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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季度，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消息傳出，國內更多的冷思考，很少有人歡欣鼓舞。
這是民族反省能力提高的標誌，也體現出民族處於改革三十年的十字路口的彷徨，土地財政、收入分配等各種深度矛盾糾結在一起，消解了經濟增長的幸福感。
近代以前，中國是日本之師，近代以後，日本是中國之師，日本的明治維新取得了成功，直到1980年代成為現代工業強國，而中國仍在這條道路上艱難行進。
就經濟而言，中國資源配置與國企發展學的是新加坡，出口導向型經濟學的是日本，我們學到了新加坡的國企至上，卻沒有學到新加坡的市場效率與法律框架；我們學了日本的出口導向，卻照搬了日本的政府投資主導與創新能力薄弱。
中國經濟現在麵臨的最大風險不是匯率，而是低效的政府投資。匯率風險不是最大風險，近期中國的匯率政策是明智的。在政策方麵，以市場化的微調，維持人民幣實際匯率的穩定，人民幣絕對不會大漲大跌，而是極其溫和的上漲。今年6月，人民幣匯率再次與美元脫鉤，與大多數人的預想不同，人民幣匯率沒有出現大幅上升，據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6、7月份連續兩個月下跌。這也可以解釋人民幣匯率放開之後，中國為何還能接連出現雙順差。而此前的三到五月，人民幣實際匯率連升3月。
由於歐美之間經濟形勢陰晴不定，貨幣比價時時動蕩，由於中國國內提高勞動成本，以資源稅、最低工資製等實現國內隱性通脹，人民幣匯率沒有大幅上升的空間。
中國走日本老路的前提是，政府主導的低效投資無度擴張，生產效率越來越低。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日本陷於高赤字與高投資的泥潭。低效率的投資降低生產率，直接導致債務與通脹預期雙雙上升。日本資產泡沫崩潰後，政府投資成為拉動經濟的最大引擎。根據日本財務省的資料，2002年預算中，用於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方麵的支出比重達到17.7%。在地方財政支出結構中，公共投資的比重更高，達34.6%。二者合計，用於公共投資方麵的支出將達到33萬億日元，占到全部財政支出的27.8%左右。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日本公共投資在固定資本形成中的作用也是最大的。
即便是較為清廉的日本政府，製度性漏洞導致大部分資金被浪費。1998年道路投資額約為15萬億日元，其中僅有40％形成固定資本，浪費掉的資金達到 4～5萬億日元（《日本經濟新聞》2000年9月17日）。日本的浪費與我國的浪費不同，日本處於工業化後期，政府投資邊際效應遞減，隻能在三家村建白頭鯨博物館等形象工程，同時為了維持穩定，公共工程淪為項目層層分包的吃飯工程。而我國則是資源錯配的結果，廣泛鋪開的政府形象工程，據稱皖南某縣為追上城市化的步伐，拔除特色的油菜花鋪上大城市的綠色草皮，與此同時，綠化工程款遠遠高於教育經費。
我國處於工業化初期，公共投資效應尚未到達臨界點，高速公路、高鐵等基礎設施必然帶動生產率的增長。統計數據表明，從1978到2006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高達9.78%，而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均增長率也高達20.53%，儲蓄率長期維持在30%-40%之間的高水平。但投資效率節節下降，張軍的研究也表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內地的投資效率一直在改善(1989、1990年除外)，到1992年達到了其曆史最高水平，其後，中國內地的投資效率一直在惡化。
中國需要大規模投資，但投資效率的低下造成了集體浪費的財政狂歡，以及銀行資產負債表與地方財政的惡化。如果中國的投資效率無法提升，未完成工業化而陷入高負債泥潭，情況會比日本更慘。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社會收入分配不均衡導致公眾對總體財富增加不感興趣。作為工資屢屢“被增加”的一族，眼看著總體財富增長的第一反應是，與我何幹？收入倍增計劃的背景是一些壟斷企業的就業世襲製與終身雇傭製，階層之間的裂痕導致公眾失失去對社會的認同感。GDP超日受冷遇在情理之中。
作為一個經濟總量大國，中國今後應該追求的是投資效率、財富的正確激勵，使國民以經濟增長為榮。全民冷對GDP超日，是放棄虛妄的狂傲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