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從美國華僑捐贈給八路軍的救護車說起（圖）
在延安時期，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將兩輛美國“福特”牌轎車送給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在研究如何使用這兩輛車時，大多數人都主張給毛澤東配一輛。毛澤東提出：“一要考慮軍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顧年紀較大的同誌。”於是，一輛配給了朱德，另一輛則給了年歲較大的林伯渠、謝覺哉、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當然，由於當時延安僅有這兩輛轎車，因此偶爾也會被毛澤東緊急調用。
鮮為人知的是，又過了兩年，毛澤東也有了自己的“專車”。那是海外華僑捐贈的一輛救護車。據說，毛澤東平時很少使用，隻是在接客人時偶爾乘之。有幸坐這輛車會見毛澤東的人都很自豪地對別人說：“毛主席派救護車來接我。”一時在延安、國統區以及國外都傳為笑談。（來源：《文史春秋》2004年第9期）
當時，延安的某些文化人對此不滿，私下發過牢騷。“延安整風”時，對此進行了嚴厲批判。王實味等人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野百合花》節選
作者王實味
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需要我來做八股，因為，我敢保證，沒有半個夥夫（我不敢寫“炊事員”，因為我覺得這有些諷刺畫意味；但與他們談話時，我底理性和良心卻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稱呼他們“炊事員同誌”——多麽可憐的一點溫暖嗬！）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談到等級製度，問題就稍微麻煩一點。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製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製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
說等級製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一、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二、三三製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製，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製。
這些理由，我認為都有商量餘地。關於一，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著困憊的驅體支撐著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一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關於二，三三製政府的薪給製，也不應有太大的等差，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閉嘴。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麵害病的同誌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隻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麵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3月17日
（來源：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
“毛主席的汽車”
作者：高華
作為一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麵對這一切，王實味感到不平，有如骨鯁在喉。他似乎十分懷戀1937—1938年那段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歲月，但他畢竟又信奉馬克思主義，知道“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於是王實味申明自己也屬於“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放言直諫絕非為爭個人利益。他甚至對延安的等級差序製度表現出最善意的理解，認為“對那些健康上需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隻是處在當前“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許多人都失去最可寶貴的健康的時期”，為了“產生真正鐵一般的團結”，“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共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實味確實太書呆子氣了。他畢竟未親身經曆過1927—1937年的“現代農民革命戰爭”，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這些要求對於某些出身於農民的高幹實在是強人所難。鬥轉星移，中共雖然還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幾塊相對穩定的地盤，一些人已做不來與群眾“同甘共苦”、“吃一鍋番瓜湯”那類事了！雖然從總體上講，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幹部物質待遇的差別還不是十分明顯：大、中、小三灶夥食供應製度和斜紋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級服裝供應製度，如果和1949年後的高幹特供製度相比，簡直不能同日而語，但為何王實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異類”呢？
真正使王實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產生疏離和異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為特征的、與高幹地位相聯係的幹部特殊待遇製度以及由此產生的“高幹至上”的濃厚的社會氣氛。
延安的重要高幹的家裏一般都有組織分配專門照顧首長孩子的保姆，保護首長安全的警衛員，以及照顧首長生活起居的勤務員或公務員（負責為首長打洗臉水和洗腳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長的勤務員也由警衛員兼任，另有“夥夫”、“馬夫”各一人。①在範圍不大的延安城，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警衛員緊緊跟著首長和他們的家屬沿著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們也不難看到首長派來接愛人回家度周末的警衛員已早早守候在各學校、機關的門口。甚至連孩子們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輛由海外華僑捐贈給八路軍前方將士的救護車是“毛主席的汽車”。至於毛澤東居住的楊家嶺、棗園戒備森嚴，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這更是公開的秘密。1942年春，毛澤東派李卓然登門邀請塞克到其住處談話，被塞克拒絕，理由是“有拿槍站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澤東吩咐撤去崗哨，塞克才在鄧發的陪同下去見了毛澤東。②
這一切，在王實味和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離革命道義原則的有力證據，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義憤和不平等感。
【注①毛澤東不喜稱劉伯承從蘇聯紅軍條例中引進的“炊事員”、“飼養員”這兩個洋名詞，而習慣使用具有“中國特色”的“夥夫”、“馬夫”的稱謂。】
【注②黃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頁124。另據抗戰初期代表四川地方實力派楊森前往延安的杜重石回憶，當他在1938年初夏前往見毛澤東時，在毛的住處附近不僅見到哨兵，他更受到哨兵的“人身檢查”。參見杜重石：《風雨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頁38－39。】
（來源：《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作者：高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