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馮錫剛著《“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以新的視角展示了郭沫若“前十七年”的經曆，令讀者大開眼界。
雖然郭沫若有很老的革命資曆，是八一南昌起義的參加者。南昌起義失敗，他逃到日本，脫離了黨組織。但作為在曆史、文學界有重大影響的“左派”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他始終起著“黨外布爾什維克”的作用，積極追隨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的那些日子，他比一般的“民主人士”更興奮，更自豪，當然，也有少不了的些許遺憾。
應當說，郭沫若是真誠擁護共產黨的，真誠拜服毛澤東的，他願意一輩子跟著共產黨，跟定毛澤東。但是，怎樣才能跟得上，這是一個問題。1951年，毛澤東發起批判《武訓傳》，就給了1950年還頌揚武訓的郭沫若當頭棒喝。郭沫若應當是真心實意地做了兩次檢討，並且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此前郭沫若知道朱德、周恩來等都是肯定這部影片的，因此他得出結論，跟共產黨走，就是跟毛主席走;跟毛主席走，就是毛主席說什麽，我們就說什麽;毛主席要我們怎樣，我們就怎樣，沒有二話，沒有二心。實際上，文革中“毛主席怎樣說，我們就怎樣做”的誓詞，郭沫若早在實踐了。
胡風，早年與魯迅站在一邊和周揚、郭沫若論戰的幹將，在1955年因為對中共的文藝方針和文藝界領導有不同意見而被欽定為“反革命集團”首領。5月25日，身為全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在全國文聯和全國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當著七百多人的麵，呼籲要“比幾年前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更加嚴厲地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文革前的郭沫若》，140頁，下同)這種說法顯然不是“違心”的應景之語，按這樣“嚴厲地鎮壓”，胡風隻有被槍決一條路。郭沫若的表現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
1957年反右，郭沫若走得更遠，更“快”了。6月28日，“反擊”右派剛剛拉開序幕，郭沫若就在報紙上發表了如此言論：“可能還有人這樣問：不是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怎麽言者又有罪了呢?實際上，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無罪的言者無罪，有罪的言者還是有罪的。’一個人的話，如果動搖了國家的根本，還是無罪，那樣還有什麽國家法紀可言呢?”(188頁)
真不知這是郭沫若在譴責右派呢，還是在極力地說服自己。轉過頭來想，章羅等人被打成右派，也隻有從這個角度講才能自圓其說。《“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的作者馮錫剛在此處評論說：“郭沫若這樣的解釋幹脆倒是幹脆，但等於是取消了這句古訓。”(188頁)
郭沫若在那一階段說的以下一些話，是否真心呢?他認為，知識分子這幾年不是自由民主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因而個人的努力放鬆了”;“不是民主不夠而是集中不夠”，因而沒有建立“統一意誌”，沒有學好馬克思主義。作者馮錫剛的看法，這是郭沫若“一段顛倒是非的文字”。(191頁)
但我認為郭老的如下表態卻是出於真心的。他說，文藝創作“沒有體力勞動那樣艱苦”，而“體力勞動是腦力勞動的母親”，因此“五十多歲”的腦力勞動者特別是文藝工作者，都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他的意思也就是接受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的改造，才能“脫胎換骨”。(188～193頁)聯係到文革初起，郭老公開宣布要把自己以前的作品全部銷毀，人們會問：一個對改造思想如此真心實意的知識分子仍然改造不好自己的思想，一個拚命緊跟偉大領袖的虔誠追隨者仍然追不上領袖的步伐，這個“改造”還有意義嗎?是改造本身錯了，還是改造的內容或方法錯了?是跟隨者的步伐太慢，還是領路人的路向有問題?
無論如何，郭老還是要跟上形勢，也就是跟上毛澤東。大躍進緊接著反右而至，郭沫若無例外地采取頌揚態度，他寫下了如此“歌頌”大躍進的“詩歌”：
《蜀葵花》
箭莖條條直射，瓊花朵朵相繼，
由上而下，直射不依，相繼有序。
我們要做多快好省的花模範，
我們要做力爭上遊的青雲梯。
超過英國，趕上美國，不算稀奇，
不僅六億人都有這種誌氣，
萬花萬卉也都服從黨的指揮，
多麽光榮啊，花開在“七一”佳期。(209頁)《夾竹桃》
陽光如果太少，我們要起變化，
紅色的花會變為白色的花。
在這裏顯然包含著深刻教訓;
紅色專家也能變成白色專家。(210頁)
如果把郭老的這類“新詩”說成現代“梨花體”的鼻祖，也許不合適，但具有深厚功底的大詩人如何能寫出這樣應景敷衍的詩作，還是讓人有“沒話找話”的感覺。連郭老本人也很快後悔了，他在第二年就承認，他的那些詠花詩“是一場大失敗”，“我是深以為憾的”。(213頁)憾從何來呢?萬花萬卉“服從黨的指揮”，郭沫若寫這句詩時是否聯想到武則天令百花同時開放的傳說?還好，郭沫若尚有自知之明，他在1958年年底自嘲：
郭老不算老，詩多好的少。
是他不懂詩，不會寫詩嗎?不是，他是古詩新詩全通的大家。原因在哪裏?作者馮錫剛說：“讀讀這一年(1958年)郭沫若的詩作，就會明白什麽是‘寫中心’，什麽是‘政治第一’”。(226頁)郭沫若要竭盡全力跟上黨，跟上領袖的步伐，他已經來不及咬文嚼字了。即使上述那首自嘲的四句小詩，後邊兩句也要用於歌頌：
老少齊努力，學習毛主席。(228頁)
大躍進年代，意氣風發的毛澤東不知怎麽想到了民歌，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號召給農民每人發幾張紙，寫民歌，然後搜集成冊。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他重提此事，在5月20日的會議上，他說：“我們有九萬個鄉，每個鄉出一集就有九萬集，太多了，少出一些，出一萬集。新民歌，一般的，社會上流行的，發給每一個人一張紙，請你把民歌寫下來。”(214～216頁)作為文聯主席的郭沫若如同士兵領受了新的任務，八大二次會議閉幕的第二天，他即率領全國文聯參觀團到河北張家口地區“采風”，收集各地新民歌。郭老以身作則，大寫“躍進新詩”，請看《迎春序曲》片段：
趕上英國隻需十五年，
農業綱要七年就可實現，
一個大躍進接著一個大躍進，
英雄氣概可以覆地翻天。
看吧，要把珠穆朗瑪峰鏟平，
看吧，要把大戈壁變成良田，
勞動人民曆來就是創世主，
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嚴!(200頁)
勞動人民的“尊嚴”就是在“躍進”號令驅使下幹類似“鏟平”珠穆朗瑪峰這樣荒唐的大工程?那修長城的秦代“勞動人民”是不是也很有“尊嚴”?什麽叫尊嚴，郭老自己已經搞不清楚了。
1958年12月，郭沫若重新加入共產黨，終於從“民主人士”名正言順地成為共產黨自己的“同誌”了。
1957年到1958年，郭沫若在幹什麽呢?《“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指出：“人們從郭沫若在1958年的大量詩文中所感受到的，是對‘個人崇拜’的推波助瀾。”(239頁)郭沫若自己都不諱言這一點，他說：“我要坦白地說，我是敬仰毛澤東同誌的，我這不是盲目的個人崇拜，我是同樣反對盲目個人崇拜的人。所謂盲目的個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對象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個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領袖，如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我們為什麽不拜為老師?”(222～223頁)
郭沫若把個人崇拜分為“盲目的”和“不盲目的”，來源於早些時候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把個人崇拜分為“正確的”和“不正確的”兩種情況的講話。郭沫若還繞了一個小圈子，換了一個概念，把“拜為老師”與“個人崇拜”等同了起來，其實就是拐彎抹角地表達自己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郭沫若對毛澤東近似肉麻的歌頌先是出於真心，而後是為了自保。在舊中國，郭沫若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政治集團中堅定地選擇了跟共產黨走，他沒有錯。他呼籲團結抗戰、和平民主，用筆揭露專製和投降傾向，成為全國文化界的精神領袖。新中國成立之初，郭沫若懷著極大的熱情謳歌新中國，謳歌共產黨，也是出於真心實意。後來他發現，光歌頌不行，還要自我批判，還要跟著領袖批判別人。他很累。
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的那批民主人士或高級知識分子中，有許多人當年與郭沫若站在一起，為擁護中共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呼籲，加油。但是，他們在對待毛澤東、對待共產黨專政方麵的態度卻與郭沫若有區別，這種區別在新中國建立以後逐漸顯露出來。他們雙方的命運也以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分岔，顯出“獨木橋”和“陽關道”的區別。但是，“陽關道”就真的是一條坦途大道嗎?不是。
縱觀郭沫若一生，他有兩個軟肋，一個是“脫黨”，一個是職業身份。在他極其推崇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郭沫若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亟須改造的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或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分子。郭沫若自覺地背上了這個沉重的包袱。當胡風、羅隆基等人用各種形式頑強地表現或者堅持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的時候，郭沫若在誠摯地懺悔，在不斷地否定自己，並且通過歌頌領袖歌頌黨來表達自己的真心臣服。郭沫若這樣做的深遠意義是，像他這樣忠於黨和領袖的文壇旗幟都要不斷改造，誰還敢說自己改造好了，或不需要改造?
可惜，這並不能使郭老這位大學者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自己人”。當郭沫若的兒子被非法關押毆打致死的時候，當毛澤東揮筆一就“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時候，當江青在批林批孔大會上點名讓他站起來恭聽訓斥的時候，他是否在內心深處做著對自己“否定的否定”?
郭沫若的後半生做到了一個“忠”字，領袖發動大躍進，他就寫歌頌大躍進的詩;領袖發動文革，他就寫歌頌文革的詩;領袖決定批鄧，他就寫批鄧的詩;領袖指定的接班人粉碎四人幫，他就寫“大快人心事”的詩。他的死極致哀榮，他的貢獻已蓋棺論定，他的骨灰遵遺囑安放在實際上和他不沾邊的大寨虎頭山，因為大寨是毛主席親自樹立的一麵紅旗。但是，他的道路，他的人生矛盾卻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悲劇。
筆者曾參觀過位於北京什刹海附近的郭老故居，那幾進幾套的王府大院，寬敞的尖頂大瓦房，盛開的牡丹，青翠的蒼鬆，使得本人不禁以“小人之心度大師之腹”：幾十年前居於此地，對自認尚未“改造”好的郭沫若來說，本身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他如果跟不“緊”，如果站錯隊，如果說錯話，這一切都要失去。導致他謹小慎微、唯唯諾諾、曲意奉承的物質基礎也許就在於此吧。
1963年5月5日，郭沫若在寫給一位年輕朋友的信中說：“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應製應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稱為什麽‘詩’!……我要對你說一句發自內心的話：希望你將來校正《沫若文集》的時候，把我那些應製應景的分行散文統統刪掉，免得後人恥笑。當然，後人真要恥笑的話，也沒有辦法。那時我早已不可能聽見了。”(330頁)問題是，並沒有人要郭沫若必須寫那些應製應景的“詩篇”，少寫或者有時不寫不行嗎?
郭老有先見之明，他的那些“詩”確實已被今天的人們當作笑料。其實，郭沫若生前就被人恥笑了，其中之一竟是他的兒子郭世英。北京大學學生郭世英才華橫溢，思想開放，對文革前的種種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現象充滿疑惑和對立。他組織了一個非正式團體與同道者互相交流，事發後定為“反革命小集團”，郭世英被開除學籍送到農場勞動，文革開始後被活活打死。事發之前，郭世英曾指著自己父親的背影對同學說：他是“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323頁)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評價郭沫若，似乎還找不到比郭世英的概括更為言簡意賅的點睛之言。知父莫若子啊!
這個被兒子指為“文化屏風”的人自己怎樣看自己呢?文革中的1969年1月，郭沫若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吐露真言：“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384頁)
郭沫若的後半生，確實是一出實實在在的悲劇。
把郭沫若和羅隆基們擺在一起，一頭是左，一頭是右;一頭是克己為黨，一頭是心有異議;一頭是徹底拜服，一頭是堅守己見。幾十年過去回頭看，為什麽這一左一右的兩個極端都以悲劇收場?如果我們爭論探討當年右派“向黨進攻”的是罪非罪，就必須同時檢討一下“郭沫若式”的歌頌有何種負作用，還要分析這種“進攻”和“歌頌”各有何種曆史意義，何種曆史必然性;知識分子的“改造”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任務;究竟有沒有被“改造好”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郭沫若是一個標準嗎;這個標準值得效仿嗎。把郭沫若和胡風羅隆基們，以至郭世英及其同學們當年的言論重新擺在曆史天平上稱量，會是何種結果，又會得出何種結論?
來源:《炎黃春秋》2015年第1期
他不能不說但可以少說點吧, 所以不能不怪也不能全怪.
其實我還想說又沒說的是, 有的人是非常地想這麽說這麽做而得不到機會呢, 如今反倒變成資本了.
郭沫若當年被蔣介石通緝，於是國民黨的敵人共產黨就成了他一廂情願的朋友，可他沒想到共產黨從來就沒有把他當朋友，所以不管他如何放下身段奴顏媚骨、逢迎上意，其結局仍然可悲。（兩個兒子均於文革中自殺身亡，其妻瘋顛）。
當然不能全怪老郭頭。然而他不能不說，至少少說些那些屁話嗎？老毛又沒拿把槍頂著他腰上逼他說吧？
咱還是老老實實在美國呆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