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退守台灣60年 失敗者創造奇跡
(2009-10-05)
● 沈澤瑋 《聯合早報》台北特派員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被打到退守台灣，中國大陸200萬人渡海，加入了台灣在地600萬人口，這個大撤退被視為近代兩岸間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這些人或許不知道，他鄉就要變故鄉，他們或許不知道，這塊讓他們落腳的新土地，將譜寫兩個曆史會記住的奇跡——經濟起飛的奇跡和華人社會政治民主化的奇跡。
回顧過往一甲子歲月，台灣走來，其實和剛剛盛大慶祝過60周年國慶的中國大陸一樣精彩。
上個世紀50至70年代，當大陸還忙於政治鬥爭時，台灣正著手推動經濟發展，當大陸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半條命時，台灣卻因發展十大建設而脫胎換骨。
從農業、工商業到全球聞名的電子產業，從勞動密集工業到高科技產業，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台灣在過去60年經曆了典型的經濟轉型。60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區的成立，80年代新竹科學園出現，相隔十幾年，兩個重要的經濟座標凸顯了台灣的產業結構，成功升級換代。
經濟自70年代起飛後，台灣人也開始富起來了。1980年代中期開始，人均GNP（國民生產總值）每年成長1000美元，戰爭的失敗者在經濟上超越了勝利者。
而經濟發展的動力，部分就源自1949年湧到台灣的200萬個失敗者。他們雖給台灣帶來了資源緊張的問題，但也帶來了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人才和財力。從大陸到台的人才包括李國鼎、孫運璿、尹仲容、趙耀東等人，他們後來都成了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財力方麵，好些大陸或台灣出版的參考書籍都指出，國民黨1949年從大陸運到台灣的大批黃金、白銀和外匯，都是當年為台灣擺脫經濟危機的重要支援。
蔣介石還是勝利了？
另外，兩蔣的威權統治，加上美國提供的軍事、經濟與技術援助，也為台灣經濟發展創造重要的平穩安定條件。
前駐美代表陳錫藩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蔣介石如果稍微軟弱，台灣就垮掉了，因為“他可以帶了幾百萬美金跑掉”，而當年的威權統治雖然造成有的人吃了苦頭、被迫害，卻也給台灣提供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相對安定條件：“一團亂，恐怕老共就來了，恐怕就拖不到今天。”
在美國學者、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陶涵（Jay Taylor）眼中，當年蔣介石在大陸雖然輸給了毛澤東，但最後，也許，蔣介石還是勝利了。
陶涵在他今年發表的新書《蔣介石傳》（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中說，蔣介石退守台灣後，終於有機會好好進行建設，“在社會、經濟等方麵，為台灣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陶涵在書中下結論說，蔣介石如果泉下有知，“他會很高興看到中共以民族主義和儒家思想取代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社會”，“他會看到中共領導人主張儒家思想，就和他自己一樣，致力於把中國大陸塑造成一個井然有序、和諧、穩定的社會，並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個強大但平和的角色”，“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方向，是蔣介石的願景，而不是毛澤東的”。
陳錫藩認為，陶涵在書中的結論說明了，中華民國退守台灣60年，創造了一個成功的典範，而蔣介石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守住台灣，金門的古寧頭戰役是決定性的一戰，如果台灣淪陷了，共產主義來了，曆史就要改寫了。
至於為何蔣介石能在台灣做出成績，在大陸卻受挫，好些學者都指向關鍵的土地改革政策。從1949年開始的台灣土地改革，讓大量的無地農民成為自耕農，讓大量的富農和地主轉變成商人和持有股票的資本家，換句話說，土地改革讓農人有機會翻身，讓地主開始經營企業，這不隻穩住了國民黨政權，也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動力。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告訴本報，蔣介石可以在台灣落實土地改革政策，在大陸卻不能，是因為國民黨在大陸的時候，和地主豪紳有千絲萬縷的盤結，“改革要改革到自己人的時候，你就不能改了”，但是在台灣，國民黨沒有這樣的包袱。
先經濟、後政治，這樣的改革順序開始推進。在經濟改革有了成果後，台灣的社會力量興起來，中產階級的形成、都市化、中小企業、知識分子、留學人才歸來以及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壓力等等因素，都給台灣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創造了客觀條件。
民眾有迫切發聲的欲望，黨外運動冒起，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把黨外運動推向高潮，到了1980年代，民主化已成為一股無法抵擋的浪潮。
從父親蔣介石手中接過政權的蔣經國在1987年，也就是他過世前最後一年，意識到他不得不掀開威權的鍋子，讓鍋蓋下醞釀已久的民主蒸氣可以獲得釋放。而在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解除黨禁和報禁的前一年，台灣第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也在1986年誕生了。
大陸可否借鑒台灣民主發展模式？
不過，也有評論指出，要建立民主觀念與素養是需要長時間的沉澱，才能趨向成熟，但是台灣民主化的時間是被壓縮的，當民主的基礎還沒有穩住時，媒體自由空間就跟著大幅開放，1994年開始，廣電媒體逐步解禁，日後還發展出台灣媒體高密度的SNG現場連線奇觀。
民主一放收不回，亂像也跟著浮現。立法院立委打架掐脖子，選舉不隻是嘉年華會，還是民眾宣泄的出口，選舉頻密又耗錢，要贏得選舉就要有資源，逐漸形成了政商勾結的現象，政治獻金和權錢交易攪混在一起，好人才不願沾政治，讓政客壟斷了政壇，自成一體。
不過，對於台灣的民主是否在短時間內放得太快，太多，因而亂象多多，受訪學者都認為，這是年輕民主的特質，與民主化步伐快慢無關，台灣的民主進程還在發展當中。
陳錫藩說：“隻有民主和不民主的分別，如果說到哪一個階段要放多少，由誰來決定？如果是由一個有權力的人來決定，就變成威權了。”
他認為，民主製度還是優越的，而它的優點就是自己會調整，當立法院不斷打架，運作不下去的時候，一定會有人提出來要改善，可是獨裁製度就不行，人民不能推翻掌權者。
李酉潭則表示，台灣還沒有走完民主化的進程，什麽時候才完善，他說，時間點比較難預測，從事件上來說的話：“立法院要有機會輪替兩次，總統再輪替幾次，就更好。”
他說，政黨輪替是負責任的最好方式，而現在看到的是，台灣雖然總統是由不同政黨的人輪替，但是國民黨的立法院沒有輪替過，國民黨還是掌握龐大的社會資源，“正義原則、法治精神的核心價值還沒有形成”。
身為大中華地區第一個民主化的社會，台灣的民主還有完善的空間，而經濟的發展趨勢，則是隨著大陸的崛起而起了變化。過去雙方因意識形態而對立的兩岸，現在則是在經濟上找到互補地帶。
兩岸在經貿上走得更近，在生產上的的合作越發緊密，讓韓國備感壓力，當地媒體給還給兩岸聯手的生產鏈取了個Chaiwan的名詞，接下來，MOU、ECFA等等，都會加速兩岸經貿關係深化。
政治大學經濟係教授林祖嘉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景氣好，兩邊都好，景氣不好，兩邊都不好”，台灣經濟會接下來往服務業走，大陸服務業也站起來了，台商過去大陸工作的人也越來越多，“兩岸經貿的緊密度還會增加，這不是唯一，卻是很重要的關鍵角色”。
大陸現在成了全球矚目的經濟要角，國際地位大幅提升，不過一些台灣學者指出，大陸過去在推動改革開放的時候，其實還是學台灣的。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誌就認為，深圳特區是模仿高雄加工區。
那麽在政治上，台灣的民主發展模式是否也能夠成為大陸借鑒的對象？
大陸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去年在台灣政黨二次輪替後，在其博客中就高度讚揚台灣民主。他在《台灣新一輪政黨輪替的價值和意義》的文中說：“台灣地區選舉的經驗告訴我們，隻有實現民主，實現製度的轉型，才有可能跳出中國古已有之的曆史循環的怪圈。”
他說，凡是威權政府，最大問題不僅是難以解決自身合法性問題，而且難使社會回歸理性，“人與人之間的你死我活，使得原本威權時代積累的政治和社會精英，在動蕩中損失殆盡”。
具體操作上，陳錫藩認為，大陸可以像推動經濟特區那樣試驗民主，在一些經濟已經發展得不錯的城市如上海試驗民主選舉。李酉潭則認為，可以不必一下子把層次推高，先在二線城市試驗民主選舉就好了。
對於大陸一直對新加坡模式感興趣，李酉潭認為，不一定行得通，因為新加坡模式是全世界唯一的，因為新加坡小國寡民，領導人完全知道底下幹部在做什麽，中國大陸卻很大，山高皇帝遠，領導人不可能掌握。
他指出，因為國際壓力無法催促大陸民主化，中國大陸未來最大的衝擊就是來自台灣對它的催化，因為“台灣民主化如果走得屹立不倒，中國（大陸）人民就會思考，同樣華人世界。為什麽台灣可以，中國不可以？”
《聯合早報》
(2009-10-05)
● 沈澤瑋 《聯合早報》台北特派員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被打到退守台灣，中國大陸200萬人渡海，加入了台灣在地600萬人口，這個大撤退被視為近代兩岸間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這些人或許不知道，他鄉就要變故鄉，他們或許不知道，這塊讓他們落腳的新土地，將譜寫兩個曆史會記住的奇跡——經濟起飛的奇跡和華人社會政治民主化的奇跡。
回顧過往一甲子歲月，台灣走來，其實和剛剛盛大慶祝過60周年國慶的中國大陸一樣精彩。
上個世紀50至70年代，當大陸還忙於政治鬥爭時，台灣正著手推動經濟發展，當大陸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半條命時，台灣卻因發展十大建設而脫胎換骨。
從農業、工商業到全球聞名的電子產業，從勞動密集工業到高科技產業，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台灣在過去60年經曆了典型的經濟轉型。60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區的成立，80年代新竹科學園出現，相隔十幾年，兩個重要的經濟座標凸顯了台灣的產業結構，成功升級換代。
經濟自70年代起飛後，台灣人也開始富起來了。1980年代中期開始，人均GNP（國民生產總值）每年成長1000美元，戰爭的失敗者在經濟上超越了勝利者。
而經濟發展的動力，部分就源自1949年湧到台灣的200萬個失敗者。他們雖給台灣帶來了資源緊張的問題，但也帶來了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人才和財力。從大陸到台的人才包括李國鼎、孫運璿、尹仲容、趙耀東等人，他們後來都成了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財力方麵，好些大陸或台灣出版的參考書籍都指出，國民黨1949年從大陸運到台灣的大批黃金、白銀和外匯，都是當年為台灣擺脫經濟危機的重要支援。
蔣介石還是勝利了？
另外，兩蔣的威權統治，加上美國提供的軍事、經濟與技術援助，也為台灣經濟發展創造重要的平穩安定條件。
前駐美代表陳錫藩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蔣介石如果稍微軟弱，台灣就垮掉了，因為“他可以帶了幾百萬美金跑掉”，而當年的威權統治雖然造成有的人吃了苦頭、被迫害，卻也給台灣提供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相對安定條件：“一團亂，恐怕老共就來了，恐怕就拖不到今天。”
在美國學者、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陶涵（Jay Taylor）眼中，當年蔣介石在大陸雖然輸給了毛澤東，但最後，也許，蔣介石還是勝利了。
陶涵在他今年發表的新書《蔣介石傳》（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中說，蔣介石退守台灣後，終於有機會好好進行建設，“在社會、經濟等方麵，為台灣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陶涵在書中下結論說，蔣介石如果泉下有知，“他會很高興看到中共以民族主義和儒家思想取代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社會”，“他會看到中共領導人主張儒家思想，就和他自己一樣，致力於把中國大陸塑造成一個井然有序、和諧、穩定的社會，並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個強大但平和的角色”，“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方向，是蔣介石的願景，而不是毛澤東的”。
陳錫藩認為，陶涵在書中的結論說明了，中華民國退守台灣60年，創造了一個成功的典範，而蔣介石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守住台灣，金門的古寧頭戰役是決定性的一戰，如果台灣淪陷了，共產主義來了，曆史就要改寫了。
至於為何蔣介石能在台灣做出成績，在大陸卻受挫，好些學者都指向關鍵的土地改革政策。從1949年開始的台灣土地改革，讓大量的無地農民成為自耕農，讓大量的富農和地主轉變成商人和持有股票的資本家，換句話說，土地改革讓農人有機會翻身，讓地主開始經營企業，這不隻穩住了國民黨政權，也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動力。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告訴本報，蔣介石可以在台灣落實土地改革政策，在大陸卻不能，是因為國民黨在大陸的時候，和地主豪紳有千絲萬縷的盤結，“改革要改革到自己人的時候，你就不能改了”，但是在台灣，國民黨沒有這樣的包袱。
先經濟、後政治，這樣的改革順序開始推進。在經濟改革有了成果後，台灣的社會力量興起來，中產階級的形成、都市化、中小企業、知識分子、留學人才歸來以及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壓力等等因素，都給台灣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創造了客觀條件。
民眾有迫切發聲的欲望，黨外運動冒起，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把黨外運動推向高潮，到了1980年代，民主化已成為一股無法抵擋的浪潮。
從父親蔣介石手中接過政權的蔣經國在1987年，也就是他過世前最後一年，意識到他不得不掀開威權的鍋子，讓鍋蓋下醞釀已久的民主蒸氣可以獲得釋放。而在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解除黨禁和報禁的前一年，台灣第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也在1986年誕生了。
大陸可否借鑒台灣民主發展模式？
不過，也有評論指出，要建立民主觀念與素養是需要長時間的沉澱，才能趨向成熟，但是台灣民主化的時間是被壓縮的，當民主的基礎還沒有穩住時，媒體自由空間就跟著大幅開放，1994年開始，廣電媒體逐步解禁，日後還發展出台灣媒體高密度的SNG現場連線奇觀。
民主一放收不回，亂像也跟著浮現。立法院立委打架掐脖子，選舉不隻是嘉年華會，還是民眾宣泄的出口，選舉頻密又耗錢，要贏得選舉就要有資源，逐漸形成了政商勾結的現象，政治獻金和權錢交易攪混在一起，好人才不願沾政治，讓政客壟斷了政壇，自成一體。
不過，對於台灣的民主是否在短時間內放得太快，太多，因而亂象多多，受訪學者都認為，這是年輕民主的特質，與民主化步伐快慢無關，台灣的民主進程還在發展當中。
陳錫藩說：“隻有民主和不民主的分別，如果說到哪一個階段要放多少，由誰來決定？如果是由一個有權力的人來決定，就變成威權了。”
他認為，民主製度還是優越的，而它的優點就是自己會調整，當立法院不斷打架，運作不下去的時候，一定會有人提出來要改善，可是獨裁製度就不行，人民不能推翻掌權者。
李酉潭則表示，台灣還沒有走完民主化的進程，什麽時候才完善，他說，時間點比較難預測，從事件上來說的話：“立法院要有機會輪替兩次，總統再輪替幾次，就更好。”
他說，政黨輪替是負責任的最好方式，而現在看到的是，台灣雖然總統是由不同政黨的人輪替，但是國民黨的立法院沒有輪替過，國民黨還是掌握龐大的社會資源，“正義原則、法治精神的核心價值還沒有形成”。
身為大中華地區第一個民主化的社會，台灣的民主還有完善的空間，而經濟的發展趨勢，則是隨著大陸的崛起而起了變化。過去雙方因意識形態而對立的兩岸，現在則是在經濟上找到互補地帶。
兩岸在經貿上走得更近，在生產上的的合作越發緊密，讓韓國備感壓力，當地媒體給還給兩岸聯手的生產鏈取了個Chaiwan的名詞，接下來，MOU、ECFA等等，都會加速兩岸經貿關係深化。
政治大學經濟係教授林祖嘉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景氣好，兩邊都好，景氣不好，兩邊都不好”，台灣經濟會接下來往服務業走，大陸服務業也站起來了，台商過去大陸工作的人也越來越多，“兩岸經貿的緊密度還會增加，這不是唯一，卻是很重要的關鍵角色”。
大陸現在成了全球矚目的經濟要角，國際地位大幅提升，不過一些台灣學者指出，大陸過去在推動改革開放的時候，其實還是學台灣的。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誌就認為，深圳特區是模仿高雄加工區。
那麽在政治上，台灣的民主發展模式是否也能夠成為大陸借鑒的對象？
大陸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去年在台灣政黨二次輪替後，在其博客中就高度讚揚台灣民主。他在《台灣新一輪政黨輪替的價值和意義》的文中說：“台灣地區選舉的經驗告訴我們，隻有實現民主，實現製度的轉型，才有可能跳出中國古已有之的曆史循環的怪圈。”
他說，凡是威權政府，最大問題不僅是難以解決自身合法性問題，而且難使社會回歸理性，“人與人之間的你死我活，使得原本威權時代積累的政治和社會精英，在動蕩中損失殆盡”。
具體操作上，陳錫藩認為，大陸可以像推動經濟特區那樣試驗民主，在一些經濟已經發展得不錯的城市如上海試驗民主選舉。李酉潭則認為，可以不必一下子把層次推高，先在二線城市試驗民主選舉就好了。
對於大陸一直對新加坡模式感興趣，李酉潭認為，不一定行得通，因為新加坡模式是全世界唯一的，因為新加坡小國寡民，領導人完全知道底下幹部在做什麽，中國大陸卻很大，山高皇帝遠，領導人不可能掌握。
他指出，因為國際壓力無法催促大陸民主化，中國大陸未來最大的衝擊就是來自台灣對它的催化，因為“台灣民主化如果走得屹立不倒，中國（大陸）人民就會思考，同樣華人世界。為什麽台灣可以，中國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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