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平如
水調歌頭
——賀上海科技出版社五十周年社慶
大衍（注）慶華誕，心際喜難平。為人作嫁堪笑，歲歲苦耘耕。薈萃文壇名士，編撰圖書華美，璀璨若繁星。科技興邦誌，報國獻忠貞。
邀俊彥，揮彩筆，著精英。文明先導，傳遍寰宇賦豪情。五十年來風雨，黨的光輝指引，改製大功成。時代爭先進，錦繡繪前程。
一
1951年的上海，和熙的陽光照耀著大地。人們興高采烈，看到的是一片嶄新的景象，在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時期，黨對私營工商業的政策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各行各業都呈現出蓬勃的生機。
在江寧路、新閘路口，坐落著一所西班牙式的兩層樓房屋，房屋外麵有高高的竹籬圍著。竹籬上寫著四個直徑約兩米的白底黑色大字：“大”、“德”、“醫”、“ 院”。《易經·係辭下》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個產科醫院的命名即來源於此。
注：《易·係辭上》：“大衍之數五十。”
院長楊元吉，江西南昌人，1926年畢業於上海國立同濟大學，學習婦產科專業。他的夫人章玉玲，浙江杭州人，1933年畢業於同濟大學，也學習婦產科，在該院任醫務主任。兩人誌同道合，共同為我國的婦幼保健事業貢獻力量。除大德醫院總院外，他倆還創辦了大德醫院分院（天平路）、大德醫院高級職業助產學校（江寧路）、儀韻女子中學（愚園路）和大德出版社（社址就在大德醫院內）。楊元吉院長編寫了《現代診療譯叢》、《生理胎產學》、《病理胎產學》、《中國醫學文獻》等醫學專著。他於1945年創辦了《婦嬰衛生》雜誌，其宗旨是：向群眾灌輸婦嬰衛生常識，保障母子身心健康。這是我國第一本以婦幼保健知識為中心內容的醫學普及刊物。以上書刊都由大德出版社出版。
解放前，上海的出版物名目繁多，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解放後，黨和政府對這些出版物大力整頓，凡屬不良傾向的出版物一律加以取締；而對那些內容健康、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出版物則予以保留。《婦嬰衛生》月刊便是其中之一。
由於《婦嬰衛生》的辦刊宗旨和內容符合黨的政策，適合全國廣大農村、工廠、部隊基層婦幼保健工作者的需要，它的發行數量便直線上升。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楊元吉院長充實了《婦嬰衛生》編輯部，組織了《婦嬰衛生》編輯委員會，並邀請上海當時著名的婦產科專家瞿直甫，小兒科專家蘇祖斐、宋名通，內科專家傅積仁等十餘人為委員。楊元吉自己擔任主編。奚瓊英（大德高級職業助產學校畢業）擔任責任編輯，負責組織文字稿件及初審，兼任編務及出納。我擔任文字編輯兼美術編輯，負責審校英文稿件（俄文稿件由
l組織專家寫稿，係統地介紹科學的婦女保健和嬰幼兒護理常識。
l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隨著季節的變化，及時宣傳婦女兒童在該季節易發生的常見疾病及防治方法。
l文字體裁多樣化，除“大塊文章”外，還采用工農兵群眾喜聞樂見的各種通俗文藝形式，如歌謠、順口溜、相聲、快板、漫畫、連環畫等，為基層婦幼保健工作者提供各種宣傳資料。
l介紹農村的婦幼保健站、接生站的經驗，以及個別“模範接生員”的先進事跡（有當地政府機關的證明文件），以便互相交流經驗，同時也提高了農村接生員的工作熱情。
l學習蘇聯先進經驗，每期辟出一定篇幅刊載有關婦女衛生保健內容的俄文譯稿。我們還致函北京蘇聯及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駐華使館。函中大意說：“《婦嬰衛生》月刊是我國唯一的宣傳婦幼保健知識的刊物，我們願意學習貴國有關婦幼保健工作的先進經驗，介紹貴國在這方麵的輝煌成就。”同時附寄兩本刊物。此函發出後，立即得到他們熱烈的響應，尤其是蘇聯、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家的駐華大使館。他們紛紛寄來許多文稿和圖片，其中包括Czechoslovakia、Poland、 Romania、Bulgaria Today等英文刊物。我們選擇其中一些文章譯後在《婦嬰衛生》上發表。
此時，《婦嬰衛生》的外觀形式也在不斷改進。篇幅由以前的20頁、32頁，增加到42頁。封麵彩色版由以前的單色、三色、五色，最後增加到七色。
1954年，《婦嬰衛生》每月的發行數量激增至4萬份，業務繁忙。大德出版社於是遷出大德醫院，搬到位於平安大戲院附近、座落在陝西北路的平安公寓2樓辦公。
1955年下半年，上海的私營企業正在醞釀怎樣迎接即將到來的公私合營高潮。我們在辦公室窗口時常看到一隊一隊熱烈的人群，敲鑼打鼓地走過；也看到橫掛在馬路上方紅底白字的大幅標語：“跑步進入社會主義！”人類長期憧憬向往的社會主義社會就要在我們的眼前實現，奚瓊英和我都感到萬分興奮；但我們同時也存在一些顧慮，擔心我們的工資會不會減少？對新的環境我們能適應得了嗎？
不久，我們接到通知：整理社中的資產，為公私合營做準備。大德出版社的“固定資產”貧乏得可憐，一間辦公室是租來的，電話和茶幾是借用房東的，都不能算。社裏的全部“固定資產”隻是：三張寫字桌、三把靠背椅、一個書櫥，還有幾包帳冊，數捆過期雜誌，如斯而已。可是若談到“無形資產”，按照現在“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的說法，那就是這本曆史悠久，暢銷全國，每月盈餘，生機勃勃，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於一體的《婦嬰衛生》月刊了。此時它每月的發行數量已達8萬份。我社賬麵上的現金近3萬元，足夠我們全社三個人發兩年的工資。（這筆錢我社在合營時全部轉入到新成立的單位——上海衛生出版社）。
大德出版社可說是以實際行動響應黨和政府對私營企業的號召，切實做到了“精簡人員，搞好業務，賬麵盈餘”來迎接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公私合營的。
二
1956年的春天，上海和全國一樣，紅旗招展，鑼鼓喧天，公私合營的進展達到了最高潮。這是我國社會發展的一個躍進，從新民主主義階段跨入到社會主義的新階段。它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在政治上，廣大的私營企業職工在公私合營的大熔爐裏受到了革命理論的教育，思想認識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經濟上，各行各業都進行了一場規模巨大的整理與磨合，建立了新型的生產關係。生產規程也由此變得規範化、合理化，從而大大地發展了生產力。
這是一個非常的時代。
這時，上海的5家從事出版醫療衛生書刊的私營企業，加上杭州的新醫書店，以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上海辦事處（負責人：黃家亮）為核心，合並成立了“上海衛生出版社”。這6家單位是：
上海醫學出版社（負責人：張士敏）
上海廣協書局（負責人：張文儀）
上海千頃堂書店（負責人：
上海畜牧獸醫出版社（負責人：忘其名）
上海大德出版社（負責人：楊元吉）
杭州新醫書店（負責人：韓學川）
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奚瓊英和我都換上了整潔的衣服，按通知地點去上海衛生出版社報到（此時楊元吉醫生因病臥床在家）。這是座落在淮海路（近高安路）上的一所新村房屋。一進大門，但見客廳兩旁彩旗飄揚，院子裏一大群人。正當我們不知所措的時候，忽見一位年約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微笑著向我們走來。她熱情洋溢地把我們帶到一間辦公室，倒上茶水，娓娓地向我們介紹新成立的上海衛生出版社的有關情況。她叫方婷嫄。感受到如此親切的氣氛，我們忐忑不安的心情一下子就安定下來了。
後來，我們對這裏的環境漸漸熟悉起來，對國營企業也進一步了解：領導沒有架子，黨員、團員和我們一起談工作，談家常，平易近人。我們從前的種種顧慮，事後想來，不但多餘，也覺得可笑。
社長顧秋，人事科長王鳳鳴宣布了：私企職工的工資如超過其所評定的級別工資時，其超過部分可以保留，稱為“保留工資”。簡單一句話，原來拿多少，現在仍舊拿多少。這又使我們懸在心上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上海衛生出版社在業務方麵分為兩個部：編輯部和經理部。編輯部總編周宗琦，曾留學德國。他身材不高，態度和藹，思維敏捷，才華過人。他不但是醫學專家，而且擅長文學，他以前曾以“橋下客”的筆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他還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書名是《第一塊牌子》。
編輯部分參考書科（科長俞克忠）、通俗書科（科長忘其名）、中醫書科（科長
經理部負責人是胡伯周，所屬有校對科（科長吳限）、出版科（科長蓋振東）、財務科（科長沈允慶）和總務科（科長
期刊科主要負責《大眾醫學》和《婦嬰衛生》兩本月刊的編輯工作，另有《上海中醫雜誌》、《新中醫藥》等中醫刊物均由它們自己的編委會負責。不久，總編周宗琦認為《婦嬰衛生》的“嬰”字所包含的年齡段太小，建議改為“幼”字，此後就叫《婦幼衛生》了。
《大眾醫學》是由原上海醫學出版社出版的。它的編委會由內科專家過晉源和外科專家裘法祖主持。他們輪流主編該刊，每兩個月輪換一次。所有組稿、審稿等工作，都由過、
副總編俞克忠和期刊科科長宋寶森都是從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調來的。宋寶森熟悉編輯業務，精通日語。他為人豪爽、隨和，說話幽默、風趣。期刊科的分工是；《婦嬰衛生》由奚瓊英、梅彤輝、塗玉霞負責；《大眾醫學》由方婷嫄、邢紹發、馮碧華負責；我負責兩個刊物的文字編輯和美術設計。稿件整理完畢，送呈科長宋寶森審核、定稿；最後還要請周總編過目。當時，有兩個十六七歲的初中生，一個叫張忠良，一個叫範生福。他們極喜畫漫畫，已有一定的水平。他們二人成立一個美術組，主要任務是為刊物寫美術字標題，畫插圖。此外科裏還有一位年輕姑娘鄧肖蓉擔任文書、編務。這樣，陣容十分堅強，業務更蒸蒸日上。《大眾醫學》和《婦幼衛生》可以說是期刊科的一對姊妹花。它們各有其不同層次的讀者對象；也各有其所側重的宣傳領域。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剛合營時，社裏組織全體職工政治學習，分兩個組，像宋寶森、方婷嫄他們已有相當水平的同誌學習《政治經濟學》，而我們來自私企的職工則學習《社會發展史》。時間都在晚上，每周一次，每次兩小時。數月後，還要舉行考試。我僥幸考得第一名，出版科的張公約也是第一名，兩人並列。
感謝社領導對我的鼓勵，1956年，我被評為“生產積極分子”。1957年，我被評為“先進生產者”。這年夏天，我還在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所辦的杭州休養所休養了一個星期。
《禮記·禮運》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是儒家的理想社會，所謂“大同之治”。社會主義社會裏，領導者通情達理，知人善任；勞動者各盡所能，恪盡職責。大家互相信任，和睦相處。大家都為集體的事業而貢獻力量。年老了享受退休，年輕時不愁無工作。孩子們在健康地成長。孤老、殘廢者都有所安置……這些不都是發生在我身邊的事情嗎？我朦朦朧朧、隱隱約約地似乎感受到了有點近乎“大同之治”的境界。
在上海衛生出版社工作的這段時期，是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回憶。
三
1958年春，上海衛生出版社遷到南京路的“蝶來”飯店，與上海科技出版社毗鄰。衛生出版社在東側，科技出版社在西側，大廳中的食堂則為兩家出版社共用。
數月後，上海衛生出版社和上海科技出版社合並，成立上海科技衛生出版社，不久又改稱為“上海科技出版社”，一直沿用至今。
後來，《婦幼衛生》也歸並到《大眾醫學》。可能是基於這樣一種看法：“大眾”者，包括“男、女、老、幼”之謂也，既然包括了“女”和“幼”，《婦幼衛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婦幼衛生》的消失，乍聞時，似乎令人惋惜。
保障婦女兒童身心健康合理的發展，是人類繁衍生息的大事，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標誌。可以說，它關係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興衰、強弱。婦女兒童是社會上一組特殊的群體，他們的健康問題必須給予特殊的關注。（在聯合國的衛生機構裏，不是也還特別設立了一個“婦女兒童保健署”麽？）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有關婦女兒童的保健知識需要不斷探索，不斷更新。這是一個神聖的、永恒的、需要人們永遠地去研究、去宣傳的課題。
值得欣慰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刊物如百花爭放，迎接祖國科技的春天。一些有識之士早已率先“搶占”了“婦幼衛生”這一宣傳陣地。他們在《婦幼衛生》耕耘過的土地上繼續耕耘。他們為我國的婦女兒童保健事業努力工作並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擁有了廣大的讀者。它們是《婦幼衛生》的化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婦幼衛生》似乎並未消失，倒也用不著為之而感到惆悵了。
現在《大眾醫學》越辦越好，這體現了《大眾醫學》同仁們的智慧和辛勞，值得欽佩。美國的《全國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創刊於1888年，屈指算來，它已有188年的曆史了（注：此文寫於2006年）；而現在仍然很紅火，是全世界聞名的期刊之一。我們為什麽不能做到呢？在此，我虔誠地祝福《大眾醫學》能夠繼續辦下去，地久天長，永不放棄，辦100年，200年……讓她永遠為我們的子孫後代造福！
四
人們常說：“要敬業，樂業。”我個人就非常喜歡“出版社編輯”這個職業。我覺得，僅此五個字，它就蘊含著清高的書卷氣，散發出儒雅的翰墨香。它能激勵人們產生一種超於世俗的情懷和獻身於文化事業的莊嚴責任感。
人們又說：“大學畢業僅是人生的基礎，而社會才是永不畢業的大學。”對我而言，上海科技出版社就是我的社會大學。正是在這裏，政治上我受到了“啟蒙”教育；業務上我得到了培養和鍛煉。在我的周圍，有知識淵博、學有專長的飽學之士；有經驗豐富、精通業務的出版界前輩；還有“後生可畏”、催人奮進的年輕人。這是一個極好的學習環境，“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在聯係工作，釋疑解惑，言談笑語之間，我無形中便能學到知識，增長技能，獲益匪淺。飲水思源，我深深地感謝領導和同誌們對我的幫助和關懷。我永遠懷念他們。
我熱愛上海科技出版社。當陌生人問我：“你以前在哪裏工作？”我就無不得意地回答：“上—海—科—技—出—版—社！”我從他們的眼光裏，依稀能看到一種讚許，甚至是羨慕的神情。我知道，這是由於上海科技出版社的知名度以及她多年來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的緣故。這是集體帶給我的榮譽。我以能作為上海科技出版社的一員而感到自豪。
滿懷喜悅的心情，我謹寫小詩一首，作為本文的結束。
七律
————社慶五十周年誌感
幸福晚年樂無邊， 春風吹拂豔陽天。
滄桑曆盡身猶在， 再憶前塵事已遷。
和諧神州歌盛世， 昌明科技著先鞭。
誓將白發丹心獻， 渴望親迎三喜（注）連。
（完）
注：三喜者，一為2008年之奧運會；二為2010年之上海世博會；三為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