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的貨幣統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的貨幣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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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發布於中國經濟史論壇2003-6-30 2:23:20)


從中國曆史上看，每一個新興王朝在實現統一後的首要經濟措施就是貨幣統一。從現代政府來看，貨幣統一更是其獨立統一的前提和調控經濟的首要條件。新中國建立前後，黨和人民政府是在什麽條件下、怎樣實現貨幣統一的，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可惜這方麵的研究還很不夠，有待進一步深入。本文試圖對此作些初步論述，以期拋磚引玉。[1]

一、 舊中國貨幣混亂狀況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十分坎坷，從衡量國家獨立統一程度的貨幣發行和流通來看，在1949年以前，中國尚出於分裂、落後、政治經濟發展極為不平衡的混亂狀態。

清末以來，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解體，我國的幣製即開始陷入混亂狀態。1935年國民黨政府幣製改革以前，市場上除了銀兩、銀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銀行（主要為省行）、外國銀行、私營行莊也都發行過在市場上流通的紙幣（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據地和偽滿蒙政權發行的貨幣）。僅就銀元來說，就有鷹洋（因上有鷹的圖案而得名，又稱“墨西哥洋”）、龍洋（因上麵有龍的圖案而得名，清政府鑄造）、大頭銀洋（又稱“袁大頭”，上有袁世凱頭像，北洋政府鑄造）、船洋（因上麵有帆船圖案而得名，南京國民黨政府鑄造），此外還有英國、法國、日本過去發行的銀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鑄造的成色低的各種銀元，其種類達幾十種之多。

1935年國民黨政府的幣製改革，試圖結束混亂，實現貨幣統一，使我國的貨幣走上現代製度。但是不久爆發的日本全麵侵華戰爭，不僅使國民黨的貨幣統一落空，而且法幣（紙幣）的發行，反而為國民黨政府實行通貨膨脹政策提供可能。從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額增加了1445億餘倍。劇烈的通貨膨脹必然導致物價飛漲。打個比方，1937年6月，全國法幣發行量為14．1億元，此時如果一個人有12億元法幣（按兌換比價折合銀元 元），這筆錢幾乎等於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總量；但是到1942年，則變成中儲券（汪偽政權發行的紙幣，強迫人民按與法幣1：2的比價兌換）6億元，1945年10月又變成法幣300萬元（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在淪陷區按中儲券與法幣200：1的比價收兌中儲券）。而到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實行第二次幣製改革時（用金元券取代法幣，按1：300萬比價收兌），隻變成1元金元券了，按當時物價可買5升米；從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價又上漲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購買力隻相當於9個月前的0．000000155元，這時連一粒米也買不到了，一粒米的價格以變成130金元券了。[2]

如此劇烈的通貨膨脹，必然導致拋棄這種紙幣。抗戰勝利以後，在國民黨統治區，盡管國民黨政府實行幣製改革和禁止金銀、外幣流通，強迫人民將其兌換成國民黨政府發行的紙幣，但是並不能阻止金銀、外幣的廣泛流通。在城市，金銀、外幣實際上已經取代了金元券成為市場流通中的等價物；在鄉村，由於銀元、銅幣等硬通貨不足，以物易物在市場流通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糧食、布匹在許多地方成為市場交換的等價物。

劇烈的通貨膨脹也為外國貨幣占領我國市場打開了大門。除了美鈔、港幣廣為流通外，在市場上還流通著英鎊、法郎、叨幣（新加坡幣）、越幣、葡幣、印度盧比、緬幣等各式各樣的外幣，除蘇聯及東北亞國家外，幾乎周邊國家和華僑較多國家的貨幣在中國市場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場。據估計，在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在中國流通的美鈔約有3億美元，港幣約有5．8億港元。港幣發行量的半數流入了華南。

二、人民幣的誕生和關內解放區貨幣的逐步統一

1、人民幣產生的背景。

1947年7月，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這是中國革命的曆史性轉折，全國性勝利已經為期不遠。隨著中國革命轉入戰略進攻，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和山東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籌劃組建“中央銀行，發行統一的貨幣”的工作遂提上議事日程。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複華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指出：“目前建立統一的銀行有點過早，進行準備工作是必要的，至於銀行名稱，可以用中國人民銀行。”1947年11月，華北財經辦事處確定有南漢宸負責組織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經過一年的調研、協商、準備，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宣告成立（由原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並而成），並從即日起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人民幣”。當時確定發行人民幣的任務是統一各解放區的貨幣，同時作為新中國的本位幣。人民幣的發行方針是“適當穩定”。即要根據各地區生產和商品流通情況以及市場貨幣鬆緊的程度，有計劃地慎重地將人民幣投入市場。

2、關內解放區貨幣的逐步統一。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和人民幣發行以後，立即開展了關內解放區的貨幣統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華北人民政府關於建立中國人民銀行和發行人民幣的布告即指出：“於本年十二月一日起，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下稱新幣），定為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本位貨幣，統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幣違本位貨幣。新幣發行後，冀幣（包括魯西幣）、邊幣（晉察冀）、北海幣、西農幣（下稱舊幣）逐漸收回。”[3]

為了在貨幣統一過程中不使人民群眾的利益遭受損失，人民政府采取了“固定比價，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負責到底”的方針，有計劃按步驟地將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逐步收回。統一的辦法主要有以下兩種：

（1）固定比價，混合流通。1948年12月發行人民幣時，華北人民政府根據各解放區的物價水平，規定了人民幣與冀難幣、晉察冀邊幣、北海幣、陝甘寧商業流通券的合理比價，並停止了上述各地區貨幣的發行，要求各地銀行按照規定比價逐步收回上述貨幣。天津解放前後，華北人民政府再次公布人民幣對各解放區貨幣的固定兌換比價（有的是重申，有的是新規定）。例如：對中州幣是1：3；對冀南幣、北海幣、華中幣是1：100；對長城銀行券是1 200；對晉察冀邊幣、熱河省銀行券是1：1000；對西農幣、陝甘寧商業流通券是1：2000；對冀熱遼邊幣是1：5000。這些比價，與當時市場流通中形成的自然比價基本上是一致的。

采取固定比價、混合流通的過渡辦法，可使各地區之間原來被割斷的經濟關係得到迅速恢複和發展，既方便了群眾兌換和流通，也不致引起市場震動。但是，這種辦法又是靈活的。在平津戰役期間，為了適應站著的需要，中國人民解放軍曾規定暫準東北銀行券、冀南幣作為人民幣的輔幣在平、津地區流通，其他解放區的貨幣則不準進城流通使用。平津戰役勝利結束後，華北人民政府於1949年4月15日宣布：停止東北銀行券和冀南幣在平、津地區流通，並限期進行收兌。與此同時，華北人民政府與東北人民政府在山海關建立了聯合辦事處，掛牌兌換華北、東北兩地的貨幣，實行通匯，以便利兩個地區之間的往來。

（2）按規定比價全部收回各解放區行的貨幣。為了消除一些人擔心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過了兌換期限會停兌作廢的疑慮，，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南漢宸於1949年1月10日發表談話保證：“人民政府不但對人民銀行新幣負責，而且對一切解放區銀行過去發行的地方貨幣負責。將來我們收回地方貨幣的時候，一定按照現在所規定的比價收兌，兌到最後一張為止。”[4] 隨後，中國人民銀行對收兌各解放區貨幣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並規定凡持有解放區貨幣者，在兌換期限以後仍可到人民銀行按規定原比價兌換。以後，人民政府不但對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所發行的貨幣負責收回，而且對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銀行發行的貨幣、期票、公債也按合理的比價收回。

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過銀行業務、財政征收、貿易回籠等方式，陸續收回了關內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華北、西北、華東和中南大部分地區的貨幣已經統一為人民幣，為新中國的貨幣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收兌和肅清國民黨政權發行的貨幣

早在人民幣發行之前，各解放區即與國民黨政府發行的紙幣開展過有效的貨幣鬥爭。在1947年夏秋轉入戰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陽解放前這段時間，解放區的對敵貨幣鬥爭主要表現為排擠蔣幣，即限期禁止蔣幣流通，同時組織力量將蔣幣推向國民黨統治區換回物資。

1949年1月平、津解放以後，對蔣幣則以兌換為主，排擠為輔。1949年1月1日天津解放後，市軍管會立於16日頒布通告，規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10天，在此期間按人民幣對金元券1：6的比價予以兌換。2月2日，北平軍管會也發布通告，規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20天，在此限期內，人民群眾有拒用金元券及議定比價的自由。政府的收兌比價為1：10，但是勞動人民可以按1：3的優待比價每人兌換金元券500元。為了做好收兌工作，北平市人民銀行在市內設立了247處兌換點，組織了5000多人做收兌工作，結果僅用18天即順利完成了收兌工作，共收兌金元券8億多元。在兌換期內，人民政府準備了大批糧食、食油、煤炭等物資，源源不斷地運進天津、北平，使廣大人民可以用兌換到的人民幣購買生活必需品，不僅樹立了人民幣的信譽，也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在限期收兌金元券的同時，人民政府還采取了把金元券排擠出解放區的辦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規定，凡持有金元券10萬元以下者，可向人民銀行申請登記，開給金元券攜帶證，憑證可攜帶金元券到國統區；同時 放寬對進入解放區物資的限製，以鼓勵人民群眾把金元券運到國統區換回物資。

隨著金元券的迅速貶值，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區也將兌換比價不斷調低，收兌期限也越來越短，一般不超過10天。4月23日南京解放後，兌換比價為1：2500，期限為10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時，鑒於國民黨政府已土崩瓦解，人民政府遂采取了無限製無差別的收兌方針，規定人民幣與金元券的比價為1：10000，並在市內設立了369個兌換點，僅用7天即完成收兌工作，共收兌金元券36萬億元，占國民黨政府金元券發行總量的53%。

1949年7月，潰逃中的國民黨政府又在廣州、重慶發行“銀元券”，企圖最後一次利用紙幣劫掠大陸人民的財富。對此，中共中央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宣告，今後在新解放區，銀元券一律作廢，不再收兌；並號召國統區人民團結一致，拒用銀元券，從而加速了銀元券的崩潰。但是，在華南和西南解放以後，為了減輕人民的損失，人民政府還是限期收兌了銀元券。如重慶解放以後，軍管會宣布按人民幣100元兌換銀元券1元的比價收兌，僅10天即收兌完畢。共收兌銀元券1017萬元，折合人民幣101700萬元。[5]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後，解放戰爭改變了過去先解放鄉村後占領城市的辦法，而是隨著人民解放軍的迅速推進，首先占領處於統治地位的城市。而此時的江南廣大農村，由於對國民黨政府的惡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金元券、銀元券等紙幣基本被排斥，代之以銀元、銅元甚至以物易物。因此，江南解放以後，對農村來說，隻是人民幣如何去占領的問題。

四、禁止金銀計價流通和私相買賣

1、金銀計價流通情況及原因。

建國以前，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了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其發行的法幣、金元券等紙幣在解放戰爭後期信譽一落千丈，金、銀等硬通貨重新回到流通領域，尤其是銀元，由於過去曾廣泛流通、民間貯藏較多，遂重新成為市場上計價流通的主要貨幣，其需要量也越來越大。由於銀元自1948年以後逐漸成為主要流通手段，其價格也不斷上漲，速度往往超過一般商品。以上海為例：1949年1—5月批發物價上漲78307倍，而銀元則上漲了112971倍，黃金60682倍，美鈔80553倍。就全國看，銀元的價格是其本身價值的2至3倍，這在舊中國的曆史上是空前的。抗戰前一兩黃金可換110枚銀元，而1949年5月隻換30至40枚銀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後，由於解放戰爭正在進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於收入，人民幣也不得不實行逐漸膨脹的辦法，1949年4月底人民幣發行總量為607億元，7月底達到2800億元，11月達到20000億元，1950年2月底達到41000億元，3月份則達到49100億元，。雖然人民幣的流通範圍不斷擴大，但通貨膨脹仍然不可避免，從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統一財經後物價即下降），全國13個大城市批發物價指數上漲91．11倍；天津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麵粉、小米、小麥、20支紗、白細布五種商品價格綜合上漲103．7倍。由於人民幣幣值不穩，加上舊中國造成的人民不信任紙幣的心理，人們仍然願意使用和保存金銀等硬通貨。同時，國民黨政府的長期惡性通貨膨脹還造成了一個龐大的金融投機勢力，即當時所謂的“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據估計，1948年僅上海一地參與金融投機活動的人數就達50餘萬（主要為買賣金銀，即俗稱“黃牛”和銀元販子），北平市的街頭，也到處都是銀元販子。各大城市解放之初，眾所周知，這些金融投機勢力仍很活躍。因此，人民幣的主要對手不是國民黨發行的貨幣，而是金銀美鈔，尤其是銀元。

2、禁止金銀計價流通，嚴厲打擊銀元投機活動。

為了有效製止金融投機，使人民幣盡快驅逐金銀，占領市場，同時又不至引起人民幣過量發行，人民政府采取了禁止金銀流通和低價兌換的凍結政策。

為了製止金融投機，穩定物價，各地人民政府在頒布禁止金銀計價流通私相買賣的法令後，即組織行政力量和人民群眾嚴厲查緝金銀投機活動。 1949年3月4日，北平市軍管會查輯銀元黑市，在3天內拘捕銀元販子380人。而人民幣與銀元的最大較量則發生在江南解放以後的華東地區。早在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前，以南京、上海、杭州為重心的華東地區已經成為銀元的天下，金元券事實上成為銀元的輔幣。江南解放以後，金元券“不打自倒”，而盤踞市場已久的銀元則成為人民幣的主要敵人。

1949年6月初，江蘇、浙江城市以上海為為中心，金融投機分子掀起銀元漲風。上海的投機分子以證券大樓為大本營，利用電話網與全市各個據點進行聯絡，報喊行情，哄抬價格，從6月1日至10日的10天內將銀元價格抬高了兩倍，從而帶動了物價的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打擊銀元使人民幣占領市場陣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經過周密調查和部署，於6月10日頒布《華東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同時立即行動，在投機分子集中活動的高峰時刻，一舉查封了證券大樓，緝獲現行投機分子1000餘人，拘捕其中情節嚴重的200餘人，對其他的投機據點也一並取締。在此前後，人民政府還廣泛開展宣傳教育，發動人民群眾聲討銀元投機，堅決拒用銀元，取締了街頭巷尾的銀元黑市交易。終於使人民幣完全占領了市場。隨後，南京、武漢、杭州等其他大城市也開展了打擊銀元的鬥爭，並取得勝利。同年12月5日，廣州市人民政府組織了2000餘人，對地下錢莊和炒賣金銀、外幣攤檔（當地稱其為“剃刀門楣”）集中的地段進行了大清查，查獲地下錢莊170家、“剃刀門楣”498個，對1016個投機分子分別給予懲處或教育釋放。

在解決取締銀元買賣和嚴禁金銀計價流通的同時，各地人民政府還采取了由人民銀行掛牌收兌金銀的辦法。由於社會上金銀較多，為了不致因兌換而大量增加市場上的人民幣，加劇通貨膨脹，人民政府實行了低價凍結政策（西南地區解放以後，由於該區銀子較多而人民政府掌握的物資不夠多，為避免衝擊市場，索性暫時不予收兌金銀），即人民銀行的兌換牌價較大幅度低於黑市價格，從而使富人不願將手中的金銀去兌換人民幣而願意保存起來。但是這種低價也不是低到不合理的程度，同時也考慮到兌換者的利益，隨著物價上漲，幾次調高兌換牌價。到1949年底，上海收兌銀元108萬多枚，北京收兌22萬多枚。1950年3月物價趨於穩定以後，國家適當提高了金銀兌換比價，加上人民幣幣值穩定，國家收兌的金銀數量大增。以廣東省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兌黃金745．5萬兩（其中下半年收兌的占71．1%），銀元101．2萬枚（其中下半年收兌的占73．7%），純銀5323．6萬兩（其中下半年收兌的占98．2%）。[6]

3、促使人民幣下鄉，占領農村市場。

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劇烈通貨膨脹政策，紙幣迅速貶值，農村的抵製辦法就是拒用紙幣，在市場交換中使用銀元等硬通貨或者實行以物易物，糧食和布匹在許多地區成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前，解放戰爭是先解放鄉村並包圍城市，然後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貿易方麵，人民幣就先在鄉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幣占領市場、恢複城鄉交流，都是比較容易的。渡江以後，情況則不同了，由於我們是先占城市，後占鄉村，而城鄉均是銀元市場，鄉村非但不能幫助城市推行人民幣，而且本身人民幣的推行也十分困難。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區，由於人民幣也在貶值，鄉村中的實物交換所占比重也較大。如果說在城市解放後，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銀流通，使人民幣迅速占領了市場；那麽對於幅員廣大的新區農村來說，以經濟手段為主使人民幣占領並擴大市場則是最佳選擇，因為行政命令為主不僅實施成本過高，而且會導致實物交換比重的增加。經濟手段的有效實施是以人民幣幣值基本穩定為前提條件的，因此，人民政府采取的促使人民幣下鄉措施和人民幣真正深入廣大農村、占領農村市場，則是在1950年3月統一財經之後。政府促使人民幣下鄉的經濟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稅收，即政府在鄉村征收的各種稅費，除公糧外，一律征收人民幣，以促使人民幣的流通；二是通過農貸和押匯（埠際押匯和進出口押匯），使人民幣深入農村；三是通過大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即鼓勵工業品下鄉和大量收購農副產品，使人民幣取代銀元和實物交換，占領農村市場。經過1950至1951年的上述財政、金融、貿易三大經濟手段的促進，銀元基本退出市場，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為縮 小，人民幣終於深入到農村。據個別調查，1950年3月統一財經以前，人民幣尚未占領新解放區農村，老解放區農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據人民銀行總行估算，農民持有的人民幣已達11萬億元，占當時人民幣流通總量的40．4%。[7]

4、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耐心等待、穩步前進的政策。對於少數民族地區，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則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顧到少數民族的利益和習慣。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決定在少數民族地區，應照顧少數民族群眾長期形成的心理和習慣，暫準行使銀元，待條件具備後再逐步用人民幣收兌。例如同年8月西北軍政委員會製定的“管理銀元辦法”（經中財委批準）即規定：（1）甘肅大部、寧夏、青海部分地區仍應繼續堅決貫徹禁絕銀元流通的既定政策，僅甘肅拉卜楞區、寧夏阿拉善區、青海西南部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暫準銀元與人民幣同時流通，然後再逐漸以經濟為主輔助人民幣市場的擴大，俟條件成熟時（可能需要數年）再行禁止銀元。（2）在暫準銀元流通的地區，為了加強政府對銀元的統一掌握與管理，可考慮有人民銀行領導成立（吸收當地有威望人士參加）“貨幣交易所”按照當地銀元與人民幣的市價進行集中的自由交易，以解決持有人民幣或銀元者相互需要之困難。如該地區銀元缺乏，隻準人民銀行有計劃以匯兌方式向該區調劑，其他公私單位都不準自由攜往。（3）暫準銀元自由流通地區的國營貿易公司及其他國營企業（郵政、交通等）和稅務機關一律禁止收受銀元，以支持人民幣流通範圍的穩步擴大；但是國營貿易公司收購土產時，視具體情況，可用銀元。（4）為了推行人民幣下鄉、組織經濟力量、削弱銀元流通的市場基礎，國營貿易公司和人民銀行必須盡力擴大業務。（5）在銀元暫準流通區與禁止區的交界地帶，應加強銀元的緝私工作。[8]

1953年初，西南暫準銀元流通的少數民族地區（不包括西藏）銀元價格下跌、幣直不穩，人民幣流通範圍開始擴大，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政府可以選擇的辦法有以下兩種：一是沿用所采取的辦法，繼續壓迫銀元價格下降，然後一次收兌或隻收進不放出，肅清銀也流通；二是在目前基礎上，通過穩定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價來穩定貨幣市場，以開展物資交流，從而使少數民族逐漸轉變喜愛硬幣心理，建立人民幣威信，在將來條件完全成熟、少數民族完全同意的情況下，才水到渠成地統一貨幣。1953年2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建議中央采取後一種辦法，3月7日中央批複同意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報告，提出：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金融、貿易政策應采取穩步前進而對少數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層分子）有利的方針。切忌躁進，尤不可將內地辦法搬進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並要求其他混合使用銀元和人民幣的少數民族地區，亦照此報告合理調整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價。

五、嚴禁外幣在市場上流通，加強外匯管理

如前所述，舊中國貨幣混亂、外國貨幣廣泛流通，特別是解放戰爭後期，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貨幣信用崩潰，美鈔、港幣等外幣更是成為流通領域的主要計價手段之一。美鈔主要流通於北平、天津、上海、武漢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為最多；港幣則主要流通於華南地區，廣東、福建等地，幾乎是港幣的天下。

針對上述情況，各地解放後，人民政府立即加強了外匯管理，製定了外匯管理辦法，禁止一切外國貨幣在中國市場上流通。同時還規定：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僑民，凡持有外國貨幣者，必須在限期內，按規定牌價到中國人民銀行或其指定機構兌成人民幣，或者作為外幣存款換取外匯存單；因公務或旅行進入中國國境者所持有的外幣和票據，必須在中國人民銀行設在邊境的兌換機構兌成人民幣或作為外幣存款；一切外匯業務，包括國際貿易結算、國際匯兌、外匯買賣，都必須由中國銀行辦理或在其監督下由指定的銀行經營。

收兌外幣的工作，大致分為兩個階段。1949年初平、津解放到建國前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兌華北、華東、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幣，以美鈔為主；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到1950年底為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兌廣泛流通於華南城鄉和西南邊疆地區的外幣。

在第一階段，人民政府一方麵嚴厲取締外幣黑市買賣，另一方麵則采取折實存款的辦法，吸收外幣存款，由於行政手段和經濟杠杆雙管齊下，效果較好。到1949年底，天津兌入103萬美元、97萬港元、其他外幣折合120萬美元；上海則兌入758萬美元、149萬港元，吸收各種外匯、外幣存款共計1242萬美元、572港元、65萬英鎊。[9]

在第二階段，以驅逐和收兌港幣為主的禁止外幣流通工作更為艱巨。在1949年10月廣州解放至1950年2月，為了把港幣迅速逐出市場，人民政府對港幣采取了堅決肅清、排擠為主、兌換為輔的方針（因港幣數量巨大，如大量收兌將會引起物價暴漲），將港幣打入黑市，以促使其回流香港和海外。 1949年11月18日，廣州市軍管會宣布：人民幣為合法貨幣，凡完糧納稅以及一切公私款項收付、物價計算、賬務票據契約，均須以人民幣為計算及清償本位，嚴禁外幣流通使用，但是由於港幣流通普遍、深入農村，兌換尚需時日，暫準按人民銀行的牌價使用。同時，人民政府還開展了拒用外幣的宣傳教育運動。為了打擊港幣黑市，穩定金融局麵，人民政府於12月4日對地下錢莊、剃刀門楣進行了大掃蕩，查獲地下錢莊170家、剃刀門楣498檔沉重打擊了港幣黑市，把港幣與人民幣的黑市比價由12月4日的1：3333元壓低到12月10日的1：1540元（同期人民銀行牌價為1：1500元）。鬥爭的結果，確定了人民幣為市場流通中的唯一合法貨幣；鏟除了港幣黑市的據點——地下錢莊、剃刀門楣；並對人民群眾進行了拒用外幣的宣傳教育。

1950年2月以後，由於人民幣流通範圍擴大，同時交通的恢複也使政府掌握了較多的物資，基本具備了禁止港幣流通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1950年2月3日，廣州市軍管會宣布：禁止港幣流通使用。與此同時，人民銀行將兌換牌價提高，以利收兌；並頒布優待外幣存款辦法，準許外幣存款移作自備外匯或按優待僑匯的牌價支取人民幣。隨後，廣東也先後宣布禁止港幣流通。1950年3月統一財經以後，由於實行“三平”政策，物價幣值都趨於穩定，港幣黑市比價已為人民銀行的牌價所控製，人民幣已經完全占領了城市市場。這個時期貨幣統一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大量收兌港幣、組織人民幣下鄉。以廣州市為例，3月中旬以後每日的港幣收兌量比3月中旬以前每日最高量增加了100倍。僅1950年一年，廣東省就收兌港幣9211．3萬元、美鈔71．65萬元。據估計，到1950年9月底，停留在華南民間的港幣已不到原來的五分之一，人民幣已經完全占領了城鄉流通市場。


六、中國大陸貨幣統一的實現

1949年至1950年的貨幣統一行動，並不是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它隻是集中於關內的廣大地區，而對較早解放的東北、內蒙和剛解放的新疆並沒有實施貨幣統一，三個地區仍然行使其原有的地方貨幣，中央人民政府沒有急於實行全國貨幣的統一。這個決策是相當英明正確的。

1、東北和內蒙地區的貨幣統一。

1949年和1950年初，關內廣大地區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而開展了貨幣統一，同時人民幣也因戰爭原因而不斷貶值，解放區的物價呈現出較大幅度的波動。而此時的內蒙和東北則因解放較早（內蒙於1948年 月全境解放，東北則於1948年11月全境解放），提前進入國民經濟恢複階段，物價基本穩定下來。以東北為例，1945年12月至1948年12月，東北解放區的物價上漲422倍，而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按10城市的批發物價計算，其上漲幅度僅為62%，其中旅大地區的物價總水平還略有下降。如果用幣值尚未穩定的人民幣取代東北、內蒙的地方貨幣，勢必要造成兩地的物價隨關內物價波動，從而對兩地的經濟恢複產生不利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並沒有為減輕通貨膨脹的壓力而急於將人民幣的流通範圍擴大到東北、內蒙，而是從全局出發，保護已經進入全麵經濟恢複階段的兩個地區不再遭受通貨膨脹之害。

1951年3月，經過統一財經、調整工商業和擴大城鄉交流，國家財政實現平衡，人民幣幣值穩定，並經受住了朝鮮戰爭的考驗。此時，貨幣統一不但不會給上述兩個地區的經濟造成不良影響，而且會給兩個地區與關內廣大地區的交流提供方便。貨幣統一的條件已經成熟（在此之前，東北人民政府於1950年5月收兌了旅大地區發行使用的“關東幣”）。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3月20日發布命令，宣布自 4月1日起，用人民幣按1：9．5元的比價，收回東北銀行和內蒙古人民銀行發行的地方流通券，並將東北銀行和內蒙古人民銀行改組為中國人民銀行的下級機構。為了做好這項工作，避免因收兌引起物價波動，中央和東北、內蒙地方政府都作了充分的物資和資金（黃金）準備。

東北和內蒙地方流通券的回收分兩個階段進行。4月1日至4月30日（內蒙至5月31日）為第一階段，在此期間一方麵收兌，一方麵仍允許東北和內蒙地方流通券流通，以保證生產和交換正常進行。5月1日至31日（內蒙為6月1日至7月31日）為第二階段，在此期間，停止東北和內蒙地方流通券流通，可無限製兌換。這次貨幣統一由於人民幣幣值穩定和準備充分，進行的非常順利，沒有引起社會震蕩和物價波動，得到了關內外人民群眾的同聲讚揚。就東北來看，從4月1日至6月底（為照顧偏僻地區，政府將兌換期限延長至6月底），共收回東北幣154527億元，占東北幣發行總額（162000億元）的95%以上，估計其餘5%的大部分在出國誌願軍或偏僻地區的農民手中，另外也有相當數額可能在流通中破損而無法兌回。對於還保留在個人手中的東北幣 ，政府決定繼續收兌，以使這部分人免遭損失，同時也能提高國家威信。在收兌東北幣期間，為了消除部分人對人民幣幣值的顧慮，東北人民政府除了準備大量商品供應市場外，還經中央政府同意，在市場上大量拋售黃金以穩定金融（一些人怕人民幣貶值，願意保存黃金），結果使黑市的黃金價格由4月初的人民幣147萬元一兩跌至5月份的人民幣130萬元一兩，使得不少人又轉而向國營金店出售黃金以換回人民幣。

2、新疆地區的貨幣統一。

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以後，為了避免社會震蕩，維持新疆的穩定，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新疆繼續發行和流通新疆省銀元券，並以銀元券統一了新疆的幣製（以銀元券收兌了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個地區流通的三區期票）。但是，新疆和平解放以後，銀元券的發行量卻大大增加，1949年底銀元券的發行額為2500餘萬元，而到1950年底，則達到9億元。新疆當時人口不足400萬，除遊牧區外，實際使用貨幣人口不過300萬，每人平均貨幣數量較東北及關內其他地區高出5倍。新疆之所以靠大量增發貨幣彌補財政赤字而沒有釀成金融波動，是因為有人民幣的支持，即新疆省銀元券與人民幣的匯率訂得較低（先是1：500，後為1：450）。結果產生匯兌上的大量出差。新疆解放一年來，新疆對國內其他地區匯出8億多元，匯入4億多元，因而增加人民幣發行2000億元以上。這種匯差表現出以下三點不合理：一是匯率較低，新疆依靠無限製的匯兌從國內其他地區大量廉價工業品，使烏魯木齊的價格下跌50%，造成不合理的低物價；二是占壓了國內其他地區人民銀行的大量業務資金，在1951年銀行資金緊張而又不能無限製擴大發行的情況下，影響了人民銀行的正常業務。三是人民銀行以2000億元人民幣兌換了4億元新疆幣，實際上是人民銀行以2000億元人民幣補貼了新疆的財政開支，這種以匯差補貼地方財政的辦法對中央和新疆的宏觀經濟管理都是不利的。在這種情況下，1951年4月，中央決定停止新疆省銀行繼續發行銀元券。隨後，經過充分醞釀和準備，又在1951年10月1日，即建國兩周年之際，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在新疆發行有維吾爾文的人民幣，在全國流通，同時停止使用並限期收回新疆省銀行發行的銀元券。

3、西藏地區的貨幣統一。

至於西藏，則情況更為複雜，貨幣統一的難度也更大，直至1962年5月才完全確立了人民幣作為唯一合法貨幣的地位。

1951年5月和平解放以後，按照正常情況，從這時起，就應該停發和收回原西藏地方政府發行的“藏幣”，以全國統一的人民幣作為法定貨幣。但是，由於多年來反動中央政府的民族歧視和西藏地方政府中少數親帝國主義分子的欺騙宣傳，藏族群眾對我黨的政策還不了解，多年來形成的民族隔閡還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西藏人民對人民幣也還要有一個接受和習慣的過程。為了取得藏族人民的信任，為人民幣在藏流通創造條件，黨和中央政府采取了等待的辦法。與此同時，進藏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根據和平解放西藏協議，進軍西藏，鞏固邊防）遵照中共中央“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一切購買活動全用藏族人民信任的銀元（“袁大頭”）支付。在藏暫時使用“袁大頭”，是為了照顧西藏人民的交換習慣，同時也是向將來統一使用人民幣的目標邁出了第一步。進藏部隊使用“袁大頭”，不僅暴露了藏幣的弱點，對多年來信用較低的“藏鈔”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且促使藏族人民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加強了民族團結，保證了部隊供給。

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為了解決西藏地方政府財政入不敷出、“藏鈔”因超發而大幅度貶值的嚴重問題，由西藏地方政府在京官員和達賴喇嘛擬定了一個解決方案，即：停發藏鈔，由中央人民政府補貼西藏地方政府的財政赤字（每年約60—70萬銀元），另外，再由中央政府借給西藏地方政府400萬銀元用來收回藏鈔（藏鈔發行總量約值400萬銀元）。中央政府原則上同意了這個方案。中央政府的思路是：將來必然會統一使用人民幣，但是我們照顧到西藏人民偏愛銀元的心理和習慣，在過渡期間，先用銀元收回藏鈔，等大家習慣於使用人民幣之後，再將人民幣與銀元同時流通，最後過渡到單一使用人民幣。但是這個方案卻因葛廈的反對而被擱置。

1959年3月，在西藏少數上層分子發動武裝叛亂後，國務院下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藏幣迅速貶值。根據西藏人民的要求和實際需要，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於7月15日頒布關於在全區普遍發行使用人民幣的布告，規定人民幣為法定本位幣，與“袁大頭”按1．5：1的比價一起流通使用，任何人不得拒絕收受和貶值使用。8月10日，鑒於藏鈔繼續流通弊多利少，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又頒布了在全區廢除和收兌藏幣的布告（包括藏鈔、藏銀幣、藏銅幣）。

行使人民幣和收兌藏幣的工作，拉開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序幕。民主改革之後，鑒於西藏人民對使用人民幣已經完全習慣和充分信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於1962年5月10日頒布《西藏自治區金銀管理和禁止外幣、銀元流通辦法》。至此，中國大陸的貨幣統一終於實現。

結束語

從以上敘述可以看出，建國初期的貨幣統一並不是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就順理成章、一蹴而就的，它經曆了艱苦的鬥爭，曆時10餘年，在政策和策略方麵基本沒有失誤的前提下才實現的，從它的難度和意義來看，這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一次貨幣統一。它不僅結束了中國清末以來50餘年的貨幣混亂狀態，成為國家獨立統一的重要標誌；而且實現了我國由傳統的舊貨幣製度向現代貨幣製度的轉變，為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這場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貨幣製度變革，不僅至今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生著重要影響，而且也給我們今天的經濟工作和民族工作提供了寶貴的曆史經驗和啟示。

[1] 本文所用的人民幣數字，均為1955年幣值改革前的舊幣值，即舊幣值的1萬元等於新幣1元。
[2] 葉善篷：《新中國價格簡史》，第18頁。中國物價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3] 轉引自《當代中國的金融事業》，第3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4] 《人民日報》1949年1月13日。
[5] 《重慶金融》下卷，第7—8頁。重慶出版社1991年出版。
[6] 廣東省人民政府調查統計委員會：《1950年廣東綜合統計》，1951年5月。
[7] 中國人民銀行黨組：《關於目前貨幣流通情況與一九五三年貨幣發行問題的報告》，1953年3月18日。
[8] 西北軍政委員會：《關於少數民族地區銀元流通問題的請示》，1950年8月11日。
[9]《當代中國的金融事業》，第4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武力）


武力簡曆

　　武力，1956年11月生，中共黨員。1975年高中畢業於北京市安德路中學；1975年3月至1976年12月在北京市延慶縣插隊；1976年12月至1977年在北京市鐵路局電務段工作。1977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1981年畢業獲曆史學學士學位；1981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係，1984年畢業獲法學碩士學位；1984年12月至2008年10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從事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工作。先後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學術委員會委員、院重點學科帶頭人；研究生院經濟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其間於1997年在荷蘭萊頓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08年10月調入當代中國研究所。

主要社會兼職：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兼中國現代經濟史專業委員會會長。

主要研究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曾經參加和主持多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際合作項目和院重點項目。主要學術成果：曾編輯多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主要代表作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主編)、《意氣風發－1956年的中國》（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大事輯要》(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一卷（合著）、《解決“三農”問題之路——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政策史》（主編）、《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合著）、《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研究》（獨著）、《從蘇南模式到科學發展——江蘇無錫玉祁鎮調查報告》（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重點教材：《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簡史》（主編）。

主要學術論文有：《沒收官僚資本過程中的界定問題》、《建國初期的股市和建立長期資金市場的設想》、《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合作社效益變化剖析》、《中國與歐美政府經濟職能演變的曆史比較》、《我國農業經營規模的轉變曆程及其發展趨勢》、《建國前後的貨幣統一》、《1949—1978年剪刀差差額辨正》、《中國計劃經濟的重新審視與評價》、《論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工業化與市場化——西歐現代化與中國現代化比較研究》、《中國工業化路徑轉換的曆史分析》、《1949～2002年中國政府經濟職能演變述評》、《中國共產黨“三農”認識的曆程和啟示》、《農村基層政權職能與農民負擔關係的曆史分析》、《試論1949年以來農業剩餘及其分配製度的變化》、《資本主義全球化與中國應對戰略的曆史演變》、《1953年的“修正稅製”及其影響》、《1949年以來工業化的“輕、重”之辨》（合著）、《中國實行“反哺”的宏觀經濟條件分析》、《1949-2006年中國城鄉關係演變的曆史分析》。其中多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