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下令銷毀三年大饑荒死亡數據真相(圖)
文章來源: 田俊武 於 2015-11-03 10:03:35 -
1961年底,有三個人曾經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的人數進行過調查,他們是糧食部長
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這三個人現在周伯萍還在。20世
紀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時講了一個事情,說他們三個人讓各省填一
個表,到底餓死多少人,說是幾千萬。周恩來總理看了這個統計報告後下令讓他們趕緊
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後,周恩來還不放心,再次致電詢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
銷毀了,甚至連腦子裏的記憶都銷毀了。本文摘自田俊武的個人博客,原題為《周恩來
為何下令銷毀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死亡人數統計數字?》。
周恩來工作照
最近看了馮小剛拍攝的電影《1942》,使我對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大饑荒有了深刻的了
解。那一年,河南發生百年不遇的大饑荒,有xxx萬災民餓死,甚至發生了母親煮食
自己親生嬰兒的慘象。麵對這一人道災難,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卻置若罔聞,其
對人民生死的關懷甚至不如一個美國記者白修德。在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時
期,中國餓死的人數,比起1942的那次河南大饑荒,更是多得難以計數。甚至直到30多
年後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親曆過的中國人
都會不寒而栗。
但是,對於在這一“自然災害”中到底死亡了多少人,人們卻知道得甚少,因為這一數
字從未正式如實公布過。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
表了《“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承認中國長期以來都將“大饑荒”時期的人
口統計視為絕密,嚴防外泄。他寫道:“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
戶口登記取得的。關於‘大躍進’和隨後的經濟困難時期的戶口登記數字,長期沒有公
布。特別是由於這些數字中顯示1960年全國人口比1959年淨減1,000萬,所以當時把它
作為絕密資料。直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經國務院批準,才將這些數字納入了1983年出
版的《中國統計年鑒》,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
人口數字。”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國情報告中也曾經提到:“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
度減產,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
之一”。
為什麽中國有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期餓死的人數準確統計而沒有3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
的人數準確統計?這是因為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的周恩來曾下令銷毀這一數字。
1961年底,有三個人曾經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的人數進行過調查,他們是糧食部長
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這三個人現在周伯萍還在。20世
紀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時講了一個事情,說他們三個人讓各省填一
個表,到底餓死多少人,說是幾千萬。周恩來總理看了這個統計報告後下令讓他們趕緊
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後,周恩來還不放心,再次致電詢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
銷毀了,甚至連腦子裏的記憶都銷毀了。
由於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評判,共產黨內出現了極不正常的情況。省委書記們在
毛澤東麵前講假話,但是在實際部門上卻講真話。比如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在毛澤東
那裏大包大攬,說四川省形勢大好,他們那裏有糧食;但是在主抓糧食生產的國務院副
總理李先念和糧食部長陳國棟那裏卻討價還價,說中央征購糧食多了,要李先念和陳國
棟少向四川征糧。不僅省委書記說假話,就連周恩來也向毛澤東隱瞞“大饑荒”的真相
。中共黨史專家丁抒說,周恩來“大躍進”初期曾主張製止冒進,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
後為了自保立即轉向支持“大躍進”。就在“廬山會議”期間,國務院內務部向中共中
央報告,14個省發生夏荒,其中9個省夏荒缺糧人口達3億8,000多萬人。所以在批判彭
德懷的時候,周恩來總理其實心裏知道彭德懷是有道理的,他其實頭腦是清醒的。但他
就是心有餘悸,小心翼翼,絕對不對‘大躍進’提出任何負麵意見。他對這些壞消息從
來不向毛澤東報告的。
官方一些史料說,作為周恩來的副手,李先念在“大饑荒”期間曾經提出減少糧食征購
。但是,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把糧食征購
率從1958年的29%猛升到40%。麵對中央的決定,李先念也堅決執行,把毛澤東要全國學
習河南省強行征購糧食的講話越級向全國傳達,加劇了各地的饑荒。《麥苗青菜花黃—
—大饑荒川西紀事》一書的作者、曾任解放軍成都軍區《戰旗報》編輯的王東渝指出,
中共中央“先下手為強”的政策嚴重加劇了四川的饑荒。王東渝對川西地區的饑荒進行
過深入調查和研究。他說,僅溫江地區1959年11月到1960年就餓死了50多萬人。王東渝
說:“李先念在全國糧食會議上把毛澤東‘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的講話傳達下去
了。後來河南省委財貿書記宋致和在傳達會議精神時說,‘李先念同誌講先下手為強,
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征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後,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
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一起抓,一手抓
征糧食,一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征購。’這個邊收割,邊征購就在全
國許多省份執行。這就是造成1959年11月開始全國普遍餓死人的關鍵原因。”
王東渝還說:“那個冬春餓死人是斷糧的問題,是完全沒有糧食的問題,完全把糧食給
農民搜光了。中央下的命令就是‘先下手為強’,把糧食統統搜光。他們自始至終認為
農民在瞞產私分。你既然要瞞產私分,你反正都要瞞產,老子幹脆給你搜光。搜光了以
後你還是餓不死。為什麽餓不死?你糧食是藏起來的。從上到下都是這個觀點。”時任
河南省信陽地委書記的路憲文1993年8月在回憶文章中透露:“1960年夏天副總理李先
念到(信陽地區)光山縣調查,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
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逼死了信陽農民。”因為這個政策,信陽餓死100萬人,史稱
“信陽事件”。
按說,李先念管這個事情,他就應該知道下麵很困難了,糧食已經是不多了,已經收不
上來了。但是,李先念為什麽還是堅持要強行進行糧食征購呢?這裏就涉及當時鄧小平
的一個討論: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這個
討論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的觀點。鄧小平當時擔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有了鄧小平這句話,當時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
泉就積極宣揚“丟卒保車”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這樣被丟掉了。王東渝在
《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一書中說,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會議上再
次提出農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糧,這是1959年底定下的標準。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說:
1959年底實施這個標準後,一個冬春已經餓死了那麽多人,再出亂子怎麽辦?李井泉反
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據當
時擔任巴中縣委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回憶:當時從上到下貫徹的指示是:“京、津
、滬缺糧,如果出問題,影響國際形象,不得了。”然而就是這個每人每天半斤的留糧
,其實也是政府虛誇的結果,溫江的百姓實際上連這點糧食也沒有。
王東渝說:“根本就沒有,因為它是浮誇的。這個賬是怎麽算的啊?我們的產量是由領
導算、是由各級政府算的,不是農民的實際產量啊。比如說糧食一畝地隻打了500斤,
他給你算成1,000斤。算成1,000斤,他說我收你400斤,收你500斤,你還有500斤嘛。
實際上他隻有500斤的產量,收完就沒有了。很多地方是一粒糧食都沒有,全部吃野菜
,全部斷糧,全部公共食堂停夥。”
對於四川省委書記李井全的欺上瞞下以及四川餓死人的災難,鄧小平是知道的。在1962
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了封匿名信給中央,控告李井泉
,說四川餓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責任。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後就開始要李井泉在
四川組的小會上檢查。李井泉被迫檢查,而且在檢查的時候還哭了,掉了眼淚,但是四
川的幹部對他的檢查不滿意,因為四川餓死人實在太多了。鄧小平兩次到四川去為他開
脫,說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麽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然後說停止
追查李井泉的個人責任,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鄧小平當年作為負責一線工作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對“大躍進”總體上是支持的。1958
年1月間,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批評“反冒進”是泄了六億人民的勁,是方向性錯
誤。鄧小平2月13日在四川省、地、縣、社四級幹部會議上說,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是根
據客觀可能的條件加快建設。他強調說,隻要是可能的,不是主觀主義的,就應該快。
1958年3月份,毛澤東又在“成都會議”上多次批評“反冒進”,甚至上升到路線錯誤
的高度,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鄧小平
會議發言時說,“反冒進”是不好的,挫傷了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正因為鄧小平在三
年自然災害時期,基本上是緊跟毛澤東的,所以對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餓死人數問題
,他也是極端進行隱瞞,並為造成人口災難事件的李井泉等人開脫責任。
所幸的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所發生的慘劇,終於喚醒了當時領導人的某些良知。
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前是緊跟毛澤東的,比毛澤東還左,說的話還極端,比如他在湖北浠
水的講話和在江蘇的講話,講得很極端很激進的。後來回湖南調查一個月之後態度就轉
變了。《劉少奇在湖南農村蹲點調查的四十四天》這篇文章中說,1961年4月1日到5月
15日,劉少奇率領中央調查組先後在湖南省寧鄉縣王家灣生產隊、長沙縣天華大隊和寧
鄉縣花明樓炭子衝蹲點調查。調查期間,劉少奇認真聽取了當地民眾對公社食堂和‘浮
誇風’等問題的意見。他在寧鄉聽取匯報時,對當地百姓有關“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的說法表示認同,承認中央政策存在失誤。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
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
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
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
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1959年3月,毛澤東在鄭州開會期間,要求召開河南省“六級幹部會議”,了解農村情
況。上萬名幹部參加會議,大到省委書記,小到生產隊長,誰都不敢講實話。唯有洛寧
縣一個生產隊長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講了真話,抱怨人民公社隨意調用農民的糧食、牲畜
、家畜和財產,“80%的勞力都被調去煉鋼鐵了,地裏沒人幹活了。……人人都擠到集
體食堂吃飯,集體食堂已經坐吃山空,沒有糧食下鍋了,就用榆樹皮、野菜湊合,吃得
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鬧,好多人害上了浮腫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來了”。毛澤
東在3月8日親自接見了李成午,讚揚說:“一萬多人的代表會議,沒有人敢這麽講實話
。成午同誌說得好啊!看來,‘共產風’是實。”毛澤東還對在場的洛陽地委書記、文
革期間曾經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的紀登奎說:“我去年在北戴河會議上說辦人
民公社,沒說叫刮‘共產風’。……吃食堂飯,實踐證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須去
掉食堂。”有了毛澤東的尚方寶劍,1959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說:“糧食分配到
戶,個人自願參加(食堂),口糧依人定量,節餘全部歸己。”還指示將自留地發還社
員,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家禽。
2012年20日看電影《1942》後
實報餓死人數遭批鬥
中監委調查組組長李堅:親曆1961年安徽饑荒調查
我將材料上報王從吾,王從吾跟安子文商議過,中監委副書記錢瑛也有明確指示。領導決定,由中監委辦公廳對原報告略加修改後,以我個人的名義,報送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決定組建高規格的,以朱德、董必武為首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與中央組織部在北京西單北大街198號合署辦公。當時中組部已經在這個院裏麵了,兩個部門的行政後勤管理合成一套。當時中央組織部大約有300人,中監委大約有120人,在五層的大樓裏中監委占一、四兩層。
我父親李堅那時任中監委農村工作處處長,負責檢查處理在三農問題上違紀違法的省級官員。我家也隨之搬進位於西單的組織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變。
記得中組部大院裏有一個行政樓,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樓,我對之記憶清晰。因為1958年大煉鋼鐵,在那樓後麵修了一個小高爐。我曾親手摸過中組部、中監委幹部們煉出來的所謂的“鋼”。其蜂窩狀的外形,經常讓我聯想到商店裏賣的薩其馬點心,隻是拿在手裏沉甸甸的。以我當時6年的人類社會生活經驗,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東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識的大人們煉出這些東西,卻又丟棄在院子角落裏廢棄不用,究竟是為了什麽?
那個年代,身處京城的我決不可能明白這一切狂熱行為的後果是什麽,也想象不到中國的基層百姓將會為此付出何等慘痛的代價。我隻知道父親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時間越來越少,常常是一連幾個月被派往各地。
終於有一天,我看到身邊所有的人都變得鬱鬱寡歡,因為吃不飽飯。接下來,人們改變了問候的方式,經常以挽起褲腿,互相按壓一下皮肉是否浮腫,來代替傳統的“吃了嗎”的寒暄。
三年困難時期,我十來歲,正是身體發育的時候,可是能記住的就是挨餓。我記得小學生一個月才給十幾斤糧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稱米蒸飯、熬粥什麽的,就覺得老也吃不飽。餓得麵黃肌瘦的我,整天心裏想的就是一個字“吃”,腦海裏常常把機關大院煉出的廢鋼渣,幻想成為大塊的薩其馬。
那時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幾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機關組織到內蒙古打黃羊,大家分黃羊肉。我父親是個部門頭頭嘛,那年頭的領導就得照顧點兒別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沒什麽油水。但是燉出來的那個湯,覺得特別香。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親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住在離家不遠的民族飯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帶上我一起到飯店餐廳,把他餓肚子節省下的一張餐票給我用。飯後他問我,吃了幾個花卷,吃飽沒有?我說,我吃了6個,但沒有了,所以還沒有吃飽。其實我哪裏知道,很多孩子卻因為缺少一口糧食而永遠失去了生命。
困難時期是何時結束的,我不清楚。隻是有一次學校食堂宣布,從今天開始,又可以敞開吃飯了。那一頓飯,我永遠不會忘記。我也不記得到底吃了多少,總之吃完飯,我已經撐得站不起來了,隻能蹲在地上,一點兒一點兒地挪回宿舍躺下。
當曆史進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說它相當於一顆億萬噸級當量的核彈決不為過。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報可以說無牆不在。當時有個幹部在中組部的院牆上貼出一張大字報稱:1958年至1962年間,中國總計餓死3500萬人??芸炷欽糯笞直ň捅蝗飼宄?嫋恕?
雖然中組部大院和大字報那時對社會公眾開放,但是在短時間內,恐怕沒有幾個人會在上千張毛筆書寫的大字報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這消息卻在中組部院內逐漸傳開。
我就是那時候第一次聽說了這個數字,隻不過對3500萬是個什麽級別的“當量”並無感覺,因為在當時混亂多變的環境中,我們全家都麵臨著自身的生存焦慮。誰知,這個數字卻直接關聯著我家的命運。中組部、中監委院內的大字報寫道:李堅是反黨、反中央政策、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李堅是劉鄧黑司令部領導下的黑幫分子,思想右傾,主張包產到戶,主張在政策製定上考慮農民利益等等。
接著,造反派們重點追查的,就是我父親當年調查安徽等地餓死人事件的問題。造反派們認為,查出餓死了那麽多人,是給毛主席革命路線抹黑。最為嚴重的是,以我父親名義寫給中央的報告被劉少奇拿在了手裏,成為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質問攻擊毛澤東、逼迫毛澤東認錯的“黑炮彈”!
我父親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彈的人,那還得了!這是我幼小心靈上的重負,一直是個心結。當時,我反複追問,父親都不說。直到多年以後,父親在回憶中才把此事詳細說了出來。以下為父親李堅的講述。
工作組三赴安徽
從1954年我在華北局紀委任農村工作處副處長算起,到1965年去大連搞四清,整整11年裏,我每年在家的時間不超過1個月。也就是說,我這10年都在全國各地奔波工作。
我們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兩頭:一頭是各省省委,另一頭是農村基層。省委這一頭是開會、聽匯報,農村那一頭就在公社或者生產隊與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 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匯報。
當年,中國農村大批患浮腫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體食堂,以及浮誇造假、虛報高產等等。這些因素如果是在個別時間、個別地點起作用,影響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躍進那麽一個特定的形勢下一起爆發,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來,幹部群眾不斷給中監委寫信,反映安徽一些群眾生活困難,有些已經得腫病死亡。之後,安徽省監委副書記劉作垣來中央監委開會,反映了安徽餓死人的問題。
中監委常務副書記王從吾和中監委常委們對這些群眾來信極為重視。當年,委派審理處處長劉力生、信訪科科長張瑉和李竹林等同誌到安徽潛山縣了解群眾生產和生活情況。8月,派張瑉、曹思恒去安徽宿縣、蕭縣、全椒縣了解情況。11月,派審理處副處長李振海去安徽阜陽地區臨泉等縣了解人口外流等情況。但是,中央派出的這些工作組僅查出問題嚴重,卻無法查實餓死人的具體數字。
由於安徽的問題極其嚴重,中監委第二書記董必武曾親自到阜陽地區調查。為了對董老封鎖消息,當地領導派汽車沿公路來回巡邏,不許死者家屬戴孝,不準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墳頭標誌。一發現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趕快把屍體拉到磚瓦窯場埋掉,其狀非常悲慘。
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根據中監委反映的情況,再派出以中監委候補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維綱為首的聯合工作組到安徽了解腫病死人的問題。工作組成員由團中央楊海波、內務部朱農、公安部李震、中辦王愈明、中監委劉力生和張瑉、中組部段學夫等多人組成。不久,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省監委書記曾慶梅、蚌埠地委副書記單敬之為了掩蓋腫病死人的真實情況,向中央告工作組的狀。僅僅一個月後,聯合工作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3日,王從吾主持中監委會議,聽取赴安徽工作組的匯報。王維綱、楊海波、王愈明、朱農分別匯報了蚌埠、阜陽、蕪湖和安慶地區的群眾生產生活情況。安徽的曾慶梅、單敬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這次會議之前,王從吾向中組部部長安子文作了匯報,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報告情況,還派人監視中央工作組活動、向中央“告黑狀”的問題。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員譚震林、柯慶施一同找曾慶梅、單敬之談話,嚴厲地批評了他們,並拿出安徽鳳陽縣委辦公室主任張少柏的檢舉材料,指出了餓死人的問題。曾、單二人表示承認錯誤。
1961年1月3日,王從吾在中監委黨委會上說:“1月2日,我與曾慶梅、單敬之談話指出:一、你們回去後一定要徹底揭開蓋子口。二、封鎖消息不對,單敬之要寫出書麵檢討報中監委。三、對張少柏同誌應該予以表揚。黨內這樣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種情況下敢於說實話是好同誌。你們要保證,不準對他打擊報複。四、安徽省委為什麽不向中央報告情況?這是違背黨章規定的。”曾慶梅當時表態,稱完全同意工作組的意見,準備檢查扣壓人民來信的問題,並承認向中央告工作組的黑狀是錯誤的。
但這次會議後,安徽省委仍然認為中央工作組調查了解的問題“不屬實”。於是,中監委再派我帶領第四次中央工作組,前往安徽。
實地調查
我從1960年起,擔任了中監委農村處處長。我本來就是在農村長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農村實地調查,讓我既了解農民的願望和心聲,也清楚一些共產黨基層幹部欺下瞞上的各種招數。因此我們事先就商議好,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車到達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車。我、張瑉、劉正榮三人分頭行動,搞得前來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幹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裏走。才走了幾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邊。一個男人頭戴皮帽子,好像是從北麵走過來後死在那裏。還有一個婦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進入村莊之後,我說明來意,群眾立即向我反映了餓死人的慘狀。隨後,聞訊趕來的村鎮幹部們又提供了書麵材料和腫病死人的數字。這樣,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況和這些數字材料,接下來與安徽各級幹部交談就容易了。
當時的安徽控製在時任華東局第二書記兼山東、安徽兩省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手裏。大躍進、放衛星、謊報畝產萬斤糧、刮共產風、強行搜刮農民家中存糧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絕、最狠的重災區之一。待到出現餓死人的後果和責任,曾希聖所做的就是掩蓋真相。
他聽說我下來調查,就派人秘密監視我們的行動。安徽發生大批人口餓死問題後,省委常務書記桂臨西指示省監委要頂住中央工作組的壓力,說不能從省監委這裏打開缺口,並派省監委副書記陳×監督,對我們這次的中央工作組繼續封鎖消息。各級政府給農民規定了多項強製性紀律,如死了人不準立墳頭,不準穿孝衣;活人不準逃荒,否則抓住就是流竄犯等。我調查途中,就親眼看見一串串被繩子捆住、由武裝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這種情況下,我們找當地同誌談話,經常是到野地裏個別談話,這樣才能盡量減少當地幹部懼怕曾希聖打擊報複的心理。蚌埠地區監委一個叫鄧×才的老紅軍向我反映,蚌埠地區1960年春天的餓死人數在100萬左右。我們又到了鳳陽,找到張少柏,又到了定遠,都是采取秘密私訪的辦法了解情況。
之後我又乘安二飛機到了阜陽,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監委幹部李東漢。他告訴我,曾希聖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誇風,虛報糧食產量,明明連農民的口糧都不夠,還要向外調運糧食。在阜陽,據地委書記魏超雲匯報,當地餓死人數也是100萬左右。
即使在高壓下,安徽黨政軍內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義感、為民請命的幹部。時任安徽省監委副書記、老紅軍翁可業,為人正直剛烈。他找到我說,要拚死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但是他有一個條件。他說:他講出實情後,曾希聖肯定會整他,因為前有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為鑒。他說他兒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聖整死,希望我能夠幫他兒子找份工作,給他一條生路。我答應了他。翁可業1960年春天已經調查了蚌埠15個縣餓死人的情況,他將相關的書麵材料(複寫底稿)以及其他人搜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給了我。他還滿腔悲憤地對我說:“餓死這麽多人,安徽已經被曾希聖搞成什麽樣子了!” 汪瑜(安徽省軍區司令員的夫人)等幾位在省監委工作的女同誌,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況。
我根據這些線索,再順藤摸瓜,下去核實。由於大搞公社化,辦食堂集中吃飯,收繳了各家各戶的鐵鍋煉鋼鐵,以至於大食堂斷炊關閉。這時,當地老百姓做飯連鍋都沒有,我看到農民們在家裏隻能用陶土瓦罐之類的容器煮些野菜樹皮吃。到後來,所有長在地裏的植物都吃光了。我的筆記裏當時記載有許多人吃人的事例。當時那種慘狀,今天的人們簡直就無法想象。
從生產隊到公社,再到每個縣,統計數字逐級匯總,最後,得出安徽全省餓死人350萬這個數字。
經過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數,最後才到合肥與省委有關領導正式見麵。
以個人名義寫報告
情況調查清楚之後,我們回到了北京。我在中監委的辦公會上匯報,安徽省餓死人的數字是300多萬。
回北京後,我又派張瑉、張順參加了安徽省召開的全省監察工作會議。他們與各縣參加會議的同誌逐一核對了餓死人的數字,最後的總數超過了300萬。
中組部部長安子文、中監委常務副書記王從吾、中監委常委劉瀾濤聽了我的匯報後,讓我寫一個書麵材料。我寫出了《關於安徽腫病死人、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情況報告》。
在這份報告裏,我將安徽餓死人的總數(截至1961年3、4月間)正式上報為300萬。我主要考慮到兩點:一是有少數縣、鄉我沒能親自去核實,依據的是這些縣、鄉報告的數字;二是事關重大,還是以穩妥保守為好。
我將材料上報王從吾,王從吾跟安子文商議過,中監委副書記錢瑛也有明確指示。領導決定,由中監委辦公廳對原報告略加修改後,以我個人的名義,報送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由於當時國內政治形勢極為複雜多變,中監委、中組部的領導們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這個官兒,古代叫監察禦史,要想幹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對百姓負責,二要對曆史負責。萬一最高領袖怪罪下來,我作為調查的執行者和報告的寫作者,最直接的責任當然要由我來負。
報告同時送交了曾希聖和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閱。據悉,他們看到材料後大怒,說我調查的情況沒有先向安徽省委和華東局匯報,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狀。而且,翁可業等人後來還是挨整了。
好在後來劉少奇同誌看了報告後,嚴令安徽每個縣都要如實報告餓死人的情況,有再不報告者,開除黨籍。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批評一些領導幹部,搞一言堂最終會霸王別姬——主要就是針對曾希聖說的。有材料披露,劉少奇後來曾手持一份報告對毛主席說: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那份報告,指的就是安徽餓死人的報告。
“執行了劉少奇路線”
可是剛剛吃上幾年飽飯,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1967年和1968年,中監委的造反派們不知從哪個渠道得知了我寫的這份報告,他們對我最為憤怒的一點就是:“李堅在調查安徽餓死人事件時,估計了一個龐大的死人數字,為劉少奇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逼著毛主席認錯檢討提供了黑炮彈。”
1969年,由康生的親信郭玉峰控製的中組部業務組對我所做的幹部審查結論是:“李堅在中央監委工作期間執行劉少奇路線。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經過革命群眾揭發和立案審查,犯了走資派的錯誤。現將審查結果報告如下:攻擊農村合作化,刮單幹風,特別是在三年整風困難時期,他到安徽、山東、河南等省,深入了解幹部違法亂紀、群眾生產生活和整風整社問題。最為嚴重的是,1961年3月,李堅根據王從吾的指示,到安徽搜集和估計了一個龐大的死人數字。這個材料經王從吾、錢瑛密謀,以李堅個人名義送材料到劉少奇資產階級黑司令部,為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猖狂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提供了炮彈。”
我是在農村裏長大的孩子,再苦再累的勞動我也不怕。可是,說我“估計”了一個龐大的死人數字,我永遠不服。
調查安徽餓死人,我是一個縣一個縣地走,一個村一個村地走,一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地核實數據,最後匯總出來350多萬這個數字。我反複考慮之後正式上報為餓死人300萬,怎麽能說是估計出來的數字呢?
況且我作為黨的紀檢監察幹部,當時的想法就是對人民負責,為冤屈餓死的亡靈負責。一定要把真實的情況上報給中央,讓中央領導知道基層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這是我做農村監察工作的職責所在。至於真實數據給了中央之後會怎樣,那不是我所能預料得到的。
文革結束後,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臨時住在北京前門飯店。我作為下級看望上級,心裏想的是問候領導的健康和在安徽數年的生活狀況。不料進門一見麵,安部長開口第一句話就說:“你那個餓死300萬人的數字,我核實過了,應該是350萬。”
我解釋說,我調查的數字也是350萬,隻是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出於各種考慮,才正式上報為300萬。
(本文根據對李堅及其子李衛平的訪談、李堅與李衛平的多次談話以及李堅當年的幾份手稿編寫而成。)
中國曆年糧食產量及年均增加率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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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糧食(億噸) 年均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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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1.1318
1950 1.3213 16.7%
1951 1.4369 8.7%
1952 1.6392 14.1%
1953 1.6683 1.8%
1954 1.6952 1.6%
1955 1.8394 8.5%
1956 1.9275 4.8%
1957 1.9505 1.2%
1958 2.0000 2.5%
1959 1.7000 -15.0%
1960 1.4350 -15.6%
1961 1.4750 2.8%
1962 1.6000 8.5%
1963 1.7000 6.2%
1964 1.8750 10.3%
1965 1.9453 3.7%
1966 2.1400 10.0%
1967 2.1782 1.8%
1968 2.0906 -4.0%
1969 2.1097 0.9%
1970 2.3996 13.7%
1971 2.5014 4.2%
1972 2.4048 -3.9%
1973 2.6494 10.2%
1974 2.7527 3.9%
1975 2.8452 3.4%
1976 2.8631 0.6%
1977 2.8273 -1.3%
1978 3.0477 7.8%
1979 3.3212 9.0%
一般的回答都是“過賤年餓死的”, 沒有悲傷,很木然,因為每家都一樣。
差別就是每家餓死一個人還是餓死幾個人。
她鄰居也餓死了。
地點:安徽北部
原文"Widespread famine does not APPEAR to be at hand", 經他的口變成:
“大規模的饑荒現在沒有發生”
1。“大規模的饑荒現在沒有發生”,節選自1961年4月4日的美國政府CIA報告原件(去掉空格):h ttp://w 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1098172.pdf
第1頁,結論,第1條。
2。“從沒有發生過像過去民國時期的大饑荒”,節選自1962年5月2日的美國政府CIA報告原件(去掉空格):
h ttp://w 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1098211.pdf
第3頁,第8條,最後一句。
你家沒餓死,就沒人餓死了? 59年華東省份洪水淹死了很多人。你家沒人淹死,就是沒有洪水了?
情況最嚴重的就是左的最厲害的3,4個省份。其中包括李井泉領導下天府之國的四川。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B9%B4%E5%9B%B0%E9%9A%BE%E6%97%B6%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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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wei 發表評論於 2015-11-04 02:26:01
死了9%的人?
誰家有親人死人?
朋友死人?
喜歡聽別人餓死了,自己和家人幾百上千親戚朋友都活著。
幾年自然死亡有多少?
本不想多說,聽多了,煩了,專門問過老人,一個100萬人的城市沒餓死一個人,一個幾十萬人很窮的老家縣也沒聽說餓死了人。
當然肯定有餓死了人,餓死一個也是罪,,但不能靠胡說過癮
誰家有親人死人?
朋友死人?
喜歡聽別人餓死了,自己和家人幾百上千親戚朋友都活著。
幾年自然死亡有多少?
本不想多說,聽多了,煩了,專門問過老人,一個100萬人的城市沒餓死一個人,一個幾十萬人很窮的老家縣也沒聽說餓死了人。
當然肯定有餓死了人,餓死一個也是罪,,但不能靠胡說過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