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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討論上山下鄉的好像蠻多,各說各的悔不悔的,用句文革語言“好得很”和“好個屁”, 也和當年江蘇安徽的成了“好派”和“屁派”了,說笑說笑。
突然想到一件事, 到底對上山下鄉的態度?誰的看法是最為“標杆”的?
沒事閑來,分析一下,當年的大頭兒們的看法。
老毛是說過就算,事後不認賬也不奇怪,反正還有語錄“情況是在不斷的變化”麽?老周是老毛說啥我就做啥,兢兢業業地小心翼翼地顫顫巍巍地事必躬親地,安排細節料理雜務,努力使上下左右阿狗阿貓都滿意;老林的看法已很清楚地說了“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當時老鄧沒有發言權後來他說的“三個不滿意”也標明其傾向;江青?江青還有看法嗎?江青能有看法麽?不會吧,算了,忽略不計了。
真正要看誰? 張春橋。
上山下鄉的開始, 全國一片熱氣騰騰,你追我趕地, 看哪個地方走的遠去得地方苦,記得上海最早的是黑龍江吉林內蒙安徽江西雲南貴州,這是“組織安排”的, 自尋出路投親靠友另算,除安徽江西外, 其餘都可以算成邊遠地區了,而且離開上海又是那麽的遠,尤其貴州又是全國出名的苦寒山溝,恐怕張姚等在北京也立了什麽軍令狀以示對最新最高指示的不折不扣地堅決執行。
應該說,最早去黑龍江的知青們, 的的確確很多是非常虔誠的毛教徒(或說當時真的是真心實意的),要去黑龍江幹一輩子革命的心態也是萬分真誠的,去不了要死要活的寫血書表決心的偷出家裏戶口本遷戶口的放棄留上海工廠的,實實在在的有, 說是天真可愛說是幼稚可笑,都可以, 但那是事實,我們不能放馬後炮地懷疑當年年輕人的真誠,哪怕現在看來是一群傻蛋,可惜我們都多多少少做過這種二二的傻蛋事。
66和67屆開始分配後(有上海工廠)不幾個月,到了偉大的1968年底了, 上山下鄉的號召從“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初級階段發展到了“很有必要”的高級階段了,於是呼, 上海也趕了個時髦,用上海話來說叫做“一片紅”, 也就是68屆69屆統統地上山下鄉,而且是全部到外地農村, 連上海郊區的農場也不夠革命了,其實那也是上山下鄉哪,那不也是“農”字頭麽? 憑什麽還分“低高”呀?有的人家倒黴,幾個孩子正剛剛好全是這兩屆的,全都非常光榮地上了山下了鄉,到了祖國的四麵八方幹革命去了,似乎在城裏就不是幹革命? 可老人家剛剛才說過“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呀,難不成領導階級還不如同盟軍革命? 整個一個不能自圓其說,但由不得你來想圓一圓此說, 你想圓? 到提籃橋去圓你的魂靈頭吧。
添一句,類似身邊無子女等政策, 隻是後來才有的, 初始條件是“一片紅”即“全部下去”, 後來的“邊界條件”才有了什麽“獨子不下”“身邊無子女”啥的“不同政策”,說真的,這些“政策”的出籠,明明白白地顯示了對初始“上山下鄉”那種“一片紅”“一窩蜂”的糾偏 ,不是說“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嗎?那麽一家人的孩子有的必要有的就可以不必要了呢?從這些政策看來, 具體執行政策的人已經不動聲色地開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了,這是全國的一盤棋,哪個省市自治區都一樣,哪兒 都一樣。
再過一年, 也就是上海的70屆畢業了,事實上的政策改變了, 但仍然將“很有必要”的大旗高高舉起,此時的是否上山是否不下鄉則不是看你的“必要”與否,而是你們家有沒有已經去“必要”了的去“必要”了的有幾個?簡言之,你家還沒有人去“必要”過?那你就很有“必要”,你家“必要”的人較多?那你就不“必要”了,反正每家得有人去必要必要, 獨生子女不“必要”了,整個兒和老人家的“到廣闊天地”的“必要”宗旨不沾邊了。
除了必不必要變了味, “必要”的地點也不吭不哈地變近了,雲南貴州黑龍江內蒙等遠處沒了,外地隻剩個“安徽”還算必要, 其餘就到郊區農場“必要”去了,你看, 一開始的郊區不算太“革命”的調調改成了也革命起來了。好像大城市的下鄉都轉移到了郊區近處, 想想也對, 到了這時候,哪個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不得為自己的孩子們著想呀, 不就是到農村嗎? 近處農村不是農村戶口啊?他們吃的也不是商品糧呀?哪兒的貧下中農也一樣是貧下中農呀? 一樣可以對城裏娃娃進行“再教育”呀?雖說郊區的天地不是那麽廣闊,就是人多地少了一點唄。
想來想去,這個偷梁換柱的決定,在上海隻能是張春橋才有這個膽來作,王洪文? 虛的, 張春橋姚文元外加馬天水徐景賢等從來就沒真正尿過他,姚馬徐說實話也沒這個膽,也就隻能是張春橋了,從這些政策上的偏移,充分看得出張對此事的內心想法,不過, 為了往上爬,咬緊牙關像烏龜一樣絕不鬆口,麵上還得說說如何的必要如何的大有作為。
就連頭上老是包著白毛巾的陳永貴兒大叔,想必也隻是熱烈歡迎熱烈歡迎了幾下, 老農民的他,對城裏的事上層的事未必清楚, 可一個蔥(山西話)莊能容納多少人口,他是門兒清。
說來說去, 隻是哄了一個人,也隻有一個人真心實意的擁護那個人的任何主張,大致應該是這樣吧。
以上海為例,如是從軍墾,國營農場回來頂替的,在農場的年份按“連續工齡”計算,工資45元/月,略高於“一片紅”後進廠的70屆的41或43元/月。而插隊回來頂替的則一天工齡也不算。分到做技術工的要當學徒,17.64元/月兩到三年。分到做熟練工的30.60元/月六個月,以後36元/月。等他們熬到41元/月時,70屆早已是61,63,66元/月了。那些老三屆高中的“插兄插姐"們已年過三十了,沒有工齡加低工資,他們以後的生活可想而知了。
戴了10年“知識”青年帽子的68,69屆初中生,由於隻讀了一年或根本沒讀過初中,進廠後又要麵臨另一次“再教育”--文化補課,用業餘時間補到“相當於初中畢業”。這是那個荒唐年代跟他們開的最大的“玩笑”。其時,中學已恢複正常上課,高考也恢複了,受過正常,高等教育的人才不斷湧現,他們還能幹什麽?
今天,當年的知青已經或即將退休了,隻要不歪曲那段曆史怎麽評價都可以,也都不會改變他們的命運了。即使是自己的兒輩有的也會問起:當年就不能不去嗎?何況那些自視甚高,自以為是正義化身的會問:農民不就這樣活著嗎?農民有17.64元一個月嗎,就是你們苦?
“華府采菊人”關於張的一家之言也要尊重。不過,我要忍不住地說,真佩服你的想象力!!
說知青不該受,不等於說農民該受。城鄉分割和工農分割的體製造成的社會問題不能用來為上山下鄉運動正名。
作為個人,尤其是“功成名就”的個人,說說艱難困苦和逆境鍛煉如何造有益功不是什麽問題。畢竟這也符合事實,因為可以放之任何逆境,不一定是上山下鄉。但是不要忘記,作為一場”運動“,它徹底剝奪了整整一代人受教育的權利和擇業自立的權利;不要忘記,除少數”功成名就“的人士之外,這一代人中的大多數至今仍在經受這場”運動“帶來的負麵影響。無視這些,而站在自己已經達到的較高端,來歌頌苦難,歌頌逆境,即使沒有”天將降大任於本人“的沾沾自喜,至少也有矯情之嫌。
我從來都是認為不該將“知青”的所謂“受罪”當成件不得了的事, 咋的,農民就該受?就不公平了。
當然這個責任不能讓知青來擔,因為戶口二元製不是知青發明的啊。
所以我的看法是既不要美化上山下鄉,也不要怨天怨地,我們這代人是一不小心碰上了。
知青的下鄉,給農民們帶去不少煩惱,首先就是做得不多吃的不少,但同時也給農村帶去了“外麵還有個不同的世界”。
我認為上山下鄉很好,很公平。
從個體來說,知識分子的酸氣能去掉不少,這也就是為什麽上山下鄉的後來成功的不少,能理解苦的才能成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