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一眼看穿毛澤東
作為學者，傅斯年的貢獻不僅僅在學術本位，而在以一介書生的傲骨彰顯出一代知識分子的錚錚鐵骨，成為時代之榜樣，後世之楷模。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審視那個時代，我們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
傅斯年學識淵博精深，在曆史研究和文獻整理方麵獨樹一幟，尤其是對殷墟的發掘，更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曆史性貢獻。今天人們談起傅斯年，心生敬仰，更多的是緣其膽識而非學識，是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吾獨行”的無畏，而非遊刃於政教兩界的得意，是其大師的神韻而非大師的形名。如果參照當代泛濫的大師標準，對傅斯年冠以“大師”的廉價稱謂，那簡直就是一種侮辱。真正的大師風範，不僅僅是表現在其專業領域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王者氣度，更應體現出對人格獨立、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傳統知識分子削尖腦袋放棄人格尊嚴、獨立自由、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的仕宦、名利，在傅斯年眼中隻不過是“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而已。什麽是大師？犬儒們不惜一切代價爭取的，正是大師們鄙視放棄的；犬儒們輕易放棄的，正是大師們不惜一切代價爭取的，這就是大師。沒有這種精神，怎麽敢號稱大師？
傅斯年評價自己的一生“無慚於前賢典型”，自嘲“書生報國，如此而已”。他幾次拒絕到國民黨政府去做官，寧肯以在野之身，以學者的身份，“參政而不從政”，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批評政府的自由。寫傅斯年時，我常常聯想到兩位先哲：孔子和莊子，覺得傅斯年有點像孔子，可他學而優則“不”仕；又覺得有點像莊子，可他憂國憂民並不逍遙。所以，我覺得傅斯年是一個融合了兩種不同價值觀的聯合體，一半是孔子，一半是莊子，憂患中堅守逍遙，逍遙中不忘憂患。站到這個層麵上來解讀傅斯年，雖不中亦不遠矣。傅斯年逝世，蔣介石親臨追悼會致祭，參加追悼會者5000餘人，哀榮至極。各界致送挽聯270餘副，其中有很多讚頌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跡和崇高的人格。如於右任挽聯曰：“是子路，是顏回，是天下強者；為自由，為正義，為時代青年。”吳稚暉挽聯雲：“成學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長，孑民外一人。”葉公超挽聯雲：“有正義感，說老實話，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餘勇氣何來?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學風，嚴真偽辯，人雲然，君詎盡雲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長存。”台大全體師生的挽聯是：“早開風氣，是一代宗師，吾道非歟?浮海說三千弟子；忍看銘旌，正滿天雲物，斯人去也，哀鴻況百萬蒼生。”表達了對校長的哀悼和追思……
孔子真精神究竟是個啥東東，傅斯年用“人生的意義”作出了最樸素的詮釋；“書生報國，如此而已”！換言之，那就是用“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匹夫之誌，來迎戰“勝者王候敗者賊”的強盜邏輯的曆史時空的演繹。
他是一個少見的對毛澤東其人的認識極為深刻的人。
應該說，在他之前有很多人……譬如學術大師胡適、中國創始領袖陳獨秀、北大學子和基督徒的林昭、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老革命”李銳等等。但真正對毛性格、為人了解深刻者，無人能及傅斯年：抗戰勝利之後，傅斯年被國民參議會推舉為訪問延安代表團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訪問期間，他發現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製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傅斯年和毛澤東當年曾在北大相識，他們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結論：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裏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之流。毛澤東陪同傅斯年來到禮堂，傅看見裏麵密密麻麻掛滿了錦旗，是各地獻給偉大領袖的，便諷刺說：“堂哉！皇哉！”毛感覺到了諷刺的意味，沒有出聲。在代表團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沒有出息，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傅斯年當麵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領以歿嗎？”傅斯年的估計相當準確，討好毛澤東的章伯鈞、黃炎培等人，都沒有逃過中國建政之後的若幹次政治運動，最後的結局都是不得好死。傅大炮火力雖猛，但可是一門準星極準、彈無虛發的大炮，目標向來打的很準。
好在這門大炮放到了台灣，如果留在大陸的話，不是鏽死、爛掉，也該是門啞炮了。一個不難理解的緣由。後來，當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為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如芒在背，一次閑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著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簡短幾言透出了他內心對左派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這一態度直到他退守孤島都沒有改變，真可謂是一個“帶著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典型人物了。
周啟博：傅斯年為何去台灣？
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是在毛澤東統治下渡過的。那時毛已經定傅斯年先生為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所控製的知識分子，這是我這種青少年在社會上所得的唯一信息。在家庭中，我父親周一良也從不提起他自己與傅斯年的交往，所以我對傅斯年所知隻有一項「反動文化人」的身份。文革爆發後，傅斯年的名字始見於對父親的批判和父親的「思想檢查」與「罪行交代」，我由此得知父親幾十年前與長他一輩的傅斯年曾有過從，所以受到牽連。離開大陸以後我讀到中共控製以外的出版物，才了解傅斯年在廿世紀中國曆史上的地位。他的學問、人品和血性，他對社會進步和國難民瘼的關懷，繼承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為學為人之道的精華，堪為當時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士」的楷模。
早年激進歐洲留學回國任教
傅斯年「五四」時年輕激進，曾是組織反北洋政府遊行的學生首領。一九一九年他曾寫文章〈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推崇蘇俄，也曾說「俄國革命是全世界發展的模式」，並且因仇恨富人而主張「一切有汽車者應判死刑」。那時他的思想明顯親俄親共。但是在以後的六年中，他到歐洲留學，親身了解英德兩國的資本主義製度，開始看到蘇俄共產主義的弊端，思想向溫和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轉變。一九二六年他回國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次年六月加入國民黨。
當時廣州是國共合作北伐的基地，也是中共的溫床。蘇俄派至中國的代表鮑羅廷肆意插手中國內政，張太雷、瞿秋白雖然在中共黨內是參與決策的首領，在鮑麵前卻隻是上命下傳的翻譯。傅斯年因此懷疑中共能否維護中國主權不受蘇俄控製。一九二七年中共以「農民運動」為名，依靠鄉村的痞子，脅迫樸實農民對地主鄉紳實行燒殺搶，公開處決湖南大儒兼鄉紳葉德輝等，摧毀農村文化的載體，斬斷維係農村道德秩序和風化的社會纖維。「農民運動」積極分子對地主鄉紳施暴以後背負血債，在本鄉本地無法存身，隻能投靠紅軍，成為中共主要兵源。國民黨因此與中共決裂，實施「清黨」，傅斯年在廣州支持清黨決定。駐廣州國民軍將領張發奎，黃琪翔優容中共，養虎遺患。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張、黃所部各級軍官中的中共黨員發起「廣州暴動」，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暴動雖然三天就被敉平，卻使廣州陷入血海，國共雙方和無辜市民死亡數千。
目睹廣州暴動恐怖走向反共
中共官方記述暴動說廣州民眾支持中共，隻強調國民軍平暴時殘忍屠殺，對「蘇維埃」一方的暴行避而不提，而且著重宣傳暴動首領周文雍陳鐵軍「刑場上的婚禮」，刻意淡化周因參與殺人暴動而被處死，以婚禮的浪漫招徠幼稚青年。當事人張發奎回憶「真正工人並不擁護共黨」，事實上，暴動頭號領導人張太雷就死於中共與機器工會工人的槍戰。張發奎還說「有一件最足說明中共殘暴的事：原來我軍各部回師廣州時，共黨眼見大勢已去，竟不顧廣州市全體人民之生命財產，欲將全廣州市付之一炬，當時他們已經在南堤珠光裏人力車工會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車工人，各攜五加侖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報紙一捆，準備在各處放火，把全廣州市化為灰燼。幸我軍及時趕到，才製止了這一暴行，廣州市才免於浩劫。」
歐洲猶太人冒險家莫裏斯．柯恩（馬坤）因曾任孫中山保鑣，一直到一九七○年代還是周恩來統戰的座上賓。柯恩經曆了廣州暴動，目擊國共雙方的殺戮，他的傳記寫道：
共黨攻占反共的總工會會館，燒死一百多名工人。五百名農民運動積極分子來廣州城參戰，分散成小股在城內各處燒房子，搶東西，殺人......
一股武裝的農民和工人湧出一條窄街，有幾名苦力為他們挑著從店鋪和住宅搶來的財物。一個手上戴銬的商人被他們揪著領子跑......
中央銀行起火，共黨占據著消防隊，不準救火。他們搶劫銀行，火燒日本醫院。大火很快延燒開去。十五歲的女孩子們持槍把守碼頭，想搭汽船出逃的難民們要由她們搜查行李（四十年後文化革命時中共高幹子女紅衛兵揮舞皮帶任意打人，與此一脈相承）。
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也披露，廣州共黨事先擬有捕殺名單，持國民黨立場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學學生張資江，《民國日報》主編袁某就是這樣未經司法程序被當街私刑打死或者拖到暴動總部槍決的。傅斯年也在捕殺名單上，因為有人報信，他躲進別人家中得免遇難。刀下逃生的經曆，使他不再如以往那樣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終生憎惡中共。廣州暴動隻是中共武力奪取全國政權在一個城市的小規模預演，其血腥程度已震撼了傅斯年。十多年之後，他對中共人士說「你們處決我很容易，但我絕難尊敬你們」。在理論層麵，他對中共的運作方式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階級鬥爭”不過是中共掩蓋自己無止境權欲的麵具。中共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
一， 中國人恨西方人；
二， 窮人恨富人 （傅本人也恨富人，但不讚同中共解決財富分配不均的做法）；
三， 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
四， 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
五， 低薪雇員恨高薪雇員，無名者恨知名者；
六， 農村人恨城市人；
七， 子女恨父母；
八， 年青人恨長輩。
延安晤毛預見毛共坐大國無寧日
傅斯年留學時曾研習心理學，他認為，許多人在潛意識中很容易接受把這些仇恨和報複欲合法化的理論，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就投其所好，提供了發泄嫉恨的通道。
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大陸生活過的人，從曆次整肅運動中逐漸發覺毛是調動人性陰暗麵，製造人際仇恨為己所用的大師，而傅斯年早於一九三○年代已經洞燭其奸。除了從實際中觀察中共以外，傅斯年也注意中共享以宣傳鼓動的理論。一九三八年十月曆史語言研究所撤退入川，史語所學生張政烺陪傅斯年暫住宜昌等船，在掃地時發現傅斯年枕頭下有馬克思的《資本論》。張對史語所長讀共產書籍感到好奇，告訴了自己的同學何茲全。一九四七年六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傅斯年因嚴重高血壓赴美治療，隨身攜帶多本共產主義書籍，在養病之餘繼續研究這個正在席卷中國的思潮。
傅斯年政治上堅決反共，但在自己主持的史語所厲行學術獨立於政治，不幹預所內青年們的黨派認同。受過傅斯年恩澤的學子中有心儀中共的尹達，後來投奔延安，成為毛的曆史官員；有不諳政治的周一良，紅潮席卷大陸時誤信毛的蠱惑而上賊船；但也有許多人因自己頭腦清醒或者受傅斯年人格的感召而隨史語所遷台，在以後六十年中艱苦耕耘人文園地，不但維護史語所的世界聲譽於不墜，而且成就了自己個人的學術事業。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為國民參政員應中共邀請訪問延安，與毛交談並在城內參觀，近距離觀察了中共極權體製的實際操作和毛的帝王之誌。主客交談之間，毛表現出對古典低俗小說極為熟悉，這有利於他了解社會底層人群心態，因此煽動人群能得心應手。傅斯年親眼看到原本偏安一隅的毛記小朝廷已經坐大，深知其勢力越強，占地越廣，則危害中國越烈，預感抗戰雖然勝利，國事仍不樂觀。
隨蔣遷台決意埋骨於田橫之島
傅斯年的憂慮不出一個月就成了現實。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借對日宣戰出兵東北的機會幹涉中國內政，阻撓國民政府接收中國工業最發達的省份，同時以物資和武器大力援助中共。中共對內放手擴軍備戰，對外謊稱興趣隻在中國土地改革，無意加盟國際共產主義集團。美國決策者杜魯門、馬歇爾等輕信中共，停止支持國民政府，釀成大陸變色。因為這一決策錯誤，幾億中國人在以後幾十年中付出慘重代價，美國也在幾年後朝鮮戰爭中嚐到自己種下的苦果，為了阻止中共和北韓南侵，美軍傷亡十幾萬人。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倉皇撤出大陸，國民政府時期成名的文化人多數選擇留在大陸。傅斯年卻率領史語所大部分學人及圖書數據文物追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這時中共挾決勝大陸之威，積極準備借助蘇聯海空軍越海犯台，而美國卻宣布它的亞洲防務圈不包括台灣，使台灣變成了一個內缺有效防衛，外無國際支持的孤島。如果中共在台登陸，島上的人如不投降隻能蹈海，許多逃離大陸的文化人因此選擇香港或歐美而不去台灣。“時窮節乃現”，傅斯年在中共氣焰達到頂峰，國民政府命懸一線的時刻，寫下「埋骨於田橫之島」，表示了堅持自己政治選擇的決心。
知識分子助毛為虐晚年才醒悟
百年以來中國積弱，為內亂外侮所苦。中國人尋求救國良方，形成多種思想理念和政治派別。合法執政的國民政府和實行武裝割據的中共是兩個主要派別。國民政府標榜三民主義，許諾從軍政經訓政達到憲政民主。中共也以民主招徠，但實際操作是在蘇聯支持下武裝推翻國民政府。國人看到國民黨組織鬆散軟弱，施政也確有貪汙腐敗之處，而中共則師從列寧斯大林的暴力專製手段，以嚴密組織和蠱惑宣傳見長。兩害相權，那個為輕？中國知識人麵臨要在國共之間選擇的難題。一九三○和四○年代，不少涉世未深的中國知識青年，被中共激進口號所迷惑，讀了艾思奇等中共筆杆子的幾本小冊子，就自認學通了馬恩列斯學說，並尊為真理，決心追隨中共和毛以馬恩列斯的藥方救中國。這些青年為學力所限，極少讀過馬恩原著，當然不了解馬恩原著本身就有局限，也看不出列斯對馬恩已有篡改，更不知道毛對列斯的一套又加進了秦始皇的權術。他們助毛為孽幾十年，晚年才覺悟到自己的錯誤選擇。傅斯年的選擇有理論和實踐的深厚基礎，大不同於投共知識青年們的盲目和輕信。幾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在台灣已經還政於民，而中共在大陸許諾的民主仍遙遙無期。曆史肯定了傅斯年的選擇，大陸人民也正重新認識他的曆史地位。聊城鄉親深以先賢傅斯年為傲，率先突破了毛“欽定”的禁忌，為他修複祖居，立碑塑像。
以傅斯年與北大的淵源，和奠基現代人文科研的貢獻，各種紀念傅斯年的方式進入北大燕園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殿堂當可預期。近年來台灣民主使大陸專製政權如芒在背，當年武力犯台未成的中共卷土重來，使出導彈威脅和經濟引誘的兩手迫台灣就範。因此，傅斯年六十年前對抗極權專製的精神不但對今天大陸民眾，而且對台灣朝野仍有現實意義。
傅斯年小傳
（一八九六至一九五○）山東聊城人，字孟真。曆史學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一九二○年留學英國、德國。一九二六年回國，任中山大學教授、文學院長。一九二八年建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
一九四五年任北京大學代校長，開除日偽時期教職員。一九四五年七月以參政員身份訪問延安，與毛澤東長談。一九四七年發表文章批宋子文發國難財，宋因而下台。一九四八年任台灣大學校長。一九四九年台大四六事件，力保學生不被逮捕，一九五○年五月腦溢血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