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貴舊影：讓“曆史成見”尷尬的照片
2011-04-07 老照片劄記 作者：馮克力
攝影術的發明，使得曆史可以被觀看，從而大大改變了人們認知過去的方式。但照片又是一柄雙刃劍，在以其具象、直觀的屬性，為曆史敘事與研究提供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往往讓一些“曆史成見”麵臨尷尬。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正史敘述裏，在各種版本的曆史教科書裏，對抗日戰爭中正麵戰場的描述語多輕蔑，國民黨正規軍的諸多對日大兵團作戰似乎可以忽略不計，抗日戰爭的勝利端賴敵後軍民的襲擾與遊擊。說到國民黨正規軍的將士，要麽在日軍的攻勢麵前“不堪一擊”、“望風而逃”，要麽就專與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做對，“製造摩擦”、“破壞抗戰”。這樣的敘事，深深地影響了幾代的中國人。
正因如此，十幾年前，當來自台灣的老照片收藏家秦風先生，把一組組記錄正麵戰場的照片在《老照片》裏披露出來的時候，在讀者中才引起了那麽大的震撼。如今隨著國共之間的和解，大陸這邊對正麵戰場的記述已經越來越趨於客觀，各種相關的照片也盡可隨意呈現。但退回去十幾年，情況卻不是這樣，為了這些照片能不能披露、怎樣披露，編輯部同仁們真是費盡了思量。畢竟，這些照片在很大程度上直觀地顛覆了我們教科書中的許多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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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944年11月，中國軍隊在滇西作戰中收複龍陵。
其中，一幅國軍士兵在滇西作戰中冒著炮火硝煙，躍上龍陵城頭的照片（圖一），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不怕諸位笑話，乍見這張照片的時候，我腦子裏冒出的第一個念頭竟是：“秦風先生別是搞錯了吧？”因為根據自幼接受的灌輸，在電影裏、畫冊裏和各種其他讀物裏見到的，像這張照片上這樣奮不顧身衝向敵陣的，隻有八路軍、新四軍和後來的解放軍。當然，這種疑惑隻是轉瞬即逝的一個念頭而已，秦風先生作為一名職業的老照片收藏者與研究者，是不會跟我們開這種玩笑的。這張與我們以往的認知迥然有異的照片，不僅以其極具震撼的信息訴諸人們的視覺，更訴諸人們的情感，經由多年的灌輸培育起來的對國軍將士的諸多偏見，正是在那一刻被化解於無形。
這就是照片的魔力！而且不用多，有時一張就夠。
圖二1912年秋，一位年輕男子剪辮之前的留影。
如果說上麵這張照片，是以極具張力的視覺衝擊了我們的曆史成見的話，那麽接下來這幅照片（圖二），卻不動聲色地向我們講述了平民庶眾麵對時代變遷的另一種態度——一種有別於“宏大敘事”給定的態度。
1912年亦即辛亥革命後第二年的秋天，一位27歲的年輕人走進了一家照相館，背對一麵落地穿衣鏡，讓照相師傅為他拍攝了這張照片。又過了幾天，從照相館取回照片後，這位年輕人端詳著照片上的留影，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後腦勺，恍然若失，遂以工整的小楷在照片的背麵留下了這樣的題識：
壬子秋八月，將欲剪發，故用大鏡照後影，以留紀念。八月初三即新曆九月十三日拍於勸業場樓上之麗芙照相館，計印二張大洋捌毛。
沒有反清誌士們斷發前的錚錚誓言，也沒有遺老遺少們被迫剪辮時的艾艾怨怨或決意留辮執拗，這位年輕人隻是平靜地記述了拍攝照片的動機和經過，但於字裏行間也對從此失去那條長辮，流露了淡淡的眷戀。這也難怪，他的爺爺、他的父親，乃至他更老的祖輩們，都是腦後拖著一條長辮生活過來的，他自打記事起，身後的這條長辮也須臾不離地伴隨著他，既是他身體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一旦失去，難免有些不習慣，乃至有些悵然。
圖三清末，勞作間隙的農人。
《老照片》還刊登過一張有趣的照片（圖三）。勞作間隙，一位農人在替另一位農人編織腦後的長辮，被編織的那位，嘴裏叼著一根長煙袋，悠然地享受著同伴的“服務”。那條看似累贅的辮子，已然成為他們生活中習焉不察的存在。
對於芸芸眾生而言，剪辮抑或留辮，既不關立場，也無關文化，更無關政治，隻是一種生活習俗的改變而已，當然，還有與這種改變相伴的些許情感的微瀾，全然沒有“宏大敘事”所賦予、所放大的那些意義。而這兩幅照片呈現的，正是被正史有意無意之間所忽略、所漠視的那些部分。
圖四抗戰期間，共產黨領導下抗日根據地的一次集會。
“一黨專政”，曾是國民黨遭政敵詬病最多的一個議題。《老照片》裏曾經刊出過一張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民眾集會的照片（圖四），在主席台一側的標語中，赫然寫著“迅速結束一黨專政”。可見，那時“一黨專政”正是國民黨的軟肋所在，挑戰“一黨專政”自然也就成了反對派最具殺傷力的武器，大有一劍封喉的威力。平心而論，說國民黨獨裁（他自己稱說是“訓政”），並沒有委屈它，從其執政的二十多年裏，足以找出車載鬥量的事實來證明這一點。
不過，事情也還有另一麵，並且有圖為證。
圖五1948年5月，“行憲”國大舉行副總統選舉，一位代表正走向會場專設的“秘密寫票點”。
這張照片（圖五）拍攝於1948年5月的“行憲”國民大會期間，當李宗仁與孫科的副總統競選進入白熱化的時候，一位代表正匆匆走向設在會場後麵的“秘密寫票點”圈寫選票。
國民黨信奉的是“黨國”理念，在其執政的那些年裏，也大體上是“以黨領政”，但這一次的“行憲國大”卻開得貨真價實，尤其是“黨魁”所屬意並由黨中央提名的副總統人選孫科，經過幾輪的投票後，居然敗給了以個人名義參選的李宗仁，這至少證明了，那時的國民大會還沒有淪為可憐的“橡皮圖章”。
照片上最吸引人們眼球的，是國民大會堂裏為代表們專門設置的“秘密寫票點”，一格一格，由木板隔斷，形成一個個相對獨立的空間，確保了代表圈寫選票的私密性。南京國民大會堂落成於1936年，是為了因應國民黨內外“結束訓政，實行憲政”的呼聲，以備召開國民大會而興建，會堂內還安裝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投票表決係統，其“秘密寫票點”即為投票係統的一部分。當年為適應憲政的需要而采取的這些舉措，實有很大的超前性。
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某次全國人代會上，曾有一位來自香港的人大代表在臨選舉前起身籲請大會設立秘密寫票點。他的這一籲請被大會所接受，但由於人民大會堂裏原先並沒有這類設施，隻好臨時在會場後麵辟出一角，用布簾子隔了一下，算是滿足了這位代表的要求。圈寫選票的私密性，對於公正、公平的選舉來說，並不是一件小事情。事實上，在有些地方的選舉中，主事者為了確保自己提名的人能順利當選，以至在會場上安插眼線，以行監視，千方百計地化解投票的私密性。猶有甚者，有的為了更清楚地掌握代表們的投票傾向，幹脆將選票設計為同意提名人選的不必在選票上圈劃，這樣一來，隻要誰動了擺放在麵前的選票，誰自然就是投反對票的。既然投票過程一目了然，盡在掌控，為防事後遭打擊報複，代表們雖有不同意見，也隻好作罷了。
縱觀眼下選舉的種種怪現狀，我們可能沒有多少資格對民國年間的憲政舉措過多地去評頭論足，相反地，它在憲政的建設與準備方麵，或許還有不少值得今天借鑒的地方，比如照片上的那個毫不苟且的“秘密寫票點”。
圖六1982年，台灣一位競選縣議員的參選人在街頭發表演講，爭取選票。
我曾經向秦風先生請教過：蔣經國臨終前怎麽突然就下了那麽大的決心，毅然開放“黨禁”、“報禁”；而另一方麵，經曆多年“戒嚴”管製台灣的老百姓對於選舉這一套，似乎也並不怎麽陌生，這是為什麽。他說，蔣經國做出這樣的決定，固然是迫於反對派的壓力，但實現憲政也是國民黨黨綱裏的題中既有之義，孫中山早年規劃的通過“訓政”最終達至“憲政”的目標，國民黨囿於情勢，雖然有過動搖、有過拖延，但始終沒有完全放棄。即使在“戒嚴”時期，台灣的民眾也沒斷了參加各種各樣的選舉，那時除了台灣“省長”是由“行政院”任命以外，縣市以下的各級議會議員、行政首長均由民選產生。後來他還專門為《老照片》提供了一組記錄台灣民主進程的照片，其中一張（圖六），是1982年一位縣議員參選人在街頭發表政見，爭取選票。雖然大街上冷冷清清，隻有幾個人站在遠處張望，但這位參選人的熱情卻未曾稍減，仍手持話筒，喋喋不休。另有一張照片（圖七），是在1972年的一次公職人員選舉中，幾位國民黨提名的競選人聯合舉行政見發布會，會場上熙熙攘攘，不少小孩子也趕來湊熱鬧。
圖七1972年，在台灣的一次公職人員選舉中，幾位國民黨提名的競選人聯合舉行政見發布會。
秦風先生說：“那時台灣民間不允許組黨，黨外參選人隻能孤軍作戰，選舉的結果大都是壟斷了各種社會資源的國民黨參選人當選，雖然如此，這些選舉客觀上仍然產生了正麵的效果，民眾有機會聽到各種不同的政見，並慢慢習慣這種政治行為，從中得到訓練，這對台灣民主政治的進步有著長遠的意義，無疑也是台灣社會得以順利轉型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國民大會堂裏專設的“秘密寫票點”，到參選人的街頭競選和政見發布會，再到後來的全麵解除“黨禁”、“報禁”，這其中的脈絡，是顯而易見的。
馮克力：當曆史可以被觀看……
2011-04-25 《老照片》
在攝影術誕生以前，人們主要是通過文字的記述去了解曆史，最多還可以通過雕塑、建築、繪畫包括出土的實物等等去觸摸和感知過去。攝影術的發明，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看待曆史的方式，從此，曆史由被回憶、被敘述，變成了可以被觀看的。某些曆史的場景，因為有了照片的紀錄，變得更直觀，也更確定了。攝影術對曆史敘述的這種劃時代的改變，恐怕是一百六十多年前，那個叫達蓋爾的法國人不慎打碎了一支溫度計、意外發明銀版顯影時也沒有想到的吧。
與文字的敘述不同，照片所定格的曆史，是直觀而全息的。說它是直觀的，這不難理解，說它“全息”，是借用了“全息論”的說法，即“機體的每一個局部都是整體的縮影，貯存著整個物像的全部信息”，是從社會學的意義上所做的一種類比。有時候一幅照片就像是社會機體的一個切片，所承載的信息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圖一、 20世紀初，煙台祖孫三代的合影。
這裏有一張拍攝於20世紀初的照片（圖一），是煙台一祖孫三代的合影。照片在拍攝的時候，明顯地經過了導演與擺布，人物麵前的案幾上左右兩邊分別放著代表新式生活的煤油燈和鬧鍾，中間則擺著水煙袋、紫砂壺和一對青花小碗，想來主人家中但凡有點時髦或有些“品位”的什物想必都擺到了麵前的桌子上。在經過了差不多一個世紀之後再來看這張照片，我們分明要感謝那位精心的“擺布者”了，正是由於他的導演與擺布，讓今天的我們更多地看到了一個世紀以前煙台民眾的生存狀態和生活細節。應《老照片》之邀解讀這張照片的社會民俗專家，則從放置在桌子上的那盞新式的煤油燈，進而聯想到美孚石油公司為傾銷自己的產品在當時所采取的種種舉措，從中讀到了更多的東西……有時照片裏毫不起眼的一什一物，都有可能成為那個時代經濟發展、中外交往和社會變遷的有力佐證。
圖三、 1956年，上海工商業者家屬在集會上。
再看這張照片（圖三）：1956年1月，上海召開工商界家屬代表會，聆聽有關領導宣講社會主義改造的意義和政策。從照片上可以看到，與會者們的穿著依然留有“舊時代”的痕跡，不失雍容與華貴，而她們的臉上卻分明流露著對“新時代”的茫然與忐忑。照片正是通過她們被剝奪前夜的衣著和表情以及彌漫於會場上的氛圍這些信息，定格了上海這座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在經濟製度轉換之際之種種。而今，麵對照片所傳遞的信息，我們不僅得以重回公私合營的曆史的現場，似乎還窺見了當事者的內心世界。經過了攝影的定格，當事者複雜而隱秘的內心感受，仿佛都變成了可以觀看的。
需要說明的，這是一幅新華社當年公開發行的新聞照片，攝影者有意抓取了與會家屬們鼓掌的瞬間，意在表現她們對公私合營的擁護，恐怕這也是照片能夠通過審查最終發布出來的原因吧。而鏡頭的選擇終究是有限的，它在抓取人們鼓掌的同時，也隻能如實記錄下現場與掌聲相伴的一切，於是便有了這五味雜陳的定格。
攝影術誕生以前，形象記錄社會生活場景的功能多由繪畫來承當，但再怎麽寫實的繪畫，也不可能像照相機那樣如實地還原眼前的景象。誠然，攝影者對於所拍攝的對象、對於拍什麽和不拍什麽，也會有所取舍，而快門一旦按下，取景框裏的一切，便巨細無遺地被記錄了下來，這就使得每一張照片都具有了某種特定的“全息”性，觀看者則根據自己的偏好看其所看，從中獲得自以為有趣的信息。觀看者對於照片信息的關注與選擇，往往與拍攝者的主觀願望大異其趣，有時候攝影者作為畫麵的主體呈現給人的，觀者卻熟視無睹，反而是畫麵裏那些毫不起眼的什物觸動了他的神經，引發了他的思緒，從而對某件史實、某個人物或某種社會現象產生了新的認識。
圖四、 1965年，“四清”運動期間，黑龍江阿城縣批鬥富農分子。
著名攝影家李振盛先生拍攝過一組反映“四清”運動的照片，記錄了1965年黑龍江阿城縣農村開展“四清”運動的場景。李振盛先生當時是黑龍江日報社的一名攝影記者，他是帶著宣傳“四清”運動大好形勢的使命去進行這次采訪的。事過四十多年之後，再來看這些照片所定格的信息卻別有意味。其中一張照片（圖四）裏，兩個富農分子低著頭、弓著腰站在台上接受批鬥，他們身上穿著油光可鑒的破棉衣，看上去與叫花子已沒什麽兩樣,卻還要被推到人前遭受這樣的羞辱，實在讓人覺得可憐。後人在觀看這張照片時，對被批鬥的人心存憐憫，與他們身上的破棉衣是分不開的。這身破衣爛裳對於希望這張照片所能訴諸於讀者的感情，比如激發對於富農分子的義憤與仇視等等，幾乎具有某種顛覆性。而被批鬥者身上已露出棉絮的破棉褲和破棉襖，又是攝影者在拍攝這張照片時，很難避開的。這些細節或者信息，雖與照片所要表達的主題無關，乃至相悖，但在攝影師按下快門的那一刻，也不可避免地定格在了畫麵裏，這就為後人提供了另一種觀看的可能。
這種“全息”的定格，雖非攝影者的初衷，卻恰恰是照片的魅力所在。巴特曾說“攝影是魔術而非藝術”，大概正是指攝影所經常顯現的這種出人意外、不被駕馭的特性吧。
說到照片細節的顛覆性，不能不提到2008年的“天價香煙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參加某次會議的照片被人發到了網上。這實在是一張再尋常不過的工作照片，人們對它感興趣，是因為在這位周局長桌前一個毫不起眼的地方放了一盒價值一百多元的“九五至尊”香煙。接下來的發展極具戲劇性，從照片上的這個與主題並不相幹的細節順藤摸瓜，竟牽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貪官——周久耕最終以受賄一百多萬獲刑十一年……
由此說來，照片的細節不僅能顛覆拍攝者所期待的價值取向，居然還能顛覆現實生活裏的貪官汙吏，可謂功莫大焉！我以為，周久耕的意外落馬，是大可在攝影史上重重地寫上一筆的，並且攝影在當今中國的這等奇妙，更是那個發明了攝影術的法國人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