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東方網轉載來的: 我的祖父是農民工

上海是個移民城市，除了占比例已經不大的郊區，還有世世代代居住在這裏的“原住民”之外，大多都是近100多年來，漸漸從各地移民而定居上海的。從幼時牙牙學語開始，我的父親使用的就是滬語，所謂上海閑話。他老人家的上海閑話的口音帶有“本地”色彩，這是我成人之後才分辯出來的，從一個“伲”的人稱代詞，到好多浦東人士常用的詞匯和語句，和現在達成共識的“上海閑話”略有不同，但他確確實實是生於斯、故於斯的土生土長的上海人。

從有生以來填第一張表格開始，在“籍貫”一欄上我始終填“江蘇南通”，父親的父親、母親當年是從南通來上海謀生的，故而我的祖籍永遠是江蘇南通。祖父母移民上海的時間，根據推算應該是在19世紀80年代。他們的落腳地是南市，海潮路東首的草鞋灣、三角街一帶。父親生於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第二年，我隻知道祖母生育了10個孩子，但養大成人的卻隻有父親和姑媽（孃孃）兩個。比父親長幾歲的姑媽出嫁到虹橋，融入了本地人的圈子，可惜她英年早逝，留下了四個年齡全都可以做我父輩的表哥。

鴉片戰爭的結果，導致了上海的開埠。19世紀下半葉，江浙一帶的農民陸續來到上海，大概是這樣一股移民潮，將在老家務農的祖父母席卷到了上海。祖父既沒有文化，又沒有一技之長，來到上海之後為了養家糊口，靠拉車靠體力謀生。從有關上海的發展史了解到，130年前的上海，還沒有帶橡皮輪胎的“老虎榻車”，運輸物資需要一種掌握平衡的獨輪車。祖父是地道的19世紀上海的農民工，這是毫無疑問的。一個人無法挑起家庭重擔，祖母則在住房門口，為農民工們“縫窮”，聊以貼補家用。

也許祖父意識到父親是兒子，沒有文化是難以在上海生存的，加上重男輕女的傳統習慣，父親總算上了四年私塾。13歲通過祖父朋友的“關係”，進了錢莊學徒，練就了一手嫻熟的算盤，他的毛筆字“書法”讓我歎為觀止：當年僅僅四年私塾，連學徒三年一起算上，竟然能夠寫得如此老到，真使我這個讀了17年書的大學畢業生汗顏，盡管我的書法水平也還可以。不幸的是祖父早早的離開了人間，姑媽出嫁，剩下的就是父親和祖母相依為命，艱難度日。

很佩服祖母的“經營意識”，20世紀初的南市，特別是黃浦江邊的碼頭鱗次櫛比；草鞋灣、三角街、南倉街一帶，再擴大到南碼頭南北兩側，全是勞動人民聚居的“貧民窟”。那時的“黃豆芽”、“綠豆芽”、“發芽豆”是主要的家常菜，生產、經營這些“豆製品”的攤販也相對集中在那一帶。於是祖母沒有讓父親繼續呆在錢莊工作，母子兩人開始在陸家浜路379號設攤，去雜糧市場批發，小本經營雜糧生意。良好的信譽和誠懇的為人，漸漸的成了氣候，這是後話了。

大約在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因工作去南通秦灶，拜訪那裏的一家勞務公司。在公司樓房的走廊裏，貼著一張員工捐款的名單，我有心看了這張名單，發現名字裏姓“單”的甚多。記得父親曾經告訴過我，我們的老家是南通金沙，於是就詢問公司的老總，原來金沙離秦灶僅10公裏，這些“單”姓的員工大多來自金沙。如此一問，我對自己的出處展示得到了確認。祖父、祖母就是從這裏越過浩浩長江，移民去大上海謀生的。

去年去世的大哥，生前曾經跟我說起：我們家的祖先是從山東遷移去江蘇南通的，關於這個說法在大哥去世後，侄兒侄女他們整理遺物時，卻沒有找到任何家譜之類的文字。記得大哥在70多歲時，聊天中說起他正在撰寫關於先人的回憶錄，也許因為糖尿病的纏身，健康狀況每況愈下而未能如願。但不管先輩是怎樣遷移的，如今已經有了第五代移民的我們家，的的確確和眾多上海人一樣，祖輩都是在100多年前闖蕩上海灘的，都是比現在的農民工活得更艱難的19世紀農民工。

正是因為海納百川，才有了今天的上海；正是因為19世紀就來到上海的祖輩，才有了今天所謂的上海人；也正是因為這些農民工的後代，以及之後絡繹不絕的來到上海的農民工，包括各種原因融入上海的移民們，數以千萬計的移民和子孫後代的100多年的努力拚搏，世世代代的艱苦奮鬥，才造就了經濟發展迅速、城市建設輝煌、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大上海。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狹隘，沒有任何理由“排外”，沒有任何理由夜郎自大，沒有任何理由不善待他們，其實我們多半就是當年農民工的後代。

[綠柳如煙]

每個地方都不可避免有排外現象，上海已經是最不排外的了，看看上海人口的祖籍來源以及冒險家樂園的稱號。
沒必要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文章最後一句話不能認同，上海人的先輩除了是農民工，還有手工業者，企業家，革命家，學生教師和出版界文藝工作者等等。

[華府采菊人]

揚州一怪兄, 這篇文章我是從上海東方網"偷過來的", 我家不是從祖父那代到上海的, 雖說可能祖父在190幾年就到過上海.
按照現在很多人想把自己家庭的檔次"拔高"的風氣, 我隻是照直說一下, 我祖父就職於四川通(江)南(部)巴(江)二三十年代的鹽稅局

[揚州一怪]

三重老鄉，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