槍彈、鮮血、屍體……他們根本無法目睹了解和想象，曆史記憶和歲月留痕正在自然風化般地悄悄淡去。

如800多頁16開本重達兩公斤的《重慶市市中區誌》，用洋洋灑灑150多萬字，從紀元前到公元後，從天上到地下，從蒼蠅到蚊子都說了個遍，卻對烽火連天、彈痕遍地、毀房死人的文革武鬥惜字如金，僅在《大事記》篇目裏，用連標點符號在內共26字記載：“7－9月，市中區對立的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發生大規模武鬥”（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政府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纂，重慶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32頁），一筆帶過了1967年發生在該區的牛角沱、上清寺、兩路口、朝天門、小什字、臨江門、解放碑、鄒容路、中華路（楊柳街）、大溪溝、菜園壩、李子壩等地的大大小小幾十次武鬥事件，留下一大段空白。

更有甚者，不惜偷梁換柱，歪曲曆史，把本是官方所為之事，移花接木栽到“造反派”頭上，如《重慶市沙坪壩區誌》在《大事記》篇目裏白紙黑字寫到：“8月2日，重慶大學黨委書記鄭思群不堪‘造反派’迫害，於淩晨5點20分自殺身亡”（重慶市沙坪壩區誌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0頁）。（因為校長被市委拋出， 學生不滿而開始造市委的反， 這才成為了造反派的，怎麽可能整死校長而後為校長不平？-轉載者）

而事實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同樣是官方編纂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重慶曆史大事記》明確記載：（1966年）“6月21日，中共重慶市委報經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批準，決定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停職檢查，並強加給鄭思群四大罪狀，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裏通蘇修”（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重慶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93頁）。

當年的重大無線電係一年級學生傑宗正也在1966年6月21日日記中記載：“晚上，我校全體師生員工在風雨操場開了大會，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同誌在大會上宣布了市委決定（鄭思群停職檢查），會場一片歡騰，掌聲雷動，廣大師生員工振臂高呼：‘堅決擁護市委正確決定’，會後，許多同學都趕寫決心書、大字報。”（傑宗正文革日記，未刊稿）

第二天，《重慶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報道了鄭思群被停職檢查的消息，此後，以重慶市副市長餘躍澤為首的市委工作組組織動員了全校師生員工對鄭思群進行大揭發大批判，幾天之內出現了數萬張大字報。一個多月後的8月2日淩晨，一直處於工作組嚴密監管羈押之下的鄭思群不堪迫害，在監管住地用刮胡子的小刀片割破了頸動脈血管而身亡。那時《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尚未發布，該校以及全國均無“造反派”組織和“造反派”一詞，恰恰相反，正是這起市委工作組迫害學校領導的事件，促使該校學生認真思考，不斷對工作組提出質疑，直至喊出“炮轟重慶市委”的口號。市委工作組迫害鄭思群致死的事件，成為重大師生成立造反組織“八一五戰鬥團”的催生婆。

真不知堂堂《重慶市沙坪壩區誌》如此不嚴謹的虛假文字出於什麽動機寫出，又是怎麽通過層層審核印刷出來的，或許這正是把關審核者的意圖？看來，要靠官方修什麽“正史”、“信史”，真實記錄反映文革曆史的狀況實在很難。

麻雀掠天尚留影，難道曆史真的像小姑娘一樣任人打扮、任人欺淩嗎？時間過去四十多年，在曆史發展到“突飛崛起”、“一切向錢看”的掘金時代，民間仍舊頑強地保留和反思著一段永遠擦不脫抹不掉的文革武鬥記憶，因為那是一場客觀存在而且必須吸取教訓不容再次複製的浩劫。《青春從文革戰火走過》中記載的那場“文革戰爭”，便發生在重慶文革前期的1967、1968年間，成千上萬人為之喪生、傷殘。作者自覺地以親曆性、研究性、紀實性書寫青春時代走過的文革戰火，使該書具有極強的史料性和可讀性。

當年十七歲，風華正茂的李正權，是那個紅色年代典型的熱血青年，他積極響應頭罩“四個偉大”光環的毛澤東主席和他親自指揮號令的黨中央的號召，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哪怕已經變形為武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有了參與史無前例“大革命”的親身體驗，這既是個人的悲哀和不幸，也是反思文革武鬥的寶貴經曆和活的見證。他作為文革時的一名初三學生，潛力自為，文學修養和理論功底見風日長，揮毫提筆，寫詩填詞著文，以所曆所見所聞所感描繪出真槍真刀見血見屍的戰爭場麵，留下珍貴的曆史記錄，十分的難能可貴。正如何蜀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所說：“在當年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的數億人中，參加武鬥的人隻是極少數；而在參加過武鬥的人當中，能夠清晰地如實回憶那些經曆的人又是極少數；在那些願意回憶武鬥經曆的人當中，能夠自己動筆寫出來的也隻有極少數；在這能夠寫出回憶的極少數人中，能夠寫得細致生動而且能作深刻反思的，更是鳳毛麟角。”

作者多方考證了“戰爭”一詞的概念，從戰爭必須包括“政治目的、使用暴力、集體和有組織”三個條件進行推論，分析文革中重慶大武鬥的現狀特點，將其納入“戰爭”範疇並作出了準確的判斷和詮釋：

交戰雙方的政治目的都是為了消滅資產階級，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兩派都掌握和使用了能致人死命的現代化熱兵器和暴力；兩派都成立了能夠統轄全市武鬥力量的指揮部，都有了自己的武鬥總司令（外加赫赫有名的“艦隊司令”和“裝甲司令”），製定了整體的攻防戰略部署和各個特定戰役的戰術安排，建立了諸如衛戍司令部、警備司令部之類直接指揮戰爭的機構和武裝到牙齒的成建製的作戰部隊。

重慶最早的武鬥是1966年12月4日發生在大田灣體育場的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的“萬人大武鬥”事件。保守派垮台後，造反派分裂為兩派。在1967年“一月奪權”之後，這兩派之間因“革聯會”問題的分歧，一直沒有間斷地相互實施打砸行動和使用棍棒鋼釺之類的“冷兵器”武鬥，到7月份後武鬥便升級為使用“熱兵器”的武爭，8月份達到高潮，所以民間一直流行著“八月戰爭”的說法。本書作者從理論上把“八月戰爭”及其延續期（1967年7月至1968年9月）的重慶大武鬥改稱為“重慶文革戰爭”，可謂有理有據。

那是一場全民參戰的戰爭，工、農、商、學、兵各個行業都有人卷入。重慶當年所轄的八區三縣烽火遍燃，狼煙四起，無處不飛彈，無處不見血，其影響和戰火延及四川省內各地。書中用悲壯的筆觸寫到：“重慶這座好端端的大工業城市，到處燃起了戰火，擺開了戰場，陷入全麵內戰之中。楊家坪、九龍坡、石油路、潘家坪、上清寺、解放碑、觀音橋、大石壩、黃山、上新街、四公裏、北碚城……槍聲不斷，炮聲轟鳴，你攻我守，我爭你奪，今天你殺過來，明天我殺過去，打敗了的屍橫遍野，打贏了的傷亡慘重……”

“兩派勢均力敵，陣地犬牙交錯。軍艦、坦克、大炮、機槍無所不用其極。連剛研製出來、尚未裝備部隊的像‘三無’（無光、無煙、無聲）衝鋒槍之類的新式武器也拿了出來，在戰場上大顯神威。戰役一個接一個，規模一個比一個大。那戰鬥的激烈，像狼牙山、像上甘嶺；那戰鬥中的英雄，像董存瑞，像黃繼光。其激烈程度，與後來的世界上那些著名戰爭相比，也毫不遜色。……”

“論規模之大、參加人員之多、戰線之長、持續時間之久、動用的武器之先進，在重慶三千多年曆史中，還真找不到哪一場戰爭能夠與這場文革戰爭相‘媲美’的！真是‘史無前例’！”

本書生動描述了許多戰爭過程中的細節，披露了許多當年鮮為人知的武鬥戰爭內幕，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比如那個蒙著神秘麵紗的武鬥基地“黃山警備區”和反到底派大本營體育館的詳情，以及“八八海戰”、火燒交電大樓、建設廠爭奪戰、“八一八”潘家坪之戰、南岸的戰鬥等經過情況，還有那些武鬥人員數次“逃難”成都等地的生涯等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披露了“人民5號”登陸艇上殺俘經過的細節（此節曾在《昨天》31期單獨發表），令人感到那個無法無天年代草菅人命事件的可笑、可悲、可怕！

作者曾經迷戀於當時的政治說教，懷著滿腔革命熱情，高呼“為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蛋”的口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上疆場彼此彎弓月”，亡命地親曆過那場血腥戰爭，吃過不少苦頭，遭遇了五次危險，作過六次“壞事”，書中都有了一一交代並作了深深的懺悔，對這場毫無人性的文革大廝殺運動進行了虔誠而徹底的反思。

文革史研究最忌諱文革親曆者帶有當年的派性。作者摒棄當年的派性立場，在記敘當年那場兩派鬥得你死我活的戰爭過程之中，除當年特定環境下的派性話語運用之外，其餘則不揚己長，不避己短，不貶對方，不褒己方，其表達的反思之意是真誠的、客觀的、公正的，因而能贏得同樣是那場戰爭中不同派別過來人的接受、青睞和讚許。

文革群眾組織及其參與者均無勝者，兩派組織及其當年的風雲人物都是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根據政治需要恣意玩弄於股掌的器物工具，真正的獲勝者是那個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團，所以現在還有一些人在爭論文革中誰勝誰負誰對誰錯是完全沒有必要而且毫無意義的。集中精力，還原曆史事實真相，揭露和鞭撻文革戰爭罪惡，徹底肅清文革餘毒，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神聖使命和光榮職責。

《青春從文革戰火走過》一書不但客觀反映了重慶文革戰爭的經過和本質，還提出怎樣才能製止“文革戰爭”之類反人類行為再度發生的思考，那就是必須堅持走民主法治的道路，決不容許個人說了算，為所欲為地搞高度集權的獨裁專製。

書中寫道：“要真正建立民主法治社會，要真正實行憲政，還是一個長期的艱巨任務，很可能還需幾代人的努力。”“隻要我們始終不放棄，堅持下去，中國最終還是要走到民主法治道路上去的。這是不可改變的曆史歸宿，任何人任何勢力也阻擋不了的。”這是本書作者所看到的希望，相信這也是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希望。

《青春從文革戰火走過》還有一個亮點，那就是該書作者由於熟悉武鬥過程，又曾在兵工廠工作多年，加之多年的調查研究、收集整理，對當年發生過武鬥的單位尤其是各大兵工廠的曆史、現狀、產品，以及在戰場上使用過的各種武器特征有著較完整的介紹，加之文中對武鬥各個階段各次戰鬥真實生動的細節描寫，何蜀在本書序言中稱“在一定意義甚至可以說，這是一部有關重慶文革武鬥的小百科”，是很有道理的。

重慶文革戰爭中究竟使用了多少槍支？目前雖然無法精確統計，但仍可找到一些局部的蛛絲馬跡。國營296廠（即重慶建設機床廠）廠史有一段記載：“1967年7月至1968年8月，在‘文攻武衛’口號的蠱惑下，廠內外‘八一五’和‘反到底’兩大造反派組織在謝家灣地區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武鬥。這期間，工廠失散步槍21409支，子彈4038125發，83名職工（包括臨時工）被打死，彎彎大樓等部分房屋被燒毀或炸毀，生產完全停止，工廠遭受嚴重損失”（《國營第二九六廠史》，國營第二九六廠史編輯委員會編纂，1992年10月第一版<內部資料>，第473頁）。

文中的“步槍”應該是該廠生產的56式半自動步槍，數據精確到個位數，可見是查之有據的了，但不知是否包括該廠大量流失的半成品零配件，這些半成品零配件被“能工巧匠”們組裝成的半自動步槍在戰場上同樣好使。我們還注意到，在文革戰爭中普遍使用的該廠產品56式衝鋒槍、56式四聯艦用高射機槍、59式二聯高射機槍等也未統計在內。文中的“子彈”僅僅是建設廠用於試槍的7.62毫米子彈，而生產這類子彈的是另一家兵工廠——重慶長江電工廠，從那裏“失散”的子彈更是無以計數。

如果我們放眼重慶全市八區三縣範圍，加上各區縣人武部和大中型廠礦企業、大專院校人武部或保衛科的槍支（這些單位的槍支無一漏網地被本單位或外單位的武鬥人員利用了起來），再加上從野戰軍、地方部隊搶奪的槍支以及“自力更生”製造出來的槍支（如“八一五式衝鋒槍”、獵槍、“獨角龍”等），那麽重慶文革戰爭中使用的槍支數量應該是很驚人的了。

巴金老人曾經積極倡導建立“文革博物館”，他在1986年6月15日寫道：“這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曆史重演’不應當隻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隻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製止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巴金《隨想錄》，作家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410頁）。現在又一個二十年過去了，實現巴老的遺願還遙遙無期，也許還要等待另一個或者更多的二十年……

我想，這個未來的文革博物館必須具備實物、影像、圖片和文字資料，不光有總館，各地還應有分館，這是一個相當浩大細微的係統工程，不光隻有上層官僚權貴人物之間的宮廷內鬥，還應囊括全國數億普通百姓的悲苦命運。

隨著歲月的流逝，全國絕大多數的文革實物已經灰飛煙滅，渺無蹤跡，所幸的是埋葬著數百名文革武鬥殉難者的重慶沙坪公園“紅衛兵墓群”被保留了下來並納入了文物範圍得以保護，成為展現文革罪惡的最顯見最鮮活的實物見證，為建立期望中的“文革博物館重慶分館”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

重慶民間的文革史研究愛好者們還在努力奮戰，他們自願、自覺、自費，冒著風險，排除各種阻力，不辭辛勞地找尋文革真相。更多在文革中受盡血與火考驗的幸存者，正在以口述、筆錄形式敘述文革曆史或在鍵盤上敲打出回憶文革曆史的文字。

珍惜生命，反對戰爭；堅持真實，反對遺忘。借用本書最末的一句話：曆史不能封閉，曆史的教訓不能忘記！

（本文載2014年9月30日《昨天》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