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良
人生如戲，笑口常開
考研風起
話說文革後特別是科學大會後學問人又都成了香餑餑。筆者當時正在大學就讀，眼瞅著校內外的人們都興高采烈，幹勁十足。尤其是已故名記者徐遲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更把當年的“臭老九”炒成了牛市，那真是整個兒一個翻身道情。這邊廂大清早，人來人往的大馬路旁，手捧小本兒念洋文的大有人在；那邊廂近黃昏，公園樹下湖邊兒岸上，眼鏡郎們讓靚女們緊追不放。顏如玉唾手可得，黃金屋依稀可見，好一派大好形勢。七七年十二月於廣播中又傳來了咱黨中央決定恢複研究生製度並於翌年舉行全國考試的特大喜訊。此時高考剛過，考研波又起。此波雖不如前波勢大，並屬“高層次”，但躍躍欲試者恐怕至少也有幾十萬之眾。
記得當年(78年)全國考研初試的時間是5月15，16，17三天。政治，外語為每 科必考，全國統一命題；專業基礎，專業課二至三門，由各招生單位命題。外語考試時允許帶字典。本人所在考場是借用中學的教室，每人一個小課桌。那天一進考場就嚇我一大跳，隻 見先來的幾位每人桌上都是一大摞英漢字典，語法書和其它參考書，心想我這剛磨了半年多刀，這半瓶子醋一定是沒戲了。等翻開卷子一看第一部分是漢譯英的句子，其中一句“是英明領袖華主席給我們帶來了第二次解放”，讓我一陣 歡喜。當時這是句家喻戶曉的時髦話，本人早就押了寶，曾狠下功夫地練過 “It is someone who ...” 的強調句型，這下讓我堵個正著，真是蒼天不負苦人心。有了這個開場的運氣，雖後麵的”英譯漢“中十有六，七的英文單詞都不認識，經我一通猛翻字典，連猜帶懵，總算把所有題都做完了(聽說那年交白卷的還不少)。
七，八月間又進行了複試，通過初試的人被招生單位招去參加進一步的筆試和口試。在此期間參加科學院複試的考生受特別安排參觀了剛剛建成的毛澤東紀念堂。本人晚生了幾年，沒趕上他接見紅衛兵的機會，這回算是優先瞻仰了遺容。回學校後還讓同學們羨慕了一番。
科學院研究生院
10月15日是新建的科學院研究生院(當時叫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開學的日子。那年科學院共招收一千二百多人 (全國總計大概二萬三千人)，在北京的有八百多人(可能還包括水科院，計量科學院，哈爾濱科技大學等單位的同學)。大部分為文革前畢業或已入學的大學生，其次是工農兵學員 (WPSS)。極少數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從未進過大學門的自學成才者，包括學天文的段元星，學植物分類的李振宇等知名人物。資格最老的是五十年代末的大學畢業生，其中一位大姐的女兒那年已進入大學學習。最年少的隻有十九歲，平均年齡恐怕要三十大幾歲。同學中不僅老少參差不齊，且還有是夫妻，兄弟，姐妹，甚至兄妹三人者。
研究生院剛剛建立時，校址暫時選在原北京林學院校園內。其時隻占校園的一所教學大樓，其它建築大部分被其它單位占用了。北林文革中遷往雲南，但還有些留守人員在京。那年頭，人人滿懷激情望北京，北林也在努力重返故裏。這樣，我們入校後不幾天就發生了衝突。事件好像是為了爭奪食堂，雙方“文攻武衛”，最後把林學院的人開了瓢 (頭出血)。那陣子研究生院人多勢眾，當然占上風，但不幾年北林返遷後就清算回來了。那時本人已離校，聽說某晚北林組織了“夜襲隊”，成員都是些剛從雲南大山裏下來的“綠林”好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給研究生院來了個一鍋端。這還是出國後一原北林曾參加夜襲的同學告訴我的。當時我們正手端澳洲美酒參加一個Party，不宜練武，也就一笑泯恩仇了。
接著回頭說，研究生院的教室，行政辦公室，學生宿舍都是在原北林的一所教學大樓內。宿舍是把大教室用壓縮板隔開，一分為二或為三，每屋六個人，雙層床。筆者貧下中農出身，上大學住的是自己蓋的小平房，一屋八個人，這條件對我講已是提高了不少。隻是可憐了那些四十多歲的老大哥老大姐們，不得不在雙層床上爬上爬下的。嗨，為了“鬧翻身”，隻得把苦受了。在這兒，大家可別把我們這些“黃埔一期”的覺悟想得太低了，為國為民的事兒我們心裏也不是沒裝著。話說某天，錢偉長老先生來校講課，激動處說到“民族振興的大業很大程度上就靠你們這些人了”時，在台上是老淚縱橫，而台下大家也都是淚眼汪汪的。
外語過關
談到刻苦學習，這幫人真是沒的說。晚自習到十一，二點是家常便飯。人人都是專心致誌，絕沒有八十年代大學圖書館內少男少女們三，五秒鍾一個目光掃描的情況。當時最讓人喘不上氣來的算是英語過關的壓力。那屆同學中老大學生很多人在大學時學的是俄語，英語都是新近自修的，年青的同學大都基礎又不好。一開始，研究生院的英語教學就非常側重口語。七八年底七九年初時多數人對出國的前景並沒看好，對口語的價值也未全部領會，所以還有相當程度的抵觸情緒。現在這屆同學大多數人都已出國或出過國了，當時學口語下的功夫算是沒有白費。
那時附近的五道口外語書店中《英語九百句》和《ESSENTIAL ENGLISH》等口語書大都讓研究生院的人搶購一空。各種小型錄音機也剛剛上市，大多數人都還買不起。研究生院也來了一股風，有人不惜賣掉手表換來了“磚塊”錄音機。研究生院的搶購風還往往帶動學院路和中關村一大片，用今天的話說，可算是“炒股大戶”。
超薄切片
學校裏的食堂總是學生最惦記的地方。研究生院的人多食堂小，排隊買好菜也是一景。開學後不久同學們突然發現在進口附近多了一排桌子，上麵擺著許多鹹菜，醬豆腐，鹹蛋和臘腸之類的小菜，後麵站著個身穿白工作服的老師傅，不斷吆喝著吸引大家。那些小菜的確都很誘人，老師傅生意十分火爆。買小菜的時候同學們有時同老師傅聊上幾句，說些讚賞的話。老師傅聽著當然順耳，得意時不免亮一下老資格：“我打十二歲就開始賣小菜，已經幹了五十年了”。一位師姐是幹細胞生物學的，評論得較具專業性：“我真佩服師傅的刀功，臘腸切得都趕上了我們的超薄切片(斤兩小，覆蓋麵大)”。
流行歌曲
那陣子也正是流行歌曲開始時興的時候，鄧麗君的歌兒也在研究生院的各角落回蕩。我隔壁一位師兄每天早起午睡後疊被子時必唱上一段《愛的寂寞》，紙板牆不隔音，我雖欣賞不了那歌喉，但那寂寞之情還是聽得出來 的。香港電影《三笑》放映後，校園內又是一片“叫一聲二奶奶”的江南小曲兒，尤其是一位老兄在澡堂內用毛巾自搓後背時唱得最讓人心醉。同學中也有立場堅定頂得住“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位老兄對《劉三姐》情有獨鍾，每晚同學自習後都可在走廊上看見他下身小短褲，上披厚棉襖，麵對著牆拿著小歌篇兒，在哼唱《劉三姐》。
自行車
當時北京市給騎自行車上下班的人每月發兩元自行車補助，聽到這個消息後院內又是一陣聞風而動。許多人沒有足夠的錢買新車，於是又掀起了買舊自行車的熱潮。車不在好壞，隻要是輛車就有補貼。先買來的車子都是五，六，七，八十塊錢的。一天，一位老兄隻花了十塊錢就從西單推回了一輛，真讓人折服。
研究生？大學生？
研究生當時熱得不行，但畢竟還算新生事物。一次我到朋友家串門，一位朋友的朋友是年輕軍官。知道我是研究生後便很認真地請教：“你說是考研究生好還是考大學生好？”
回憶起研究生院那段日子真是讓人留戀。筆者現在到了當時一些“老學生”的年齡，地位和物質水平雖已今非昔比，但卻沒了那樂哉樂哉研究生院年代的心情。本人的研究興趣之一就是抗衰老，但尚不知比這更好的可讓人心不老的靈丹妙藥。
八一年十一月我們這屆研究生正式畢業，大部分留在了北京本所，少數分到了其它單位。從七九年起就開始有人陸續出國，至今同學中未出過國的恐怕沒有或極少了。現在很多在國內的人都成了研究骨幹，出色的如原化學所的同學白春禮，現已是科學院的副院長。在外邊的人一定也有不少幹得好的。上蒼不長眼，十幾年來也招去了我們的同學。我知道的就有因病去世的化學所同學袁和，黃升堉二人。袁和出國較早病逝也較早，報紙和雜誌曾經報導過。老黃是我的好友，為人豪爽，仗義，學識功底也好。文革前六O年高考時因家庭出身問題未被名校錄取，進了北京師範學院數學係，畢業後又被發配到京郊延慶縣山裏的工讀學校。文革中因為打抱不平和仗義直言被打成“反革命”。雖然考研時名列數學所第五卻未獲錄取，結果還是縣老教育局長（研究生院嚴濟慈院長的老同學）擔保他是個好人，才最終被錄取到化學所。老黃在研究生院是個很讓同學們喜歡的人物，是院藍球隊長並當過量子化學課的課代表，八零年同學們爭取調工資請願時也是帶頭人。後來老黃去美在加大伯克利分校獲博士學位，又進公司工作。我九零年曾到他家小住，見他還是精神飽滿的樣子，一天能踢兩場足球。未曾想九三年夏他卻被肝癌奪去了生命，僅五十歲出頭，讓人痛惜！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從高考風，考研風，到出國風，從政風，下海風，二十年風水輪流轉。我們這批同學都是經過文革從社會上闖過來的，在這大變革中當能審時度勢，不求聞達也能安身立命。借此機會，我謹祝各位福星高照，多交好運。也盼大家都抽空耕幾筆，調侃調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